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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甘相伟和3000多名新生一同走进北大校园。他的身份是在西门站岗的保安。
在北京大学基础采访写作的最后一堂课上，教授徐泓正给这些大二的学生布置一份“接地气”的期末作业——写写校园里熟悉的陌生人，比如宿舍楼长、卖水果的小贩或者修车师傅。
突然后方传来一个男生的声音：“我想写周其凤校长给他作序的那个保安。”
甘相伟一愣，但并没有回头，等同学发言结束，才举起手：“徐老师，我就是那个保安。”
教室里发出一片“啊”的惊叹声，随即掌声响起。
由于教室里有好几个学院的学生同时上课，谁也没有特别注意过这个穿着条纹T恤衫、总是坐在前三排的大男生。
“甘相伟给了本课最大的惊喜与总结。”徐泓说。
实际上，这个清瘦的同学已经30岁了，他已经在校园里“潜伏”了近5年。他用站岗的间隙，旁听了法学院、中文系、社会学系以及心理学系的课程，而且总有办法坐在教室前三排中间的那个位置。3年前，他通过成人高考，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10万余字的书，连北大校长周其凤都应邀为他作序。
“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爆炸点。”他复述着刚从课堂上听到的观点，“叫什么来着？专业术语叫……”他用手摁着太阳穴，想了好一会儿，然后猛地抬起头，伸出一根手指，“自传播！是有这个术语吧？”
2007年9月，甘相伟和3000多名新生一同走进北大校园。他的身份是在西门站岗的保安。
用他自己的话说，保安只是一个跳板，他要“借”个身份上北大。
最初，这个小保安感到很沮丧，因为连要求校外人员出示证件这种例行的工作也会碰钉子，“哎呀，你不就是个保安吗？还查什么证件呀！”
很多次，看到擦身而过的学生，他都忍不住埋怨自己“当时怎么没有一步考进来”。当年高考失利后，他上了大专，后来当过教材推销员、小公司的法律顾问、农民工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他还会有些不服气地问：“我为什么不可以走进课堂？”
换下保安服，背上单肩书包，甘相伟忐忑地走进教室。他第一次旁听只敢坐靠后的位置，生怕老师点名时会注意到这个一直没有举手的人，更害怕同学知道后会盯着他看个不停。
当然，那堂课到最后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坐在旁边的同学甚至还把他当作中文系的学生，问他“最近在看谁的作品”。
“鲁迅的散文集《野草》。”他回答。
后来，他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去教室里抢占前三排的位置。有时为了听课，还要和同事换班。他随身带着小纸条，记下别人提到的书籍；为了买书，他可以一连吃好几天的方便面；可以不顾别人投来的怪异目光，在岗亭里读康德。
连给学生指路时，他都不忘打听：“你是哪个系的？你们系哪些老师讲的课好？”
一次，他在西门执勤时遇到教育学院的教授鲍威，下班后就赶紧发了一条短信过去：“鲍老师您好！我是西门保安甘相伟，很高兴认识您！请问您的课是什么时间？在哪个教室？我很想去听。”
他知道哪些课有口碑，也知道从哪些秘密渠道获得课程表。对于老师的名字，他如数家珍。好几次，他在西门认出那些开车没带通行证的知名教授，利用自己保安的小小权力把他们放进去。
“比如著名的医改专家李玲，你知道吗？”他不放心地跟记者确认，“就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个老师，给国家领导人讲过课的……还有汤一介，你知道他吗？我一看，马上让他进去了。如果换其他的保安可能就要为难人家。”
他很少提及工作的心酸，更愿意回忆在校门口私放曾子墨、在校园里遇到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他甚至觉得，在校园里给胡锦涛主席站岗的那次，主席还曾向他点头致意。这让他感到很有成就感。
可一旦走进教室，他就不愿意暴露保安这个身份。
一次，在社会学系旁听时，老师让大家分组讨论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问题。甘相伟第二个发言。他说，北大校园里的后勤人员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工的缩影，应该让他们好好接受教育，融入燕园。可他并没有说自己就是一名后勤人员。
2008年，甘相伟考上北京大学为后勤人员开设的平民学校，保安队有近500人，每年只有20个名额。年底，他又通过成人高考，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也有了学生证，不用再去求学生帮他领免费的演出票，甚至还有同事问他借学生证，去买半价的电影票。
他觉得自己终于融入北大，这让他感到自豪。
这个励志的故事经《人民日报》报道后，甘相伟成了校园里小有名气的人。他随身带着自己印的名片。正面是北京大学的校徽，“甘相伟”的旁边印着“教育顾问”几个小字，背面写着他的服务项目：成人英语、书目推荐、心理咨询、人生设计……
保安队里有一个安徽的高考落榜生打来电话：“甘哥，我是看到你的故事来北大做保安的。”
他成了保安队里“最牛的人”，连假条和报告，都有人求他来写。那些也在自考的同事看见他就喜欢问一句：“今天有没有讲座啊？”“今天去哪里看书呀？”他还给自考法律专业的同事推荐贺卫方的讲座，告诉对方“这个人挺有名”。
“你知道贺卫方吗？”他突然转过头问记者，“你怎么知道他的？”
那时，他已经不避讳自己的身份，有时还主动和周末班上的同学提及，可以用自己小小的职权，把他们的车放进校园来。
只是周围的人想不通，他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当保安。
曾有同学想给他介绍对象，对方女生“啊”地叫了一声，“一个保安？”
有人也劝过他：“相伟，你也到了成家的年龄，应该找个工资高点的工作。”可他听了只是笑了笑，“算了吧，我还得在这儿待几年。”
甘相伟继续潜伏在北大的校园里。他喜欢随身带着自己的新书，却并不喜欢媒体总是安排他拿着他出的书，招摇地站在校门口照相。
“眼球都吸引过来了，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不太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说。
在未名湖畔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突然机警地把椅子上自己写的那本书扣了过来。“别被别人看到，别人老是盯着瞅，不好。”游客一个接一个从旁边经过，他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
这本名为《站着上北大》的书，是他5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所写的随笔集。他觉得出书很简单，只要字数够、内容吸引人就可以。不曾想找到的第一家出版社就委婉地拒绝了他，理由很简单：有一个人也从农村来，后来还去了哈佛大学，他的经历都还没出版呢。
他又给其他出版社打了十多个电话，对方的拒绝更加直接：“现在哪有不花钱出书的。”
2011年11月底，甘相伟给北大校长周其凤写了封电子邮件：“我是一个从湖北农村来的孩子，一个小人物，看到和蔼可亲的周校长，我感到非常亲切……这本书要出版了，我诚恳地邀请周校长帮我写一篇推荐序或者一句话，可以吗？”
几天后，甘相伟拿到那篇打印在A4纸上的序言。他来来回回看了十几遍，都快把这1000字背下来了。没过多久，接受他投稿的一家出版公司有了回音。
拿到样书的那一天，甘相伟给身在湖北的母亲和上海的姐姐分别打电话。他还记得，那时候家里穷，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姐姐中专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小学时，家里连11元的学费都交不起，妈妈只能给他5元，他又急又气，大哭大闹。
那时，他连城市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走在蜿蜒的山路上，他一度认为这个世界只有山村和田地。
不过向记者说起童年的困苦，他也不忘引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样的话来解释。就像他总结自己的成功时，也会“掉书袋”似的说：“阿基米德也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就在他的书出版前几天，甘相伟辞去了保安队的工作，他觉得是该做新打算的时候了。
不过，他还是习惯到北大校园里自习、读书，习惯把媒体采访约在湖光潋滟的未名湖畔。经过北大校门时，认识他的老同事打趣地跟他说：“看到你上电视啦，好厉害呀！”
还有一些陌生的新同事让他出示证件。这时，他会像北大学生那样晃晃手里的学生证。
（编辑 文 墨）
在北京大学基础采访写作的最后一堂课上，教授徐泓正给这些大二的学生布置一份“接地气”的期末作业——写写校园里熟悉的陌生人，比如宿舍楼长、卖水果的小贩或者修车师傅。
突然后方传来一个男生的声音：“我想写周其凤校长给他作序的那个保安。”
甘相伟一愣，但并没有回头，等同学发言结束，才举起手：“徐老师，我就是那个保安。”
教室里发出一片“啊”的惊叹声，随即掌声响起。
由于教室里有好几个学院的学生同时上课，谁也没有特别注意过这个穿着条纹T恤衫、总是坐在前三排的大男生。
“甘相伟给了本课最大的惊喜与总结。”徐泓说。
实际上，这个清瘦的同学已经30岁了，他已经在校园里“潜伏”了近5年。他用站岗的间隙，旁听了法学院、中文系、社会学系以及心理学系的课程，而且总有办法坐在教室前三排中间的那个位置。3年前，他通过成人高考，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10万余字的书，连北大校长周其凤都应邀为他作序。
“在这个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爆炸点。”他复述着刚从课堂上听到的观点，“叫什么来着？专业术语叫……”他用手摁着太阳穴，想了好一会儿，然后猛地抬起头，伸出一根手指，“自传播！是有这个术语吧？”
2007年9月，甘相伟和3000多名新生一同走进北大校园。他的身份是在西门站岗的保安。
用他自己的话说，保安只是一个跳板，他要“借”个身份上北大。
最初，这个小保安感到很沮丧，因为连要求校外人员出示证件这种例行的工作也会碰钉子，“哎呀，你不就是个保安吗？还查什么证件呀！”
很多次，看到擦身而过的学生，他都忍不住埋怨自己“当时怎么没有一步考进来”。当年高考失利后，他上了大专，后来当过教材推销员、小公司的法律顾问、农民工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他还会有些不服气地问：“我为什么不可以走进课堂？”
换下保安服，背上单肩书包，甘相伟忐忑地走进教室。他第一次旁听只敢坐靠后的位置，生怕老师点名时会注意到这个一直没有举手的人，更害怕同学知道后会盯着他看个不停。
当然，那堂课到最后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坐在旁边的同学甚至还把他当作中文系的学生，问他“最近在看谁的作品”。
“鲁迅的散文集《野草》。”他回答。
后来，他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去教室里抢占前三排的位置。有时为了听课，还要和同事换班。他随身带着小纸条，记下别人提到的书籍；为了买书，他可以一连吃好几天的方便面；可以不顾别人投来的怪异目光，在岗亭里读康德。
连给学生指路时，他都不忘打听：“你是哪个系的？你们系哪些老师讲的课好？”
一次，他在西门执勤时遇到教育学院的教授鲍威，下班后就赶紧发了一条短信过去：“鲍老师您好！我是西门保安甘相伟，很高兴认识您！请问您的课是什么时间？在哪个教室？我很想去听。”
他知道哪些课有口碑，也知道从哪些秘密渠道获得课程表。对于老师的名字，他如数家珍。好几次，他在西门认出那些开车没带通行证的知名教授，利用自己保安的小小权力把他们放进去。
“比如著名的医改专家李玲，你知道吗？”他不放心地跟记者确认，“就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个老师，给国家领导人讲过课的……还有汤一介，你知道他吗？我一看，马上让他进去了。如果换其他的保安可能就要为难人家。”
他很少提及工作的心酸，更愿意回忆在校门口私放曾子墨、在校园里遇到国家领导人的经历。他甚至觉得，在校园里给胡锦涛主席站岗的那次，主席还曾向他点头致意。这让他感到很有成就感。
可一旦走进教室，他就不愿意暴露保安这个身份。
一次，在社会学系旁听时，老师让大家分组讨论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问题。甘相伟第二个发言。他说，北大校园里的后勤人员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工的缩影，应该让他们好好接受教育，融入燕园。可他并没有说自己就是一名后勤人员。
2008年，甘相伟考上北京大学为后勤人员开设的平民学校，保安队有近500人，每年只有20个名额。年底，他又通过成人高考，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他也有了学生证，不用再去求学生帮他领免费的演出票，甚至还有同事问他借学生证，去买半价的电影票。
他觉得自己终于融入北大，这让他感到自豪。
这个励志的故事经《人民日报》报道后，甘相伟成了校园里小有名气的人。他随身带着自己印的名片。正面是北京大学的校徽，“甘相伟”的旁边印着“教育顾问”几个小字，背面写着他的服务项目：成人英语、书目推荐、心理咨询、人生设计……
保安队里有一个安徽的高考落榜生打来电话：“甘哥，我是看到你的故事来北大做保安的。”
他成了保安队里“最牛的人”，连假条和报告，都有人求他来写。那些也在自考的同事看见他就喜欢问一句：“今天有没有讲座啊？”“今天去哪里看书呀？”他还给自考法律专业的同事推荐贺卫方的讲座，告诉对方“这个人挺有名”。
“你知道贺卫方吗？”他突然转过头问记者，“你怎么知道他的？”
那时，他已经不避讳自己的身份，有时还主动和周末班上的同学提及，可以用自己小小的职权，把他们的车放进校园来。
只是周围的人想不通，他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当保安。
曾有同学想给他介绍对象，对方女生“啊”地叫了一声，“一个保安？”
有人也劝过他：“相伟，你也到了成家的年龄，应该找个工资高点的工作。”可他听了只是笑了笑，“算了吧，我还得在这儿待几年。”
甘相伟继续潜伏在北大的校园里。他喜欢随身带着自己的新书，却并不喜欢媒体总是安排他拿着他出的书，招摇地站在校门口照相。
“眼球都吸引过来了，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不太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说。
在未名湖畔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突然机警地把椅子上自己写的那本书扣了过来。“别被别人看到，别人老是盯着瞅，不好。”游客一个接一个从旁边经过，他神秘兮兮地压低了声音。
这本名为《站着上北大》的书，是他5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所写的随笔集。他觉得出书很简单，只要字数够、内容吸引人就可以。不曾想找到的第一家出版社就委婉地拒绝了他，理由很简单：有一个人也从农村来，后来还去了哈佛大学，他的经历都还没出版呢。
他又给其他出版社打了十多个电话，对方的拒绝更加直接：“现在哪有不花钱出书的。”
2011年11月底，甘相伟给北大校长周其凤写了封电子邮件：“我是一个从湖北农村来的孩子，一个小人物，看到和蔼可亲的周校长，我感到非常亲切……这本书要出版了，我诚恳地邀请周校长帮我写一篇推荐序或者一句话，可以吗？”
几天后，甘相伟拿到那篇打印在A4纸上的序言。他来来回回看了十几遍，都快把这1000字背下来了。没过多久，接受他投稿的一家出版公司有了回音。
拿到样书的那一天，甘相伟给身在湖北的母亲和上海的姐姐分别打电话。他还记得，那时候家里穷，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姐姐中专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小学时，家里连11元的学费都交不起，妈妈只能给他5元，他又急又气，大哭大闹。
那时，他连城市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走在蜿蜒的山路上，他一度认为这个世界只有山村和田地。
不过向记者说起童年的困苦，他也不忘引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样的话来解释。就像他总结自己的成功时，也会“掉书袋”似的说：“阿基米德也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就在他的书出版前几天，甘相伟辞去了保安队的工作，他觉得是该做新打算的时候了。
不过，他还是习惯到北大校园里自习、读书，习惯把媒体采访约在湖光潋滟的未名湖畔。经过北大校门时，认识他的老同事打趣地跟他说：“看到你上电视啦，好厉害呀！”
还有一些陌生的新同事让他出示证件。这时，他会像北大学生那样晃晃手里的学生证。
（编辑 文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