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犹太少女在躲避纳粹迫害的藏身岁月中写下的《安妮日记》，几十年来一直畅销不衰，成为全世界千千万万读者心中最珍贵的怀念。而这本《安妮日记》得以从纳粹的搜捕中幸存下来，要归功于另一位女性……
　　
　　时光荏苒，当年曾向安妮·弗兰克一家伸出援手、在其藏身岁月中坚持接济他们的米耶普·吉斯（安妮父亲的秘书），如今也已是高龄９６的白发老妇。今年的６月７日，美国的安妮·弗兰克中心在曼哈顿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演出活动，以此纪念这位早逝的犹太少女的７５岁诞辰。而吉斯亦接受了该中心执行董事伊丽莎白·费里克为《人物》杂志而做的专访，与之谈起了她的朋友安妮·弗兰克在那段非常岁月中的点点滴滴。
　　１９４１年，１２岁的安妮应邀参加吉斯的婚礼，而当时纳粹的铁蹄已踏上了荷兰的土地。
　　 “我结婚的那天安妮身穿公主裙，头戴相宜的帽子，看上去非常漂亮。她一头乌油油的秀发光泽亮丽，一看便知她为此颇费了一番心血。我们很快便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中并暂时忘却了烦扰着我们的忧虑与不安。说实在的，我们中没有人真的相信事情会变得像后面那么糟。”吉斯如是回忆道。
　　 １９４２年，安妮１６岁的姐姐玛各被强令前往纳粹的劳动集中营，弗兰克一家被迫匆忙搬进父亲奥托工作之地的密室。在那里，吉斯已经为他们打点好了一切。
　　 “恐惧与不安在他们的住所内蔓延开来，然而人人都尽可能对此避而不谈。为了给他们准备些生活必需品，我和汉克（吉斯的丈夫）还曾尝试着以雨衣为掩护，将成堆成堆的衣服和鞋子运往密室。第二天清早，我骑车来到弗兰克家的公寓，看到小安妮还穿着一身睡衣，站在那儿，睁大着眼睛，惊奇地面对着她人生中的重大变化。那天正好下雨，于我们而言却是有利的时机。我和玛各两人以平稳的速度蹬着自行车以防怀疑。当我们终于到达‘办公室’ 时，玛各因她眼前的景象而变得目瞪口呆。我于是领着她爬上了阶梯。”
　　在那些后来探访密室的日子里，吉斯常常与安妮促膝谈心。在吉斯的眼里，安妮的身上富有年轻人的特征——迅速成长、走向成熟。
　　安妮的身形之变化可谓是突飞猛进，没过多久她的鞋子就已不合穿了。有一天，吉斯偶然发现了一双虽是二手的却保养得不错的红色高跟女式无带浅口轻便鞋。吉斯把它们送给了安妮，后者对此表现出了掩饰不住的极大的兴奋。安妮正在迅速地长成一名年轻的女子，然而她却被迫藏身于这小小的密室之中，满怀着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忧虑与烦恼。除却战争，她也渴望能够与人谈论服装与时尚——和大多数的女孩子一样，她深深地喜爱着这些富有诱惑力的东西。吉斯是这样评价安妮的：“我相信安妮从不放弃希望，尽管她一直在忧虑。她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并且始终渴求着自由。”
　　显然，由于告密者提供的情报，１９４４年８月４日，纳粹军人包围了他们藏身的楼房，并将他们全部搜捕。
　　每当回忆起这可怕的一幕，吉斯仍心有余悸：“那一天我进城去代他们一家购物，我答应安妮我会尽快回来并和她好好谈一谈。１１点钟左右时一个男人闯了进来。他手里攥着一把左轮手枪，并指向了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们。我们全都吓呆了，身子动弹不得。我听到过道里传来了一个德国士兵尖锐的声音，他不停地咆哮和咒骂着，不断有可怕的字眼从他嘴里蹦出。我被他冠上了‘背叛者’的罪名。我还没有弄清楚我的朋友们出了什么事，就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沿着走廊和木制楼梯逐渐逼近。我只能用‘垂头丧气’这四个字来形容他们当时的表情。”
　　尽管不知道德国兵们是否会返回，米耶普和她的丈夫及其伙伴们还是走进了那间惨遭洗劫的密室。
　　 “在一片狼藉之中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安妮的那本扎着桔红色布条的日记本。我知道对她而言这本日记本有多么珍贵。我让一位伙伴帮我拾起安妮所有的文稿，但我们非常害怕纳粹军官会回来抓我们。后来我把日记本藏到了我书桌的抽屉里。我从未受好奇心的引诱而试图翻看它，因为我明白它是属于安妮个人的秘密。我相信安妮一定会回来，到时我将把它归还给她。”
　　不幸的是，吉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能见过安妮；然而战后已是一名母亲的她却于欧洲胜利日后的一个月在她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奥托·弗兰克——安妮的父亲。
　　奥托持有一封来自红十字会的信，它证实了玛各和安妮两姐妹已在集中营里不幸遇难。吉斯回忆着这令人心碎的时刻：“我没办法说些什么话来安慰他，我只能打开抽屉把他女儿的日记本交给他。奥托不止一次劝说我去看这些日记，在他反复提起了好几次之后我才愿意打开一看，因为那段回忆简直是太痛苦了！有关那段岁月的所有一切都已被提及，我也写了许多文章来纪念我可爱的朋友；即便如此，那种令我锥心刺骨的痛楚始终不曾离去——我永远失去了我的朋友安妮以及那些在那段非常岁月中与她共度每一天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