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和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都在日本留学。他们像一对灿烂的双子星，同时出现在文坛上。郭沫若最早发表的作品，是1919年9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刊载的两首新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和《鹭鸶》；田汉最早发表的文章，是1919年7月15日《少年中国》杂志上刊载的《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而这两个刊物的编辑是同一个人——宗白华（1897—1986，江苏常熟人）。
　　当时22岁的宗白华，已经在上海同济德语专修科学了4年德国文学。他跟几个同学一起，加入了著名的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的刊物《少年中国》由李大钊在北京主持，然后将每月一期的稿件寄到上海，由宗白华负责编辑，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田汉比宗白华小一岁，他当时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读文科，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东京分会。1919年暑假，他由东京乘船到上海，特地去拜访了宗白华，两人一见如故，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同讨论文学和人生的问题，一同去欣赏民间艺人的演出。就在这一段交往中，田汉酝酿了他的第一个剧本《歌女和琴师》。
　　这年9月初，上海《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聘请宗白华接替郭虞裳担任该报文艺专栏《学灯》的主编。宗白华接任主编后，从积压的稿件中发现了郭沫若的诗稿。宗白华后来回忆说：“沫若的诗大胆、奔放，充满火山爆发式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抒情的天才，一个诗的天才，因此对他寄来的诗作很重视，尽量发表，尽管他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郭沫若在他的自传里也写道：“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先生。”
　　1920年初，宗白华分别写信给郭沫若和田汉，介绍他们两人相识。他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有个朋友田汉，他对欧美文学很有研究。他现在东京留学。他同你很能同调。我很愿你两人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你若愿意抽暇去会他，我可以介绍。”
　　这时，宗白华正在为《少年中国》编辑一个“新诗问题讨论专刊”。他向田汉约稿，田汉写了两篇很长的论文，一篇是《诗人与劳动问题》，另一篇是《歌德诗歌研究》。稍后，宗白华给田汉的信中说：“我近有一桩极可喜的事体，可减少我无数的烦恼，给与我许多的安慰，就是我又得着一个像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已写信给他，介绍他同你通信，同你作诗伴。你已知道了么？我现在把他最近的一首长诗和寄我一封谈诗的长信寄给你看，你就知道他的为人和诗才了。”
　　郭沫若在那几天正好借阅了《少年中国》杂志第1、2期，读到了田汉讨论新诗问题、介绍美国伟大诗人惠特曼的文章。郭沫若自己对于新诗的革命观点和浪漫主义风格，跟田汉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从内心里起了强烈的共鸣。
　　当时郭沫若已经27岁，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科二年级学习。从福冈到东京乘火车有3天的路程，所以郭、田二人之间只能书信往来。1920年2月9日，田汉从东京给郭沫若写了第一封信，信中说：“沫若先生我若是先看了你的长诗，我便先要和你订交——哪怕是你不肯下交我这样的蠢物。——又何况有白华兄这样珍重的介绍呢。我真欢喜！我真幸福！我所交的朋友很多天真烂漫、思想优美、才华富丽的人，于今又得了一个相知恨晚的‘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如何不喜欢、如何不算幸福呢？”

　　此后，他们三人在东京、福冈、上海三地，频繁通信，由文字之交而结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谊。这深情厚谊，一直保持了半个世纪。
　　他们真诚坦率而又丰富多彩的通信往来，对三人的文学活动产生了极好的影响。郭沫若《女神》的出版，开一代诗风，成为新文学史上的里程碑。1920年初，当郭沫若酝酿长诗《凤凰涅槃》的时候，他在给宗白华、田汉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
　　当郭沫若沉浸在创作的苦闷里，思想十分矛盾的时候，田汉及时地写信来鼓励他：“沫若先生！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样，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我在这里等着看你的‘新我’诞生啊！”
　　郭沫若写完他的不朽作品《凤凰涅槃》，就寄给了上海的宗白华。不久，《时事新报·学灯》以连续两天的整版篇幅刊登了《凤凰涅槃》，在当时的新文坛上，确实是“打破了一个纪录”！这首诗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被公认为一鸣惊人的新诗歌代表作，也是新中国的预言诗。
　　在一片赞扬声里，作为知心挚友的宗白华，恳切地向郭沫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非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些，还欠点流动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詩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做像‘风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但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 　　三人通信对田汉的最大影响，是让他在讨论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做自我解剖以后写道：“我此后的生涯，或者属于多方面，但不出文艺批评家，戏剧家，画家，诗人几方面。我自小时来就有做画家的手腕，可是此调久不弹了，恐怕只能应用向文艺的描写方面去。我除热心做文艺批评以外，第一要热心做dramatist（戏剧家）！”
　　他与宗白华、郭沫若反复商讨后，制订了创作“民主艺术的新浪漫主义”戏剧的计划。他认识到：“我们做艺术家的，一方面应把人生的黑暗面暴露出来，排斥世界上一切虚伪，立定人生的基本。另一方面更应把人们引入艺术的境界，使生活艺术化，即把人生美化！”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田汉创作了他早期的几部富于诗情画意、追求自由解放的剧本《小提琴和蔷微》《灵光》以及成名之作《咖啡店之一夜》。
　　他们这种反抗黑暗势力、创造光明社会的文学理想，直接促成了“创造社”和“南国社”的成立。
　　1920年3月，田汉趁春假的机会，从东京专程到福冈访问郭沫若。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值得记载的一段佳话。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两个星期。由于郭沫若的妻子安娜产后需要照料，所以郭沫若和田汉每天一同煮饭烧菜，一面做家务一面谈文艺。他们从古代的屈原、李白，谈到外国的歌德、泰戈尔，从诗歌戏剧谈到美学哲学，越谈越兴奋。有时，他们带着郭沫若的孩子一同到海边散步，郭沫若向田汉一一介绍他当初酝酿诗歌创作的地方。正好这时宗白华从上海寄来了刚出版的《少年中国》的“诗学专号”和刊登着郭沫若诗作的《时事新报·学灯》。他们两人一起阅读，相互讨论，真是高兴万分。
　　3月22日，郭沫若和田汉同游梅花名胜地——太宰府，走进山腰的庙宇，欣赏阳春的红梅；又登上顶峰，眺望天际的白云。他们喝了一点儿酒，彼此谈到文学上的抱负。郭沫若说：“我们的五四运动，很像青年歌德和席勒所处的‘狂飙突起运动’，同是由黑暗的封建社会过渡到争取自由解放的新社会！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努力创造！”
　　田汉接着说：“沫若兄，我希望你做东方的歌德！我呢，我要做东方的席勒。咱们并肩奋斗！”
　　“寿昌（田汉），我们不仅要向歌德和席勒学习，我们还要努力超过他们的成就。让我们携手做东方的新诗人吧！”
　　“德国艺术家铸造了歌德与席勒并肩携手的著名铜像纪念他们。今天，让我们也并肩携手照一张相片，做活的铜像留给后人作纪念吧！”
　　他们把摄影师找来。日本摄影师按惯例请他们在梅花树下一坐一立，他们却偏要并立而照。摄影师说：“那样就跟两个铜像一样啦！”郭沫若和田汉会心地相视而笑。几天后，他们把这张放大的照片寄给了上海的宗白华。
　　郭沫若、田汉和宗白华这一时期的来往信件共20多封，不久后就整理成《三叶集》。1920年5月，宗白华出国留学前夕，把这一部书稿编好交给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书名是由郭沫若建议的。“三叶草”是指一种三叶并生的植物，取来作为三人友情的象征。这部通信集内容丰富多彩，感情纯真朴实，从中可以看到五四时期新青年的赤诚的灵魂和坦荡的胸襟。在这些信中，郭沫若对诗歌、田汉对戏剧都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三叶集》比郭沫若第一部诗集《女神》和田汉第一部戏剧集《灵光》早一年出版，可说是他们早年对革命浪漫主义文学主张的共同宣言。
　　田汉在《序》中说：“我们三人的友情，便由这部《三叶集》结合了。此中所收诸信，前后联合，譬如一卷《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发表此书后，德国青年中‘维特热’大兴。《三叶集》出版后，我国青年中必有‘三叶热’大兴哩！”
　　《三叶集》出版后，果然引起了青年们的共鸣和社会上的关注，很快销售一空，几乎每年再版，到1929年一共翻印了七版（后被國民政府列入“禁书”，停止发行）。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出版物中真可算是最畅销的书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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