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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福柯的观点，就当代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表现，认为其体现出福柯所归纳的“疯癫的四种形式”：浪漫化的疯癫；狂妄自大的疯癫；绝望情欲的疯癫；正义惩罚的疯癫。在泛娱乐化时代，电视综艺节目的“疯癫”影响了其自身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综艺节目 福柯 疯癫
《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博士论文，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福柯认为，疯癫表现出四种形象：浪漫化的疯癫，狂妄自大的疯癫，正义惩罚的疯癫，绝望情欲的疯癫。回顾当代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轨迹，从主持人到明星嘉宾，从参与者再到普通观众，本文认为其话语表现，娱乐和游戏的形式，体现了福柯所归纳的“疯癫的四种形式”。
一、浪漫化的疯癫
福柯认为“浪漫化的疯癫”是最重要，也最持久的，疯癫反映出人类的各种想象力，“甚至最漫无边际的遐想”。“这些想象是模糊的、骚动的，却又在一种共同的妄想中奇怪的相互妥协。”①
这与综艺节目用千奇百怪的创意才能赢取收视率的道理一样。在综艺节目中，游戏的招数或者是游戏的结果越是出人意料，越是有着超乎寻常的价值，它常常介于真实与非真实之间，满足着人们的想象空间。
举例来说，近期在台湾观众和在网络上下载台湾电视节目的内地观众中大受欢迎的《全民大闷锅》，就是这样一档真正“出奇制胜”的综艺节目。《全民大闷锅》明确打出“解闷救台湾”的口号，让电视演员模仿政治人物、用出神入化的“模仿秀”和戏谑闹剧去戏仿台湾政治生活、讽刺政坛现象。现以《全民大闷锅》节目现场来了解一下这档节目是如何体现“浪漫化的疯癫”的：
节目的主题是“花400亿救高铁，花5亿打造李安第二……政府钱这样花，你是爽还是闷？”。在当天的直播现场，演员邰智源扮演的“周玉扣”（戏仿《台湾高峰会》节目主持人周玉蔻）穿着一个大披肩登场了，“她”妩媚地说：“恩哼，我是扣扣周玉扣，现在看我的节目不容易了，你们只能听广播，要看我主持的节目只能看这台了。”作为当晚《全民大闷锅》的主持人，“她”更加妩媚地摇了摇手，像所有的主持人一样喊出节目的口号：“解闷救台湾！”全场三声“解闷救台湾”之后，镜头摇到“她”的右手边——是“被质询却没有办法站起来的苏贞昌苏院长”，郭子乾扮演的“苏真昌”还是以秃顶示人，挥动着右臂：“大家好，我就是行政院长苏真昌———冲！冲！冲！”镜头切到依旧穿着红夹克、拿着小教鞭的“李熬”，扮演者唐从圣挥舞着教鞭熟门熟路地开场：“我是李熬李大师，男人都偏好女色，女人都偏好男色，但是政治最好不要有颜色，无论你是蓝色还是绿色，都要看我的狠角色。”惟妙惟肖的模仿亮相之后，是各路“仿真政界人马”视演播室为“立法院”，唇枪舌战你来我往叫骂不休，将严肃的政治讨论在形式上娱乐化，包袱一个接一个抖开，节目气氛也节节高升。
“闷锅”这种“浪漫化的疯癫”连接了台湾岛内轻松的娱乐和沉重的政治，打出一张极富想象力和策划力的王牌，大获成功——2005年11月播出仅10个月的《全民大闷锅》就获得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奖。
二、狂妄自大的疯癫
福柯认为，疯癫的主体“通过虚妄的自恋而与自身认同”，“虚妄的自恋使他将各种自己所缺少的品质、美德或权力赋予自己。”他还认为，“自恋是疯癫的第一个症状……在这种虚妄的自恋中，人产生了自己的疯癫幻想。”②
各种类型的综艺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性，那就是试图为自己加冕，为自己建立权威地位，说到底，就是获得权力。早期《综艺大观》类型的综艺节目以成为“最好”、“最受欢迎”来获得对嘉宾和观众的支配力：比如驱使明星们形成以上《综艺大观》为成功的标志的观念，支配观众“约会收视”、“按时开机”。《超级女声》等选秀节目赋予自己权力的手段同出一辙，经过超女遍及全国声势浩大的“海选”和一两个幸运儿的出名获利，一些少男少女把参加超女超男、进入决赛视为实现自我、迈向成功的颠峰体验，《超级女声》这样的选秀节目也就从这些青少年“华山一条道”的成功观中掌握了自己渴望的权力。
主持人往往是所在节目牟取权力之路上的急先锋。比如《康熙来了》的主持人小S就屡屡问及来上节目的嘉宾：“崇拜的明星偶像是谁？”，该节目有一个潜在的规则——所有嘉宾都应毫不犹豫的回答：“你呀！”尽管这个问答程序只能说是节目搞笑的一个小把戏，但小S的确藉此凭借主持人的身份享受了一次有人配合的自恋，而为她提供这样一个“将各种自己所缺少的品质、美德”赋予自己的机会的正是综艺娱乐的“疯癫”时代。
三、绝望情欲的疯癫
理性时代中人们对情感和欲望的放纵、对自我的宽容，往往也是疯癫的一种形式。这种疯癫，在目前的某些综艺娱乐节目中被放行甚至被放大，形成了饱受评论界诟病的重症之身。与台湾相比，大陆相对正统的文化和娱乐环境使各档综艺节目在这个方面很少出格。
在台湾有“娱乐天王”之称的吴宗宪主持着一个名为《综艺最爱宪》的综艺节目，它的前身《综艺旗舰》便以诸如“向嘉宾泼馊水”、“用脚踩粪便”等一系列“恶搞”游戏为噱头吸引观众，而真人“如花”的出现除了将《综艺旗舰》更名为《综艺最爱宪》以外，更给了观众与吴宗宪一道放纵欲望，戏弄他人，施加恶意的机会。播出短短三周，《综艺最爱宪》就一度冲上台湾综艺节目收视榜首。这样肆无忌惮的放纵作恶与审丑的欲望，竟然形成了集体围观的盛况，叫人不得不反思这个媒体的疯癫时代是否已经蔓延成为一种社会病症？
面对台湾知识界和妇女界、社工组织代表的抗议，吴宗宪的回答是：“节目要有收视才有工开，所以我们都是提着头在做事。既然头都提了，脸也就不需要顾及了。”如果戴上疯癫的面具就能获得作恶与放纵的权力，这的确是一个娱乐疯癫的时代。
四、正义惩罚的疯癫
在综艺节目的竞赛环节特别是肢体游戏中，惩罚与奖励往往是同时出现的，答错题目或者竞争失败的参与者会遭到节目预定程序的“修理”，早期综艺节目中常见的有被强气流轰顶、被砸蛋糕、被喷水等把戏，近期的综艺节目的游戏惩罚则发展得越来越残酷越来越离奇，如江苏卫视《非常周末》节目中有一个游戏环节，要求选手和主持人站成一排接力唱歌，每人所唱的歌中必须带有数字，然后把手中的“地雷”（节目中的道具，类似击鼓传花游戏中的花朵）传给下一个人，如果在手中的时间太长，“地雷”就会冒火花，唱不出歌的人就要接受惩罚，要去坐“电椅”。 “电椅”的电压并不是220伏，但不幸的选手依然被电得面部表情扭曲，而且可以看到在电流通过人身体的那一瞬间，在电椅的下边冒出了电火花。这些惩罚与奖励一道，属于游戏既定规则的一部分，在相对封闭的节目现场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游戏空间。另外一些时候失败者或表现不佳者会遭到节目主持人或者评委明确的批评甚至是羞辱等语言惩罚，这种情况在选秀节目中表现最为集中和直接，除了评委能直接对选手进行语言惩罚以外，选秀节目开放空间让场外观众也能够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发表对选手的看法，拓宽了惩罚的来源。 如果说观众进行肆意批评甚至语言攻击是因为他们并不与主持人和参赛者处于同一物理空间、不受人际交流压力的影响的话，那么评委作为节目现场的另一表演主体，他们的语言表现将最直接的与现场选手进行面对面互动，这时候，评委的点评语言就不仅仅是个人意愿的表达，也是节目立场的组成部分了。令人担忧的是，出于制造高收视率的需要，有的评委的“麻辣点评”已经开始渐渐漫出边际，转化为人身攻击而成为电视文化的羞耻了。广电总局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参与、主办或播出全国性或跨省（区、市）赛事等活动管理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评委点评要实事求是、积极健康、平等善意，不搞不切实际的吹捧，不搞令参赛选手难堪的责难，不以非理性的褒贬来取代知识性的引导。”③在这种背景下 “毒舌”评委仍然频频制造出格的语言惩罚就更显得过头和不可理解。
分析“麻辣点评制造高收视率”背后的原因，笔者认为评委的麻辣语言和砸蛋糕一样，作为对失败者的惩罚带给观众虚拟想象的执行快感，能够使某些观众潜意识中的自卑、恐惧等心理压抑得到释放和宣泄，从电视经营的角度来讲，就是高收视率的保证。
福柯认为疯癫能够“惩罚头脑混乱的同时还惩罚心灵混乱……通过惩罚本身而揭示出真理”，④那么可以认为，在综艺节目中真理就是快乐，如果参与者的失败和对失败的惩罚能带给观众快乐，那么正义就得到了彰显，一切存在似乎都成为合理。在任由娱乐至上的媒体时代占据我们思维的时候，理性和人性中的美好与宽容都被迫让位给了疯癫。
结语
特定时代的疯癫有启蒙与革命的正面意义，福柯对疯癫一直不乏正面的论述，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也从另一侧面书写了狂欢与疯癫特有的主体解放与民主启蒙功效，但他们的论述都或多或少地指向宗教与政治专制，具有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当代综艺电视节目中的疯癫标示了人的感性存在，是对僵硬与机械的日常生活的反抗，是不断累积的不良情绪的宣泄。但他们失却了福柯或巴赫金式疯癫话语中的人文情怀，成为一种没有理想的疯癫。于是，当代社会的疯癫频频突破艺术或道德的界限，成为一种只破坏不建设的颠覆性力量。
参考文献
①②④[法]米歇尔·福柯 著，刘北成、杨远婴 译：《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三联书店，2003：25、90-92、26
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方网站，http：
//www.sarft.gov.cn/manage/publishfile/21/3559.html。
（作者：四川大学09级研究生、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责编：叶水茂
【关键词】综艺节目 福柯 疯癫
《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博士论文，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福柯认为，疯癫表现出四种形象：浪漫化的疯癫，狂妄自大的疯癫，正义惩罚的疯癫，绝望情欲的疯癫。回顾当代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轨迹，从主持人到明星嘉宾，从参与者再到普通观众，本文认为其话语表现，娱乐和游戏的形式，体现了福柯所归纳的“疯癫的四种形式”。
一、浪漫化的疯癫
福柯认为“浪漫化的疯癫”是最重要，也最持久的，疯癫反映出人类的各种想象力，“甚至最漫无边际的遐想”。“这些想象是模糊的、骚动的，却又在一种共同的妄想中奇怪的相互妥协。”①
这与综艺节目用千奇百怪的创意才能赢取收视率的道理一样。在综艺节目中，游戏的招数或者是游戏的结果越是出人意料，越是有着超乎寻常的价值，它常常介于真实与非真实之间，满足着人们的想象空间。
举例来说，近期在台湾观众和在网络上下载台湾电视节目的内地观众中大受欢迎的《全民大闷锅》，就是这样一档真正“出奇制胜”的综艺节目。《全民大闷锅》明确打出“解闷救台湾”的口号，让电视演员模仿政治人物、用出神入化的“模仿秀”和戏谑闹剧去戏仿台湾政治生活、讽刺政坛现象。现以《全民大闷锅》节目现场来了解一下这档节目是如何体现“浪漫化的疯癫”的：
节目的主题是“花400亿救高铁，花5亿打造李安第二……政府钱这样花，你是爽还是闷？”。在当天的直播现场，演员邰智源扮演的“周玉扣”（戏仿《台湾高峰会》节目主持人周玉蔻）穿着一个大披肩登场了，“她”妩媚地说：“恩哼，我是扣扣周玉扣，现在看我的节目不容易了，你们只能听广播，要看我主持的节目只能看这台了。”作为当晚《全民大闷锅》的主持人，“她”更加妩媚地摇了摇手，像所有的主持人一样喊出节目的口号：“解闷救台湾！”全场三声“解闷救台湾”之后，镜头摇到“她”的右手边——是“被质询却没有办法站起来的苏贞昌苏院长”，郭子乾扮演的“苏真昌”还是以秃顶示人，挥动着右臂：“大家好，我就是行政院长苏真昌———冲！冲！冲！”镜头切到依旧穿着红夹克、拿着小教鞭的“李熬”，扮演者唐从圣挥舞着教鞭熟门熟路地开场：“我是李熬李大师，男人都偏好女色，女人都偏好男色，但是政治最好不要有颜色，无论你是蓝色还是绿色，都要看我的狠角色。”惟妙惟肖的模仿亮相之后，是各路“仿真政界人马”视演播室为“立法院”，唇枪舌战你来我往叫骂不休，将严肃的政治讨论在形式上娱乐化，包袱一个接一个抖开，节目气氛也节节高升。
“闷锅”这种“浪漫化的疯癫”连接了台湾岛内轻松的娱乐和沉重的政治，打出一张极富想象力和策划力的王牌，大获成功——2005年11月播出仅10个月的《全民大闷锅》就获得台湾电视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奖。
二、狂妄自大的疯癫
福柯认为，疯癫的主体“通过虚妄的自恋而与自身认同”，“虚妄的自恋使他将各种自己所缺少的品质、美德或权力赋予自己。”他还认为，“自恋是疯癫的第一个症状……在这种虚妄的自恋中，人产生了自己的疯癫幻想。”②
各种类型的综艺节目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性，那就是试图为自己加冕，为自己建立权威地位，说到底，就是获得权力。早期《综艺大观》类型的综艺节目以成为“最好”、“最受欢迎”来获得对嘉宾和观众的支配力：比如驱使明星们形成以上《综艺大观》为成功的标志的观念，支配观众“约会收视”、“按时开机”。《超级女声》等选秀节目赋予自己权力的手段同出一辙，经过超女遍及全国声势浩大的“海选”和一两个幸运儿的出名获利，一些少男少女把参加超女超男、进入决赛视为实现自我、迈向成功的颠峰体验，《超级女声》这样的选秀节目也就从这些青少年“华山一条道”的成功观中掌握了自己渴望的权力。
主持人往往是所在节目牟取权力之路上的急先锋。比如《康熙来了》的主持人小S就屡屡问及来上节目的嘉宾：“崇拜的明星偶像是谁？”，该节目有一个潜在的规则——所有嘉宾都应毫不犹豫的回答：“你呀！”尽管这个问答程序只能说是节目搞笑的一个小把戏，但小S的确藉此凭借主持人的身份享受了一次有人配合的自恋，而为她提供这样一个“将各种自己所缺少的品质、美德”赋予自己的机会的正是综艺娱乐的“疯癫”时代。
三、绝望情欲的疯癫
理性时代中人们对情感和欲望的放纵、对自我的宽容，往往也是疯癫的一种形式。这种疯癫，在目前的某些综艺娱乐节目中被放行甚至被放大，形成了饱受评论界诟病的重症之身。与台湾相比，大陆相对正统的文化和娱乐环境使各档综艺节目在这个方面很少出格。
在台湾有“娱乐天王”之称的吴宗宪主持着一个名为《综艺最爱宪》的综艺节目，它的前身《综艺旗舰》便以诸如“向嘉宾泼馊水”、“用脚踩粪便”等一系列“恶搞”游戏为噱头吸引观众，而真人“如花”的出现除了将《综艺旗舰》更名为《综艺最爱宪》以外，更给了观众与吴宗宪一道放纵欲望，戏弄他人，施加恶意的机会。播出短短三周，《综艺最爱宪》就一度冲上台湾综艺节目收视榜首。这样肆无忌惮的放纵作恶与审丑的欲望，竟然形成了集体围观的盛况，叫人不得不反思这个媒体的疯癫时代是否已经蔓延成为一种社会病症？
面对台湾知识界和妇女界、社工组织代表的抗议，吴宗宪的回答是：“节目要有收视才有工开，所以我们都是提着头在做事。既然头都提了，脸也就不需要顾及了。”如果戴上疯癫的面具就能获得作恶与放纵的权力，这的确是一个娱乐疯癫的时代。
四、正义惩罚的疯癫
在综艺节目的竞赛环节特别是肢体游戏中，惩罚与奖励往往是同时出现的，答错题目或者竞争失败的参与者会遭到节目预定程序的“修理”，早期综艺节目中常见的有被强气流轰顶、被砸蛋糕、被喷水等把戏，近期的综艺节目的游戏惩罚则发展得越来越残酷越来越离奇，如江苏卫视《非常周末》节目中有一个游戏环节，要求选手和主持人站成一排接力唱歌，每人所唱的歌中必须带有数字，然后把手中的“地雷”（节目中的道具，类似击鼓传花游戏中的花朵）传给下一个人，如果在手中的时间太长，“地雷”就会冒火花，唱不出歌的人就要接受惩罚，要去坐“电椅”。 “电椅”的电压并不是220伏，但不幸的选手依然被电得面部表情扭曲，而且可以看到在电流通过人身体的那一瞬间，在电椅的下边冒出了电火花。这些惩罚与奖励一道，属于游戏既定规则的一部分，在相对封闭的节目现场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游戏空间。另外一些时候失败者或表现不佳者会遭到节目主持人或者评委明确的批评甚至是羞辱等语言惩罚，这种情况在选秀节目中表现最为集中和直接，除了评委能直接对选手进行语言惩罚以外，选秀节目开放空间让场外观众也能够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发表对选手的看法，拓宽了惩罚的来源。 如果说观众进行肆意批评甚至语言攻击是因为他们并不与主持人和参赛者处于同一物理空间、不受人际交流压力的影响的话，那么评委作为节目现场的另一表演主体，他们的语言表现将最直接的与现场选手进行面对面互动，这时候，评委的点评语言就不仅仅是个人意愿的表达，也是节目立场的组成部分了。令人担忧的是，出于制造高收视率的需要，有的评委的“麻辣点评”已经开始渐渐漫出边际，转化为人身攻击而成为电视文化的羞耻了。广电总局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参与、主办或播出全国性或跨省（区、市）赛事等活动管理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评委点评要实事求是、积极健康、平等善意，不搞不切实际的吹捧，不搞令参赛选手难堪的责难，不以非理性的褒贬来取代知识性的引导。”③在这种背景下 “毒舌”评委仍然频频制造出格的语言惩罚就更显得过头和不可理解。
分析“麻辣点评制造高收视率”背后的原因，笔者认为评委的麻辣语言和砸蛋糕一样，作为对失败者的惩罚带给观众虚拟想象的执行快感，能够使某些观众潜意识中的自卑、恐惧等心理压抑得到释放和宣泄，从电视经营的角度来讲，就是高收视率的保证。
福柯认为疯癫能够“惩罚头脑混乱的同时还惩罚心灵混乱……通过惩罚本身而揭示出真理”，④那么可以认为，在综艺节目中真理就是快乐，如果参与者的失败和对失败的惩罚能带给观众快乐，那么正义就得到了彰显，一切存在似乎都成为合理。在任由娱乐至上的媒体时代占据我们思维的时候，理性和人性中的美好与宽容都被迫让位给了疯癫。
结语
特定时代的疯癫有启蒙与革命的正面意义，福柯对疯癫一直不乏正面的论述，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也从另一侧面书写了狂欢与疯癫特有的主体解放与民主启蒙功效，但他们的论述都或多或少地指向宗教与政治专制，具有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当代综艺电视节目中的疯癫标示了人的感性存在，是对僵硬与机械的日常生活的反抗，是不断累积的不良情绪的宣泄。但他们失却了福柯或巴赫金式疯癫话语中的人文情怀，成为一种没有理想的疯癫。于是，当代社会的疯癫频频突破艺术或道德的界限，成为一种只破坏不建设的颠覆性力量。
参考文献
①②④[法]米歇尔·福柯 著，刘北成、杨远婴 译：《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三联书店，2003：25、90-92、26
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方网站，http：
//www.sarft.gov.cn/manage/publishfile/21/3559.html。
（作者：四川大学09级研究生、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责编：叶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