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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近年来，农村地区兴起了外嫁女“集體回娘家”活动，这既不同于国家自上而下的“文化下乡”，也异于自古以来的妇女“回娘家”行为，而是民间自组织的“亚文化”实践。依据对南昌市新建区L村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资料，尝试分析“集体回娘家”的发生机制、基本流程和社会意涵。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来看，活动立足于家族和网络的社会动员，交织了身体与观念、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等文化要素，融合了传统的家族文化与新兴的表演文化，并强化了外嫁女的家乡认同和社区凝聚力。这一“亚文化”实践，是观察转型时期传播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一个契机。
[关键词]亚文化传播;外嫁女;集体仪式;家乡认同;社区凝聚力
[作者简介]戴利朝，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社会学;万志薇，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播学。（江西南昌 330000）
近年来，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华南区域的农村，兴起了一股“外嫁女集体回娘家举办联谊会”的活动热潮，从而引发媒体争相报道。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此社会现象并无关注，仅有少数研究成果。[1]本文拟以江西省南昌地区的农村为案例，以田野考察为基础，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进行初步分析。这是因为，这种新兴的乡村“亚文化”实践活动，与近年来国家倡导的“文化下乡”、传统个体化的“回娘家”文化均有不同，无论是其自发的组织过程还是丰富的文化传播意涵，都值得予以考察。为此，本文试图作一尝试。
一、集体“回娘家”：一种乡村亚文化的兴起
“回娘家”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习俗，维系并发展了外嫁女和娘家的情感关系。在传统社会，新娘婚后第一次回娘家，俗称“回门”。“回门”标志着男子开始以新郎的身份进入女家，也是给新娘缓和初为人妻、初为人媳紧张的一次机会，女方家往往也借此机会来考验新女婿。“回门”是婚姻礼俗的最后步骤，“回门”之后两家就转入正常的姻亲关系来往。[2]在现代，随着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想的变迁，“回娘家”活动经过了与主流文化的碰撞与演变，其意义已变得有所不同。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南昌的农村地区刮起了一阵集体“回娘家”的浪潮，每个村落都在筹划着“回娘家”的活动安排。不同于过往个人意义上的“回娘家”，南昌农村地区的“回娘家”有着其独特的集体仪式，是一场新时代农村女性的狂欢。旗袍、红毯、红色油纸伞、红围巾、祠堂祭拜、圆桌聚餐等等，这些词语组成了南昌地区农村外嫁女参加“回娘家”活动的主要文化元素。
农村外嫁女的“集体回娘家”，蕴含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社会动员，展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身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等多重互动。与主流文化中的“文化下乡”不同，这类“回娘家”活动大多是民间自发组织，依托村落中家族内部（口头传播）与外部（微信群）的联系进行沟通与交流，活动的整体过程都以红色色调为主，衬托出外嫁女回娘家的喜庆活动氛围。这场亚文化活动跨越了空间上的界限，让漂泊在外的外嫁女回到娘家，与娘家人加深了情感联系。
本文采取了参与观察法和深入访谈法的田野研究。以参与观察法为主，对“回娘家”活动的仪式流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再结合深入访谈法，对这次“回娘家”活动从策划到实施的整体过程进行了补充。田野地点选取了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L镇L村，以这个村落的一次“回娘家”活动作为研究对象。L村地处鄱阳湖滨、赣江下游，风景秀丽，天蓝水清。L村以平原地形为主，约有100多户，主要农产品以桑葚、香菜、紫色包心菜、黄椒为主，而村内矿产资源主要以耐火黏土、铝土、镓为主。由于农田耕作面积较少，经济水平在该县较为落后。
作者通过参与观察L村的“回娘家”活动，并且与参加“回娘家”活动的外嫁女进行深入访谈，挖掘出在新时期的社会转型期中，“回娘家”活动对外嫁女及乡村社会互动的价值与意义。
二、“我们一起回娘家”：社会动员与文化表征
L村的这场“回娘家”活动是在2018年12月9日举行的。这场活动的组织者是L村的一位45岁的外嫁女段姐和她的娘家人，包括她56岁的哥哥DHG——负责整体活动的安排;71岁的叔叔DYN——负责活动资金的保管和支出;48岁的侄子DPQ——负责活动物资的采买;57岁的嫂子TZX——负责整体活动流程的策划。并且，这四个人各自负责L村下辖四个村的外嫁女的联系。这场活动筹备花了一个多月左右时间，125位外嫁女参加了“回娘家”活动，共筹集了141000元左右的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外嫁女及其娘家人即家族中的男性，其中60岁以上的外嫁女不用出资，最低金额标准是500元。这次“回娘家”活动主要购买了红毯、彩旗、花篮、灯笼、红色油纸伞等物资，聘请了摄像公司和化妆师，而旗袍和鞋子是外嫁女自己准备的。圆桌聚餐则按人数准备了87桌，但由于亲戚朋友的临时增加，圆桌聚餐增至101桌。在本次活动结束后，活动资金剩余约四万元，其中三万元给每一位外嫁女做了一个回礼即银镯子，剩下的一万元捐给了村里的祠堂。
文化学派强调个体情绪、情感与文化实践的互构，该学派看重象征符号体系建构与操控过程及其对个体的参与行为产生的影响，认为要提升社区的社会动员能力，需要社区成员在社区情感方面建构出有一致性的认同。因此，文化学派强调动员中的意义建构对动员效果的影响，认为社会动员的核心是思想动员。[3]而在这场L村外嫁女集体“回娘家”的活动中，活动组织者就借助了家族与科技为手段对外嫁女进行了思想动员。
这场“回娘家”活动最初是由L村的一位45岁的外嫁女DJL提出的，她起初是受到周边村落举办过“回娘家”活动的影响，希望能够借此活动见一见很多年碰不到面的一起长大的朋友。首先，她在村落里的家族微信群中提议，有人响应后就自发地建了一个外嫁女微信群，她先把自己认识的外嫁女拉进群里，再去通知村落里有外嫁女的家族，让他们去联系外嫁女，然后再把这些外嫁女拉进微信群里。但是，在活动策划的过程中，有一些外嫁女退了外嫁女微信群或者不愿意进群。嫂子TZX会专门去她们的家里做思想工作，让她们的家人去说服这些外嫁女。而在集资过程中，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出钱参加这个活动，活动组织者DJL第一个在外嫁女微信群中转了五百元，其他人也跟着纷纷转账。这场“回娘家”活动全部都是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活动资金，还有一些外嫁女的娘家人即家族中的男性会自愿赞助这场活动，而赞助的人和具体费用都会在村落里公开透明的红榜上进行公告。最后这笔费用都汇集到了叔叔DYN那里，当他们需要购置活动物资时，她们会从叔叔DYN这里拿钱，并且会记录每一笔费用的支出。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由于通讯手段的不便，村落之间也只能通过家族进行联络。而随着现代科技手段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便利，这一场“回娘家”活动正是结合了家族与科技为依托所进行的社会动员，这是一次具有创新性的农村亚文化传播活动的组织手段，让村落家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涂尔干认为集体仪式的存在对于集体意识的形成具有关键的作用，经由集体的仪式以及共同的活动生成对集体的归属感，以便与其他群体进行区分。[4]而在这场南昌地区L村的“回娘家”活动中，有着独特的集体仪式流程。凌晨四五点，外嫁女就要到指定的化妆场所即村委会进行化妆，这场活动只有4位化妆师，如果晚到的外嫁女还要在一旁排队等待。早上九点，在村子的入口处，有一条仿佛望不到底的红毯，路边飘扬着五彩斑斓的旗帜，而红毯的尽头是村子的祠堂。每一位外嫁都打扮得端庄漂亮，脸上洋溢着喜气的笑容，她们井然有序地站在了红毯上。在外嫁女队伍的最前方，一辆打花炮的汽车开在了最前面，紧跟着的是15位敲锣打鼓的腰鼓队，跟在她们后面的是两位举着红色底面牌子的外嫁女，这两位外嫁女是本次活动出资最多的人，而红色牌子的上面写着“谢父辈们养育之恩”“我们回娘家啦”。站在她们后面的是12位提着花篮的年轻外嫁女和20位提着红灯笼的中青年外嫁女，而其他的外嫁女都身穿旗袍、披着红围巾、举着红色油纸伞走在队伍的后方，她们成了L村中最亮丽的风景线。天空上有无人机航拍，地面上有跟拍摄像，这一天一地的结合记录了这场热闹的活动。同时，在红毯的外围站着许多外嫁女的丈夫或亲戚朋友们，他们拿着手机拍摄着这场红毯秀，并迫不及待地在网络上进行分享。在红毯走秀开始时，全村锣鼓喧天，每经过一家外嫁女的家时，门口都会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这股鞭炮声也一直响彻到了村中的祠堂前，每一位外嫁女都拿起了香火进入祠堂对祖先进行祭拜。在祭拜过后，每一位外嫁女去往了活动指定地点拍摄集体照和个人照。而在拍完照后，报名参加歌舞表演节目的外嫁女会去村中为这次活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展示她们的个人才艺。临近中午十二点，所有的外嫁女来到了活动指定的聚餐地点，现场摆放了一百多张圆桌，每一张圆桌都按各自的家族安排了座位，桌上有着具有当地特色的菜肴，外嫁女在聚餐中品尝着家乡特有的风味。
三、亚文化传播与乡村文化认同的重塑
（一）女性主體性的张扬
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妇女肩负着种田务农、照顾家庭和生育抚养等多重责任，是家庭及人群关系的主要维系者。[5]因此，过去的农村女性往往忙于家庭事务，无暇在娱乐活动中展示自我。随着社会的进步，新时期女性有了全新的观念，她们大胆地展示自我的风采。在这场南昌地区L村的“回娘家”活动中，外嫁女参与了红毯走秀、歌舞表演等自我展示活动，充分展示了独特的个人魅力，呈现了我国社会转型期中农村女性的主体性逐渐增强，她们不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女性，她们拥有了更多表达自我的机会。
从这场活动的整体流程来看，许多集体仪式都区别于传统习俗中的“回娘家”。比如化妆、穿旗袍走秀，这对于每一位外嫁女来说都是新鲜的事物。在新时期的中国，随着男女地位的逐渐平等，与过往作为“留守妇女”的农村妇女所不同的是，她们拥有了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而这场红毯走秀带给每一位外嫁女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体验，它展现了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村妇女的全新面貌。
欧文·戈夫曼曾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到，无论在现实生活里还是网络世界中，每个人既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人生就是一场表演，社会就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是社会舞台上的演员，每个人都在尽力地让观众认可并相信自己是某种类型的人。[6]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我展示表达不一样的自己。在活动过程中，外嫁女与儿时同伴用手机进行自拍，然后分享到微信朋友圈，这些行为都充分地表达了新时期女性的个性张扬，这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解放。她们通过在朋友圈中有选择性地分享自拍，体现了新时期农村女性表达自我的强烈欲望。
（二）社区凝聚力的增强
这个方面主要有三个体现：增强了外嫁女（及其家属）对娘家的向心力、增强了村民之间的凝聚力、展现了村庄在乡村聚落中的团结力和社会威望等。德国社会学家、社区研究的创始人滕尼斯将社区定义为一种邻里之间亲密无间、守望相助的互动关系。而农村地区也是社区聚集地，在这片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域上，人们之间的互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强度和数量的心理关系。[7]而由此产生的家乡认同，参照郑杭生的观点，指的是外出村民以村落传统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基础为纽带，以宗族组织为归属，在村落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体与群体对其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可。[8]当外嫁女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城市工作中感到压力或委屈时，她们会对自己的原生家庭即娘家产生一种情感依赖，而这份依赖的产生正是源于外嫁女对家乡产生的认同感，她们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
许多嫁到外地的外嫁女正是由于对家乡的认同，才千里迢迢赶回来参加这次“回娘家”活动。正如哈维兰所说“仪式不仅是庆祝许多重要事件的方式，而且它也是强化群体纽带和缓解紧张的一种方式。”[9]这场集体仪式的“回娘家”活动增强了L村的凝聚力，重塑了集体记忆，促进了外嫁女对家乡的社区参与感。
在“回娘家”的活动过程中，许多外嫁女或亲戚朋友都会把活动集体仪式的过程以照片或小视频的形式分享到微信朋友圈，这吸引了他们很多朋友点赞。通过朋友圈的分享行为充分展示了L村村民对其家乡的认同，从而希望获取群体认同。在这过程中，他们无形中宣传了家乡独特的风采，展示了新时期农村建设中家乡焕然一新的风俗面貌，扩大了“回娘家”活动的社区影响力。
而在红毯走秀过后，每一位外嫁女都要前往村落里的祠堂进行祭拜，这体现了我国乡村长期以来对宗族观念的传承。任何家族的聚集与聚合是以祖先崇拜作为信仰纽带，以祠堂作为祖先崇拜的物化形式与物质场所，从而形成鲜明的宗族意识与宗亲观念，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具有浓厚地缘性、政治性与宗法性的基层社会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宗族文化与祠堂文化的缩影与投射，坚守宗族文化与对宗族祠堂的膜拜，似乎成了每个人的集体无意识。[10]在这场回娘家活动的集体仪式中，祠堂祭拜是其必不可少的仪式流程之一，L村的村民对他们的祠堂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族信仰。 （三）文化共同体的重塑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强化文化精神层面的凝聚（“祭拜背后的认祖归宗”）及贯通线上线下的村民团结（跨越地理边界的文化共同体）。生活在同一区域中的人们，受相同地理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经历中，形成了相同或类似的文化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精神追求等，即形成了文化共同体。这种文化共同体通常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有形（地域）和无形（文化）的统一。[11]在这场“回娘家”集体活动的交流过程中，L村的文化共同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科技手段的革新，互联网迅速进入了中国乡村，电脑和手机在农村的普及率逐年提高，社交媒体快速融入了乡村社会生活，全新的社交媒介为村民提供了跨越地理限制的线上交流平台。[12]因此，在这场“回娘家”的活动中，活动的通知与交流主要依靠于线上和线下的互动，即微信群和家族之间的沟通，这展示出新农村建设中新型的人际交往模式。这场跨越时空意义上的联网，推动了“回娘家”活动的进程，使得村民之间的交流不再受时间和空间上的束缚。这种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人际传播实现了跨越空间距离的交流，使得活动的整体流程不因消息滞后而延误。
在“回娘家”活动结束后，一些外嫁女添加了许多同村外嫁女的微信，这种交往行为扩大了她们各自的朋友圈。她们不再是散落在城市里的陌生人，而是有着地缘关系的同村人，这次“回娘家”活动使得村落内部的人际交往更加紧密。
四、结语
本文以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L镇L村的“回娘家”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L村 “回娘家”活动中所运用的家族与科技为手段的社会动员和具有当代特色的集体仪式流程进行描述，认为这场活动运用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推动了“回娘家”活动的顺利举行，充分展示了我国农村外嫁女的独特风采。费孝通先生说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13]在L村的这场“回娘家”活动中，血缘的牵绊使得这些飘散在城市中的外嫁女回到自己的家乡参加了这场特别的活动。即使她们在城市中有了各自的家庭，但这里仍然是她们的根，她们最亲切的地方。通过参加这场集体回娘家活动促进了她们与娘家人之间的联系，加深了她们对家乡和家族的情感联系。
本文从L村的“回娘家”活动来看待整个社会中的亚文化传播在乡村社会的流动过程，即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互动塑造了当下乡村文化的新面貌。这项“回娘家”传统文化的复兴是我国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当然，本文只是一次初步的尝试，且以个案研究为主，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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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吴慧芳，叶敬忠.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婦女的心理影响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6]（美）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7]田经燚.返乡农民工家乡认同感实证研究——以湖北省宜昌市Z县M乡为例[D].华中农业大学，2010.
[8]阮滢玲.乡村仪式与外出村民的家乡认同——以闽东廉村为例[D].福州大学，2015.
[9]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十版）[M].翟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10]张邦卫.“后家族时代”与浙江祠堂文化的传播策略[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2，（5）.
[11]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2]吴生华，张泽沣.论乡村传播发展对于乡村社会变迁的影响——以浙江农村为例[J].传媒观察，2018，（7）.
[1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上官涛]
[关键词]亚文化传播;外嫁女;集体仪式;家乡认同;社区凝聚力
[作者简介]戴利朝，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社会学;万志薇，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播学。（江西南昌 330000）
近年来，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华南区域的农村，兴起了一股“外嫁女集体回娘家举办联谊会”的活动热潮，从而引发媒体争相报道。遗憾的是，学术界对此社会现象并无关注，仅有少数研究成果。[1]本文拟以江西省南昌地区的农村为案例，以田野考察为基础，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进行初步分析。这是因为，这种新兴的乡村“亚文化”实践活动，与近年来国家倡导的“文化下乡”、传统个体化的“回娘家”文化均有不同，无论是其自发的组织过程还是丰富的文化传播意涵，都值得予以考察。为此，本文试图作一尝试。
一、集体“回娘家”：一种乡村亚文化的兴起
“回娘家”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习俗，维系并发展了外嫁女和娘家的情感关系。在传统社会，新娘婚后第一次回娘家，俗称“回门”。“回门”标志着男子开始以新郎的身份进入女家，也是给新娘缓和初为人妻、初为人媳紧张的一次机会，女方家往往也借此机会来考验新女婿。“回门”是婚姻礼俗的最后步骤，“回门”之后两家就转入正常的姻亲关系来往。[2]在现代，随着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想的变迁，“回娘家”活动经过了与主流文化的碰撞与演变，其意义已变得有所不同。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农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南昌的农村地区刮起了一阵集体“回娘家”的浪潮，每个村落都在筹划着“回娘家”的活动安排。不同于过往个人意义上的“回娘家”，南昌农村地区的“回娘家”有着其独特的集体仪式，是一场新时代农村女性的狂欢。旗袍、红毯、红色油纸伞、红围巾、祠堂祭拜、圆桌聚餐等等，这些词语组成了南昌地区农村外嫁女参加“回娘家”活动的主要文化元素。
农村外嫁女的“集体回娘家”，蕴含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社会动员，展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身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等多重互动。与主流文化中的“文化下乡”不同，这类“回娘家”活动大多是民间自发组织，依托村落中家族内部（口头传播）与外部（微信群）的联系进行沟通与交流，活动的整体过程都以红色色调为主，衬托出外嫁女回娘家的喜庆活动氛围。这场亚文化活动跨越了空间上的界限，让漂泊在外的外嫁女回到娘家，与娘家人加深了情感联系。
本文采取了参与观察法和深入访谈法的田野研究。以参与观察法为主，对“回娘家”活动的仪式流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再结合深入访谈法，对这次“回娘家”活动从策划到实施的整体过程进行了补充。田野地点选取了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L镇L村，以这个村落的一次“回娘家”活动作为研究对象。L村地处鄱阳湖滨、赣江下游，风景秀丽，天蓝水清。L村以平原地形为主，约有100多户，主要农产品以桑葚、香菜、紫色包心菜、黄椒为主，而村内矿产资源主要以耐火黏土、铝土、镓为主。由于农田耕作面积较少，经济水平在该县较为落后。
作者通过参与观察L村的“回娘家”活动，并且与参加“回娘家”活动的外嫁女进行深入访谈，挖掘出在新时期的社会转型期中，“回娘家”活动对外嫁女及乡村社会互动的价值与意义。
二、“我们一起回娘家”：社会动员与文化表征
L村的这场“回娘家”活动是在2018年12月9日举行的。这场活动的组织者是L村的一位45岁的外嫁女段姐和她的娘家人，包括她56岁的哥哥DHG——负责整体活动的安排;71岁的叔叔DYN——负责活动资金的保管和支出;48岁的侄子DPQ——负责活动物资的采买;57岁的嫂子TZX——负责整体活动流程的策划。并且，这四个人各自负责L村下辖四个村的外嫁女的联系。这场活动筹备花了一个多月左右时间，125位外嫁女参加了“回娘家”活动，共筹集了141000元左右的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外嫁女及其娘家人即家族中的男性，其中60岁以上的外嫁女不用出资，最低金额标准是500元。这次“回娘家”活动主要购买了红毯、彩旗、花篮、灯笼、红色油纸伞等物资，聘请了摄像公司和化妆师，而旗袍和鞋子是外嫁女自己准备的。圆桌聚餐则按人数准备了87桌，但由于亲戚朋友的临时增加，圆桌聚餐增至101桌。在本次活动结束后，活动资金剩余约四万元，其中三万元给每一位外嫁女做了一个回礼即银镯子，剩下的一万元捐给了村里的祠堂。
文化学派强调个体情绪、情感与文化实践的互构，该学派看重象征符号体系建构与操控过程及其对个体的参与行为产生的影响，认为要提升社区的社会动员能力，需要社区成员在社区情感方面建构出有一致性的认同。因此，文化学派强调动员中的意义建构对动员效果的影响，认为社会动员的核心是思想动员。[3]而在这场L村外嫁女集体“回娘家”的活动中，活动组织者就借助了家族与科技为手段对外嫁女进行了思想动员。
这场“回娘家”活动最初是由L村的一位45岁的外嫁女DJL提出的，她起初是受到周边村落举办过“回娘家”活动的影响，希望能够借此活动见一见很多年碰不到面的一起长大的朋友。首先，她在村落里的家族微信群中提议，有人响应后就自发地建了一个外嫁女微信群，她先把自己认识的外嫁女拉进群里，再去通知村落里有外嫁女的家族，让他们去联系外嫁女，然后再把这些外嫁女拉进微信群里。但是，在活动策划的过程中，有一些外嫁女退了外嫁女微信群或者不愿意进群。嫂子TZX会专门去她们的家里做思想工作，让她们的家人去说服这些外嫁女。而在集资过程中，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出钱参加这个活动，活动组织者DJL第一个在外嫁女微信群中转了五百元，其他人也跟着纷纷转账。这场“回娘家”活动全部都是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支付活动资金，还有一些外嫁女的娘家人即家族中的男性会自愿赞助这场活动，而赞助的人和具体费用都会在村落里公开透明的红榜上进行公告。最后这笔费用都汇集到了叔叔DYN那里，当他们需要购置活动物资时，她们会从叔叔DYN这里拿钱，并且会记录每一笔费用的支出。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由于通讯手段的不便，村落之间也只能通过家族进行联络。而随着现代科技手段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便利，这一场“回娘家”活动正是结合了家族与科技为依托所进行的社会动员，这是一次具有创新性的农村亚文化传播活动的组织手段，让村落家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涂尔干认为集体仪式的存在对于集体意识的形成具有关键的作用，经由集体的仪式以及共同的活动生成对集体的归属感，以便与其他群体进行区分。[4]而在这场南昌地区L村的“回娘家”活动中，有着独特的集体仪式流程。凌晨四五点，外嫁女就要到指定的化妆场所即村委会进行化妆，这场活动只有4位化妆师，如果晚到的外嫁女还要在一旁排队等待。早上九点，在村子的入口处，有一条仿佛望不到底的红毯，路边飘扬着五彩斑斓的旗帜，而红毯的尽头是村子的祠堂。每一位外嫁都打扮得端庄漂亮，脸上洋溢着喜气的笑容，她们井然有序地站在了红毯上。在外嫁女队伍的最前方，一辆打花炮的汽车开在了最前面，紧跟着的是15位敲锣打鼓的腰鼓队，跟在她们后面的是两位举着红色底面牌子的外嫁女，这两位外嫁女是本次活动出资最多的人，而红色牌子的上面写着“谢父辈们养育之恩”“我们回娘家啦”。站在她们后面的是12位提着花篮的年轻外嫁女和20位提着红灯笼的中青年外嫁女，而其他的外嫁女都身穿旗袍、披着红围巾、举着红色油纸伞走在队伍的后方，她们成了L村中最亮丽的风景线。天空上有无人机航拍，地面上有跟拍摄像，这一天一地的结合记录了这场热闹的活动。同时，在红毯的外围站着许多外嫁女的丈夫或亲戚朋友们，他们拿着手机拍摄着这场红毯秀，并迫不及待地在网络上进行分享。在红毯走秀开始时，全村锣鼓喧天，每经过一家外嫁女的家时，门口都会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这股鞭炮声也一直响彻到了村中的祠堂前，每一位外嫁女都拿起了香火进入祠堂对祖先进行祭拜。在祭拜过后，每一位外嫁女去往了活动指定地点拍摄集体照和个人照。而在拍完照后，报名参加歌舞表演节目的外嫁女会去村中为这次活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展示她们的个人才艺。临近中午十二点，所有的外嫁女来到了活动指定的聚餐地点，现场摆放了一百多张圆桌，每一张圆桌都按各自的家族安排了座位，桌上有着具有当地特色的菜肴，外嫁女在聚餐中品尝着家乡特有的风味。
三、亚文化传播与乡村文化认同的重塑
（一）女性主體性的张扬
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妇女肩负着种田务农、照顾家庭和生育抚养等多重责任，是家庭及人群关系的主要维系者。[5]因此，过去的农村女性往往忙于家庭事务，无暇在娱乐活动中展示自我。随着社会的进步，新时期女性有了全新的观念，她们大胆地展示自我的风采。在这场南昌地区L村的“回娘家”活动中，外嫁女参与了红毯走秀、歌舞表演等自我展示活动，充分展示了独特的个人魅力，呈现了我国社会转型期中农村女性的主体性逐渐增强，她们不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女性，她们拥有了更多表达自我的机会。
从这场活动的整体流程来看，许多集体仪式都区别于传统习俗中的“回娘家”。比如化妆、穿旗袍走秀，这对于每一位外嫁女来说都是新鲜的事物。在新时期的中国，随着男女地位的逐渐平等，与过往作为“留守妇女”的农村妇女所不同的是，她们拥有了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而这场红毯走秀带给每一位外嫁女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体验，它展现了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中农村妇女的全新面貌。
欧文·戈夫曼曾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到，无论在现实生活里还是网络世界中，每个人既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人生就是一场表演，社会就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是社会舞台上的演员，每个人都在尽力地让观众认可并相信自己是某种类型的人。[6]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我展示表达不一样的自己。在活动过程中，外嫁女与儿时同伴用手机进行自拍，然后分享到微信朋友圈，这些行为都充分地表达了新时期女性的个性张扬，这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解放。她们通过在朋友圈中有选择性地分享自拍，体现了新时期农村女性表达自我的强烈欲望。
（二）社区凝聚力的增强
这个方面主要有三个体现：增强了外嫁女（及其家属）对娘家的向心力、增强了村民之间的凝聚力、展现了村庄在乡村聚落中的团结力和社会威望等。德国社会学家、社区研究的创始人滕尼斯将社区定义为一种邻里之间亲密无间、守望相助的互动关系。而农村地区也是社区聚集地，在这片一群人共同居住的地域上，人们之间的互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强度和数量的心理关系。[7]而由此产生的家乡认同，参照郑杭生的观点，指的是外出村民以村落传统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基础为纽带，以宗族组织为归属，在村落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体与群体对其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和他者认可。[8]当外嫁女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城市工作中感到压力或委屈时，她们会对自己的原生家庭即娘家产生一种情感依赖，而这份依赖的产生正是源于外嫁女对家乡产生的认同感，她们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
许多嫁到外地的外嫁女正是由于对家乡的认同，才千里迢迢赶回来参加这次“回娘家”活动。正如哈维兰所说“仪式不仅是庆祝许多重要事件的方式，而且它也是强化群体纽带和缓解紧张的一种方式。”[9]这场集体仪式的“回娘家”活动增强了L村的凝聚力，重塑了集体记忆，促进了外嫁女对家乡的社区参与感。
在“回娘家”的活动过程中，许多外嫁女或亲戚朋友都会把活动集体仪式的过程以照片或小视频的形式分享到微信朋友圈，这吸引了他们很多朋友点赞。通过朋友圈的分享行为充分展示了L村村民对其家乡的认同，从而希望获取群体认同。在这过程中，他们无形中宣传了家乡独特的风采，展示了新时期农村建设中家乡焕然一新的风俗面貌，扩大了“回娘家”活动的社区影响力。
而在红毯走秀过后，每一位外嫁女都要前往村落里的祠堂进行祭拜，这体现了我国乡村长期以来对宗族观念的传承。任何家族的聚集与聚合是以祖先崇拜作为信仰纽带，以祠堂作为祖先崇拜的物化形式与物质场所，从而形成鲜明的宗族意识与宗亲观念，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具有浓厚地缘性、政治性与宗法性的基层社会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宗族文化与祠堂文化的缩影与投射，坚守宗族文化与对宗族祠堂的膜拜，似乎成了每个人的集体无意识。[10]在这场回娘家活动的集体仪式中，祠堂祭拜是其必不可少的仪式流程之一，L村的村民对他们的祠堂有着根深蒂固的宗族信仰。 （三）文化共同体的重塑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强化文化精神层面的凝聚（“祭拜背后的认祖归宗”）及贯通线上线下的村民团结（跨越地理边界的文化共同体）。生活在同一区域中的人们，受相同地理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经历中，形成了相同或类似的文化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精神追求等，即形成了文化共同体。这种文化共同体通常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是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有形（地域）和无形（文化）的统一。[11]在这场“回娘家”集体活动的交流过程中，L村的文化共同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科技手段的革新，互联网迅速进入了中国乡村，电脑和手机在农村的普及率逐年提高，社交媒体快速融入了乡村社会生活，全新的社交媒介为村民提供了跨越地理限制的线上交流平台。[12]因此，在这场“回娘家”的活动中，活动的通知与交流主要依靠于线上和线下的互动，即微信群和家族之间的沟通，这展示出新农村建设中新型的人际交往模式。这场跨越时空意义上的联网，推动了“回娘家”活动的进程，使得村民之间的交流不再受时间和空间上的束缚。这种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人际传播实现了跨越空间距离的交流，使得活动的整体流程不因消息滞后而延误。
在“回娘家”活动结束后，一些外嫁女添加了许多同村外嫁女的微信，这种交往行为扩大了她们各自的朋友圈。她们不再是散落在城市里的陌生人，而是有着地缘关系的同村人，这次“回娘家”活动使得村落内部的人际交往更加紧密。
四、结语
本文以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L镇L村的“回娘家”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L村 “回娘家”活动中所运用的家族与科技为手段的社会动员和具有当代特色的集体仪式流程进行描述，认为这场活动运用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推动了“回娘家”活动的顺利举行，充分展示了我国农村外嫁女的独特风采。费孝通先生说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13]在L村的这场“回娘家”活动中，血缘的牵绊使得这些飘散在城市中的外嫁女回到自己的家乡参加了这场特别的活动。即使她们在城市中有了各自的家庭，但这里仍然是她们的根，她们最亲切的地方。通过参加这场集体回娘家活动促进了她们与娘家人之间的联系，加深了她们对家乡和家族的情感联系。
本文从L村的“回娘家”活动来看待整个社会中的亚文化传播在乡村社会的流动过程，即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互动塑造了当下乡村文化的新面貌。这项“回娘家”传统文化的复兴是我国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当然，本文只是一次初步的尝试，且以个案研究为主，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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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上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