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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在二千多年的往来中，中国文化曾对日本文化有过很大影响。日本近代著名的史学家内藤湖南曾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研究中日历史学的专家森克已则说“大陆（指中国）和我国（指日本）之间，从原始时代起，早在进行文化交流。先进的大陆文化不断流入我国。与此同时，日本把这些大陆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吸取，日本化。” 可见日本专家学者对其古代文化受中国的影响是十分认可的。
早在日本的弥生时代中国的青铜器和铁器传到日本，日本由新石器时代后期进入了金石并用的时代，中国的稻种和种稻技术传到日本，日本由此从渔猎社会一跃成为农耕社会。此后，汉文，佛教，儒学的东渡，对日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影响。可以说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本文列举部分中国出土三世纪的文物，初步探讨古代日本与中国江南地区的交往，以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期方家指教。
古代日本与中国江南地区的交往，日本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是五世纪日中开始交流。他们把倭五王遣使中国东晋和南朝，看作是古代日本与中国江南地区交往的开始。 国内考古学家认为至迟在三世纪时，日本人已经来到了吴地。王仲殊先生根据日本各地古坟出土了大量三世纪的三角缘神兽镜，认为“从镜的形制，花纹和铭文来看，三角缘神兽镜大体上都具有中国镜的基本特征，制作也相当精良” 并论证了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是吴地的工匠东渡后在日本所作。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军甲土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海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有时至今会稽货币，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绝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徐福入海求仙。《史记》也记载，当为史实，有关亶洲，日本学者也认为是日本列岛一部分。
三世纪前半叶，日本邪马台国曾派使者到中国曹魏受诏封印，同中国北方曹魏保持频繁的接触。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大量出土，表明古代日本与江南吴地是交往密切的。此后直到五世纪初，较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人把同中国的东西多冠以“吴”字。如“吴国” “吴人” “吴床”“吴服”等。甚至连安置来自东晋和南朝的中国人的地方也称为“吴庭”。可见邪马台国同孙吴交往的程度相当密切。
我们从名刺和谒来看，它们是古代官员交往、拜访时通报姓名时使用的名片，在三世纪吴地出土的名刺有：三国孙吴名将朱然墓出土的名刺十四枚，谒三枚。名刺呈长条形木片。形制大小相同，木刺行文相似，正面直行墨书，隶书。内容分为三种：“弟子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故鄣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 〔图一〕湖北鄂城孙吴史绰墓出土六枚墨书。分别为：“童子史绰再拜 问起居 广陵高邮字浇瑜”，“广陵史绰再拜 问起居”。 江西南昌孙吴高荣墓出土二十一枚墨书均为“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 沛国相字万绶” 在墓中放置名刺，是六朝时流行的习俗。这虽然是供墓主人在阴间使用的明器，但规格、尺寸一如生前实用的名刺，特别是朱然墓谒和名刺同时出土，一是对考究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重要证据，二是对谒和名刺使用上的差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关于谒和刺《陔余丛考·名帖》：“古人通名，木用削木书字，汉是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于纸，而仍相沿曰刺。”名刺和谒虽然都作为名片使用，朱然墓出土的名刺和谒却表明在使用对象上有所不同，朱然墓出土“谒”，内容较名刺略为复杂些，包括官爵，籍贯，姓名，问候语。顶端独“谒”字，以示尊敬之意，据《释名》曰：“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知至诣者也。”在使用上，谒比刺郑重的多，往往用于下对上。所以把爵位，姓名等靠边书写，中央写“谒”字。以示尊敬之意。书写的内容也就相对固定。名刺往往用于亲朋好友和同僚等，其内容有详有略，有亲有疏。持刺者可以根据交往的情况而选用。除此之外，也有于逢年过节时，自己不登门而使仆从到亲朋僚友家投送。名刺为贺，类似于现在人们在元旦春节互致的贺年卡。
日本至今仍将名片称为“名刺”，写做：名刺（めいし，罗马音meishi）。日本『广辞苑』解释为：（昔，中国で竹木を削ってこれに姓名をしるしたから刺という）小形の纸に姓名·住所·职业·身份などを印刷したもの。访问·面会その他，人に接する场合に用いる。翻译成中文是；（古代中国用竹木做成，上面刺上人的名字）小张的印刷着姓名，职业，身份的纸片，访问会面时与他人交换使用。日本至今仍有每逢春夏重要节气和新年正月都有互相投寄问候与贺年-明信 片的习惯，意是感谢上一年中對自己有过关心和帮助的人，希望来年依然保持这份联系。这些名刺的说法和投刺习惯，和三国时期是多么相像，它应该是三世纪随着三国吴文化一起传入日本的。
木屐，是中国古代一种两齿木底鞋，适合在南方雨天，泥泞道上行走。《急就篇》颜师古注：“屐者，以木为主，而施而齿，可以践泥”。有关木屐，两边文献多有记载，相传春秋吴王春秋夫差在苏州灵岩山上为西施建造“馆娃宫”，宫中有一长廊称为“响屐廊”或称“鸣屐廊”，西施脚着木屐在廊上行走，发出富有节奏的，犹如欣赏到木琴优美的声音。吴王听得如痴如醉。可见吴越非常流行穿木屐。三国时木屐的使用已非常普通。《晋书.宣帝记》：司马懿“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木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着屐，然而马兵俱进。”司马懿与诸葛亮征战五丈原，因地多蒺藜，遂令士兵穿木屐开道。
三国朱然墓出土了一双漆木屐，屐板前后均为圆头，中间略宽，似椭圆形，屐板前端有一单孔，后端有两个单孔，系绊穿在三个单孔上。屐板绘有漆彩。 从形制及出土位置看，应是朱然妻妾所穿。 江西南昌高荣墓中也出土了两双木屐，其中一双保存较为完好，可见屐底前后有两齿，屐头为圆形，据考古发掘者认为是高荣妻妾所穿。 《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延熹中，京都长者皆着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彩为系。《晋书·五行志》“初作屐头，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出土的木屐，印证了史书记载妇女出嫁流行制作漆画五彩木屐以及汉魏时期妇女木屐为圆头的准确性，同事也将古代木屐式样呈现在我们面前。日本镰仓时代的名画《扇面法华治册子》及《明惠人上图》中描述了雨中穿高齿木屐行走的人物形象，其木屐的形制也与朱然墓及高荣墓出土的木屐十分相似。可以说日本木屐的根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木屐在中国百姓日常生活中已很难看见，但在日本木屐却无所不在，每逢过年（元旦）或婚，嫁，寿等喜庆场合。成年男女都身穿和服，脚着齿屐，以示庆贺。日本的艺妓穿木屐后，不仅增加了高度，木屐本身也带给她们一份独特的韵致。木屐不仅作为鞋子出现在日本人日常生活中，而且也是很好的馈赠品，尤其是正月和夏季的盂兰盆节时，更喜欢赠送并穿着木屐。木屐不仅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物证之一。
综合上述可见，日本与中国江南地区文化交流在三世纪已产生，并在其文化的形成中，逐渐将中国文化吸取并融合在自身文化之中，并加以创新，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见图一）
参考文献：
[1]光明日报.1963.3.16.
[2]日中文化交流诸问题.305.
[3]木宫泰彦.《日中交流史》第三章，胡锡平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
[4]王仲殊.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问题[J].考古，1981.4.
[5]王仲殊.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问题[J].考古，1981.4.
[6]见《?魏志?倭人伝から見た古代日中贸易》.东亚古文化说苑，1973：227-239.
[7]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667-668.
[8]王俊主编.马鞍山文物聚珍[M].文物出版社，2006.
[9]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鄂州六朝墓》.
[10]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高荣墓的发掘[J].考古，1980.3.
[11]王俊主编.马鞍山文物聚珍[M].文物出版社，2006.
[12]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高荣墓的发掘[J].考古，1980.3.
早在日本的弥生时代中国的青铜器和铁器传到日本，日本由新石器时代后期进入了金石并用的时代，中国的稻种和种稻技术传到日本，日本由此从渔猎社会一跃成为农耕社会。此后，汉文，佛教，儒学的东渡，对日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影响。可以说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本文列举部分中国出土三世纪的文物，初步探讨古代日本与中国江南地区的交往，以及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期方家指教。
古代日本与中国江南地区的交往，日本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是五世纪日中开始交流。他们把倭五王遣使中国东晋和南朝，看作是古代日本与中国江南地区交往的开始。 国内考古学家认为至迟在三世纪时，日本人已经来到了吴地。王仲殊先生根据日本各地古坟出土了大量三世纪的三角缘神兽镜，认为“从镜的形制，花纹和铭文来看，三角缘神兽镜大体上都具有中国镜的基本特征，制作也相当精良” 并论证了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是吴地的工匠东渡后在日本所作。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军甲土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海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有时至今会稽货币，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绝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徐福入海求仙。《史记》也记载，当为史实，有关亶洲，日本学者也认为是日本列岛一部分。
三世纪前半叶，日本邪马台国曾派使者到中国曹魏受诏封印，同中国北方曹魏保持频繁的接触。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大量出土，表明古代日本与江南吴地是交往密切的。此后直到五世纪初，较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人把同中国的东西多冠以“吴”字。如“吴国” “吴人” “吴床”“吴服”等。甚至连安置来自东晋和南朝的中国人的地方也称为“吴庭”。可见邪马台国同孙吴交往的程度相当密切。
我们从名刺和谒来看，它们是古代官员交往、拜访时通报姓名时使用的名片，在三世纪吴地出土的名刺有：三国孙吴名将朱然墓出土的名刺十四枚，谒三枚。名刺呈长条形木片。形制大小相同，木刺行文相似，正面直行墨书，隶书。内容分为三种：“弟子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故鄣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 〔图一〕湖北鄂城孙吴史绰墓出土六枚墨书。分别为：“童子史绰再拜 问起居 广陵高邮字浇瑜”，“广陵史绰再拜 问起居”。 江西南昌孙吴高荣墓出土二十一枚墨书均为“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 沛国相字万绶” 在墓中放置名刺，是六朝时流行的习俗。这虽然是供墓主人在阴间使用的明器，但规格、尺寸一如生前实用的名刺，特别是朱然墓谒和名刺同时出土，一是对考究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重要证据，二是对谒和名刺使用上的差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关于谒和刺《陔余丛考·名帖》：“古人通名，木用削木书字，汉是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则虽用于纸，而仍相沿曰刺。”名刺和谒虽然都作为名片使用，朱然墓出土的名刺和谒却表明在使用对象上有所不同，朱然墓出土“谒”，内容较名刺略为复杂些，包括官爵，籍贯，姓名，问候语。顶端独“谒”字，以示尊敬之意，据《释名》曰：“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知至诣者也。”在使用上，谒比刺郑重的多，往往用于下对上。所以把爵位，姓名等靠边书写，中央写“谒”字。以示尊敬之意。书写的内容也就相对固定。名刺往往用于亲朋好友和同僚等，其内容有详有略，有亲有疏。持刺者可以根据交往的情况而选用。除此之外，也有于逢年过节时，自己不登门而使仆从到亲朋僚友家投送。名刺为贺，类似于现在人们在元旦春节互致的贺年卡。
日本至今仍将名片称为“名刺”，写做：名刺（めいし，罗马音meishi）。日本『广辞苑』解释为：（昔，中国で竹木を削ってこれに姓名をしるしたから刺という）小形の纸に姓名·住所·职业·身份などを印刷したもの。访问·面会その他，人に接する场合に用いる。翻译成中文是；（古代中国用竹木做成，上面刺上人的名字）小张的印刷着姓名，职业，身份的纸片，访问会面时与他人交换使用。日本至今仍有每逢春夏重要节气和新年正月都有互相投寄问候与贺年-明信 片的习惯，意是感谢上一年中對自己有过关心和帮助的人，希望来年依然保持这份联系。这些名刺的说法和投刺习惯，和三国时期是多么相像，它应该是三世纪随着三国吴文化一起传入日本的。
木屐，是中国古代一种两齿木底鞋，适合在南方雨天，泥泞道上行走。《急就篇》颜师古注：“屐者，以木为主，而施而齿，可以践泥”。有关木屐，两边文献多有记载，相传春秋吴王春秋夫差在苏州灵岩山上为西施建造“馆娃宫”，宫中有一长廊称为“响屐廊”或称“鸣屐廊”，西施脚着木屐在廊上行走，发出富有节奏的，犹如欣赏到木琴优美的声音。吴王听得如痴如醉。可见吴越非常流行穿木屐。三国时木屐的使用已非常普通。《晋书.宣帝记》：司马懿“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木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着屐，然而马兵俱进。”司马懿与诸葛亮征战五丈原，因地多蒺藜，遂令士兵穿木屐开道。
三国朱然墓出土了一双漆木屐，屐板前后均为圆头，中间略宽，似椭圆形，屐板前端有一单孔，后端有两个单孔，系绊穿在三个单孔上。屐板绘有漆彩。 从形制及出土位置看，应是朱然妻妾所穿。 江西南昌高荣墓中也出土了两双木屐，其中一双保存较为完好，可见屐底前后有两齿，屐头为圆形，据考古发掘者认为是高荣妻妾所穿。 《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延熹中，京都长者皆着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彩为系。《晋书·五行志》“初作屐头，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出土的木屐，印证了史书记载妇女出嫁流行制作漆画五彩木屐以及汉魏时期妇女木屐为圆头的准确性，同事也将古代木屐式样呈现在我们面前。日本镰仓时代的名画《扇面法华治册子》及《明惠人上图》中描述了雨中穿高齿木屐行走的人物形象，其木屐的形制也与朱然墓及高荣墓出土的木屐十分相似。可以说日本木屐的根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木屐在中国百姓日常生活中已很难看见，但在日本木屐却无所不在，每逢过年（元旦）或婚，嫁，寿等喜庆场合。成年男女都身穿和服，脚着齿屐，以示庆贺。日本的艺妓穿木屐后，不仅增加了高度，木屐本身也带给她们一份独特的韵致。木屐不仅作为鞋子出现在日本人日常生活中，而且也是很好的馈赠品，尤其是正月和夏季的盂兰盆节时，更喜欢赠送并穿着木屐。木屐不仅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物证之一。
综合上述可见，日本与中国江南地区文化交流在三世纪已产生，并在其文化的形成中，逐渐将中国文化吸取并融合在自身文化之中，并加以创新，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见图一）
参考文献：
[1]光明日报.1963.3.16.
[2]日中文化交流诸问题.305.
[3]木宫泰彦.《日中交流史》第三章，胡锡平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
[4]王仲殊.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问题[J].考古，1981.4.
[5]王仲殊.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问题[J].考古，1981.4.
[6]见《?魏志?倭人伝から見た古代日中贸易》.东亚古文化说苑，1973：227-239.
[7]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667-668.
[8]王俊主编.马鞍山文物聚珍[M].文物出版社，2006.
[9]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鄂州六朝墓》.
[10]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高荣墓的发掘[J].考古，1980.3.
[11]王俊主编.马鞍山文物聚珍[M].文物出版社，2006.
[12]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江西南昌高荣墓的发掘[J].考古，1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