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始终在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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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19年中央文史研究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组织编辑的《馆员履职轶事实录》(暂名)一书,今年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地方政府32家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近百篇文章,以馆员履职亲身经历为切入點,以独特视角讲述中央和地方文史研究馆馆员致力于传承、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文史研究、艺术创作、建言献策、统战联谊的生动实践,也是广大文史馆员心忧天下、淡泊名利、老骥伏枥、敢于直言、倾心公益的高尚风范的生动缩影。
  本期选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樊锦诗的《初心始终在敦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为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厅题字的著名画家侯德昌的《出新意于法度 寄情怀于书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被誉为“川剧皇后”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许倩云的《铭记周总理嘱托为川剧艺术培养人才》等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2019年9月17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我“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这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和最高褒奖。2019年10月,《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是对我与敦煌近60年情缘的一次总结和回顾。
  我今年(2019年)81岁了,一生经历很简单,生在北京,上海长大,北大求学;1963年到敦煌工作,1998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2015年任名誉院长;2007年11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那一年,我69岁。然而,在千年莫高窟面前,我还只是个在河滩上捡拾美丽石子的孩子。
  把保护敦煌文物作为一生的使命
  从到敦煌的第一天起,我就把敦煌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视为自己的使命。半个世纪过去,初心不改,使命依然。
  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我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我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我内心也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1979年是敦煌石窟刚对外开放的第一年,游客才一两万人次,1998年上升到20万人次,2001年又升到31万人次。此后每隔两三年以10万人次的速度增加,至2014年达到81万人次。2015年增至115万多人次,2016年又增至135万多人次,2017年再增至170多万人次。我们经过多年科学的调查、计算与核定,已正式公布了莫高窟的日游客最高承载量为6000人次。但是近年莫高窟每到旅游旺季(5-10月),游客人数远远超过了日最高承载量。敦煌莫高窟这份具有无与伦比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应该向公众展示,让人民共享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可是,这些洞窟普遍空间狭小,壁画和彩塑采用的泥土、草料、木料和颜料等材料十分脆弱,绵延千余年的洞窟文物,几乎普遍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各种病害。每天超量的游客进入洞窟带来了温度、相对湿度以及二氧化碳浓度的持续升高,对壁画和彩塑保护造成潜在的威胁,甚至会使壁画已有的病害雪上加霜。如今莫高窟相当于“重病在身的老人”还在继续负重。
  为了这个问题,我在2003年提出了《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2008年,国家投入2.61亿元用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包括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设施工程、崖体加固工程、栈道改造工程、安防工程,以及莫高窟崖顶风沙防护工程等五个子项目。
  2011年,风沙防护工程、崖体加固工程、安防工程相继完成。通过这些工程,使莫高窟的风沙减少了75%左右,极大地减缓了风沙对敦煌壁画和塑像的磨蚀;刮风下雨时石窟崖面落石和砂砾明显减少,防止了大气降水入渗顶层薄顶洞窟,洞窟壁画得到了有效保护。在2011年“6·16”特大暴雨灾害中,莫高窟崖体屹立风雨安然无恙,飞天仙女壁画毫发无损,也是得益于莫高窟崖体加固工程。
  2014年9月10日,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设施工程正式启动,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为进一步明确莫高窟的法律地位,落实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管理要求,我发起并组织起草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该条例已于2003年颁布实施,这是甘肃省第一部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而作出的专项立法。在《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中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体系下,为莫高窟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法律保障。我们与中外科研机构合作,吸收国际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编制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明确了敦煌莫高窟20年的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分项规划目标与内容,制订了将其建成为符合国际保护规范的世界遗产地、世界级的遗址博物馆、具有国际影响的敦煌石窟研究信息资料中心、石窟壁画保护研究中心,并发挥相应社会效益的总目标。
  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后,我仍然积极参加文物保护的有关工作。2015年12月,我参加了中央文史研究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调研组,形成《关于尽快建立高层协调机制以推进海丝申遗工作的建议》并上报国务院,得到有关领导同志的批示。2016年10月至11月,我与其他几位文史馆馆员一道,就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开展调研,最终完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合理利用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有利于继续开展敦煌莫高窟管理与保护工作。   保存莫高窟伟大艺术义不容辞
  由于莫高窟壁画在逐渐褪化,这个事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我总在想有什么办法把珍贵稀有的敦煌石窟艺术保存下来。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机会,当我看到了计算机,知道了“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不变”,深受启发。经过不断琢磨,一个构想渐渐明晰起来:可否将敦煌石窟所有洞窟及其窟内的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使其能“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于是,敦煌研究院在文物界首先开始了敦煌莫高窟壁画数字化试验,并利用改革开放的机遇,与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引进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数字技术,采用了覆盖式拍摄采集和电脑图像拼接的壁画数字化方法,建立了敦煌石窟数字档案。这是一项浩大繁重的工程,我们长期在坚持做这项工程,一定要把全部洞窟的数字档案完成,并能让敦煌数字资源为石窟保护、学术研究、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发挥积极作用。
  在做数字档案的同时,我们利用数字资源,使敦煌石窟艺术走出敦煌,走出甘肃,走出国门,让它“活”起来。我们在国内外举办多次数字展览,举行了数字敦煌艺术“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企业、进乡村”的活动,为参观的游客制作放映数字电影,上线“数字敦煌”30个洞窟资源让全球都能点击观看等等。要使敦煌数字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今后,我们要加强数字资源储存管理的安全,“数字敦煌”要进一步实现智慧化的检索功能,逐步完成敦煌壁画、壁画保护、敦煌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图谱与知识库建设,丰富数字展示形式,研发敦煌文化艺术元素自动提取工具,支撑文创产业发展等。
  完成石窟考古报告是今生的夙愿
  第一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从开始到出版大概用了20年。我的态度是坚持把考古报告做好,再拿出来出版,绝不马虎,绝不草率。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通过院内外多学科专业人员的团结合作,采用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文理交叉结合,经过反复研究、试验、修改,《莫高窟第266-第275窟考古报告》才于2011年出版。2017年,这卷《考古报告》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我想在有生之年,要为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继续做工作。百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项艰巨宏大的工程,这项工作必须坚持长期做下去。
  命中注定我此生是莫高窟的守护人
  中学时期,有一篇介绍莫高窟的课文,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对敦煌、对考古产生了兴趣。1958年,我考入北大,成了一名考古专业的学生。1963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如今已经56年。在敦煌的时间越长,我对敦煌石窟的感情越深,对敦煌研究院的前辈越发感佩。因为随着自己对博大、宽广、厚重、高深的敦煌石窟的价值认识逐渐深入,越发地崇敬她,视同亲人般舍不得离开她,总想着如何更好地去呵护她。我们的前辈70多年前离乡背井,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来到莫高窟,开创了敦煌事业,不仅为我们奠定了继续发展敦煌事业的基础,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之际,我总结了16个字的“莫高窟精神”,即:坚守大漠,勇于擔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
  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弘扬、管理工作永远没有终点,我只不过是长征路上的一个接力棒手,前面的路还很长,未来还需要研究院有更多的保护、研究和弘扬的接力棒手,去精心呵护敦煌石窟,代代相传,薪火不断。
  (标题书法:杨建臣)
  特约编辑 管志华 殷之俊/责任编辑 章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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