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时候我们经历过的许多旧事，总会被记忆不辞辛苦地捡拾回来。这种对往昔追忆的起源，大多来自一些旧物的作用，一幢破败的老宅，一件斑驳的家具，甚至一个熟知的人名，它们所折射出的信息像一匹识途的老马，会牵引着我们，曲曲折折挤过往事窄窄的巷道，让思绪迅速追上已经消亡的真实。就像透过历史博物馆的玻璃橱窗，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小心摆放的陶罐、鼎簋或者竹简、漆器，在早已完成了它们所承担的使用价值后，又被人们从久远的尘埃深处挖掘出来那般。这些陈旧符号，虽然已被时间消磨得形容枯槁，甚至有些故事，折戟沉沙，沦为千古之谜，但即使已成碎片，或永恒残缺，也都会孤注一掷又尽心尽力地搭建起一座解读的桥梁，摆渡着现代的目光去探究历史的真谛。
一些人会在秋天里老去，年龄成为被日子搓洗的衣裳，华发般泛白的枯叶和皱纹般皲裂的树皮，总让我无法将一株老树和一个老人区别开来。我曾经回到故乡，面对着一些沧桑的面孔，这些被岁月用旧的生命，吃力地搬动着迟缓、呆滞的目光，端详着我，良久之后竟能从混浊的记忆里，打捞出我的乳名来，再沿着残缺的齿间颤颤巍巍地轻轻唤出，像我已故的奶奶，我无法控制的情绪，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几十年前的童年。
其实，我所有的经历，早就像一本读旧的书了，破损的毛边、褶皱的页面以及斑驳的封皮，那些曾经清晰的文字变得昏黄而模糊了，只有童年的片断，装帧成书里栩栩如生的插图。多年以后，当我身居在故乡之外的繁华都市，那无法随行的童年就像被遗落的一枚奇石，一直蛰伏在兵团农五师八十九团一个叫塔斯尔海的地方，仍释放着它无尽的能量。每每想起，难以释怀。
由于生存地域的缘故，注定了我的童年走不出那个有着几百号人的六连。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新疆而言，阳光和蓝天就像戈壁和荒漠一样，廉价而充足。一排排挺拔的白杨把几十幢平房和道路，分隔成几块生机勃勃的生活区。至今我都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却勤奋地生养着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女人似乎在攀比着谁的肚子更具潜力。而男人则保持着高昂的斗志，起早贪黑，不计报酬，一个小小的连队，仿佛承担着半个地球的重担。既要劳动还要斗争，所有的人都奋战在生产和革命的第一线。大人的忙碌，给了我们这些处在人生萌芽阶段需要教育的毛孩，有了充足的自娱自乐的时间和空间，这让现在已成为人父的我，看到与自己当年同龄的孩子沉淀在书山题海的重压之下时，不能不抱以辛酸的同情。或许正是宽松和自由，才给了我们与众不同的童年经历。
依据居住地的远近和父母间邻里关系的亲疏，孩子们也自然划分出鲜明的阵营。许多个夏日，我率领靠近马厩的一干人马，以饲料草垛为营，拉起大旗，为保护自己的领地和成员不受侵犯，率部东征西战，横冲直闯，胜败参半，喜忧间隔。誓不低头的勇敢和不计后果的胆魄，或许就是那时候练就的。我把自己的童年制造得硝烟弥漫且热血沸腾。后来发现，许多胜利换来的喜悦却无法抵御伙伴们对食品的垂涎。那时候的饥饿，像疯狗一样追咬着我们对食物的渴望，许多意志薄弱者，为了一块饼干，已叛变投敌，走向敌对的阵营。我从向我汇报情况的侦察兵吞咽口水时喉结处发出的声响，也明显地认识到，拥有食品已成为稳定军心和巩固政权的基础。
作为首领，我当然得身先士卒。这个简单的道理，不是在我長大后从书本上学来的，它像原始部落的朴素公理一样，昭然而现实。当踩着两只歪斜的肩膀，从屋后偷偷翻窗入室时，我虚慌的心其实是狂跳不止的，即使只有七八岁人生经验，但对于行窃这种明显与所受教育相悖的行为，依然在恐慌着我的神经。相同的房屋结构和相似的简单家具，逐渐打消了我对陌生环境的惧怕，仿佛进入了自己家里，不紧不慢搜遍每个角落，就像翻找着落在家里的玩具。连续两家的一无所获，让属下对我的工作能力产生了动摇，在这种尴尬而窘迫的情势下，我学会了思考：既然对方敢用饼干来诱降我的士兵，那他家里一定存有余粮！我果断做出选择：就去翻找与我对阵的沙军家！在这里我之所以用“翻找”而不是“偷窃”，是因为当我一无所获地从那两家窗户钻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心慌的感觉了。这让我宽慰地认为，自己只是去寻找一些急需的东西而已，与一种不良行为毫无关系。这样的想法支撑着我当时的奋斗目标，直到十几年之后，我成了一名人民警察，回想儿时的这些行为，始觉脸红。但当时，我一定为自己这个既可以截断对方业已依靠的粮草，又能成为我方作战动力的一箭双雕的想法暗自得意。在派人侦察沙家房门确实上锁之后，我再次从后窗轻松入内，没费多大劲就在卧室房梁高悬的吊筐里，找到了仅剩的半包饼干。虽然离我的期待差距挺大，但毕竟是首战告捷，没有空手而归。我听到外屋有开锁的声音，便急速钻出小窗，落荒而逃。
这次行窃到底对我的“政权”起到了多大的维护作用，早已想不起来了。但依据当时的生活状态来推断，饼干应该是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的，以至于我每次故意从沙军家门前走过时都有些期待地想碰见他，看看他沮丧的表情。我甚至可以想象到他小心翼翼爬到床上，勾着手往筐子里摸饼干的情形，以及发现东西不翼而飞后的愤怒和悲哀。一想到这里，我就有了一种春风拂面的快感。
此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我家的房门被急促敲开，沙军的父亲沙玉良站在门外，我猜想东窗事发了，自己在劫难逃。却见他怯怯巍巍，卑躬歉疚地向我父亲求助，原来是他妻子临盆了。作为远离团部医院的连队卫生员，接生已成为父亲主体工作的一部分。直到他们出门好久，我慌乱的情绪才渐渐平静。
有很长一段时间，沙军不再像以前那样与我们针锋相，即使碰见了，他也远远绕开或者低头走过，就像斗败的公鸡，甚觉奇怪。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查出了他家有隐瞒未报的台湾亲戚。果不其然，一周后的中午，我亲眼看见老沙戴着“特务”的高帽，被民兵压着游街批斗，后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品尝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即使是未成熟的智力，也可以充分地推断出，被涂“黑”的沙军再无力与我们站在一条等高线上抗衡了。
几个月后的下午，在放学的路上，忽然看见一个身穿半旧绿军装的男子——这可是当时最统一的服饰——独自一人站在田埂，面对茂盛的植物和广阔的田野，认真地做着宣讲，仿佛那一行行挺拔翠绿的玉米秆不是作物，而是一方列队整齐的士兵，正在接受指挥长的命令。他手里的不停翻动的红色语录本显得十分醒目，成为满目绿色背景里最鲜艳的亮点。听到我们的窃笑，他停顿下来，转过头喊出了我的乳名，惊诧之中发现，竟是沙军的父亲，他随即毫无过渡地开始面向我们高声朗诵无法听懂的篇目。起先是几个，后来沿田头农渠埂上坐满了放学路过的学生。在文化生活十分贫瘠的氛围下，他一个人的独演，虽谈不上精彩，却足够新鲜。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而后激起一圈圈涟漪。直到沙军和他母亲匆匆赶来，强行将他拽走，我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开。即使过去了三十多年，沙军当时显露的被泪水浸泡的羞愧，至今仍漂浮在我的记忆里。 事隔不久，在家里的饭桌上，从父亲对母亲断断续续讲述中，我勉强清楚，沙玉良精神分裂了。父亲作为连队唯一的医生，受领导指派，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观察后，出具了医疗证明，才使他走出了“牛棚”。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沙玉良都是我们追逐的对象，起先家里人还出来规劝，时间久了也就听之任之了，甚至几天不归，都习以为常。他时常出现在我们上学或放学必经的路口，一身半旧军装，左胸挂满了大小不一的各类像章，猛然看去，竟几分像战功显赫的将军。他能准确地喊出许多孩子的乳名，尤其对我，更是谙熟于心。我们总会恶作剧地询问一些诸如你如何与台湾特务接头之类的不光彩的问题，便会引出两只很生气的拳头，追得我们一哄而散，却并不跑远，知道他不会真追，未及又聚拢起来，继续与他答非所问，直到他毕恭毕敬地掏出语录本，冲着我们准备一以贯之的宣讲时，大家才真的慢慢散去，留下仍在喋喋不休的老沙。
或许是再没有人听他演讲的缘故，老沙开始用粉笔在连部室外的水泥黑板上抄写文章，后来发展到墙面上、大门上，甚至在电线杆上都留有手迹，包括父亲在内的连队相当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都会站在黑板前，摇头叹息：可惜了一笔好字啊！
我上中学的时候，家早已从六连搬到了离团部很近的打井队，却仍然能时常见到老沙出现在团部门口。走出了连队的他，找到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团部有了更多的黑板、墙面和电线杆。有一段时间，我们团部中学室外的十几个乒乓球水泥台面，竟全部写满了同一种字体，从这熟悉而飘逸的笔画里，找出始作俑者。它造成的结果，是语文老师在批改完我们的作文时，不无觊觎地说，你们许多同学的字比球案上的差远了。这无形将我们置于了一个精神病患者之下，这让我们十分气馁，再遇到老沙写字时，都会冲着他大吼，将其驱走。
等到上高中的时候，已经很少见到老沙了，偶尔发现墙面模糊的字迹，在力不从心地引导我们，去慢慢想起他。有人说，他现在已经开始往博乐城里跑了。博乐是离八十九团有五十多里地的一个县城，读初一时还是父亲带我去了一次。想起城市繁华的街道和琳琅的商品，我一下对老沙有些钦佩起来。却又极为诧异，他在城里以什么为生？但这些疑惑最后都被高中紧张的学习生活所覆盖了。
后来，我考上了新疆司法警察学校，毕业后分配至博乐市公安局工作。如果不是几年后在公安局大门前听见老沙的呼喊，我几乎已经把他忘记了，整整五六年光景，我没再遇见他，甚至连消息都没有过。
我不会想到一个被门卫保安往外推搡的满身污垢的人，会突然大声喊出我的乳名。我和保安都愣住了，走到门前，才认出了老沙，這让我惊诧于他顽强的记忆力，即使我穿着警服，即使岁月这么多年的雕琢，他都能去粗取精，一下子把我从童年的画面中采摘出来，放在现实的境遇里，与之对视。他右手紧攥着红语录本，左手提着一堆拾捡的废旧纸壳，嘴里念念有词。他比以前憔悴多了，从油腻的旧军帽里刺出来许多杂乱的白发，佝偻着胸，一身破旧的军服污浊不堪，导致他胸前几枚像章也黯然失色。见到我，他的眸子顿时鲜活起来，成为全身唯一的亮点。他掏出厚厚一打行将揉烂的稿纸，让我带他进去找局长，给自己平反，说自己有反特经验，应该安置在公安局上班。他嘴里不停地喊着我的乳名，好像我就是一根从水面漂浮过的稻草。他响亮的音色招摇过来不少我的同事，他们都用奇怪的目光，测量着我和这个疯子之间的亲疏。
我只好把他劝到门外，说局长到北京开会去了，让他下月再来。然后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塞进他手里，哄着他离开。老沙将一摞捆扎好纸壳搭在肩上，顺着人行道，晃晃悠悠往前走，在一根电线杆前他掏出粉笔，正准备写字，被一个环保工人拦住，两人又纠缠了一阵，才讪讪离开。
此后，有好几次我坐在警车里，看见极为醒目的沙玉良，昂扬在大街上，还是一身油腻的老式军服，肩上用木棍挑着一捆废旧物品，旁若无人又匆匆忙忙，仿佛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赶过去处理。
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眼睛也变得涩涩起来。如果这个城市是只眼的话，老沙一定就是这眼里的一粒沙子了，他硌疼了城市的视线，让很多心酸的眼泪，流不出来。
一些人会在秋天里老去，年龄成为被日子搓洗的衣裳，华发般泛白的枯叶和皱纹般皲裂的树皮，总让我无法将一株老树和一个老人区别开来。我曾经回到故乡，面对着一些沧桑的面孔，这些被岁月用旧的生命，吃力地搬动着迟缓、呆滞的目光，端详着我，良久之后竟能从混浊的记忆里，打捞出我的乳名来，再沿着残缺的齿间颤颤巍巍地轻轻唤出，像我已故的奶奶，我无法控制的情绪，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几十年前的童年。
其实，我所有的经历，早就像一本读旧的书了，破损的毛边、褶皱的页面以及斑驳的封皮，那些曾经清晰的文字变得昏黄而模糊了，只有童年的片断，装帧成书里栩栩如生的插图。多年以后，当我身居在故乡之外的繁华都市，那无法随行的童年就像被遗落的一枚奇石，一直蛰伏在兵团农五师八十九团一个叫塔斯尔海的地方，仍释放着它无尽的能量。每每想起，难以释怀。
由于生存地域的缘故，注定了我的童年走不出那个有着几百号人的六连。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新疆而言，阳光和蓝天就像戈壁和荒漠一样，廉价而充足。一排排挺拔的白杨把几十幢平房和道路，分隔成几块生机勃勃的生活区。至今我都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却勤奋地生养着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女人似乎在攀比着谁的肚子更具潜力。而男人则保持着高昂的斗志，起早贪黑，不计报酬，一个小小的连队，仿佛承担着半个地球的重担。既要劳动还要斗争，所有的人都奋战在生产和革命的第一线。大人的忙碌，给了我们这些处在人生萌芽阶段需要教育的毛孩，有了充足的自娱自乐的时间和空间，这让现在已成为人父的我，看到与自己当年同龄的孩子沉淀在书山题海的重压之下时，不能不抱以辛酸的同情。或许正是宽松和自由，才给了我们与众不同的童年经历。
依据居住地的远近和父母间邻里关系的亲疏，孩子们也自然划分出鲜明的阵营。许多个夏日，我率领靠近马厩的一干人马，以饲料草垛为营，拉起大旗，为保护自己的领地和成员不受侵犯，率部东征西战，横冲直闯，胜败参半，喜忧间隔。誓不低头的勇敢和不计后果的胆魄，或许就是那时候练就的。我把自己的童年制造得硝烟弥漫且热血沸腾。后来发现，许多胜利换来的喜悦却无法抵御伙伴们对食品的垂涎。那时候的饥饿，像疯狗一样追咬着我们对食物的渴望，许多意志薄弱者，为了一块饼干，已叛变投敌，走向敌对的阵营。我从向我汇报情况的侦察兵吞咽口水时喉结处发出的声响，也明显地认识到，拥有食品已成为稳定军心和巩固政权的基础。
作为首领，我当然得身先士卒。这个简单的道理，不是在我長大后从书本上学来的，它像原始部落的朴素公理一样，昭然而现实。当踩着两只歪斜的肩膀，从屋后偷偷翻窗入室时，我虚慌的心其实是狂跳不止的，即使只有七八岁人生经验，但对于行窃这种明显与所受教育相悖的行为，依然在恐慌着我的神经。相同的房屋结构和相似的简单家具，逐渐打消了我对陌生环境的惧怕，仿佛进入了自己家里，不紧不慢搜遍每个角落，就像翻找着落在家里的玩具。连续两家的一无所获，让属下对我的工作能力产生了动摇，在这种尴尬而窘迫的情势下，我学会了思考：既然对方敢用饼干来诱降我的士兵，那他家里一定存有余粮！我果断做出选择：就去翻找与我对阵的沙军家！在这里我之所以用“翻找”而不是“偷窃”，是因为当我一无所获地从那两家窗户钻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心慌的感觉了。这让我宽慰地认为，自己只是去寻找一些急需的东西而已，与一种不良行为毫无关系。这样的想法支撑着我当时的奋斗目标，直到十几年之后，我成了一名人民警察，回想儿时的这些行为，始觉脸红。但当时，我一定为自己这个既可以截断对方业已依靠的粮草，又能成为我方作战动力的一箭双雕的想法暗自得意。在派人侦察沙家房门确实上锁之后，我再次从后窗轻松入内，没费多大劲就在卧室房梁高悬的吊筐里，找到了仅剩的半包饼干。虽然离我的期待差距挺大，但毕竟是首战告捷，没有空手而归。我听到外屋有开锁的声音，便急速钻出小窗，落荒而逃。
这次行窃到底对我的“政权”起到了多大的维护作用，早已想不起来了。但依据当时的生活状态来推断，饼干应该是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的，以至于我每次故意从沙军家门前走过时都有些期待地想碰见他，看看他沮丧的表情。我甚至可以想象到他小心翼翼爬到床上，勾着手往筐子里摸饼干的情形，以及发现东西不翼而飞后的愤怒和悲哀。一想到这里，我就有了一种春风拂面的快感。
此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我家的房门被急促敲开，沙军的父亲沙玉良站在门外，我猜想东窗事发了，自己在劫难逃。却见他怯怯巍巍，卑躬歉疚地向我父亲求助，原来是他妻子临盆了。作为远离团部医院的连队卫生员，接生已成为父亲主体工作的一部分。直到他们出门好久，我慌乱的情绪才渐渐平静。
有很长一段时间，沙军不再像以前那样与我们针锋相，即使碰见了，他也远远绕开或者低头走过，就像斗败的公鸡，甚觉奇怪。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查出了他家有隐瞒未报的台湾亲戚。果不其然，一周后的中午，我亲眼看见老沙戴着“特务”的高帽，被民兵压着游街批斗，后被关进了“牛棚”。我们品尝了前所未有的兴奋，即使是未成熟的智力，也可以充分地推断出，被涂“黑”的沙军再无力与我们站在一条等高线上抗衡了。
几个月后的下午，在放学的路上，忽然看见一个身穿半旧绿军装的男子——这可是当时最统一的服饰——独自一人站在田埂，面对茂盛的植物和广阔的田野，认真地做着宣讲，仿佛那一行行挺拔翠绿的玉米秆不是作物，而是一方列队整齐的士兵，正在接受指挥长的命令。他手里的不停翻动的红色语录本显得十分醒目，成为满目绿色背景里最鲜艳的亮点。听到我们的窃笑，他停顿下来，转过头喊出了我的乳名，惊诧之中发现，竟是沙军的父亲，他随即毫无过渡地开始面向我们高声朗诵无法听懂的篇目。起先是几个，后来沿田头农渠埂上坐满了放学路过的学生。在文化生活十分贫瘠的氛围下，他一个人的独演，虽谈不上精彩，却足够新鲜。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而后激起一圈圈涟漪。直到沙军和他母亲匆匆赶来，强行将他拽走，我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开。即使过去了三十多年，沙军当时显露的被泪水浸泡的羞愧，至今仍漂浮在我的记忆里。 事隔不久，在家里的饭桌上，从父亲对母亲断断续续讲述中，我勉强清楚，沙玉良精神分裂了。父亲作为连队唯一的医生，受领导指派，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观察后，出具了医疗证明，才使他走出了“牛棚”。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沙玉良都是我们追逐的对象，起先家里人还出来规劝，时间久了也就听之任之了，甚至几天不归，都习以为常。他时常出现在我们上学或放学必经的路口，一身半旧军装，左胸挂满了大小不一的各类像章，猛然看去，竟几分像战功显赫的将军。他能准确地喊出许多孩子的乳名，尤其对我，更是谙熟于心。我们总会恶作剧地询问一些诸如你如何与台湾特务接头之类的不光彩的问题，便会引出两只很生气的拳头，追得我们一哄而散，却并不跑远，知道他不会真追，未及又聚拢起来，继续与他答非所问，直到他毕恭毕敬地掏出语录本，冲着我们准备一以贯之的宣讲时，大家才真的慢慢散去，留下仍在喋喋不休的老沙。
或许是再没有人听他演讲的缘故，老沙开始用粉笔在连部室外的水泥黑板上抄写文章，后来发展到墙面上、大门上，甚至在电线杆上都留有手迹，包括父亲在内的连队相当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都会站在黑板前，摇头叹息：可惜了一笔好字啊！
我上中学的时候，家早已从六连搬到了离团部很近的打井队，却仍然能时常见到老沙出现在团部门口。走出了连队的他，找到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团部有了更多的黑板、墙面和电线杆。有一段时间，我们团部中学室外的十几个乒乓球水泥台面，竟全部写满了同一种字体，从这熟悉而飘逸的笔画里，找出始作俑者。它造成的结果，是语文老师在批改完我们的作文时，不无觊觎地说，你们许多同学的字比球案上的差远了。这无形将我们置于了一个精神病患者之下，这让我们十分气馁，再遇到老沙写字时，都会冲着他大吼，将其驱走。
等到上高中的时候，已经很少见到老沙了，偶尔发现墙面模糊的字迹，在力不从心地引导我们，去慢慢想起他。有人说，他现在已经开始往博乐城里跑了。博乐是离八十九团有五十多里地的一个县城，读初一时还是父亲带我去了一次。想起城市繁华的街道和琳琅的商品，我一下对老沙有些钦佩起来。却又极为诧异，他在城里以什么为生？但这些疑惑最后都被高中紧张的学习生活所覆盖了。
后来，我考上了新疆司法警察学校，毕业后分配至博乐市公安局工作。如果不是几年后在公安局大门前听见老沙的呼喊，我几乎已经把他忘记了，整整五六年光景，我没再遇见他，甚至连消息都没有过。
我不会想到一个被门卫保安往外推搡的满身污垢的人，会突然大声喊出我的乳名。我和保安都愣住了，走到门前，才认出了老沙，這让我惊诧于他顽强的记忆力，即使我穿着警服，即使岁月这么多年的雕琢，他都能去粗取精，一下子把我从童年的画面中采摘出来，放在现实的境遇里，与之对视。他右手紧攥着红语录本，左手提着一堆拾捡的废旧纸壳，嘴里念念有词。他比以前憔悴多了，从油腻的旧军帽里刺出来许多杂乱的白发，佝偻着胸，一身破旧的军服污浊不堪，导致他胸前几枚像章也黯然失色。见到我，他的眸子顿时鲜活起来，成为全身唯一的亮点。他掏出厚厚一打行将揉烂的稿纸，让我带他进去找局长，给自己平反，说自己有反特经验，应该安置在公安局上班。他嘴里不停地喊着我的乳名，好像我就是一根从水面漂浮过的稻草。他响亮的音色招摇过来不少我的同事，他们都用奇怪的目光，测量着我和这个疯子之间的亲疏。
我只好把他劝到门外，说局长到北京开会去了，让他下月再来。然后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塞进他手里，哄着他离开。老沙将一摞捆扎好纸壳搭在肩上，顺着人行道，晃晃悠悠往前走，在一根电线杆前他掏出粉笔，正准备写字，被一个环保工人拦住，两人又纠缠了一阵，才讪讪离开。
此后，有好几次我坐在警车里，看见极为醒目的沙玉良，昂扬在大街上，还是一身油腻的老式军服，肩上用木棍挑着一捆废旧物品，旁若无人又匆匆忙忙，仿佛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赶过去处理。
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眼睛也变得涩涩起来。如果这个城市是只眼的话，老沙一定就是这眼里的一粒沙子了，他硌疼了城市的视线，让很多心酸的眼泪，流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