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日知录》萃集了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三十年的治学精华。此书除了刊刻本之外，还有清初雍正年间抄本，保留了《日知录》未经避讳删削的原貌，仅有三四部存世，珍贵异常。陈垣先生对于《日知录》抄本素来重视，而清人吴骞旧藏、陈鳣朱批的抄本《日知录》，也终于为陈垣所获。
据安徽大学出版社编辑彭君华披露，陈垣搜集了各种版本的《日知录》：“援庵先生搜罗了《日知录》的所有版本：康熙九年初刻的八卷本，亭林元本，康熙三十四年潘耒编订的三十二卷本，道光十四年黄汝成的集释本，各种抄本。”（《采山之铜 刮垢磨光——陈垣先生〈日知录校注〉编后》，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二00八年第二期）
“亭林元本”所指就是《日知录》的清抄本，傅增湘、潘承弼诸藏家苦寻不获，惟有张继曾得一部，后被带往台湾。在民国年间，抄本《日知录》“北平只有一本”，所幸后来又找到一本。陈垣述说当日之情形：“张继先生曾得一抄本，我与之争买，彼以重价买之。彼以国朝元老，以三十元买之，我一寒士未能得之。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作《日知录校记》，即以此本校之。此本已与黄本不同，黄氏以目录校之。我所得者为吴骞（兔床）所藏，其后为陈鳣（仲鱼）所藏，得之后我‘跳起三丈高’。此为文学家语。此本与张溥泉（继）所藏正同。五个之中有重复者，或皆在黄汝成三本之一。潘耒、黄汝成所删改者及分卷不同，皆可知之。”（陈垣著、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二0一四年版）“跳起三丈高”的夸张说法，可以想见其喜出望外之态。
陈垣治学与《日知录》关系极深，他首倡“史源学”，在学术研究方法与古籍整理方法上贡献最大，其方法即从整理《日知录》而出。李瑚在听讲笔记中写道：“《日知录》所引之书，皆先记于本中，不找到原书不能标点。”“点句、抄书找出处。不说明用古人句而置己文中作为己言者，次之。最要者为说某书之语，然后找其书找其句而对之。亭林先生为清代学者第一流，用今日引书法衡量，尚有不精密处，然不可厚非古人，正应以此看古人引书之法。”（《李瑚听讲笔记》，载陈垣著、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二0一四年版）
赵光贤教授也回忆说：“[ 陈垣] 先生在[ 辅仁大学] 研究所开的一门课，名‘清代史学考证法’，办法是教我们读《日知录》。同学五六人，每人买一本《日知录》，从卷八开始（卷八以前是关于经学的，先生从不搞经学，故从卷八开始），要我们自己读，主要工作是要我们将书中每条引文都找出原书查对一遍，并写出笔记。查原书出处，有的很容易，比如在正史里，有的则很难，比如只有一个人名，年代、籍贯、行事、著述全不知道，简直像大海捞针。我们每读一卷，即翻检群书一遍，然后写出笔记。记得一次查一条故事，我走了‘捷径’，翻一下《辭源》，说见《说苑》，一查《说苑》，果有此条，即写见《说苑》某篇，自以为得计。先生看了说，不对。这条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在前，《说苑》在后，所以应写见于《吕氏春秋》某篇，不能用《说苑》。”（赵光贤：《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载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版）
陈垣的《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二00七年版），最为显著的特色在于倡导史源学的研究整理方法，详细分辨引文，加以清晰的现代引号。但其书实为陈垣先生遗著，底本不佳，整理者有陈乐素、陈约之、陈祖武、陈智超、陈致易，五人先后易手。《出版前言》说，陈氏自著“历时近三十年”而全书整理“历经三代人八十多年的努力”，此语可以理解为谨严卓绝，也可以理解为凌乱断续。因为陈垣生前虽有“史源”的目标，却并没有在底本上加注引号，而整理者又没有细核原文，脱漏之处、标点及常识性错误不少，所以校注的效果可谓恰与“史源”目标背道而驰。
读陈垣《日知录校注》一书，有两点疑问。第一，陈垣先生自己收藏过《日知录》的三十二卷抄本，特别注意以符山堂八卷本，核校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并且对西谿草庐《日知录集释》刻本非常了解，但是他校注《日知录》却选择了民国元年重刊的《日知录集释》作为底本，这与校注古籍惯例极不相称。
第二，《日知录校注》书首附有八页原书照片，题为“陈垣先生手批《日知录》”，可见原书有圈点、旁批、眉批，但是绝无序跋、凡例、整理说明。实际上此书不仅应当注明是陈垣的遗著，而且是他的未定稿。修改格式，加现代标点，复查原书引文，标注引文出处，都出自后人之手，如果认为陈先生本人并无校注《日知录》之事，似也可以说得通。
陈垣得到抄本《日知录》的时间当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之间，此时他在辅仁大学校长任上。关于陈先生在这段时间的境况，有两种颇为矛盾的记述。陈智超说：“抗战八年，祖父一共写了七本有战斗性的著作，是他一生中学术著作最丰盛的时期。”（陈智超：《励耘三代学谱》，东方出版社二0一三年版）牛润珍、桑兵说，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陈垣思想上苦闷彷徨，政治上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学术研究进入低潮，“ 三年内他一篇文章都没写过，为了应付报刊的约稿，只发表过一些旧稿短文”（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84 页;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引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00一年版，205 页）。
陈垣所藏的抄本《日知录》上面，盖有“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印”方形朱印，阴文、阳文各一方，大小相同。抄本共有八册，各册首尾均有印文，阳文加于册首，阴文加于册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于一九二五年在北平成立，下设东方研究所及图书筹备处。一九四六年，图书筹备处藏书移交给民国政府教育部，教育部转拨给历史语言研究所，共计一万五千四百二十部。
陈垣是怎样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中单独抽出抄本《日知录》一种，以及他的《日知录校注》为何不用这部抄本校勘，并且对珍藏抄本一事很少提及， 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傅增湘曾任图书筹备处评议员，而国家图书馆所藏《日知录》八卷本即为傅增湘旧藏。
在陈垣珍藏的这部抄本《日知录》上， 除了有吴蹇的藏印、陈的批校，与《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的记录完全吻合外，还有陈垣先生的四处墨笔批校。
陈垣批校《日知录》手迹
第一处：抄本卷十六“水利”条，“崇祯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陈鳣批校：“鳣按：徐光启作《潞水客谈》。”陈垣批校：“垣按：《潞水客谈》一卷，徐贞明撰。徐光启所著乃《农政全书》，中有言水利者九卷。”
第二处：抄本卷七“三年之丧”条，“《惰书·姚察传》所谓‘蔬菲’”。陈鳣改“惰”为“隋”。陈垣批校：“‘惰’乃‘陈’之误。”
第三处：抄本卷九“性相近也”条：“曲沃衛蒿曰……”陈旁批，改“蒿”为“嵩”。陈垣批校：“蒿字匪莪，当作‘蒿’，不作‘嵩’。”
第四处：抄本《日知录》之尾，有隶书题记一行云：“丙午秋日得此书以志熹。”其下钤印“吴兔床书画印”。又有楷书题记一行云：“戊辰夏日自吴门至虞山，较阅一过。”陈垣批校二行。“丙午”上批校“乾隆五十一年”，“戊辰”上批校“嘉庆十三年”。
陈垣珍藏的清抄本《日知录》，现归杭州范氏净琉璃室所有。抄本后有范景中教授的题语：“《日知录》抄本：吴骞（兔床）藏本，朱校出陈鳣（仲鱼、简庄）之手，墨批出陈垣之手。此书从陈垣之子陈乐素（杭州大学和暨南大学教授）手中流出。时间约一九七九年，当时陈调广州暨大，家属纠纷，变卖家财，此书亦在此列。”
到二0一三年，陈垣著作和稿本在广东崇正拍卖公司秋季拍卖会中以六百三十万元人民币整体拍卖， 被一位私人藏家购入。在拍卖的陈垣著作和稿本中，有“陈垣批校《日知录》资料”。
据安徽大学出版社编辑彭君华披露，陈垣搜集了各种版本的《日知录》：“援庵先生搜罗了《日知录》的所有版本：康熙九年初刻的八卷本，亭林元本，康熙三十四年潘耒编订的三十二卷本，道光十四年黄汝成的集释本，各种抄本。”（《采山之铜 刮垢磨光——陈垣先生〈日知录校注〉编后》，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二00八年第二期）
“亭林元本”所指就是《日知录》的清抄本，傅增湘、潘承弼诸藏家苦寻不获，惟有张继曾得一部，后被带往台湾。在民国年间，抄本《日知录》“北平只有一本”，所幸后来又找到一本。陈垣述说当日之情形：“张继先生曾得一抄本，我与之争买，彼以重价买之。彼以国朝元老，以三十元买之，我一寒士未能得之。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作《日知录校记》，即以此本校之。此本已与黄本不同，黄氏以目录校之。我所得者为吴骞（兔床）所藏，其后为陈鳣（仲鱼）所藏，得之后我‘跳起三丈高’。此为文学家语。此本与张溥泉（继）所藏正同。五个之中有重复者，或皆在黄汝成三本之一。潘耒、黄汝成所删改者及分卷不同，皆可知之。”（陈垣著、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二0一四年版）“跳起三丈高”的夸张说法，可以想见其喜出望外之态。
陈垣治学与《日知录》关系极深，他首倡“史源学”，在学术研究方法与古籍整理方法上贡献最大，其方法即从整理《日知录》而出。李瑚在听讲笔记中写道：“《日知录》所引之书，皆先记于本中，不找到原书不能标点。”“点句、抄书找出处。不说明用古人句而置己文中作为己言者，次之。最要者为说某书之语，然后找其书找其句而对之。亭林先生为清代学者第一流，用今日引书法衡量，尚有不精密处，然不可厚非古人，正应以此看古人引书之法。”（《李瑚听讲笔记》，载陈垣著、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二0一四年版）
赵光贤教授也回忆说：“[ 陈垣] 先生在[ 辅仁大学] 研究所开的一门课，名‘清代史学考证法’，办法是教我们读《日知录》。同学五六人，每人买一本《日知录》，从卷八开始（卷八以前是关于经学的，先生从不搞经学，故从卷八开始），要我们自己读，主要工作是要我们将书中每条引文都找出原书查对一遍，并写出笔记。查原书出处，有的很容易，比如在正史里，有的则很难，比如只有一个人名，年代、籍贯、行事、著述全不知道，简直像大海捞针。我们每读一卷，即翻检群书一遍，然后写出笔记。记得一次查一条故事，我走了‘捷径’，翻一下《辭源》，说见《说苑》，一查《说苑》，果有此条，即写见《说苑》某篇，自以为得计。先生看了说，不对。这条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在前，《说苑》在后，所以应写见于《吕氏春秋》某篇，不能用《说苑》。”（赵光贤：《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载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版）
陈垣的《日知录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二00七年版），最为显著的特色在于倡导史源学的研究整理方法，详细分辨引文，加以清晰的现代引号。但其书实为陈垣先生遗著，底本不佳，整理者有陈乐素、陈约之、陈祖武、陈智超、陈致易，五人先后易手。《出版前言》说，陈氏自著“历时近三十年”而全书整理“历经三代人八十多年的努力”，此语可以理解为谨严卓绝，也可以理解为凌乱断续。因为陈垣生前虽有“史源”的目标，却并没有在底本上加注引号，而整理者又没有细核原文，脱漏之处、标点及常识性错误不少，所以校注的效果可谓恰与“史源”目标背道而驰。
读陈垣《日知录校注》一书，有两点疑问。第一，陈垣先生自己收藏过《日知录》的三十二卷抄本，特别注意以符山堂八卷本，核校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并且对西谿草庐《日知录集释》刻本非常了解，但是他校注《日知录》却选择了民国元年重刊的《日知录集释》作为底本，这与校注古籍惯例极不相称。
第二，《日知录校注》书首附有八页原书照片，题为“陈垣先生手批《日知录》”，可见原书有圈点、旁批、眉批，但是绝无序跋、凡例、整理说明。实际上此书不仅应当注明是陈垣的遗著，而且是他的未定稿。修改格式，加现代标点，复查原书引文，标注引文出处，都出自后人之手，如果认为陈先生本人并无校注《日知录》之事，似也可以说得通。
陈垣得到抄本《日知录》的时间当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之间，此时他在辅仁大学校长任上。关于陈先生在这段时间的境况，有两种颇为矛盾的记述。陈智超说：“抗战八年，祖父一共写了七本有战斗性的著作，是他一生中学术著作最丰盛的时期。”（陈智超：《励耘三代学谱》，东方出版社二0一三年版）牛润珍、桑兵说，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陈垣思想上苦闷彷徨，政治上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学术研究进入低潮，“ 三年内他一篇文章都没写过，为了应付报刊的约稿，只发表过一些旧稿短文”（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84 页;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引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00一年版，205 页）。
陈垣所藏的抄本《日知录》上面，盖有“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印”方形朱印，阴文、阳文各一方，大小相同。抄本共有八册，各册首尾均有印文，阳文加于册首，阴文加于册尾。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于一九二五年在北平成立，下设东方研究所及图书筹备处。一九四六年，图书筹备处藏书移交给民国政府教育部，教育部转拨给历史语言研究所，共计一万五千四百二十部。
陈垣是怎样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中单独抽出抄本《日知录》一种，以及他的《日知录校注》为何不用这部抄本校勘，并且对珍藏抄本一事很少提及， 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傅增湘曾任图书筹备处评议员，而国家图书馆所藏《日知录》八卷本即为傅增湘旧藏。
在陈垣珍藏的这部抄本《日知录》上， 除了有吴蹇的藏印、陈的批校，与《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的记录完全吻合外，还有陈垣先生的四处墨笔批校。
第一处：抄本卷十六“水利”条，“崇祯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陈鳣批校：“鳣按：徐光启作《潞水客谈》。”陈垣批校：“垣按：《潞水客谈》一卷，徐贞明撰。徐光启所著乃《农政全书》，中有言水利者九卷。”
第二处：抄本卷七“三年之丧”条，“《惰书·姚察传》所谓‘蔬菲’”。陈鳣改“惰”为“隋”。陈垣批校：“‘惰’乃‘陈’之误。”
第三处：抄本卷九“性相近也”条：“曲沃衛蒿曰……”陈旁批，改“蒿”为“嵩”。陈垣批校：“蒿字匪莪，当作‘蒿’，不作‘嵩’。”
第四处：抄本《日知录》之尾，有隶书题记一行云：“丙午秋日得此书以志熹。”其下钤印“吴兔床书画印”。又有楷书题记一行云：“戊辰夏日自吴门至虞山，较阅一过。”陈垣批校二行。“丙午”上批校“乾隆五十一年”，“戊辰”上批校“嘉庆十三年”。
陈垣珍藏的清抄本《日知录》，现归杭州范氏净琉璃室所有。抄本后有范景中教授的题语：“《日知录》抄本：吴骞（兔床）藏本，朱校出陈鳣（仲鱼、简庄）之手，墨批出陈垣之手。此书从陈垣之子陈乐素（杭州大学和暨南大学教授）手中流出。时间约一九七九年，当时陈调广州暨大，家属纠纷，变卖家财，此书亦在此列。”
到二0一三年，陈垣著作和稿本在广东崇正拍卖公司秋季拍卖会中以六百三十万元人民币整体拍卖， 被一位私人藏家购入。在拍卖的陈垣著作和稿本中，有“陈垣批校《日知录》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