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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正确理解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就必须了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本文从揭示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入手，阐明了文化语言学的人文价值，指出了我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意义以及促进汉语教学的意义。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 语言 文化 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语言学界兴起了一股文化语言学思潮，截至1998年全国发表的与文化语言学有关的文章共约上千篇，出版专著和论文集约七八十种，大部分属于对语言文化问题的具体研究，涉及词汇文化礼俗文化、汉字文化、语音文化、修辞文化、语法文化、交际文化、民俗文化，以及第二语言教学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对比等方面。其涉及范围之广泛，影响程度之深刻，发展势头之猛烈，在我国语言学史上的确是罕见的。
申小龙多次强调，文化语言学不是语言学分支学科，也不是边缘学科，文化语言学就是语言学，是本体学科[1] 。张公瑾认为：“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的一个综合性的语言学科。文化性质指语言本身就是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价值指语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是体现文化和认识文化的一个信息系统。”又说：“文化语言学的对象也不是语言和文化两者，而是作为文化符码的语言本身这也决定了文化语言学只能是一门语言学科。”[2]要了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文化,然后再进一步分析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文化的概念
关于文化,历来是众说纷纭，各持一面的。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曾给文化下过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个人所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强调的精神方面的文化，是一般文化人类学家所持的观点。当代美国人类学家艾尔弗·克罗伯也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其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我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就是生活,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如衣食住行，便是物质文化；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法律、政治、艺术、哲学,便叫精神文化。”[3]全世界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学者们莫衷一是。中国当代学者大多采纳《辞海》对文化的定义：“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对于文化的理解，是与社会和人类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对文化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变化的。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关系之密切，也许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虽然我们可以从话语中切分出词和句子，但并不可能把语言从文化的整体中切分出来。语言和文化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密不可分的社会现象。语言和文化是一张皮，不是毫无联系的两张皮。我们可以进行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双向交叉研究，既可以从语言视角切入，观察文化在语言中的投影，也可以从文化视角切入，研究文化的特质，使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更清楚地显示出来。研究文化背景和传统文化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某种语言现象，让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沟通起来，如果孤立地介绍文化现象，或者孤立地介绍语言现象，两边不搭界，那只会给人以东拼西凑的印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语言中存储了前人的全部劳动和生活经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正是这一最基本的职能，决定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承文化的形式和手段），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该民族人民长期创造积淀的结果。民族文化是通过各种形式一代代继承、发展到今天的，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语言，是语言记录并保存了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语言，记载了这个民族所走过的漫长的历史道路。语言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人类文化的许多组成部分，如社会制度、宗教、神话、艺术等精神财富与其他物质财富的建构与传承上。德国语言学家赫尔德认为，认识一个民族，首先要认识其语言，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心理，无不透过语言表现出来，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邢公畹先生说：语言必须理解为“具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的，能传达信息的语音组合体系”。换言之，脱离了文化背景的“语言”，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语言。“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也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不可能是与具体民族、文化和人无关的自在物，语言本身就反映人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
文化是语言的内在本质。虽然语言表面上的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从本质上却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与本语言的民族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人类不同群体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各种语言中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特定的，受该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制约。
语言符号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把握世界的手段，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由于语言符号在整个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而且随着文化的发展，愈来愈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并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构成了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4]语言符号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绝不是一些抽象的物理符号的堆砌，它实际上是有意味的形式，因为语言体现了人们在创造世界过程中的思维方式、思维的范围、深度，而思维的直接产物就是精神文化，思维的间接产物则是物质文化，所以语言就从本质上成为人类建构起来的文化世界。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文化的。语言是文化最忠实的记录者，它不但记录了文化的内容，记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世界，就是人类文化的标本和化石。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当人们学习语言时，也就是在学习文化，因为学习语言也将该语言记录的文化世界接受了下来，也就把不同文化所描绘的世界图景接受了下来。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世界图景，人们是按照他们的语言来接受世界图景的。由于不同的语言携带着不同的文化世界，因此当人们运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思维的时候，就必然受到不同语言特点的制约，从而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在学习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学习一种文化类型。
三、从语言研究文化
语言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它作为人类的专利，是思想的直接表现形式，它既是思维的工具，又是交际的首要手段。我们今天所谈论、研究的语言又无一不是民族的语言。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在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上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5]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和载体，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个层次上起着制约作用，可以说语言与文化水乳交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事实对文化的结构层次、文化的发生发展、文化的传播交流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考察。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一道纵向延伸的河床，语言就如这道河床的流水，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联想习惯、审美情趣，经过历史长河的激荡，融入民族语言之中。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吸收，都要通过语言去实现。因而语言的历史往往同文化的历史相辅相成。
萨丕尔(EdwardSa-pir)指出“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形式，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发展的轨迹不可避免地会在语言中留下痕迹，语言也时时刻刻忠实地折射着文化内涵。拉斯克（R.Rask）指出“若要知道史前期远古时代民族的起源及其亲属关系，那么就没有比语言更重要的材料了”。柏默(L·R·Palmer)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6] 格里木（J.Grimm）则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语言也是我们的历史”，而作为语言要素之一的词汇与人类社会的文化也密切相关，“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他所服务的文化”。为此，社会语言学提出了“语言的词汇与社会的发展共变”的理论，文化语言学也提出了“词汇是社会文化的镜象”的主张。
例如，可以从借词研究不同民族文化接触交流的历史；从亲属称谓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婚姻制度；（这方面，摩尔根在研究印第安民族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以上这些就是罗常培先生《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所阐述的几个方面。此外，还可以从某类词语的丰富程度研究该民族的生产生活的方式，如爱斯基摩语(Eskimo一个居住在北美北端冰原,以食生肉为主的民族)中有关雪的词汇、英语中有关牛肉的词汇、日语中有关鯔鱼(一种随着各个生长期而有不同名称的所谓发财鱼)的词汇。从数字研究该民族抽象思维的特点，从纪时法(年、月、日等的名称和安排方法)研究该民族的时间观念等等。因此，从词汇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最为直接，也最容易下手的方面。可以说要了解我们生活的各方面都离不开用语言来探求文化背景。
四、从文化研究语言
随着对语言认识的深化，人们似乎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语言现象仅仅从语言本身看是难以理解的，但如果把它放入文化的范畴来考察，一切便迎刃而解了。于是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里找到新的答案。
比如，在汉语中的表现之一就是自谦词特别丰富，与自我有关的词词义贬值化。仅仅作为自称的谦词就有诸如不才、鄙人、小人、妾、在下、奴等等不下几十种。另外，凡是与自己有关的人、事都难免要谦虚一番。“我的儿子”要唤作“犬子”，自己的妻子要贬为“拙荆”“糟糠”，自己的酒是“薄酒”，自己的著作是“拙著”，自己的住处也要称之为“寒舍”。类似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甚至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自称“朕”“寡人”“不谷”也有作谦称的解释，足见这种自抑性文化自上而下影响之深。与此同时，汉语的敬词都特别丰富，如“阁下”“足下”“陛下”“令堂”“令尊”“令爱”等等。这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儒家文化占着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自抑性文化。它深刻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伦理传统与民族心理，同时也深深地在汉语中留下了痕迹。
前苏联语言学家谢·叶·雅洪托夫曾说过：许多语言变化并不能从语言内部来找原因。而北京女国音的出现似乎从某一角度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许多北京女青年在平时说话时总喜欢把“j”“q”“x”念作“z”“c”“s”，例如，积极jiji，念作zizi，据调查，北京女青年们之所以如此发音，是因为感觉这样更能显示女性的娇柔可爱，这一现象如果我们仅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是不可理解的，仍然还是一种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五、启示
目前开展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拓宽语言学研究的领域，使之更加深入。而且更能直接指导汉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正如美国语言学家罗比内特在《对外英语教学》一书中论述的：“语言的使用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语言与文化的这一关系，构成了第二语言获得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人们已认识到在教学中引入文化的重要性，其具体的方法还是莫衷一是，并没有找到适当地方法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既巧妙地传播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无强加于人之嫌。王宗炎先生也指出：“我同意教语言同时教文化，但是我还弄不清文化该讲哪些项目，以什么为重点，用什么方法来讲”。总之，文化语言学在理论研究的深度、系统性及语言教学的可操作性方面有待努力。
注释：
[1][5]申小龙.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J].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2]张公瑾.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J].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3]丁守和.中华文化词典[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4]李建国 杨文惠.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特征——从语
言的文化本质说起[J].华侨大学学报,1999,（3）.
[6]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参考文献：
[1]陈建民.关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思考[J].汉语学习,1992,（4）.
[2]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4]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5]张维鼎.语言文化纵论[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2.
（唐素华，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文化语言学 语言 文化 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语言学界兴起了一股文化语言学思潮，截至1998年全国发表的与文化语言学有关的文章共约上千篇，出版专著和论文集约七八十种，大部分属于对语言文化问题的具体研究，涉及词汇文化礼俗文化、汉字文化、语音文化、修辞文化、语法文化、交际文化、民俗文化，以及第二语言教学的文化差异与文化对比等方面。其涉及范围之广泛，影响程度之深刻，发展势头之猛烈，在我国语言学史上的确是罕见的。
申小龙多次强调，文化语言学不是语言学分支学科，也不是边缘学科，文化语言学就是语言学，是本体学科[1] 。张公瑾认为：“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的一个综合性的语言学科。文化性质指语言本身就是文化，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价值指语言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是体现文化和认识文化的一个信息系统。”又说：“文化语言学的对象也不是语言和文化两者，而是作为文化符码的语言本身这也决定了文化语言学只能是一门语言学科。”[2]要了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文化,然后再进一步分析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文化的概念
关于文化,历来是众说纷纭，各持一面的。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曾给文化下过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个人所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强调的精神方面的文化，是一般文化人类学家所持的观点。当代美国人类学家艾尔弗·克罗伯也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其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我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就是生活,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如衣食住行，便是物质文化；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法律、政治、艺术、哲学,便叫精神文化。”[3]全世界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学者们莫衷一是。中国当代学者大多采纳《辞海》对文化的定义：“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对于文化的理解，是与社会和人类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对文化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变化的。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关系之密切，也许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虽然我们可以从话语中切分出词和句子，但并不可能把语言从文化的整体中切分出来。语言和文化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密不可分的社会现象。语言和文化是一张皮，不是毫无联系的两张皮。我们可以进行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双向交叉研究，既可以从语言视角切入，观察文化在语言中的投影，也可以从文化视角切入，研究文化的特质，使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更清楚地显示出来。研究文化背景和传统文化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某种语言现象，让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沟通起来，如果孤立地介绍文化现象，或者孤立地介绍语言现象，两边不搭界，那只会给人以东拼西凑的印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存在的物质表现形式。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语言中存储了前人的全部劳动和生活经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正是这一最基本的职能，决定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承文化的形式和手段），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该民族人民长期创造积淀的结果。民族文化是通过各种形式一代代继承、发展到今天的，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语言，是语言记录并保存了民族文化。一个民族的语言，记载了这个民族所走过的漫长的历史道路。语言在人类文化中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人类文化的许多组成部分，如社会制度、宗教、神话、艺术等精神财富与其他物质财富的建构与传承上。德国语言学家赫尔德认为，认识一个民族，首先要认识其语言，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心理，无不透过语言表现出来，因此，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邢公畹先生说：语言必须理解为“具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的，能传达信息的语音组合体系”。换言之，脱离了文化背景的“语言”，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语言。“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也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不可能是与具体民族、文化和人无关的自在物，语言本身就反映人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
文化是语言的内在本质。虽然语言表面上的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从本质上却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无论语音、词汇、语法都与本语言的民族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人类不同群体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对客观世界的感知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各种语言中词汇系统所代表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是特定的，受该民族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制约。
语言符号作为人类所特有的把握世界的手段，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由于语言符号在整个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而且随着文化的发展，愈来愈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并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构成了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4]语言符号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绝不是一些抽象的物理符号的堆砌，它实际上是有意味的形式，因为语言体现了人们在创造世界过程中的思维方式、思维的范围、深度，而思维的直接产物就是精神文化，思维的间接产物则是物质文化，所以语言就从本质上成为人类建构起来的文化世界。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文化的。语言是文化最忠实的记录者，它不但记录了文化的内容，记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而且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世界，就是人类文化的标本和化石。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当人们学习语言时，也就是在学习文化，因为学习语言也将该语言记录的文化世界接受了下来，也就把不同文化所描绘的世界图景接受了下来。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世界图景，人们是按照他们的语言来接受世界图景的。由于不同的语言携带着不同的文化世界，因此当人们运用不同的语言进行思维的时候，就必然受到不同语言特点的制约，从而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在学习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学习一种文化类型。
三、从语言研究文化
语言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它作为人类的专利，是思想的直接表现形式，它既是思维的工具，又是交际的首要手段。我们今天所谈论、研究的语言又无一不是民族的语言。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在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上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5]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和载体，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个层次上起着制约作用，可以说语言与文化水乳交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语言事实对文化的结构层次、文化的发生发展、文化的传播交流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考察。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一道纵向延伸的河床，语言就如这道河床的流水，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联想习惯、审美情趣，经过历史长河的激荡，融入民族语言之中。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吸收，都要通过语言去实现。因而语言的历史往往同文化的历史相辅相成。
萨丕尔(EdwardSa-pir)指出“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形式，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发展的轨迹不可避免地会在语言中留下痕迹，语言也时时刻刻忠实地折射着文化内涵。拉斯克（R.Rask）指出“若要知道史前期远古时代民族的起源及其亲属关系，那么就没有比语言更重要的材料了”。柏默(L·R·Palmer)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6] 格里木（J.Grimm）则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语言也是我们的历史”，而作为语言要素之一的词汇与人类社会的文化也密切相关，“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他所服务的文化”。为此，社会语言学提出了“语言的词汇与社会的发展共变”的理论，文化语言学也提出了“词汇是社会文化的镜象”的主张。
例如，可以从借词研究不同民族文化接触交流的历史；从亲属称谓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婚姻制度；（这方面，摩尔根在研究印第安民族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以上这些就是罗常培先生《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所阐述的几个方面。此外，还可以从某类词语的丰富程度研究该民族的生产生活的方式，如爱斯基摩语(Eskimo一个居住在北美北端冰原,以食生肉为主的民族)中有关雪的词汇、英语中有关牛肉的词汇、日语中有关鯔鱼(一种随着各个生长期而有不同名称的所谓发财鱼)的词汇。从数字研究该民族抽象思维的特点，从纪时法(年、月、日等的名称和安排方法)研究该民族的时间观念等等。因此，从词汇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最为直接，也最容易下手的方面。可以说要了解我们生活的各方面都离不开用语言来探求文化背景。
四、从文化研究语言
随着对语言认识的深化，人们似乎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语言现象仅仅从语言本身看是难以理解的，但如果把它放入文化的范畴来考察，一切便迎刃而解了。于是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试图从更广阔的视野里找到新的答案。
比如，在汉语中的表现之一就是自谦词特别丰富，与自我有关的词词义贬值化。仅仅作为自称的谦词就有诸如不才、鄙人、小人、妾、在下、奴等等不下几十种。另外，凡是与自己有关的人、事都难免要谦虚一番。“我的儿子”要唤作“犬子”，自己的妻子要贬为“拙荆”“糟糠”，自己的酒是“薄酒”，自己的著作是“拙著”，自己的住处也要称之为“寒舍”。类似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甚至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自称“朕”“寡人”“不谷”也有作谦称的解释，足见这种自抑性文化自上而下影响之深。与此同时，汉语的敬词都特别丰富，如“阁下”“足下”“陛下”“令堂”“令尊”“令爱”等等。这是由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儒家文化占着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自抑性文化。它深刻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伦理传统与民族心理，同时也深深地在汉语中留下了痕迹。
前苏联语言学家谢·叶·雅洪托夫曾说过：许多语言变化并不能从语言内部来找原因。而北京女国音的出现似乎从某一角度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许多北京女青年在平时说话时总喜欢把“j”“q”“x”念作“z”“c”“s”，例如，积极jiji，念作zizi，据调查，北京女青年们之所以如此发音，是因为感觉这样更能显示女性的娇柔可爱，这一现象如果我们仅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是不可理解的，仍然还是一种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五、启示
目前开展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拓宽语言学研究的领域，使之更加深入。而且更能直接指导汉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正如美国语言学家罗比内特在《对外英语教学》一书中论述的：“语言的使用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语言与文化的这一关系，构成了第二语言获得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人们已认识到在教学中引入文化的重要性，其具体的方法还是莫衷一是，并没有找到适当地方法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既巧妙地传播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无强加于人之嫌。王宗炎先生也指出：“我同意教语言同时教文化，但是我还弄不清文化该讲哪些项目，以什么为重点，用什么方法来讲”。总之，文化语言学在理论研究的深度、系统性及语言教学的可操作性方面有待努力。
注释：
[1][5]申小龙.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J].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2]张公瑾.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J].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3]丁守和.中华文化词典[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4]李建国 杨文惠.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特征——从语
言的文化本质说起[J].华侨大学学报,1999,（3）.
[6]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参考文献：
[1]陈建民.关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思考[J].汉语学习,1992,（4）.
[2]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4]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5]张维鼎.语言文化纵论[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2.
（唐素华，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