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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孟浩然一生都在隐居和出仕之间徘徊。他的一生以科举考试为界，前期对功名充满憧憬，可是由于无人推荐，科举失利，再者由于性情的淡泊、对先贤隐居的向往，最终他布衣一身，但是儒家思想告诉他放弃对仕途的追求，在四十九岁时依然渴望得到引荐，施展自己的抱负，就是这种矛盾的思想，让他一生都徘徊在隐居和出仕之间。
关键词：孟浩然；隐居；出仕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185-02
孟浩然，今湖北襄阳人，盛唐时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人称“孟襄阳”。 他主要生活在开元时代，由于当时国力的强盛，儒道释游侠等多元思想的融合，使得文人们无不豪情万丈，满怀着盛世诗人的自信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几乎都希望能够得到明君的赏识，一展报国之志。边塞诗派的高适《三君咏》“济代取高位，逢时敢直言”，“纵横负才智，顾盼安社稷”和“昌言太后朝，潜运储君策”，分别赞扬了魏征、郭震、狄仁杰，暗含了自以他们为榜样建功立业的决心；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显示了盛唐文人特有的雄壮豪迈和宽广胸襟；杜甫虽然生活困顿，但是在诗歌中流露出的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成为后人争先效仿的榜样。即使思想倾向于佛家，显示出闲适、退隐情绪的王维，也没有布衣一身，而是一方面厌倦官场的尔虞我诈，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在诸多诗人中唯有孟浩然终生未正式出仕，难怪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悲叹其“磬折谦退，才名日高，竟沦明代，终身白衣，良可悲夫！”的确，孟浩然为什么甘愿隐居田野做一个真正的隐者？究其原因，浅析如下。
一、应试不第无奈隐居
孟浩然的一生以应试为界，他年轻的时候心中对成就一番伟大的抱负充满着渴望。他的《长安早春》：“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表达了对功名的深深渴望，但是事实上，孟浩然在科举考试中竟然失利了。他的《陪卢明府泛舟回作》：“犹怜不才子，白首未登科”表达了对失利的深深遗憾。那么，孟浩然为什么名落孙山？旧唐书 《文苑列传》中有关孟浩然的部分异常简略，仅仅写下“不达而卒”四个字。其他的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为诗人的命运不济。比如：白居易《与元九书》“况诗人多蹇……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 杜甫《遣兴五首》“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 等等不胜枚举。
我们先从王维的应举来看下唐代科举成功的条件。《唐才子传》在对王维及第前的事迹有如下记载：九岁知属辞，工草隶，闲音律。岐王重之。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
后来与孟浩然相隔一百多年的李商隐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因为没有人提携，在开始的科举中没有成功，后来得到牛党官员令狐及和他儿子令狐绹的帮助，才榜上有名。
由此说明，唐朝的荐举、请托之风极为盛行，并且由于推荐者意在荐贤，掌贡举者意在得人，大家并不把这种推荐与提拔当作舞弊来看待，一些擢第的人选甚至在进士考试举行之前就已确定下来。所以，士子能否在应试前获得当权者的赏识，甚至比考试本身更加重要。而孟浩然出身并不显赫，也无人可以推荐，于“进士科取人颇少”的激烈竞争中自然不免落于下风。
后来孟浩然在短暂的求官经历中，也让他认清了名利场上的尔虞我詐后主动倾向于归隐。他的《京还赠张淮》“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晚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旧潭。”表达了对官场束缚的无奈及对隐居的向往。
二、性情淡泊无意官场
孟浩然生性好爽率真，喜欢结交朋友，他并不是没有出仕的机会，在他的好友中张九龄贵为宰相，王维也得到玉真公主的赏识。然而他直到40岁时才出游京师，参加科举。《唐摭言》记载了孟浩然获得过接近皇帝的机会：维待诏金孪殿，一旦，召之（孟浩然）商较风雅。忽遇上（玄宗）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召见。上即命咏。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此事是否真实，尚待查阅，但是从孟浩然后来一试落第即永不再考可以看出，他本身是个淡泊名利的人。
乃至后来襄阳刺史韩朝宗仰慕孟浩然的诗名，为他才华折服，主动要帮他到朝廷延誉，为他谋求官职。韩朝宗，京兆长安人，任官时喜欢提拔后进，曾经推荐崔宗之、严武与蒋沇等人于朝廷，受到当时其他人的尊敬。当时人有语：“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曾经写《与韩荆州书》，渴望得到韩朝宗的举荐。延誉指的是在皇帝和大臣们面前为有才华或者品行高洁的人播扬声誉，传扬好名声。在这样一个机会面前，孟浩然开始还欣然地找出很多史书慢慢研读，为推荐做准备，可是在出发的时候竟然用喝醉来婉拒韩刺史的美意，可见孟浩然的矛盾和抉择。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中认为“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饰，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即孟浩然文不为仕、行不为饰、游不为利，这种自由任性的本性使得他一方面难以接受官场上的束缚，另一方面出于对功业的渴求，使得他想通过仕途一展抱负。《李少府与杨九再来》“弱岁早登龙，今来喜再逢。何如春月柳，犹忆岁寒松。烟火临寒食，笙歌达曙钟。喧喧斗鸡道，行乐羡朋从。”诗人既羡慕朋友早达，又以纵情行乐为怀。所以这种矛盾纠缠了孟浩然一生，也促使他永远在隐居和出仕之间徘徊。
三、追随先贤渴望归隐
诗人的故乡襄阳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居胜地，而当时的荆楚之地，隐逸之风盛行，智绝诸葛亮、高士庞德公、水镜先生司马徽、山简、孟嘉、远公等，都对孟浩然向往山林隐逸，追求清高淡远的思想性格，形成了深远的影响。闻一多先生说过：“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一部《襄阳耆旧传》对少年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诗人在他的很多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都反映出对庞得公等先辈的敬仰之情，他一度隐居鹿门山也正是表示自己先辈的追随。 《夜归鹿门歌》中“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独来去。”写的是孟浩然从襄阳渡口回鹿门山时的情形。夜幕四合，诗人内心充满孤寂，而庞公栖隐处让孟浩然精神为之一振。类似于庄周和蝴蝶，孟浩然走在寂寥清净的路上，心中满怀对庞德的景仰，已经分辨不清自己是庞德公还是孟浩然了。庞德公，襄阳人，民间高士。荆州刺史刘表数次邀请其为己所用，庞公都拒绝了，刘表说：“你难道只想保全自己，不想保全天下？”庞公说：“鸿鹄的鸟巢在山林的高处，晚上回来栖息；鼋鼍的窝在万丈深渊，傍晚回来得以宿眠。房子是人之巢穴。处所不同，不是不保天下。”刘表又问：“先生你甘愿在这荒山野岭，以后拿什么留给子孙？”庞公说：“我留给孩子耕读传家，只是所留的不一样罢了。”庞公携妻子采药不再回来。这种淡泊豁达的人格是孟浩然所仰慕的，因此他觉得“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毫无疑问，庞公隐居之处已经成为了他的精神家园，冥冥之中给徘徊的他一个答案。闻一多先生评价：“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而这个默契的对象，无疑便是庞德公了。
四、儒家思想的熏陶让他无法放弃仕途
中国的儒家思想几千年来深深影响着盛唐时期的每一个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几乎成了每个儒者的座右铭。而出仕最典型的形态就是《论语》中所讲的“学而优则仕”。四十岁以前主要在家乡隐居苦读，为进京出仕做准备。《旧唐书》说他“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他和盛唐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渴望建功立业、封侯拜相。他在《书怀贻京邑同好》中说：
维先自邹鲁， 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 趋庭沾末躬。
昼夜恒自强， 词翰颇亦工。三十既成立， 嗟吁命不通。
慈亲向羸老， 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 箪瓢夕屡空。
执鞭慕夫子， 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 安能守固穷？
当途诉知己， 投刺匪求蒙。秦楚邈离异， 翻飞何日同？
此诗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懑和渴望出仕施展抱负的愿望。先叙述自己的身世，再写自己成年后命运不济，渴望故人援引。他的言行是“诗礼袭遗训， 趋庭沾末躬。昼夜恒自强， 词翰颇亦工”为迎接美好的仕途做准备。
然而在好友王昌龄考上进士后，他信心百倍地去参加考试，失利后，仍然到处拜谒，结果仍然是失望。心里的无奈没有让他完全放弃求仕。他在漫游吴越时写道：“魏阙心恒在， 金门诏不忘”，表达了身在江湖，始终不忘朝廷。
在无奈的隐居中，他写道《与诸子登岘山》“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在羊公堕泪碑前想起前人建立的不朽功业，想着自己岁月蹉跎毫无建树不禁“泪沾襟”了。
正是这几种矛盾思想交织在一起，促使他在49岁时做了张九龄的幕僚，一年多后他就去世了。此前他的拜谒诗杰作《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含蓄地表达了渴望得到张丞相提携踏出仕途的意愿。可见近花甲之年的孟浩然仍然徘徊在隐居和出仕之间，“尚犹怜不涸者，白首未登科”的不甘隐沦和“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自浔阳泛舟经明海》）的自由始终让他无法取舍，最终在奔波求仕时遑遑不定其意和隐逸幽栖时难以排遣孤独失意之间的摇摆中度过了一生。
参考文献：
[1]孫延辉.儒家思想与孟浩然的出仕情结[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7）.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闻一多.唐诗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
关键词：孟浩然；隐居；出仕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185-02
孟浩然，今湖北襄阳人，盛唐时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人称“孟襄阳”。 他主要生活在开元时代，由于当时国力的强盛，儒道释游侠等多元思想的融合，使得文人们无不豪情万丈，满怀着盛世诗人的自信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几乎都希望能够得到明君的赏识，一展报国之志。边塞诗派的高适《三君咏》“济代取高位，逢时敢直言”，“纵横负才智，顾盼安社稷”和“昌言太后朝，潜运储君策”，分别赞扬了魏征、郭震、狄仁杰，暗含了自以他们为榜样建功立业的决心；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显示了盛唐文人特有的雄壮豪迈和宽广胸襟；杜甫虽然生活困顿，但是在诗歌中流露出的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成为后人争先效仿的榜样。即使思想倾向于佛家，显示出闲适、退隐情绪的王维，也没有布衣一身，而是一方面厌倦官场的尔虞我诈，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在诸多诗人中唯有孟浩然终生未正式出仕，难怪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悲叹其“磬折谦退，才名日高，竟沦明代，终身白衣，良可悲夫！”的确，孟浩然为什么甘愿隐居田野做一个真正的隐者？究其原因，浅析如下。
一、应试不第无奈隐居
孟浩然的一生以应试为界，他年轻的时候心中对成就一番伟大的抱负充满着渴望。他的《长安早春》：“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表达了对功名的深深渴望，但是事实上，孟浩然在科举考试中竟然失利了。他的《陪卢明府泛舟回作》：“犹怜不才子，白首未登科”表达了对失利的深深遗憾。那么，孟浩然为什么名落孙山？旧唐书 《文苑列传》中有关孟浩然的部分异常简略，仅仅写下“不达而卒”四个字。其他的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为诗人的命运不济。比如：白居易《与元九书》“况诗人多蹇……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 杜甫《遣兴五首》“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 等等不胜枚举。
我们先从王维的应举来看下唐代科举成功的条件。《唐才子传》在对王维及第前的事迹有如下记载：九岁知属辞，工草隶，闲音律。岐王重之。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维如其言。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因出诗卷。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力荐之。开元十九年状元及第。
后来与孟浩然相隔一百多年的李商隐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因为没有人提携，在开始的科举中没有成功，后来得到牛党官员令狐及和他儿子令狐绹的帮助，才榜上有名。
由此说明，唐朝的荐举、请托之风极为盛行，并且由于推荐者意在荐贤，掌贡举者意在得人，大家并不把这种推荐与提拔当作舞弊来看待，一些擢第的人选甚至在进士考试举行之前就已确定下来。所以，士子能否在应试前获得当权者的赏识，甚至比考试本身更加重要。而孟浩然出身并不显赫，也无人可以推荐，于“进士科取人颇少”的激烈竞争中自然不免落于下风。
后来孟浩然在短暂的求官经历中，也让他认清了名利场上的尔虞我詐后主动倾向于归隐。他的《京还赠张淮》“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晚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旧潭。”表达了对官场束缚的无奈及对隐居的向往。
二、性情淡泊无意官场
孟浩然生性好爽率真，喜欢结交朋友，他并不是没有出仕的机会，在他的好友中张九龄贵为宰相，王维也得到玉真公主的赏识。然而他直到40岁时才出游京师，参加科举。《唐摭言》记载了孟浩然获得过接近皇帝的机会：维待诏金孪殿，一旦，召之（孟浩然）商较风雅。忽遇上（玄宗）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召见。上即命咏。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怃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此事是否真实，尚待查阅，但是从孟浩然后来一试落第即永不再考可以看出，他本身是个淡泊名利的人。
乃至后来襄阳刺史韩朝宗仰慕孟浩然的诗名，为他才华折服，主动要帮他到朝廷延誉，为他谋求官职。韩朝宗，京兆长安人，任官时喜欢提拔后进，曾经推荐崔宗之、严武与蒋沇等人于朝廷，受到当时其他人的尊敬。当时人有语：“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曾经写《与韩荆州书》，渴望得到韩朝宗的举荐。延誉指的是在皇帝和大臣们面前为有才华或者品行高洁的人播扬声誉，传扬好名声。在这样一个机会面前，孟浩然开始还欣然地找出很多史书慢慢研读，为推荐做准备，可是在出发的时候竟然用喝醉来婉拒韩刺史的美意，可见孟浩然的矛盾和抉择。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中认为“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饰，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即孟浩然文不为仕、行不为饰、游不为利，这种自由任性的本性使得他一方面难以接受官场上的束缚，另一方面出于对功业的渴求，使得他想通过仕途一展抱负。《李少府与杨九再来》“弱岁早登龙，今来喜再逢。何如春月柳，犹忆岁寒松。烟火临寒食，笙歌达曙钟。喧喧斗鸡道，行乐羡朋从。”诗人既羡慕朋友早达，又以纵情行乐为怀。所以这种矛盾纠缠了孟浩然一生，也促使他永远在隐居和出仕之间徘徊。
三、追随先贤渴望归隐
诗人的故乡襄阳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居胜地，而当时的荆楚之地，隐逸之风盛行，智绝诸葛亮、高士庞德公、水镜先生司马徽、山简、孟嘉、远公等，都对孟浩然向往山林隐逸，追求清高淡远的思想性格，形成了深远的影响。闻一多先生说过：“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一部《襄阳耆旧传》对少年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诗人在他的很多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都反映出对庞得公等先辈的敬仰之情，他一度隐居鹿门山也正是表示自己先辈的追随。 《夜归鹿门歌》中“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独来去。”写的是孟浩然从襄阳渡口回鹿门山时的情形。夜幕四合，诗人内心充满孤寂，而庞公栖隐处让孟浩然精神为之一振。类似于庄周和蝴蝶，孟浩然走在寂寥清净的路上，心中满怀对庞德的景仰，已经分辨不清自己是庞德公还是孟浩然了。庞德公，襄阳人，民间高士。荆州刺史刘表数次邀请其为己所用，庞公都拒绝了，刘表说：“你难道只想保全自己，不想保全天下？”庞公说：“鸿鹄的鸟巢在山林的高处，晚上回来栖息；鼋鼍的窝在万丈深渊，傍晚回来得以宿眠。房子是人之巢穴。处所不同，不是不保天下。”刘表又问：“先生你甘愿在这荒山野岭，以后拿什么留给子孙？”庞公说：“我留给孩子耕读传家，只是所留的不一样罢了。”庞公携妻子采药不再回来。这种淡泊豁达的人格是孟浩然所仰慕的，因此他觉得“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毫无疑问，庞公隐居之处已经成为了他的精神家园，冥冥之中给徘徊的他一个答案。闻一多先生评价：“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而这个默契的对象，无疑便是庞德公了。
四、儒家思想的熏陶让他无法放弃仕途
中国的儒家思想几千年来深深影响着盛唐时期的每一个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几乎成了每个儒者的座右铭。而出仕最典型的形态就是《论语》中所讲的“学而优则仕”。四十岁以前主要在家乡隐居苦读，为进京出仕做准备。《旧唐书》说他“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他和盛唐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渴望建功立业、封侯拜相。他在《书怀贻京邑同好》中说：
维先自邹鲁， 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 趋庭沾末躬。
昼夜恒自强， 词翰颇亦工。三十既成立， 嗟吁命不通。
慈亲向羸老， 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 箪瓢夕屡空。
执鞭慕夫子， 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 安能守固穷？
当途诉知己， 投刺匪求蒙。秦楚邈离异， 翻飞何日同？
此诗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懑和渴望出仕施展抱负的愿望。先叙述自己的身世，再写自己成年后命运不济，渴望故人援引。他的言行是“诗礼袭遗训， 趋庭沾末躬。昼夜恒自强， 词翰颇亦工”为迎接美好的仕途做准备。
然而在好友王昌龄考上进士后，他信心百倍地去参加考试，失利后，仍然到处拜谒，结果仍然是失望。心里的无奈没有让他完全放弃求仕。他在漫游吴越时写道：“魏阙心恒在， 金门诏不忘”，表达了身在江湖，始终不忘朝廷。
在无奈的隐居中，他写道《与诸子登岘山》“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在羊公堕泪碑前想起前人建立的不朽功业，想着自己岁月蹉跎毫无建树不禁“泪沾襟”了。
正是这几种矛盾思想交织在一起，促使他在49岁时做了张九龄的幕僚，一年多后他就去世了。此前他的拜谒诗杰作《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含蓄地表达了渴望得到张丞相提携踏出仕途的意愿。可见近花甲之年的孟浩然仍然徘徊在隐居和出仕之间，“尚犹怜不涸者，白首未登科”的不甘隐沦和“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自浔阳泛舟经明海》）的自由始终让他无法取舍，最终在奔波求仕时遑遑不定其意和隐逸幽栖时难以排遣孤独失意之间的摇摆中度过了一生。
参考文献：
[1]孫延辉.儒家思想与孟浩然的出仕情结[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7）.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闻一多.唐诗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