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结束自己的生命时正值古稀，七十余载的人生，他被动又主动地退出封建官僚体制，彻底随心随性，甘于“异端”的名分，作一个疯癫狂狷的孤独存在。《童心说》收录于《焚书》，它的创作目的主要是驳斥曾经的友人耿定向之论，去批判当朝伪道学泛滥的虚假现象。在今天看来，“童心”一说的自我本真、自然教育的思想光辉愈加珍贵。这种难能可贵之处在与卢梭的《爱弥儿》进行对比时更为清晰。然而，李贽跨时空的超前思维并不是一种玄幻的存在，他最初甚至不是一个“狂人”。但是子女的早夭、友人的反叛，让他从心理上不由得怀疑自己所处的世界：从自己的人生开始，慢慢延伸到整个社会。而只有当我们尝试理解李贽所谓的“狂狷”人生，才能更好地发现李贽《童心说》中饱含的总结性观点、发现明代实学在理學夹缝中艰难成长的代表性思想。
　　直白的“孩童的心”是明朝实学锋芒渐露的代表，它是“本心”，也是“初心”，正如幼儿一般懵懂，不会轻易被社会主流牵引。整篇文章语言激昂，多用反问、感叹，足以彰显李贽对于耿定向说他“以妄乱真”的激烈驳斥。也许，李贽在提笔的时候，心情是悲哀的。
　　之所以说“童心说”具有超前性，不仅仅是因为它批判了道学家虚伪的封建教条，更在于李贽能够冲出重围，大声肯定个体的意义、自我真实的想法。如若同《爱弥儿》作对比，就能发现二者的共通之处。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李贽拥有的是同时代人没有或者早已遗忘的勇气与自信，才能让他清醒又坚定地指出“回归本心、童心”这么一个直白的道理。
　　明代经济上剧烈的土地兼并，政治上高度的君主集权，思想上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均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少有。明代的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向，实际上已不能再束缚于严苛的程朱理学，但事实往往脱离理想状况。“理学”统治的思想疆域内，自然涌现了一批“实学”家。李贽属于这一批实学家中主张完全摒弃程朱理学、发展心学的一派。他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看似十足的“叛逆色彩”，却是极富启蒙色彩的功利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想的彰显，也是正在兴起的市民阶层的心声。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李贽面对耿定向莫须有的“纵情任欲”的控诉，直接捅破耿死板虚假的面孔，强调“真心”，更说明了“古之圣人……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的真理，一切从自己的本心出发，不刻意避免私欲才是一个人最自然最正确的成长方式。
　　在《爱弥儿》的教育过程中，卢梭指出人应该从一个纯朴的自然人向爱国公民转变，人的成长应是源于一个自然起点，理性和情感并非他的原初能力，知识和品德也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习得的。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贵贱之差，知识是具体的，道德也是具体的。这就在人的发展层面上与李贽达成了共识。
　　若说李贽的一生是一个由缓至陡的上升性曲线的话，这条曲线其实也象征着他“反叛”的程度与速率。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李贽参加了福建乡试，并高中举人，李贽由此进入仕途。在为官的二十五年里，李贽与常人不同之处已有显现：他主张修庙学，不惜倾尽自己的俸禄去维持学业场所;他因为支付不了太多的路费，拒绝了妻女与自己同行返乡丁忧;他为官过于耿直、清廉，与周边官员们的关系一度僵硬。即便如此，他也只是社会大流中的一员，并没有成为一个人们口中的“狂人”。但是辞官后，他的“狂狷”态度开始变得浓烈。
　　万历九年（1581年）李贽辞官以后，客居在好友耿定理家中。但待到好友去世，其兄弟耿定向与李贽长久以来的矛盾便爆发了。也许是李贽绝不肯向伪道学耿定向低头，也许是李贽本就热衷独行、追求自我的性格与耿大相径庭，耿对李的批判最终上升到直接的人身攻击上，讥讽李蛰“候佛灭伦，挟妓宿犯”。这一切都让李贽从一个被命名的“异端”主动走向一个真正的“异端”层面。
　　在经历了人生曲线的大改动后，李贽“狂狷”的形象最终成型。与其说是被迫的，不如说是他索性而为。《童心说》收于《焚书》，作为他对于“纵情任欲”这一攻击性评价的回应。这时的李贽已不是年轻力壮时“狂在内心”的形象，他对于虚伪道学家的面孔已经厌倦。因而这篇论说文里运用了许多反问、感叹句，语调激昂，其实也饱含着他对于所谓的“维护道德伦理”之人的无奈与可怜。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下，李贽的“童心说”还能以婴儿孩童为喻，从人的自然发展角度出发据理力争，足以见得他渴望这个社会坚持本性、寻找自我的重视与期望。
　　《童心说》只是李贽在专制社会下拓展思想空间的一隅，但“童心”却是他毕生孜孜不忘，又一以贯之的重要理念。在这篇文章中，“童心”理念实则体现了李贽在真心、个性、自由三方面的总结。有趣的是，从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层面进行对照，李贽“童心说”的三个观点也拥有三个维度，包含了他在人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如何正确处理个体思维关系上的思考。
　　首先从“本我”角度理解“真心”。“真”是“童心说”的根本内核和最终追求，也是李贽思想和生命的底色。李贽开篇便提出了“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的论断，直接将“真心”上升到人格本源的地位。所以，“真心”用弗洛伊德的思路来讲，就是人格结构的基础，它包含的是人自出生开始便具有的一切原始力量。就好比饿了就要吃饭，冷了就要穿衣一样，“真心”难以违背，如果失去了真心，也就等于自己在同做人的基本元素相对抗。出于真的原则，李贽对《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作了一番批评：“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所以，对于那一批虚假文人而言，李贽从文学创作的层面谈及“真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且夫世之真能文者……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状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
　　其次从“自我”角度理解“个性”。明代的文化禁锢直接将儒学家们的思想勒紧，让他们在封建教条中迷失。在文学上的体现就是：“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不能定义自己的存在，没有自己的意识，就是自我认知的缺失。而“自我”又恰恰是从个人建设完善社会道德建设的中间层。明代的学者一方面不能够抓住自己的“真心”，与做人的基本元素对抗;一方面在通向思想道德的路上，又不能找到自我，没有一点个性与棱角，借人之言言己，只是对先人的观点做一些无谓的重复。对于建设社会道德规范的框架而言，社会成员的精神结构既不具备思想基础，又在至关重要的中间环节无处寻找自己，那么这个社会的道德框架的状况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在用“超我”理解“个性”时，我们不难判断李贽对于明朝后期人心混沌局面的焦急情境。他想让这个社会正常运转，但是发现事情的根源在于人心。于是李贽在《童心说》里谈到“真心”，谈到“个性”，想让大家多多关注自己、找到自己，才能为社会道德的构建扭转方向。所以他最终强调的是“自由”。如果说前两种观点是对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呼告，那么最后一点便是对统治阶层发出的警示。“医药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一切理论都有它适用的时代和场景，但是纵观明朝，迂腐的道德说教俯仰皆是，李贽说得很清楚，想让统治阶层多听听“迩言”，多看看社会大众的真正需求。当权者把手里的绳索松一松，给社会舆论和民众的大脑一点自由，所产生的效果将会是颠覆性的：“于凡今之人，从生到老，从一家到万家，从一国至天下……趋利避害，人人同心”。
　　只可惜，只有在社会变革之风吹遍整个大地时，人们才能纷纷站出来为李贽撑腰，大肆赞赏他的前瞻性眼光。而李贽，还满足于自己的死能够让自己名噪一时，他所在的时代，大多数人还在沉睡。
　　从《童心说》的超越性切入，再进一步细览李贽的生命曲线，目的不是避“童心说”这一理论不谈，而是想以一种更为真切、更为客观全面的眼光看待这篇文章，甚至是李贽的大部分理论主张。而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对李贽在《童心说》里提出的三个维度进行创新解读，则是再一次从现代眼光出发，去肯定李贽思想的独特价值。纵使不能面面俱到，至少我们能够对李贽的看法从一个诡谲的“叛道者”变为一个热忱的“寻道者”，便是对于理解李贽作出了一些进步。现在，女性地位的提升，人类个性掌控社会，都在无形中与李贽的理念产生了对照。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李贽思想中的闪光点也许会被重新解读，他的思想价值也将一直延续下去。
　　作者简介：李尔雅（1999—），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语言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