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北大钱理群先生在“《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细味其言，当代中国教育已不再培养那些能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实现无缝对接的人才，大学已堕落为“官僚养成所”和“职员培训机构”，甚至蜕变为“狼族的渊薮”和“赢利的产业”，这令人不寒而栗。
　　1918年，蔡元培先生在开学演说词中阐述道：“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场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场所。学者尤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同年，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研究者也，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崇尚“思想自由”，他认为教育者的使命是要使受教育者“走出奴化状态”，万不可将思想者当成有问题有缺陷的神经病而加以扼杀。20世纪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发表过一个为人称道的著名论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无疾而终，清华大学重归旧址，梅贻琦先生在《校友通讯》中再次强调：“纵使新旧院系设备尚多欠缺，而师资必须蔚然可观，则他日校友重返故园时，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吾清华最应致力者也。”
　　现在来看，蔡先生和梅先生的教育精神不仅没有过时，没有落伍，反倒像明镜一样照现国内大学教育的一角。大学拥有敞亮的教学大楼，拥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却唯独缺少大师，匮乏通才。钱学森的“世纪之问”令人冷汗浃背。
　　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不断扩大规模，鱼越来越多，水越来越浑。某些主宰教育命脉的人，若不是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丢弃到爪哇国去，以培养工具和奴才为能事，就是两眼炯炯如饿虎，只盯紧利益、权位，为此竭力打拼，狠心折腾。某些教授越教越馊，某些博导一驳就倒，个别院士甚至掩耳盗铃，剽窃国外的科研成果，冒称原创和独创。近年，在国内媒体上，充斥着高校的各类丑闻，这就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已在退化和劣化的泥途中越滑越远，竟有点刹不住车。
　　五年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女士在就职典礼上说过这样一番话，其大学教育观令人耳目一新：“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必须对永恒作出承诺。”她高屋建瓴，描绘的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反抗功利，拒绝媚俗，拆除樊篱，崇尚创新。我们离这样的大学还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