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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蓝田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它体现民间士绅阶层的权力场域，是民间士绅自发以礼治教化为手段的基层控制形式。在地方领袖的倡导与组织下，成立一个互助性自治组织，推广一乡一村之教化与救济，并选举有威望有品德之人来当自治组织的首长，主赏罚。本文试就《蓝田乡约》为本，考察乡约民规的自治属性。
关键词：蓝田乡约；自治；礼教；宗族
中国自古乃礼俗社会，传统就有源远流长的乡村自治资源，远可溯及北宋吕氏乡约，近可证民国梁漱溟之乡村建设实验。
在地方领袖的倡导组织下，乡民成立一个互助性自治组织，推广一乡一村之教化与救济，并选举出有德之人来当自治首长，主赏罚。日常事务则由成员按月轮值。定期有集会。此类地方绅士基于地方安定而定的乡约，它与国家权力控制不同，是乡村中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场域对地方的规范与管理，或可称之为士绅自治，其特点是以儒家礼法为核心。
关于这一性质，可由三方面加以分析：
1.以礼教为手段，进行道德约束，规定各种惩罚是道德约束的保障
由上文乡约的文本形态分析可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成；患难相恤”是吕氏的四个方面，包含在乡约、乡仪两个部分内。主要规定处理乡党邻里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规定乡民修身、齐家、立业、交游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以及过往迎送、婚丧嫁娶等活动所要求的礼俗规定。其都符合传统儒家礼法的道德约束。
当然，乡约也有惩戒规定：“犯义之过，其罚五百，轻者或损至四百三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其罚一百，重者或增至四百三百。凡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止书于籍，皆免罚。若再犯者，不免。其规之不听，听而复为，及过之大者，皆即罚之。其不义已甚，非士论所容者，及累重罚而不悛者，特聚众议，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此约根据过之大小，给予惩处。但这只能看成是对道德规范的维护手段，与国家刑律不可同日而语。
2.约束的目的是维护乡村范围内的稳定发展
因其自由组织、自治结约的性质，乡约有着相当强的教化作用。儒家的教化，不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运动，是由上而下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儒家认为人有圣、哲、贤、士、凡、愚的差等，教化目的就是通过圣人，设立一个标准，让一般人士都能够以其为榜样，努力向上，即“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而细看乡约文本，则符合儒家教化礼俗规定。
3.内部组织机构设置体现了士绅阶级的权力场域
《蓝田乡约》在组织形态上如下：“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会，具酒食。所费率钱，合当事者主之。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可见，主持议会之人肯定具备一定的经济以及声望号召力。简单而言，即为乡绅——乡社中具有声望、人格魅力、组织能力与公共关怀的地方精英，独立于官府之外的自治领导者。在传统礼法社会，不管政治是清明还是昏暗，总有一群乡绅致力于社会构建，造福地方。
而乡约之中规定的乡绅的自治权力，其生成机制是自发的。乡约基于地缘合作而把权力集中约束于以乡绅为首的约正，出发点是教化乡民，劝民为善，厚其民风，维护地方的稳定。在自治本质的士绅治理中，一乡之民的“刑德二柄”则掌握在乡绅手里。在宋代儒家的观念里，天下是万姓之天下，社会是我们的社会，读圣贤书的儒家士君子，既有治理社会的责任，也有这个权利。
由此可见，乡约是乡民自治的制度，不是皇帝的要求。乡约也是一个实体性组织，乡民可自愿加入或退出，民主选举乡约长。传统乡社通过这样一套制度与组织，维系地方秩序，实现互济互助。这才是古代乡约之治。
参考文献：
[1]陈俊民.蓝田吕氏遗著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苏 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刘笃才.民间规约与中国古代法律秩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袁兆春.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关系分析——兼论乡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J].济南大学学报，2000（01）.
[6]张明新.从乡规民约到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的嬗变[J].江苏社会科学，2006（04）.
[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8]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蓝田乡约；自治；礼教；宗族
中国自古乃礼俗社会，传统就有源远流长的乡村自治资源，远可溯及北宋吕氏乡约，近可证民国梁漱溟之乡村建设实验。
在地方领袖的倡导组织下，乡民成立一个互助性自治组织，推广一乡一村之教化与救济，并选举出有德之人来当自治首长，主赏罚。日常事务则由成员按月轮值。定期有集会。此类地方绅士基于地方安定而定的乡约，它与国家权力控制不同，是乡村中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场域对地方的规范与管理，或可称之为士绅自治，其特点是以儒家礼法为核心。
关于这一性质，可由三方面加以分析：
1.以礼教为手段，进行道德约束，规定各种惩罚是道德约束的保障
由上文乡约的文本形态分析可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成；患难相恤”是吕氏的四个方面，包含在乡约、乡仪两个部分内。主要规定处理乡党邻里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规定乡民修身、齐家、立业、交游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以及过往迎送、婚丧嫁娶等活动所要求的礼俗规定。其都符合传统儒家礼法的道德约束。
当然，乡约也有惩戒规定：“犯义之过，其罚五百，轻者或损至四百三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其罚一百，重者或增至四百三百。凡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止书于籍，皆免罚。若再犯者，不免。其规之不听，听而复为，及过之大者，皆即罚之。其不义已甚，非士论所容者，及累重罚而不悛者，特聚众议，若决不可容，则皆绝之。”此约根据过之大小，给予惩处。但这只能看成是对道德规范的维护手段，与国家刑律不可同日而语。
2.约束的目的是维护乡村范围内的稳定发展
因其自由组织、自治结约的性质，乡约有着相当强的教化作用。儒家的教化，不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运动，是由上而下的，“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儒家认为人有圣、哲、贤、士、凡、愚的差等，教化目的就是通过圣人，设立一个标准，让一般人士都能够以其为榜样，努力向上，即“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而细看乡约文本，则符合儒家教化礼俗规定。
3.内部组织机构设置体现了士绅阶级的权力场域
《蓝田乡约》在组织形态上如下：“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会，具酒食。所费率钱，合当事者主之。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可见，主持议会之人肯定具备一定的经济以及声望号召力。简单而言，即为乡绅——乡社中具有声望、人格魅力、组织能力与公共关怀的地方精英，独立于官府之外的自治领导者。在传统礼法社会，不管政治是清明还是昏暗，总有一群乡绅致力于社会构建，造福地方。
而乡约之中规定的乡绅的自治权力，其生成机制是自发的。乡约基于地缘合作而把权力集中约束于以乡绅为首的约正，出发点是教化乡民，劝民为善，厚其民风，维护地方的稳定。在自治本质的士绅治理中，一乡之民的“刑德二柄”则掌握在乡绅手里。在宋代儒家的观念里，天下是万姓之天下，社会是我们的社会，读圣贤书的儒家士君子，既有治理社会的责任，也有这个权利。
由此可见，乡约是乡民自治的制度，不是皇帝的要求。乡约也是一个实体性组织，乡民可自愿加入或退出，民主选举乡约长。传统乡社通过这样一套制度与组织，维系地方秩序，实现互济互助。这才是古代乡约之治。
参考文献：
[1]陈俊民.蓝田吕氏遗著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苏 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刘笃才.民间规约与中国古代法律秩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袁兆春.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关系分析——兼论乡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J].济南大学学报，2000（01）.
[6]张明新.从乡规民约到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的嬗变[J].江苏社会科学，2006（04）.
[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8]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