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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扶贫工作不仅是物质扶贫，更需要文化扶贫。在当前努力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实施精准扶贫必须注重文化扶贫，把扶贫与扶智结合起来。本文主要论述了文化扶贫现实依据、理论视野、路径选择问题。指出了文化扶贫的重要性，也指出了文化扶贫的方向。
关键词：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文化扶贫
一个地区的贫困，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化层面。贫困，绝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亦不单是一种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不仅与自然环境、自然生态有关，而且与人文环境或人文生态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这也就是说，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价值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以及一个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从更深层次上决定着人们是否贫困的命运。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贫困， 更是社会文化资源的贫困，即知识、信息、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性贫困。对于贫困的农民们来说，如果最终不全面地改造他们的贫困文化， 陈旧的观念和落后的价值观 ，就不可能有贫困地区真正的发展。文化扶贫是物质扶贫的延伸和发展，必须把物质扶贫和文化扶贫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精准扶贫。
一、文化扶贫的现实依据
（一）社会转型是大的背景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经济开始向产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迫切要求新一代的掌握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农民。另一方面，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极大的改变，社会交往也迅速扩展，在文化生活要求改善的同时，人们自然也就需要了解与此有关的许多新的知识。同时，农民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生活中的许多新变化，使原有的人际关系格局不断受到冲击，一些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乘虚而入，一些旧的封建迷信习俗死灰复燃。如何在新的情况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良好的伦理道德规范，如何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广大农民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者，还需要了解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世界大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等重要理论知识。这些不但是社会安定的进步和需要，也是广大农民自己切身利益的内在要求。
（二）文化贫困是现阶段扶贫方式实施的一大桎梏
我国反贫困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扶贫方式实现了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最初是“输血”救济，即单纯地向贫困地区送钱送物，虽然起到了暂时救济作用，但没有使原本“体质孱弱”的贫困地区出现活力与生机，相反却养成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依赖思想和干部无所作为的工作作风，贫而安贫，一蹶不振。送的粮吃光了，钱用光了，衣穿破了，扶贫生产贷款挪作非生产用途，有贷无还，再贷不灵。“输血”救济不但没有帮助贫困户走出贫困，反而使他们陷入了贫困的“怪圈”之中，难以自拔。在我国，解放前是“命运意识”将农民牢牢地锁在贫困之中，农民自认贫穷是命中注定的；解放后由于政府的救济和扶贫优惠，逐渐养成了农民的“依赖意识”，从依赖集体到依赖国家，把希望一味地寄托在各种扶贫和救济上，不思进取，从而成为他们贫困延绵的主要内因。后来，我国反贫困又转向“造血”开发，即向贫困地区大量注入开发资金，上项目，办企业，促进贫困地区形成“造血”机制。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但“造血”必须依靠当地干部群众，必须依靠“内因”。由于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文化科技素质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信息不灵，市场观念不强等原因，结果往往是新项目年年有，上马时轰轰烈烈，经营时冷冷清清，效益上惨惨淡淡，导致大量的扶贫开发资金沉淀流失，“造血”机制最终难以形成，究其原因，也是文化贫困所致，并已成为现在扶贫方式和各项政策制度落实的一大桎梏。
二、文化扶贫的理论视野
文化贫困是贫困的根源所在。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认为，穷人贫困与其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发展出的一套“病态”的价值信仰系统，他们不愿意也不期望自身的经济繁荣，不期望走向上层社会。逐渐地，他们有了相悖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是一种与主流文化不相容而处于边缘状态的特有文化。处于贫困文化中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认识自己的困难。其次，贫困文化具有代际传承的特性。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其结果形成了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贫困文化。一旦形成贫困文化，穷人就会不断招募新成员，并通过耳提面命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教化和引导，将病态的信仰快速传递给未成年人，把他们锁进贫困、绝望而堕落的怪圈，训练他们成为社会的底层人。这样便造成了广大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着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贫、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因此，针对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计划必须首先考虑“贫困文化”，否则，再完美的扶贫计划也将是纸上谈兵。
文化贫困从根本上说是产生贫因的主要根源之一，而贫困文化则是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乡民的文化习俗、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的积淀，是贫困者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和自我维护。为此，要根治贫困，必须走文化扶贫之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驱散笼罩在贫困乡民头上的贫困文化的乌云，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变当地的潜在财富为现实财富。这才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从根本上扭转贫困的正确道路。
三、 文化扶贫的路径选择
（一）加大文化幫扶，实现贫困地区文化变迁。应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驻村扶贫力度，将先进理念、先进技术面对面、手把手传授给群众。丰富高校及企事业单位扶贫内容，通过文化支教、暑期实践、志愿者服务等方式为在贫困地区传播先进文化、开发特色文化产业提供人才支持。鼓励贫困地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接机制，开展各类扶贫科技和实用技术培训，使每个贫困户均能掌握1-2门种植或养殖实用技术，在增收的同时增智。
（二）依托特色文化资源，大力促进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根据文化资源类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学编制全省贫困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依托当地优势旅游资源，打好“生态牌”“民俗牌”“名人牌”，加大对贫困地区重点文化旅游企业的建设扶持力度，通过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大力发展集文化旅游、观光、体育健身、演艺娱乐、艺术培训等于一体的文化旅游休闲产业，加大对贫困地区土特产品的开发力度。
（三）加快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打破“贫困文化”固有的平衡与封闭。不断增加公益性文化投入力度，切实加强贫困地区图书馆、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和提升贫困地区文化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水准。
（四）完善配套支持体系，引导文化脱贫。加强教育、就业与扶贫等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构建标准统一、接口规范、整体协同的扶贫大数据平台，实现各部门数据信息相互印证、协调联动，确保文化扶贫的精准性。完善财税支持政策，每年应投入一定数量资金，设立贫困地区文化产业开发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重点特色文化企业提供贷款贴息支持。完善中介服务体系，建议依托当地扶贫网，设立当地贫困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咨询服务平台，提供支持贫困地区文化发展的政策信息、文化产业重大项目信息，方便相关企业咨询。出台发展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考核方案，实行主体责任制，让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提高认识，在文化扶贫中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理顺各级机构的运行关系。
关键词：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文化扶贫
一个地区的贫困，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化层面。贫困，绝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亦不单是一种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不仅与自然环境、自然生态有关，而且与人文环境或人文生态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这也就是说，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价值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以及一个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从更深层次上决定着人们是否贫困的命运。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贫困， 更是社会文化资源的贫困，即知识、信息、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性贫困。对于贫困的农民们来说，如果最终不全面地改造他们的贫困文化， 陈旧的观念和落后的价值观 ，就不可能有贫困地区真正的发展。文化扶贫是物质扶贫的延伸和发展，必须把物质扶贫和文化扶贫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精准扶贫。
一、文化扶贫的现实依据
（一）社会转型是大的背景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经济开始向产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迫切要求新一代的掌握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农民。另一方面，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极大的改变，社会交往也迅速扩展，在文化生活要求改善的同时，人们自然也就需要了解与此有关的许多新的知识。同时，农民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生活中的许多新变化，使原有的人际关系格局不断受到冲击，一些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乘虚而入，一些旧的封建迷信习俗死灰复燃。如何在新的情况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良好的伦理道德规范，如何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广大农民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者，还需要了解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世界大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等重要理论知识。这些不但是社会安定的进步和需要，也是广大农民自己切身利益的内在要求。
（二）文化贫困是现阶段扶贫方式实施的一大桎梏
我国反贫困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扶贫方式实现了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最初是“输血”救济，即单纯地向贫困地区送钱送物，虽然起到了暂时救济作用，但没有使原本“体质孱弱”的贫困地区出现活力与生机，相反却养成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依赖思想和干部无所作为的工作作风，贫而安贫，一蹶不振。送的粮吃光了，钱用光了，衣穿破了，扶贫生产贷款挪作非生产用途，有贷无还，再贷不灵。“输血”救济不但没有帮助贫困户走出贫困，反而使他们陷入了贫困的“怪圈”之中，难以自拔。在我国，解放前是“命运意识”将农民牢牢地锁在贫困之中，农民自认贫穷是命中注定的；解放后由于政府的救济和扶贫优惠，逐渐养成了农民的“依赖意识”，从依赖集体到依赖国家，把希望一味地寄托在各种扶贫和救济上，不思进取，从而成为他们贫困延绵的主要内因。后来，我国反贫困又转向“造血”开发，即向贫困地区大量注入开发资金，上项目，办企业，促进贫困地区形成“造血”机制。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但“造血”必须依靠当地干部群众，必须依靠“内因”。由于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文化科技素质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信息不灵，市场观念不强等原因，结果往往是新项目年年有，上马时轰轰烈烈，经营时冷冷清清，效益上惨惨淡淡，导致大量的扶贫开发资金沉淀流失，“造血”机制最终难以形成，究其原因，也是文化贫困所致，并已成为现在扶贫方式和各项政策制度落实的一大桎梏。
二、文化扶贫的理论视野
文化贫困是贫困的根源所在。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认为，穷人贫困与其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他认为，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在社会生活中发展出的一套“病态”的价值信仰系统，他们不愿意也不期望自身的经济繁荣，不期望走向上层社会。逐渐地，他们有了相悖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生活方式。这种亚文化，是一种与主流文化不相容而处于边缘状态的特有文化。处于贫困文化中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认识自己的困难。其次，贫困文化具有代际传承的特性。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其结果形成了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贫困文化。一旦形成贫困文化，穷人就会不断招募新成员，并通过耳提面命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教化和引导，将病态的信仰快速传递给未成年人，把他们锁进贫困、绝望而堕落的怪圈，训练他们成为社会的底层人。这样便造成了广大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着消极无为、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安贫乐贫、得过且过的生活观；懒散怠惰、好逸恶劳的劳动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等。因此，针对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计划必须首先考虑“贫困文化”，否则，再完美的扶贫计划也将是纸上谈兵。
文化贫困从根本上说是产生贫因的主要根源之一，而贫困文化则是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乡民的文化习俗、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的积淀，是贫困者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和自我维护。为此，要根治贫困，必须走文化扶贫之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驱散笼罩在贫困乡民头上的贫困文化的乌云，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变当地的潜在财富为现实财富。这才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从根本上扭转贫困的正确道路。
三、 文化扶贫的路径选择
（一）加大文化幫扶，实现贫困地区文化变迁。应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驻村扶贫力度，将先进理念、先进技术面对面、手把手传授给群众。丰富高校及企事业单位扶贫内容，通过文化支教、暑期实践、志愿者服务等方式为在贫困地区传播先进文化、开发特色文化产业提供人才支持。鼓励贫困地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接机制，开展各类扶贫科技和实用技术培训，使每个贫困户均能掌握1-2门种植或养殖实用技术，在增收的同时增智。
（二）依托特色文化资源，大力促进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根据文化资源类型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学编制全省贫困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依托当地优势旅游资源，打好“生态牌”“民俗牌”“名人牌”，加大对贫困地区重点文化旅游企业的建设扶持力度，通过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大力发展集文化旅游、观光、体育健身、演艺娱乐、艺术培训等于一体的文化旅游休闲产业，加大对贫困地区土特产品的开发力度。
（三）加快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打破“贫困文化”固有的平衡与封闭。不断增加公益性文化投入力度，切实加强贫困地区图书馆、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和提升贫困地区文化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水准。
（四）完善配套支持体系，引导文化脱贫。加强教育、就业与扶贫等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构建标准统一、接口规范、整体协同的扶贫大数据平台，实现各部门数据信息相互印证、协调联动，确保文化扶贫的精准性。完善财税支持政策，每年应投入一定数量资金，设立贫困地区文化产业开发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为重点特色文化企业提供贷款贴息支持。完善中介服务体系，建议依托当地扶贫网，设立当地贫困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咨询服务平台，提供支持贫困地区文化发展的政策信息、文化产业重大项目信息，方便相关企业咨询。出台发展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考核方案，实行主体责任制，让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提高认识，在文化扶贫中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理顺各级机构的运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