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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如始不松劲，持续强化“战时状态”。要坚持思想认识一以贯之、工作劲头一如既往、严密防控一抓到底，把“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策略压实到第一线，把“堵漏洞”“零感染”等举措落实到细节中，始终保持底线思维，防止疫情反弹回潮。要增强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始终做到责任不减、要求不降、机制不变、措施不松，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组织引领不减力，持续筑牢“战斗堡垒”。要正确对待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推动全产业链联动复工，千方百计把耽误的春光“抢回来”，把落下的生产“追回来”。要把党旗飘扬在“双线”战场最前沿，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强大战斗力。
激励担当不停步，持续磨炼“战疫尖兵”。要坚持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把政治坚定、表现突出的干部进一步选出来、用起来，切实树立奖优罚劣、激励担当、促进发展的鲜明导向。要强化关心关爱，用心用情做好奋战在“双线”战场的党员干部的优抚工作，切实推动党员干部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抗疫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明确要求扩大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在抗击疫情的严峻斗争中，中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努力，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中国防控疫情取得的显著成效，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争取了宝贵时间，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扬。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支持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工作，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党中央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中央和国家部委、各省区市鼎力相助、火线驰援，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这场严峻斗争中，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了武汉人民的坚韧不拔、高风亮节。湖北全省和全国援鄂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无私忘我、救死扶伤，展现了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全国人民广泛动员、众志成城，构筑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中国抗击疫情的行动和成效，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摘自《人民日报》）
落实“两个确保”打不得“三种鼓”
尽锐出战，打不得“退堂鼓”。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党员干部要走在前、作表率。忠诚是具体的，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收官在即、胜利在望，千万不要打“退堂鼓”。抗击疫情、“两个确保”，逆风前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尽锐出征。狭路相逢勇者胜，党员干部要一鼓作气，豁得出、冲在前、打得赢。
勇挑重担，打不得“边鼓”。“两个确保”进入倒计时，疲劳厌战、急躁敷衍、撤摊歇脚打“边鼓”贻误战机、就成罪人。要“啃掉”剩下的贫中贫、困中困的“硬骨头”，确保脱贫户、临界户不反弹，关键要稳致富路，党员干部是主力军，要凝心聚力、瞄准要害、踩准节点、重锤出击，千万不要滥竽充数，像打“边鼓”那般不用劲、草草应付，必定原形毕露。
苦干实干，打不得“花鼓”。花鼓是以曲艺形态的说唱表演最为重要而著名，关键在“唱”功。补短板、强弱项，把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干得好才是真的好。形式主义害死人，党员干部不能摆花架子，东敲一鼓槌西舞一长袖，做表面文章;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两个确保”，言必行、行必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筑牢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墙”
紧抓“关键少数”，发挥“率”的作用。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立起“风向标”;要在“管住自己”上下功夫，带头执行《准则》《条例》，在依法行政、严以用权、廉洁自律等方面树好标杆;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勤于检视自身，常修为政之德，约束好身边人，时常对照人民满意“晴雨表”，一心一意干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
培优“政治生活”，营造“严”的氛围。要着重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用好谈心谈话，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生活动态;要提高支部“三会一课”质量，把党员干部思想凝集起来、干事活力释放出来;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利器，保持党内空气一直都能纯净清爽。
用好“警示教育”，守住“廉”的底线。党委（组）要强化纪律“高压线”，筑牢廉洁“防火墙”，杜绝“破窗效应”，让单位党员干部自觉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培養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坚决同贪污腐败和破坏政治生态的行为作斗争。要加强党风廉政“警示教育”，用好反面教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净化“朋友圈”“生活圈”，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培养出健康积极的爱好。
（摘自人民网）
“扫码”识别干部脱贫“组织有数”
扫码“查资料”，识别了解精细化。各级组织部门一方面要细化正向考核内容，主要察干部政治定力和责任担当，看是否对党忠诚、为党分忧;察干部宗旨意识和服务态度，看是否亲民爱民、一心为民;察实干作风和能力素质，看是否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察干部品质操守和良好形象，看是否遵规守纪、清正廉洁。
扫码“加好友”，考察辨别全方位。各级组织部门要直接深入基层一线、产业现场和农户家中，看干事状态、听基层反响、查工作实绩，确保在群众评价中考察干部、在精准扶贫中发现干部、在脱贫摘帽中检验干部。注重运用扶贫、巡视等相关部门掌握的情况，对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等表现加强分析研判、全面客观评价，真正对干部“精准画像”，坚决防止“雾里看花”。 扫码“请进群”，考核结果运用好。各级组织部门要“刚性”运用考核结果，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重要依据，真正把工作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使用有机结合。要始终坚持和树立鲜明导向，让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的干部“有地位”，从而激励各级干部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尽锐出战、无畏冲锋，真正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精兵良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摘自人民网）
守土有方才能维护防控成果
做到守土有方，就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统筹谋划，加强科学研判和动态管理，下足细功夫，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要继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比如，在防控策略上，实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维护好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信息，不能瞒报漏报，一旦发现疫情要实行精准管控。在防控手段上，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不断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化水平。在防控力量上，继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筑牢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
随着疫情的发展变化，全国各地的防控形势并不相同，防控工作各有侧重，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采取差异化策略，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提高复工复产效率，围绕解决企业用工、资金、原材料供应等需求，有针对性地精准施策，打通“堵点”、补上“断点”，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畅通经济社会循环。
（摘自光明网）
延安时期如何推进党的建设
延安时期，毛泽东首次强调“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瓦窑堡会议实现了党的性质由“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的转变，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为了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党的七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正是在正确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另外，政党成熟与否，与是否形成领导核心密切相关。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领导党和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加强党内政治建设的显著标志。1943年3月，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确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规定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程序上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党的七大最终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形成成熟、稳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政治建设的最大成果。
（摘自党建网）
“打老虎”始于何时
1951 年 12 月底，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其中，“打虎”运动是一个重要阶段。1952年1月19日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首先宣布“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1月23日，毛泽东批评了认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教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的错误认识。1月25日，毛泽东又指出，“三反”运动的第三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搜捉大贪污分子，捉大、小“老虎”（1000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随后，各地党委统一领导指挥“打虎”行动，研究“打虎”战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一些大贪污犯被严肃惩处。到2月5日，仅华东军区就捉到大“老虎”108只、小“老虎”649只，搜出中小贪污分子9.7万多人。在“打虎”过程中，毛泽东要求严禁逼供信，严格检查核实，实事求是甄别，“打虎”工作和业务工作并举。
为了有效惩治贪污分子，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实施，该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办法、步骤及批准权限等，使有关处理工作进入审判程序。
（摘自《学习时报》）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疫经验
1950年春夏之交，江苏省高邮县突然暴发急性血吸虫病感染，死亡人数上千。该疫情上报到中央之后，毛泽东极为震惊。于是，他指示有关部门安排人员亲赴疫区进行调查研究，并提议邀请江苏、福建、江西等有血吸虫病的省区派出代表到上海参加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专题会议商讨应对之策。出于统筹协调需要的通盘考虑，1955年11月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南方12个血吸虫病流行的省市区的工作。
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要在7年时间内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的奋斗目标。为了落实这一任务，国务院发布《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卫生部设立血吸虫病防治局。特别是中央在1957年4月23日明确提出加强党对防治血吸虫病组织工作领导的要求，即“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乡以上各级党组织，凡是尚未建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均应迅速建立起来，其组长均由党组织的一位书记担任”。这样，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到1958年我国血吸虫病高发的态势终于得到了有效遏制，像江西余江县等地方的血吸虫病还得到了根治。为此，毛泽东怀着高兴和欣慰之情写下了《送瘟神》诗二首以示庆贺和纪念。
（摘自《学习时报》）
毛泽东怎样教育子女读书
1954年7月，毛泽东致信女儿李敏、李讷，建议她们读《古诗选本》：“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1959年8月，他致信大儿媳刘思齐，建议她“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
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毛泽东曾先后两次给他们购置并寄送书籍。1939年8月，他致信毛岸英、毛岸青，“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但令人惋惜的是，这批书在寄送过程中丢失。毛泽东遂又购置了一批，并于1941年1月致信两个儿子：“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他还随信附上了这批书的详细书目及册数：“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嵋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義2、洪秀全2、侠义江湖6。”毛泽东要求子女读书内容的广博性，由此可见一斑。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1920年初，陈独秀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秘密离开北京去往上海。途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针对多数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比较陌生的情况，李大钊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来吸引和影响进步青年。
在李大钊的带领和影响下，1920年3月31日，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在成立之初没有公开开展活动，实际运转一年后，经报蔡元培校长同意，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成立启事，对外正式公开活动。启事刊出后，全校为之震动。除北大学生外，北京其他学校学生闻讯后也前来报名参加。随后，研究会将启事单独付印，邮寄分发全国各地，外地报名入会成为通讯会员的人一时大增。见报名者颇踊跃，李大钊喜出望外，对罗章龙说：“我们初步获得成功，是大家长期努力所致，今后还应本此精神，继续工作，打开局面。”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此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而载入史册。
（摘自人民网）
邓小平如何严格要求党的高级干部
1979年7月，华润公司工矿部一干部给邓小平写信反映，福建、广东一些领导以落实侨务政策为名，行受贿之实，明目张胆地伸手向华侨索取大量物资，还美其名曰“赠送”“捐献”。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他批示：“这个问题值得十分重视。对已发生的事件，建议中检委进行调查，对性质严重的，需要严肃处理，以儆其他。但最重要的是，在最短期内，制定出几条必须遵守的章程和纪律。”并提出：“由中检委为首，约集有关部门和粤闽两省同志，开 一小会，拟出几条，报中央批准后，立即施行。”10月4日，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在受理华侨捐献中严禁违反政策和营私舞弊的若干规定》。
同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9年下半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牵头组织、各有关方面参加，起草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他几次审阅过程稿，政治局会议也多次进行讨论。
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为《规定》作动员报告，严厉批评了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中存在的特殊化现象，要求严格执行《规定》，恢复和发扬党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摘自黨建网）
组织引领不减力，持续筑牢“战斗堡垒”。要正确对待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推动全产业链联动复工，千方百计把耽误的春光“抢回来”，把落下的生产“追回来”。要把党旗飘扬在“双线”战场最前沿，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强大战斗力。
激励担当不停步，持续磨炼“战疫尖兵”。要坚持在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把政治坚定、表现突出的干部进一步选出来、用起来，切实树立奖优罚劣、激励担当、促进发展的鲜明导向。要强化关心关爱，用心用情做好奋战在“双线”战场的党员干部的优抚工作，切实推动党员干部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抗疫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明确要求扩大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在抗击疫情的严峻斗争中，中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充分发挥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努力，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中国防控疫情取得的显著成效，为世界各国防控疫情争取了宝贵时间，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扬。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重点支持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工作，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党中央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中央和国家部委、各省区市鼎力相助、火线驰援，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这场严峻斗争中，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主动投身疫情防控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了武汉人民的坚韧不拔、高风亮节。湖北全省和全国援鄂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无私忘我、救死扶伤，展现了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全国人民广泛动员、众志成城，构筑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中国抗击疫情的行动和成效，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摘自《人民日报》）
落实“两个确保”打不得“三种鼓”
尽锐出战，打不得“退堂鼓”。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党员干部要走在前、作表率。忠诚是具体的，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收官在即、胜利在望，千万不要打“退堂鼓”。抗击疫情、“两个确保”，逆风前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尽锐出征。狭路相逢勇者胜，党员干部要一鼓作气，豁得出、冲在前、打得赢。
勇挑重担，打不得“边鼓”。“两个确保”进入倒计时，疲劳厌战、急躁敷衍、撤摊歇脚打“边鼓”贻误战机、就成罪人。要“啃掉”剩下的贫中贫、困中困的“硬骨头”，确保脱贫户、临界户不反弹，关键要稳致富路，党员干部是主力军，要凝心聚力、瞄准要害、踩准节点、重锤出击，千万不要滥竽充数，像打“边鼓”那般不用劲、草草应付，必定原形毕露。
苦干实干，打不得“花鼓”。花鼓是以曲艺形态的说唱表演最为重要而著名，关键在“唱”功。补短板、强弱项，把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干得好才是真的好。形式主义害死人，党员干部不能摆花架子，东敲一鼓槌西舞一长袖，做表面文章;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两个确保”，言必行、行必果，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筑牢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墙”
紧抓“关键少数”，发挥“率”的作用。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立起“风向标”;要在“管住自己”上下功夫，带头执行《准则》《条例》，在依法行政、严以用权、廉洁自律等方面树好标杆;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勤于检视自身，常修为政之德，约束好身边人，时常对照人民满意“晴雨表”，一心一意干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
培优“政治生活”，营造“严”的氛围。要着重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用好谈心谈话，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生活动态;要提高支部“三会一课”质量，把党员干部思想凝集起来、干事活力释放出来;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利器，保持党内空气一直都能纯净清爽。
用好“警示教育”，守住“廉”的底线。党委（组）要强化纪律“高压线”，筑牢廉洁“防火墙”，杜绝“破窗效应”，让单位党员干部自觉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培養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坚决同贪污腐败和破坏政治生态的行为作斗争。要加强党风廉政“警示教育”，用好反面教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净化“朋友圈”“生活圈”，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培养出健康积极的爱好。
（摘自人民网）
“扫码”识别干部脱贫“组织有数”
扫码“查资料”，识别了解精细化。各级组织部门一方面要细化正向考核内容，主要察干部政治定力和责任担当，看是否对党忠诚、为党分忧;察干部宗旨意识和服务态度，看是否亲民爱民、一心为民;察实干作风和能力素质，看是否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察干部品质操守和良好形象，看是否遵规守纪、清正廉洁。
扫码“加好友”，考察辨别全方位。各级组织部门要直接深入基层一线、产业现场和农户家中，看干事状态、听基层反响、查工作实绩，确保在群众评价中考察干部、在精准扶贫中发现干部、在脱贫摘帽中检验干部。注重运用扶贫、巡视等相关部门掌握的情况，对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的德能勤绩廉等表现加强分析研判、全面客观评价，真正对干部“精准画像”，坚决防止“雾里看花”。 扫码“请进群”，考核结果运用好。各级组织部门要“刚性”运用考核结果，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重要依据，真正把工作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使用有机结合。要始终坚持和树立鲜明导向，让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的干部“有地位”，从而激励各级干部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尽锐出战、无畏冲锋，真正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精兵良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摘自人民网）
守土有方才能维护防控成果
做到守土有方，就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统筹谋划，加强科学研判和动态管理，下足细功夫，真正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要继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比如，在防控策略上，实行“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维护好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信息，不能瞒报漏报，一旦发现疫情要实行精准管控。在防控手段上，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不断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化水平。在防控力量上，继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筑牢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
随着疫情的发展变化，全国各地的防控形势并不相同，防控工作各有侧重，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采取差异化策略，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积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提高复工复产效率，围绕解决企业用工、资金、原材料供应等需求，有针对性地精准施策，打通“堵点”、补上“断点”，使人流、物流、资金流有序转动起来，畅通经济社会循环。
（摘自光明网）
延安时期如何推进党的建设
延安时期，毛泽东首次强调“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瓦窑堡会议实现了党的性质由“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的转变，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为了迎接抗战最后胜利，党的七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正是在正确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另外，政党成熟与否，与是否形成领导核心密切相关。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后领导党和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加强党内政治建设的显著标志。1943年3月，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确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规定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程序上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党的七大最终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形成成熟、稳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政治建设的最大成果。
（摘自党建网）
“打老虎”始于何时
1951 年 12 月底，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其中，“打虎”运动是一个重要阶段。1952年1月19日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首先宣布“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1月23日，毛泽东批评了认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教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的错误认识。1月25日，毛泽东又指出，“三反”运动的第三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搜捉大贪污分子，捉大、小“老虎”（1000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随后，各地党委统一领导指挥“打虎”行动，研究“打虎”战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一些大贪污犯被严肃惩处。到2月5日，仅华东军区就捉到大“老虎”108只、小“老虎”649只，搜出中小贪污分子9.7万多人。在“打虎”过程中，毛泽东要求严禁逼供信，严格检查核实，实事求是甄别，“打虎”工作和业务工作并举。
为了有效惩治贪污分子，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实施，该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办法、步骤及批准权限等，使有关处理工作进入审判程序。
（摘自《学习时报》）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疫经验
1950年春夏之交，江苏省高邮县突然暴发急性血吸虫病感染，死亡人数上千。该疫情上报到中央之后，毛泽东极为震惊。于是，他指示有关部门安排人员亲赴疫区进行调查研究，并提议邀请江苏、福建、江西等有血吸虫病的省区派出代表到上海参加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专题会议商讨应对之策。出于统筹协调需要的通盘考虑，1955年11月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南方12个血吸虫病流行的省市区的工作。
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要在7年时间内基本上消灭血吸虫病的奋斗目标。为了落实这一任务，国务院发布《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卫生部设立血吸虫病防治局。特别是中央在1957年4月23日明确提出加强党对防治血吸虫病组织工作领导的要求，即“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乡以上各级党组织，凡是尚未建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均应迅速建立起来，其组长均由党组织的一位书记担任”。这样，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到1958年我国血吸虫病高发的态势终于得到了有效遏制，像江西余江县等地方的血吸虫病还得到了根治。为此，毛泽东怀着高兴和欣慰之情写下了《送瘟神》诗二首以示庆贺和纪念。
（摘自《学习时报》）
毛泽东怎样教育子女读书
1954年7月，毛泽东致信女儿李敏、李讷，建议她们读《古诗选本》：“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1959年8月，他致信大儿媳刘思齐，建议她“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
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毛泽东曾先后两次给他们购置并寄送书籍。1939年8月，他致信毛岸英、毛岸青，“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但令人惋惜的是，这批书在寄送过程中丢失。毛泽东遂又购置了一批，并于1941年1月致信两个儿子：“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他还随信附上了这批书的详细书目及册数：“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嵋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義2、洪秀全2、侠义江湖6。”毛泽东要求子女读书内容的广博性，由此可见一斑。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1920年初，陈独秀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秘密离开北京去往上海。途中，李大钊与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针对多数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比较陌生的情况，李大钊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来吸引和影响进步青年。
在李大钊的带领和影响下，1920年3月31日，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在成立之初没有公开开展活动，实际运转一年后，经报蔡元培校长同意，于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成立启事，对外正式公开活动。启事刊出后，全校为之震动。除北大学生外，北京其他学校学生闻讯后也前来报名参加。随后，研究会将启事单独付印，邮寄分发全国各地，外地报名入会成为通讯会员的人一时大增。见报名者颇踊跃，李大钊喜出望外，对罗章龙说：“我们初步获得成功，是大家长期努力所致，今后还应本此精神，继续工作，打开局面。”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此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而载入史册。
（摘自人民网）
邓小平如何严格要求党的高级干部
1979年7月，华润公司工矿部一干部给邓小平写信反映，福建、广东一些领导以落实侨务政策为名，行受贿之实，明目张胆地伸手向华侨索取大量物资，还美其名曰“赠送”“捐献”。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他批示：“这个问题值得十分重视。对已发生的事件，建议中检委进行调查，对性质严重的，需要严肃处理，以儆其他。但最重要的是，在最短期内，制定出几条必须遵守的章程和纪律。”并提出：“由中检委为首，约集有关部门和粤闽两省同志，开 一小会，拟出几条，报中央批准后，立即施行。”10月4日，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在受理华侨捐献中严禁违反政策和营私舞弊的若干规定》。
同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9年下半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牵头组织、各有关方面参加，起草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他几次审阅过程稿，政治局会议也多次进行讨论。
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为《规定》作动员报告，严厉批评了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中存在的特殊化现象，要求严格执行《规定》，恢复和发扬党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摘自黨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