拿破仑说，有两个扛杆推动了社会和人类前进：人的恐惧感和自私心。人的自觉性、上进心多是因为恐惧感和自私心作用的结果。因为恐惧，我们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出格。“打”在有时候是教育孩子的有效方法之一，但这个“打”绝不是指棍棒教育，而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暴力约束，也是爱的呵护的另一种形式。
　　读小学一年级时，只要老师布置作业，我总能最先完成。我拼命地完成作业，为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去开心地玩。那时很多同学都是认认真真、一笔一画地完成自己的作业，而我已经学会用“龙飞凤舞”的招式了。老师开玩笑地提醒我：“春，你还没学会走，就先学会跑了。”
　　老师的辈份比我小一辈，按族里的规矩要叫我叔叔，但因为小时候常常受到他妈妈的照顾，所以我从没在意过他叫我什么，也听不进他那玩笑式的奉劝。
　　终于有一天，老师忍不住拿着他的教鞭“啪”地打在我的小手上，我“哇”地一声，眼泪夺眶而出。从此，我再也不敢在作业上使招式了，而是乖乖地一笔一画写字。
　　前些天中午，与一些老师聊到现在学生的汉字书写，我也联想到一些老师的字，感到令中华民族蒙羞。汉字是一个人的脸面，也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表现，至少我感觉没有令自己的家族蒙羞，也没有让祖国贻羞，感谢老师的这一鞭子，他让我牢牢记住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恐惧和害怕。
　　打学生和孩子也许是爱的极端方式，在教育中偶尔也需要以极端制止极端。
　　调皮捣蛋已经成了我的代名词，尽管如此，老师们还是特别喜爱我。小学四年级的一天上午，上课铃响，我仍在教室里上窜下跳，班主任余老师进来了，我“嗖”地一下以闪电般速度回到了自己的座位。这时，一位女生指着我向余老师告状：“老师，他欺负我。”
　　余老师恨铁不成钢，命令我站起来。
　　“老子不要你管。”我不知道谁给了我如此之大的勇气。
　　“啪”，一个清脆的耳光，打在我厚厚的脸皮上，全班顿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下课后，余老师也没有去理会和安抚正处于伤痛中的我，似乎打算让我一个人独自品尝这伤痛的滋味，慢慢地反思自己的失当行为。
　　当时正在学校任教的姑姑找到我问：“疼吗？”
　　“不疼。”
　　“我已经说过余老师了。”
　　“姑，是我不好，没听余老师的话，也没有礼貌。”
　　我相信姑姑的心里当时一定是暖暖的，后来这事情她并没有告诉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也逐渐成了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我想，如果没有余老师那一巴掌，也许至今我也不会明白什么是尊师重道。上大学后，我去拜访过余老师，表示对她的感激，我知道余老师十分疼爱我，她一直把我当作一个优秀的孩子、弟弟。我当老师后再次去她家拜访过，可她已搬到省城去了，但一直以来，她娇小的身材都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现在我做老师已经有二十几个春秋了，也遇到过像我当时一样的学生。在现代教育的一些理念影响下，学生的嚣张程度一代更比一代强，两三代人教育一个孩子，溺爱成了腐蚀家庭教育的代名词，传统的礼仪秩序也被孩子挑战到了底线。病态的学生越来越多了，个人的私欲在永远得不到的满足中膨胀，为了珍惜奋斗了十几年、来之不易的饭碗，我们老师从无可奈何到越来越姑息，一代又一代的传统道德和法制规范在不规范的教育中滑坡。
　　教育需要爱，上述两个案例中的老师都很爱我，但他们没有姑息和包容我的错误。很多时候，包容教育的实质就是纵容再犯错误。教育允许犯错误，但绝不是纵容错误。我之所以有后来的转变，我想这完全是因为我的“恐惧”约束了我的行为，让我得以改正错误，有了后来的进步。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北京师范大学东莞石竹附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