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到目前为止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中国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甚至有“新黄金十年”的说法。这样的认识太过乐观,去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之所以能够从萧条的谷底走出来,不约而同的都是用了将危机向后拖延的做法。美国是暂时冻结有毒资产的处理,中国则是在过剩的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为了应付危机的突然冲击,各国政府这样做是正确的,是为化解危机争取到时间与空间,但亦可能使矛盾累积得更多,在未来爆发的更严重。所以,用“后危机时代”的说法更妥当,现在应讨论危机的后一阶段世界经济的趋势与应对政策问题。
　　
　　一、“十二五”期间国际经济危机将再度爆发,萧条将长期化
　　
　　先看美国
　　美国爆发的次债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虚拟阶段后所爆发的第一场全新形态的危机。这场危机之所以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首先,是因为这场危机的爆发不是基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物质产品生产过剩,而是由于金融商品生产过剩。我们把这场危机与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资产泡沫危机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的很清楚。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根本特征是生产过剩,由于过剩,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要输出商品,也要输出资本。当日本资产泡沫破灭的时候,日本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所以,日本的资产泡沫危机,仍是处在物质资本主义阶段所发生的资产泡沫危机,与200多年前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没有什么不同。而美国在资产泡沫破灭时却拥有已经长期化的巨大贸易逆差,资本输入也已经长期化了,资本的主体已经转移到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所发生的资产泡沫危机。
　　其次,由于资产泡沫危机发生的历史阶段不同,资产泡沫破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也完全不一样。在商品与资本“双过剩”的日本,由于国内生产超过国内消费,即便是资产泡沫破灭也不会对企业生产与居民生活产生太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后的十几年中,经济只是陷入低增长而没有发生崩溃的原因。而已经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美国,由于国内的生产大幅度低于国内消费,进口商品已经占到国内物质产品消费的40%以上,制造资产泡沫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从其他国家换钱以支付实物商品进口,因此资产泡沫的破灭必然会导致国内的产品严重供给不足,使经济增长停滞与居民生活水平下降。
　　第三,资产泡沫破灭必然会给金融体系内部带来大量有毒资产。日本处理有毒资产的方式,是迫使一大批企业与金融机构倒闭,形成了大约300万亿日元左右的银行坏帐。由于日本经济在资产泡沫破灭后仍然保留了巨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因此能够依靠本国企业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用企业利润一点点把坏帐的窟窿填上。而美国,当资产泡沫破灭后,庞大的有毒资产基本上没有得到处理,而是用修改会计规则和冻结债务清偿的方式,暂时将金融机构的坏帐掩盖起来。当这些坏帐再也藏不住时,必然会再经历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由于美国的物质生产严重衰落,已经不可能象日本那样用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利润填补金融系统坏帐,美国将用怎样的方法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就成了疑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如果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不能修复,美国创造金融泡沫的能力就得不到修复,美国就走不出这场由次债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萧条。
　　有人说美元是硬通货,美国人可以用多发美元的方式来支付进口与清偿债务,就是向世界上所有使用美元的国家多收“铸币税”。这样的观点我不同意。因为,美国维持长期贸易逆差的手段并不是靠“铸币税”。铸币税是流出美国的美元,每年也就几百亿美元,累计也就数千亿美元,而美国在高峰期的年度贸易逆差就已接近1万亿美元,仅新世纪以来的贸易逆差就已高达数万亿美元。所以,美国能长期维持贸易逆差,主要是靠从资本项下向外输出金融商品,使大量流出美国的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资产的方式重新流回美国,由此形成资本项下的顺差补经常项下的逆差。而以铸币税形态流出美国的美元是不会再流回美国的。
　　由于流出美国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国的金融商品又回到了美国,所以美国就不用多发美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可以不断拉大贸易逆差,而广义货币规模与美元币值又能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如果美国破坏了原有的游戏规划,用多发货币的办法支付进口乃至偿还国际债务,而没有能力用美国的金融商品回笼美元,美元返回美国的环流就会中断,货币发行规模很快就会上升,在美国之外流通的美元规模也会很快大幅度增加,离全球性的严重通胀与美元的严重贬值也就不远了。所以,美国如果大量发行美元,就是以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为代价的自杀性行为,不到万不得已,美国是决不会走这条路的。
　　表面上看,美国似乎还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恢复物质产业的竞争能力,使美国经济能够不依赖用金融商品换实物商品也能生存;另一条是搞出一个新的金融商品增长点,让金融机构重新赚钱来填以前的坏帐。从前一条路看,奥巴马目前正在走,但很难走得通。目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生产要素及商品生产成本上的差距仍在20倍左右,这是导致发生新全球化的原因。美国想走回头路,把生产放回国内来消除贸易逆差,生产成本也得上升20倍。按消除5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计算,就得在国内增加10万亿美元的生产成本,还得再加上数十万亿美元的生产投资,这是美国无论如何负担不起的。
　　从第二条路看,美国目前是想以低碳经济为新的金融增长点,搞出一个新的金融衍生品,但这必须有欧洲、日本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配合。因为,美国是想用低碳金融商品从这些经济体手中换钱。最想让世界气候大会谈成的是美国。可欧盟想借美国的这场危机夺取美元的霸权地位,就不会给美国这个机会,歌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第一天,出现一个所谓“丹麦方案”,让发展中国家有义务而无实惠,最终由于发展中国家不肯签约致使大会无果而终,就是欧洲人的政治手腕。
　　由于美国直到目前也找不到处理庞大有毒资产的出路,美国的危机就会在明年重来,到2012、2013年趋于严重。由于找不到新的金融增长点又走不了回头路,美国经济就有可能长期走不出去。由于美国的次债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在进入虚拟阶段后爆发的第一场危机,这种形态的危机最终将如何收场,目前还只能作出这些判断。
　　再看欧洲
　　现在很多人都已看清,只有欧元能够挑战美元,欧元的出现,本身就是欧洲人要挑战美国人的货币霸权地位。次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3次站上兑美元1.5以上的高点,但这3次都不是因为欧元强,而是美元太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与经济受到了一次次的剧烈冲击。前两次欧元从1.5的高位跌下来,都是由于美国在欧洲的周边策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甚至发展到俄罗斯舰队与北约舰队在黑海的对峙。去年12月4日,当欧元第三次站上兑美元1.51高点时,美国的三大评级公司突然同时宣布对欧元区5国调低主权信用评级,用打击欧元区主权信用的方式来压制欧元的强势,由此诱发的欧元危机,直到现在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美国能够从主权信用角度打击欧元,是因为欧元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只有货币统一而没有财政统一。有许多人指责是德法急功近利地把经济发展差距巨大的欧洲国家拉进欧元区才导致了今天的问题。这很不全面。对于大国来说,由于财政统一,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解决落后地区支大于收的矛盾。美国、英国与日本由中央财政集中的财力都要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70%以上,但是欧盟集中的财政收入仅占1%。此外,对欧元区来说,只有货币政策没有财政政策,而对欧元区各国来说,却是只有财政政策而没有货币政策。一个政治与经济统一的国家,如果财政入不敷出还可以向央行透支或借款。但欧元区国家由于货币政策被上收,救市只能靠多发国债,由此导致欧元区国家的平均债务从2008年的2%飚升到去年的接近7%。希腊等5国以前的经济发展状态就不好,为了救市国债就发得更多,所以被美国抓到了机会。
　　欧洲要想挽救欧元就必须严格控制欧元区各国赤字的增长,但欧洲经济会由此陷入严重紧缩,这对欧洲的经济复苏是严重制约。同时,紧缩赤字所带来的消减工资和福利必然会引起欧洲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动荡,更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增长,近来在英国和希腊所发生的大罢工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欧盟要想彻底解决欧元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欧盟的政治体制,让财政与货币统一起来,这样欧洲就会向一个真正的“国家”迈进,但也可能由于欧盟各国分歧严重导致欧元垮台,欧盟分裂。目前看,欧盟将走向何方还很不明朗,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不论欧盟在这场危机中是向前进还是向后退,都会经历一个较长期的痛苦过程,是一个伴随着需求收缩与社会动荡的较长期低增长时期。
　　此外,由于美国目前对欧洲的政策就是“我不好你得比我更不好”,即使欧盟国家通过内部协调能够化解危机,甚至是通过推动欧洲的经济与政治统一,杜绝发生欧元危机的缺陷,美国还是会找到打击欧元的新途径。特别是当未来3年美国经济再次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出现二次探底的时候,美国打击欧洲经济与欧元的力度会更大。
　　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三条结论:
　　第一,由于美国的庞大有毒资产没有得到处理,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不是通力合作,而是矛盾激化,互相拆台,世界经济在未来3年有极大的再度探底的可能性,并且可能长期走不出萧条阴影。
　　第二,由于世界经济可能陷入长期萧条,各国政府就不敢轻易退出刺激方案,低利率就会长期化,而由于货币供给过多迟早会导致严重通胀。从长期看,世界经济的格局可能是低利率、低增长与高通胀并存。
　　第三,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负债能力长期难以恢复,美国的进口将长期难以振兴,在欧洲,欧盟各国为了控制债务增长必须大幅度压缩财政赤字,结果会导致进口显著萎缩,世界贸易也会在未来陷入长期萎缩。
　　
　　二、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对外经济政策
　　
　　首先,由于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与中国的第二轮产能释放都集中在“十二五”中期,所以由“十一五”中期所延续过来的各种内外矛盾可能会在“十二五”中期爆发,而且会比上次爆发得更严重。所以“十二五”的主题不应是大发展,而应是反危机。主要措施就是通过以城市化为方向的结构调整,释放需求,推动增长。
　　其次,由于中国通过结构调整能够释放出巨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当世界经济进入长期低迷时代的时候,只有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世界经济萧条会进一步加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集团之间的矛盾与争斗,他们在争斗中会彼此削弱,逐步衰落。在这个“我涨彼落”的过程中,中国相对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力增长速度会加快,由此会使世界力量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
　　2008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美国,工业增加值超过美国也指日可待。今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所以就经济规模而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工业“老大”,亚洲的经济“老大”。
　　物质生产规模全球第一的地位,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概念,而是标志着中国国家利益的世界化。展望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总产出将超过美国而成世界第一;展望未来40年,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5万美元,总量将超过75万亿美元,将是目前世界总产出的1.5倍,所以越往后看,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与市场越是世界性的。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已经度过了需要“韬光养晦”的时期,到了积极主动地争取中国对外经济利益的时代,而为了主动争取中国的长远国际利益,从现在起就必须用全球视角进行长期的统筹谋划。
　　第三,未来20年中国还不是争当世界“老大”的时候,但是要当亚洲的“老大”,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美欧争霸无暇东顾,给中国走向亚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机。以出口导向经济为主的亚洲各经济体,由于美欧在危机与长期经济低迷中都顾不上亚洲,也只能更加倒向中国。中国在此时整合亚洲经济的阻力就会小得多。
　　中国走向亚洲的第一步应当是走向中南半岛,即与东盟国家加强经济联系与政治合作。要加强经济联系就必须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建设好泛亚公路、铁路和航道。要给人以利益和实惠,换取政治上的合作。所以,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应放在亚洲,发展投资与贸易也必须从长远着眼。
　　在走向亚洲的同时,也要同时安排好如何经营非洲与拉美的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中国重要的资源来源与出口市场,也是中国的政治盟友。
　　第四,未来的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是否有利于中国的金融开放?中国是否应在未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我认为,对这些问题都必须持谨慎态度。至少在未来10年内,将是国际金融与货币关系最为紊乱的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加快中国的金融开放步伐,就很容易使外部的剧烈动荡传导到国内。中国能够躲过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次债危机的冲击,其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和让人民币国际化。
　　第五,在世界经济低迷中应当怎样看待人民币走势。前一阶段美国高调要求人民币升值,但大幅度升值肯定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因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进口国,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美国必须为同等数量的进口支付更多美元。所以,美国人一直在重复“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的说法。但美国人也不希望人民币是弱势货币,进一步说,是更不希望中国经济不好。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之一,中国的外汇收入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国际热钱,热钱流向中国,一是看好中国经济,二是看好人民币升值的前景。所以,美国绝对不愿看到任何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取强势,但人民币却是个例外,可以把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美国。如果我们看清了美国对中国物质产品与资本的依赖关系,让人民币小幅升值,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美国有利。
　　由于欧洲与日本仍处在向虚拟资本主义形态过渡的阶段,物质生产还占有较大比重,德国和日本仍是世界主要的贸易顺差国,他们真心希望人民币升值,以有利于他们与中国的国际竞争。但在未来时期由于美国的经济麻烦大于欧、日,美元对欧元与日元会经常取弱势(虽然美国通过各种经济、军事等手段压制日元、特别是欧元的强势),但总的来说,美元的地位将逐渐衰落。所以,只要人民币坚持相对锁定美元的方针,人民币就不会形成对欧元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态势。
　　第六,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资本运动的主体是虚拟资本,货币增长与实物增长的关系就被越拉越远。由于世界经济在未来可能陷入长期萧条,各国为刺激经济复苏会继续投放出巨量的货币,货币脱离实物而高速增长的情况会更严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会由此显著攀升。
　　目前对中国货币政策与通胀的关系有激烈争论,有人不承认存在“输入型”通胀,有人认为,虽然有但可以用国内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消除。我认为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货币脱离实物的疯狂增长,实际早已构成了在中国外部的“需求拉上型通胀”,这是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上涨的根本原因。但是,国际的“需求拉上型”通胀经过中国的大宗商品进口,就转变成了中国的输入型通胀,是从生产成本一端推动了中国国内商品价格上涨。通胀与货币理论早就说明,紧缩货币只对由货币投放过度所造成的“需求拉上型”通胀有效,如果中国没有能力制止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投放增长,仅仅是在国内进行货币紧缩,能够压下去的就只能是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胀。2008年上半年以来的实践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因此,中国必须做好在长期忍受较高通胀率的背景下保增长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