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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年中央文史研究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组织编辑的《馆员履职轶事实录》（暂名）一书，今年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地方政府32家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近百篇文章，以馆员履职亲身经历为切入點，以独特视角讲述中央和地方文史研究馆馆员致力于传承、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文史研究、艺术创作、建言献策、统战联谊的生动实践，也是广大文史馆员心忧天下、淡泊名利、老骥伏枥、敢于直言、倾心公益的高尚风范的生动缩影。
本期选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樊锦诗的《初心始终在敦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为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厅题字的著名画家侯德昌的《出新意于法度 寄情怀于书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被誉为“川剧皇后”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许倩云的《铭记周总理嘱托为川剧艺术培养人才》等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2019年9月17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我“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和最高褒奖。2019年10月，《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对我与敦煌近60年情缘的一次总结和回顾。
我今年（2019年）81岁了，一生经历很简单，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1963年到敦煌工作，1998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任名誉院长；2007年11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那一年，我69岁。然而，在千年莫高窟面前，我还只是个在河滩上捡拾美丽石子的孩子。
把保护敦煌文物作为一生的使命
从到敦煌的第一天起，我就把敦煌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视为自己的使命。半个世纪过去，初心不改，使命依然。
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我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我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我内心也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1979年是敦煌石窟刚对外开放的第一年，游客才一两万人次，1998年上升到20万人次，2001年又升到31万人次。此后每隔两三年以10万人次的速度增加，至2014年达到81万人次。2015年增至115万多人次，2016年又增至135万多人次，2017年再增至170多万人次。我们经过多年科学的调查、计算与核定，已正式公布了莫高窟的日游客最高承载量为6000人次。但是近年莫高窟每到旅游旺季（5-10月），游客人数远远超过了日最高承载量。敦煌莫高窟这份具有无与伦比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应该向公众展示，让人民共享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可是，这些洞窟普遍空间狭小，壁画和彩塑采用的泥土、草料、木料和颜料等材料十分脆弱，绵延千余年的洞窟文物，几乎普遍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各种病害。每天超量的游客进入洞窟带来了温度、相对湿度以及二氧化碳浓度的持续升高，对壁画和彩塑保护造成潜在的威胁，甚至会使壁画已有的病害雪上加霜。如今莫高窟相当于“重病在身的老人”还在继续负重。
为了这个问题，我在2003年提出了《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2008年，国家投入2.61亿元用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包括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设施工程、崖体加固工程、栈道改造工程、安防工程，以及莫高窟崖顶风沙防护工程等五个子项目。
2011年，风沙防护工程、崖体加固工程、安防工程相继完成。通过这些工程，使莫高窟的风沙减少了75%左右，极大地减缓了风沙对敦煌壁画和塑像的磨蚀；刮风下雨时石窟崖面落石和砂砾明显减少，防止了大气降水入渗顶层薄顶洞窟，洞窟壁画得到了有效保护。在2011年“6·16”特大暴雨灾害中，莫高窟崖体屹立风雨安然无恙，飞天仙女壁画毫发无损，也是得益于莫高窟崖体加固工程。
2014年9月10日，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设施工程正式启动，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为进一步明确莫高窟的法律地位，落实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管理要求，我发起并组织起草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该条例已于2003年颁布实施，这是甘肃省第一部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而作出的专项立法。在《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中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体系下，为莫高窟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法律保障。我们与中外科研机构合作，吸收国际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编制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明确了敦煌莫高窟20年的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分项规划目标与内容，制订了将其建成为符合国际保护规范的世界遗产地、世界级的遗址博物馆、具有国际影响的敦煌石窟研究信息资料中心、石窟壁画保护研究中心，并发挥相应社会效益的总目标。
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后，我仍然积极参加文物保护的有关工作。2015年12月，我参加了中央文史研究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调研组，形成《关于尽快建立高层协调机制以推进海丝申遗工作的建议》并上报国务院，得到有关领导同志的批示。2016年10月至11月，我与其他几位文史馆馆员一道，就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开展调研，最终完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有利于继续开展敦煌莫高窟管理与保护工作。 保存莫高窟伟大艺术义不容辞
由于莫高窟壁画在逐渐褪化，这个事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我总在想有什么办法把珍贵稀有的敦煌石窟艺术保存下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我看到了计算机，知道了“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不变”，深受启发。经过不断琢磨，一个构想渐渐明晰起来：可否将敦煌石窟所有洞窟及其窟内的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使其能“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于是，敦煌研究院在文物界首先开始了敦煌莫高窟壁画数字化试验，并利用改革开放的机遇，与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引进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数字技术，采用了覆盖式拍摄采集和电脑图像拼接的壁画数字化方法，建立了敦煌石窟数字档案。这是一项浩大繁重的工程，我们长期在坚持做这项工程，一定要把全部洞窟的数字档案完成，并能让敦煌数字资源为石窟保护、学术研究、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发挥积极作用。
在做数字档案的同时，我们利用数字资源，使敦煌石窟艺术走出敦煌，走出甘肃，走出国门，让它“活”起来。我们在国内外举办多次数字展览，举行了数字敦煌艺术“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企业、进乡村”的活动，为参观的游客制作放映数字电影，上线“数字敦煌”30个洞窟资源让全球都能点击观看等等。要使敦煌数字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今后，我们要加强数字资源储存管理的安全，“数字敦煌”要进一步实现智慧化的检索功能，逐步完成敦煌壁画、壁画保护、敦煌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图谱与知识库建设，丰富数字展示形式，研发敦煌文化艺术元素自动提取工具，支撑文创产业发展等。
完成石窟考古报告是今生的夙愿
第一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从开始到出版大概用了20年。我的态度是坚持把考古报告做好，再拿出来出版，绝不马虎，绝不草率。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通过院内外多学科专业人员的团结合作，采用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文理交叉结合，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修改，《莫高窟第266-第275窟考古报告》才于2011年出版。2017年，这卷《考古报告》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我想在有生之年，要为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继续做工作。百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项艰巨宏大的工程，这项工作必须坚持长期做下去。
命中注定我此生是莫高窟的守护人
中学时期，有一篇介绍莫高窟的课文，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对敦煌、对考古产生了兴趣。1958年，我考入北大，成了一名考古专业的学生。1963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如今已经56年。在敦煌的时间越长，我对敦煌石窟的感情越深，对敦煌研究院的前辈越发感佩。因为随着自己对博大、宽广、厚重、高深的敦煌石窟的价值认识逐渐深入，越发地崇敬她，视同亲人般舍不得离开她，总想着如何更好地去呵护她。我们的前辈70多年前离乡背井，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来到莫高窟，开创了敦煌事业，不仅为我们奠定了继续发展敦煌事业的基础，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之际，我总结了16个字的“莫高窟精神”，即：坚守大漠，勇于擔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
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永远没有终点，我只不过是长征路上的一个接力棒手，前面的路还很长，未来还需要研究院有更多的保护、研究和弘扬的接力棒手，去精心呵护敦煌石窟，代代相传，薪火不断。
（标题书法：杨建臣）
特约编辑 管志华 殷之俊/责任编辑 章 洁
本期选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樊锦诗的《初心始终在敦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为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厅题字的著名画家侯德昌的《出新意于法度 寄情怀于书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被誉为“川剧皇后”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许倩云的《铭记周总理嘱托为川剧艺术培养人才》等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2019年9月17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我“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和最高褒奖。2019年10月，《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对我与敦煌近60年情缘的一次总结和回顾。
我今年（2019年）81岁了，一生经历很简单，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1963年到敦煌工作，1998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任名誉院长；2007年11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那一年，我69岁。然而，在千年莫高窟面前，我还只是个在河滩上捡拾美丽石子的孩子。
把保护敦煌文物作为一生的使命
从到敦煌的第一天起，我就把敦煌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视为自己的使命。半个世纪过去，初心不改，使命依然。
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我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我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我内心也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1979年是敦煌石窟刚对外开放的第一年，游客才一两万人次，1998年上升到20万人次，2001年又升到31万人次。此后每隔两三年以10万人次的速度增加，至2014年达到81万人次。2015年增至115万多人次，2016年又增至135万多人次，2017年再增至170多万人次。我们经过多年科学的调查、计算与核定，已正式公布了莫高窟的日游客最高承载量为6000人次。但是近年莫高窟每到旅游旺季（5-10月），游客人数远远超过了日最高承载量。敦煌莫高窟这份具有无与伦比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应该向公众展示，让人民共享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可是，这些洞窟普遍空间狭小，壁画和彩塑采用的泥土、草料、木料和颜料等材料十分脆弱，绵延千余年的洞窟文物，几乎普遍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各种病害。每天超量的游客进入洞窟带来了温度、相对湿度以及二氧化碳浓度的持续升高，对壁画和彩塑保护造成潜在的威胁，甚至会使壁画已有的病害雪上加霜。如今莫高窟相当于“重病在身的老人”还在继续负重。
为了这个问题，我在2003年提出了《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2008年，国家投入2.61亿元用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包括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设施工程、崖体加固工程、栈道改造工程、安防工程，以及莫高窟崖顶风沙防护工程等五个子项目。
2011年，风沙防护工程、崖体加固工程、安防工程相继完成。通过这些工程，使莫高窟的风沙减少了75%左右，极大地减缓了风沙对敦煌壁画和塑像的磨蚀；刮风下雨时石窟崖面落石和砂砾明显减少，防止了大气降水入渗顶层薄顶洞窟，洞窟壁画得到了有效保护。在2011年“6·16”特大暴雨灾害中，莫高窟崖体屹立风雨安然无恙，飞天仙女壁画毫发无损，也是得益于莫高窟崖体加固工程。
2014年9月10日，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设施工程正式启动，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为进一步明确莫高窟的法律地位，落实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管理要求，我发起并组织起草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该条例已于2003年颁布实施，这是甘肃省第一部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而作出的专项立法。在《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中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体系下，为莫高窟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法律保障。我们与中外科研机构合作，吸收国际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编制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明确了敦煌莫高窟20年的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分项规划目标与内容，制订了将其建成为符合国际保护规范的世界遗产地、世界级的遗址博物馆、具有国际影响的敦煌石窟研究信息资料中心、石窟壁画保护研究中心，并发挥相应社会效益的总目标。
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后，我仍然积极参加文物保护的有关工作。2015年12月，我参加了中央文史研究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调研组，形成《关于尽快建立高层协调机制以推进海丝申遗工作的建议》并上报国务院，得到有关领导同志的批示。2016年10月至11月，我与其他几位文史馆馆员一道，就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开展调研，最终完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有利于继续开展敦煌莫高窟管理与保护工作。 保存莫高窟伟大艺术义不容辞
由于莫高窟壁画在逐渐褪化，这个事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我总在想有什么办法把珍贵稀有的敦煌石窟艺术保存下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我看到了计算机，知道了“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不变”，深受启发。经过不断琢磨，一个构想渐渐明晰起来：可否将敦煌石窟所有洞窟及其窟内的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使其能“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于是，敦煌研究院在文物界首先开始了敦煌莫高窟壁画数字化试验，并利用改革开放的机遇，与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引进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数字技术，采用了覆盖式拍摄采集和电脑图像拼接的壁画数字化方法，建立了敦煌石窟数字档案。这是一项浩大繁重的工程，我们长期在坚持做这项工程，一定要把全部洞窟的数字档案完成，并能让敦煌数字资源为石窟保护、学术研究、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发挥积极作用。
在做数字档案的同时，我们利用数字资源，使敦煌石窟艺术走出敦煌，走出甘肃，走出国门，让它“活”起来。我们在国内外举办多次数字展览，举行了数字敦煌艺术“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企业、进乡村”的活动，为参观的游客制作放映数字电影，上线“数字敦煌”30个洞窟资源让全球都能点击观看等等。要使敦煌数字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今后，我们要加强数字资源储存管理的安全，“数字敦煌”要进一步实现智慧化的检索功能，逐步完成敦煌壁画、壁画保护、敦煌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图谱与知识库建设，丰富数字展示形式，研发敦煌文化艺术元素自动提取工具，支撑文创产业发展等。
完成石窟考古报告是今生的夙愿
第一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从开始到出版大概用了20年。我的态度是坚持把考古报告做好，再拿出来出版，绝不马虎，绝不草率。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通过院内外多学科专业人员的团结合作，采用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文理交叉结合，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修改，《莫高窟第266-第275窟考古报告》才于2011年出版。2017年，这卷《考古报告》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我想在有生之年，要为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继续做工作。百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项艰巨宏大的工程，这项工作必须坚持长期做下去。
命中注定我此生是莫高窟的守护人
中学时期，有一篇介绍莫高窟的课文，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对敦煌、对考古产生了兴趣。1958年，我考入北大，成了一名考古专业的学生。1963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如今已经56年。在敦煌的时间越长，我对敦煌石窟的感情越深，对敦煌研究院的前辈越发感佩。因为随着自己对博大、宽广、厚重、高深的敦煌石窟的价值认识逐渐深入，越发地崇敬她，视同亲人般舍不得离开她，总想着如何更好地去呵护她。我们的前辈70多年前离乡背井，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来到莫高窟，开创了敦煌事业，不仅为我们奠定了继续发展敦煌事业的基础，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之际，我总结了16个字的“莫高窟精神”，即：坚守大漠，勇于擔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
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永远没有终点，我只不过是长征路上的一个接力棒手，前面的路还很长，未来还需要研究院有更多的保护、研究和弘扬的接力棒手，去精心呵护敦煌石窟，代代相传，薪火不断。
（标题书法：杨建臣）
特约编辑 管志华 殷之俊/责任编辑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