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琴棋书画是文人骚客、大家闺秀们的文化素养，麻将则是一直博弈娱乐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有人称之为“国粹”。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就是麻将牌。不要看轻了麻将牌，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关联，麻将牌里是有哲学地。
　　毛泽东对麻将牌的这番评论，还可以与他的另一句名言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
　　麻将是四个人的游戏，在此游戏中，每人各成一国，四国鼎立。然不同于如桥牌之类的游戏，麻将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孤军奋战，以一敌三的艰难过程。每一个人在此游戏中都需要攻防皆备：盯住上家，卡住下家，提防对家，同时还要保证自己的胜率。看似简单的一局麻将，若是用心打，需用到兵法，用到心计，用到心理学，还需要一定的运气，才能保证较高的胜率。这么想想，可真真是一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游戏了。
　　中国人向来讲求团结，如今讲求和谐。但是作为“国粹”之一流传至今已逾千年的麻将却是个彻头彻尾的不“和谐”的游戏。博弈中或许有双赢，麻将中却是不可能的。一家的胜利就代表其余三家的失利，这是只有一个赢家的战争，必然是“有人欢喜就有人愁”的结果。而中国人对麻将持续的、大范围的热爱，似乎在告诉我们：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伪装下，我们实则是一个争强好胜，不甘于人后的民族。
　　
　　关于麻将起源的二三猜想
　　
　　麻将牌又称麻雀牌，有人便称本是江苏太仓“护粮牌”，这似乎是目前对于麻将起源最靠谱的猜想之一。
　　有关资料记载，在江苏太仓县曾有皇家的大粮仓，常年囤积稻谷，以供“南粮北调”。粮多自然雀患频生，每年因雀患而损失了不少粮食。管理粮仓的官吏为了奖励捕雀护粮者，便以竹制的筹牌记捕雀数目，凭此发放酬金，这就是太仓的“护粮牌”。这种筹牌上刻著各种符号和数字，既可观赏，又可游戏，也可作兑取奖金的凭证。这种护粮牌，其玩法、符号和称谓术语无不与捕雀有关。
　　根据此种猜想，似乎能解释麻将牌上的很多体现：麻雀牌三种基础花色的名字叫做“万、索、筒”。“筒”的图案就是火药枪的横截面，“筒”即是枪筒，几筒则表示几支火药枪。“索”是用细束绳串起来的雀鸟，所以“一索”的图案以鸟代表，几索就是几束鸟，奖金则是按鸟的多少计算的。“万”即是赏钱的单位，几万就是赏钱的数目。
　　此外“东南西北”为风向，故称“风”，火药枪射鸟应考虑风向。“中、白、发”：“中”即射中之意，故为红色；“白”即白板，放空炮：“发”即发放赏金，领赏发财。
　　传说麻将玩法的术语也与捕雀护粮有关。如“碰”即“彭”的枪声。又如成牌叫“胡”，和“鹘”谐音，“鹘”是一种捕雀的鹰。除此还有“吃”、“杠”等术语也与捕鸟有关。那么为何又叫“麻将”呢?在太仓地方方言叫“麻雀”为“麻将”，打麻雀自然也就叫成打麻将了。这种说法看来是比较可信的，比如一索是一只鸟的图案。
　　除却“护粮牌”之说，关于麻将起源还有另一种猜想，那就是起源于《水浒传》。
　　据清代大学者戴名世《忧庵集》等古籍记载，有“国粹”之称的麻将牌是明朝时一个名叫万饼条(或“万秉迢”)的人发明的。万秉迢被施耐庵《水浒传》书中的梁山108位好汉所折服，于是想做一副娱乐工具来纪念他们。经过几天精心设计，终于研制出了麻将牌。他把麻将牌设计为108张，暗喻《水浒》中的梁山108位好汉。牌中的九索指“九纹龙”史进，二索指“双鞭”呼延灼等等。接下来，万秉迢考虑到梁山一百单八将分别来自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又增添了“东”、“西”、“南”、“北”、“中”各4张，共计20张牌。同时，考虑到梁山英雄好汉中既有出身贫民又有出身富户的，对此，就称“贫”为“白”(板)，“富”为“发”(财)。于是，“白”、“发”又各增牌4张、共计8张。最后，便构成了整副牌136张。
　　由于水泊梁山在宋江的领导下一心想被招安，想与朝廷求和，并不想打赢朝廷。所以打麻将胜者历来说“和”，而不说“胜”或“赢”。
　　
　　麻将桌上的名人们
　　
　　“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这是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名言，此语可说是道破了文化名人们对麻将乐此不疲的玄机，而名人与麻将的不解之缘，也留下了诸多趣闻轶事。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种“趣味”的游戏。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此后，“四人功课”一说，也就成了文人之间对麻将的戏称。
　　同为清华学者的麻将爱好者还有梅贻琦，此人于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叶公超曾以“慢、稳、刚”三字形容梅校长，寡言、慎言的他，这样严肃而沉默的形象，似乎让人很难将他与打麻将联系在一起。然而当清华出版社出版《梅贻琦文集》，内容为梅贻琦在1956至1960年间所写的私人日记的时候，出版社工作人员特别针对梅贻琦的生活面，作了趣味的统计，发现爱打麻将就是其中之一。
　　梅贻琦日记中不写打麻将，多改用“手谈”或“看竹”加以取代。据日记所载统计，仅在1956－1957年，就打了85次之多，平均一年42.5次，大约每周会有一次。一周一次看似不频繁，但这两年里，清华在台湾“复校”如火如荼，梅贻琦又屡屡赴美洽谈公事，公忙之余，打麻将可说是他重要的娱乐了。在85次方城之战中，梅校长共赢25次、输46次、平盘14次，前后输了1650元。当年一碗阳春面不过才1元钱而已。可见梅校长虽热爱麻将，但是其麻将水平却着实有限。
　　麻将水平不好的不只梅校长，还有胡适。胡适虽然极其热爱打麻将，但水平着实是并不高，梁实秋就曾亲眼见胡适输过一回：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饭后开房间打牌，梁实秋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到最后一圈局势十分紧张。当时，胡适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牌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牌。胡适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胡适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犹豫好一阵子，啪的一声，胡适还是把白板打了出去。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适身上现钱不够，还开了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这在那时可不算小数目。
　　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名人说麻
　　傅斯年曾在《申报·自由谈》上撰文，讲述136张牌中蕴涵的人生哲学。打麻将要能赢，关键是要手气好，运气好，“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只要运气好，机会巧，一路顺风，就可以由书记而主席，由马弁而督办，倘若奖券能够中了头彩，那末不但名流闻人，可以唾手而得，并且要做什么长或主任之类，也大是易事。所以我们中国人最注意的是天命……”其后又云：“这有如人们对于生活的执着，无论如何非到绝望，不愿放弃生活的意志而自杀”。
　　民国著名文人海戈曾于1934年9月在《人间世》发表《谈麻将》一文，文中这么说“四个人坐上桌子，搬庄，分筹码，砌牌，掷骰子，这些繁文末节，往往很认真，但开头总是客气，谦和有礼；可是牌到手里，不是拚命在扼下家，——即是不让坐在他的右方的人‘吃牌’，就是极力在组织‘和三番’，这是一种勇于私斗的最好的表现。”
　　中国老话说“牌品如人品”，柏杨就深以为是，每个人的气质和品德在牌桌上都会彻底曝光：“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一旦到了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有些人赢得输不得，三圈不和牌就怨天尤人。别人吃张，他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发脾气。一会怪椅子高，一会怪灯光暗，一会提醒人家不要老咳嗽好不好，咳嗽教人心烦。一会儿埋怨对方总是吸烟，不吸行不行?看能不能瘾死。一会儿向下家瞪眼，你的尊腿不要伸那么长可以吧，这是打牌，不是伸腿比赛。一会儿又埋怨电扇吹得太大，谁不知道我有风湿病。”
　　小小的麻将桌，长城之间，有趣的事儿自然远不止于此。在这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游戏里，我们不难发现麻将的最大特点，是在其“各自为战性”，而西洋游戏，如足球则注重一致行动，所以中国是“人自为战之国，绝端个人主义之国”之说在麻将桌上就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