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4年12月以来卢布对外汇率持续大跌，卢布兑美元汇率跌幅创下自1999年以来最高纪录。俄罗斯央行被迫将基准利率由10.5%提升至17%，希望以这一自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以来最大幅度的加息举措来阻止卢布崩盘。俄罗斯央行也预计，2014年俄罗斯全年资本外逃规模可能高达1280亿美元，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120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一系列数据都似乎预示了俄罗斯经济正式进入危机阶段。
　　 但和1998年来比，俄罗斯的几个重要经济指标（包括外汇储备量以及本轮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整个宏观经济的走势）都要比1998年之前健康得多。媒体上竭力渲染的俄罗斯国内抢购、挤兑现象也有选择性报道之嫌。虽然卢布在过去一个月内对美元贬值50%，但俄罗斯物价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只上涨了10%左右，抢购也局限在少数商品。1998年那种全面崩盘、俄罗斯政府对外违约状况出现的概率极低。
　　 之后普京政府的反危机应对策略可能包括对内加强金融管制、限制金融交易外汇交易、强行控制物价，同时提升全民共同抵抗外来危机的决心。俄罗斯政府很有可能会动用历史上俄罗斯民族面临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性格和对于国家的全面支持这一资源来应对这一轮的危机，而近期俄罗斯首富乌斯马诺夫将巨额海外资产转移回俄罗斯本土似乎是这一策略显露成效的表现。俄对外的政策选择可能包括不同程度的资本管制和向其他国家寻求援助，同时进一步加快在贸易和金融多个层面寻找替代性安排，减少甚至取代和欧洲美国的合作。
　　 无论如何，今日金融市场上的变动不会导致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近日普京总统在其例行的大规模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明确地验证了这一点。俄罗斯政府肯定会希望利用自己还比较丰富的外汇储备资源挺到2015年3月，屆时欧盟对俄的制裁开始到期，不排除普京在非公开场合间接表达某种妥协态度，包括松动俄罗斯自己对欧盟的反制裁措施，给自己和欧洲国家一个都能挽回面子的做法，从而找机会重塑“欧盟-俄罗斯”关系回到2014年3月以前。欧洲各国对俄立场依旧分裂，如果俄罗斯政府在私下作出哪怕一点让步、或者不再激进的表态，都有可能给欧洲国家中对于俄罗斯保有复杂情绪的国家带来可以妥协的借口。
　　 但是即便在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让步也最多止于比如允许基辅方面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等地区恢复控制，而俄方放弃克里米亚则绝无可能。换言之，至少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普京和俄罗斯政府准备好与西方世界“死磕”到底。
　　 美国方面则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打压。更加重要的是，俄罗斯当下面对的经济困难，单纯由国内结构脆弱或者是由乌克兰问题引发的西方制裁都不足以解释包括卢布大幅下跌在内的现象。以来自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流动资本在21世纪初炒作起“金砖国家”之类的概念之后，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些资本开始从这类新兴经济的“概念股”中脱身，卢布和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产油国面临的压力有可能是国际资本针对新兴经济体的集体攻击。国际资本和欧美国家政府之间的潜在合作关系将是影响俄罗斯反危机政策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变量。
　　 卢布大跌和俄罗斯经济本身的结构性弱点已经给中国从事对俄贸易、金融交易的企业和部门带来了巨大损失，两国间进一步加深经济上的“捆绑”则可能会给中方带来更深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除了这几年两国间官方层面日益提升的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同为2001年来被西方资本炒作起来的“新兴经济体”，面对着抵抗新一轮国际资本冲击的共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援助俄罗斯也是在帮助自己。如何权衡上述两个层面不同的利害考量，中国领导人要做出艰难的决策——这个决策不仅仅是经济和金融层面的，更是政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