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为悠长的历史跨度中，我们是否有可能对一个被长期漠视甚至妖魔化的阶层进行新的观察?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景象。
　　
　　在当代中国史的课本上，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
　　
　　荣氏商族的中国式沉浮 br>　　
　　1979年9月的一天，法国学者玛丽·白吉尔坐在中国政协大楼里，等待一个重要接见。白吉尔是西方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曾参与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写作。她后来记录那次会见场面时写道：“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后面跟着五六个随行人员。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5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他身穿中国官员惯常的中山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的步姿和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高级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
　　跟白吉尔见面的这位官员是荣毅仁——晚清和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荣家曾经控制了中国将近一半的面粉和棉纺工厂，被称为是“中国的洛克菲勒”。仅仅几年前，荣毅仁还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锅炉房运煤和打扫厕所；在文革期间，他的食指被红卫兵打断。而现在，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般资公司的董事长。
　　白吉尔后来写道： “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商人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并将长期以来教条地把革命与现代化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加以澄清。”
　　
　　他们曾默默地决定历史
　　
　　那么，在更为悠长的历史跨度中，我们是否有可能对一个被长期漠视甚至妖魔化的阶层进行新的观察?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家政权与市民社会间的辨证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问题。官方的主动性与市民社会的自发行动，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分工与冲突，构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所有表象。在这其间，企业家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时刻，他们甚至主导过历史的演进。在很多企业家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气质，比很多知识分子、政客要显得更加的理性和真实。
　　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标志性事件，现在为人们所记忆的先驱者都是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轻易地报出他们的名字，而不为人所注意的另外一个事实是：它得到了全国各中心城市企业家阶层的呼应，当时仅上海一地，就有约45家工厂的6万名工人参与罢工、罢市的抗议活动，他们显然得到了工厂主们的支持、默许或容忍。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商业团体及工人的支持，五四运动仅仅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学生抗议而已。因此，白吉尔在评论1920年代的企业家时说：“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像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
　　也许从商业的角度审视国家的衍变，我们会得出一些很新鲜的结论。譬如，很少有学者注意到：过去百年中两大政权的覆灭——清帝国的灭亡及蒋介石政权失去大陆，都与其国有官僚资本的畸形庞大有关。1911年辛亥革命的引爆点，便是朝廷试图收回铁路的建造权；而在1940年代，以所谓“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则显然对国家治理带来了重大的负面效应。这样的观察以及所得出的历史教训，值得当世的人们予以深度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