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市场化转型是通过两种私化——产权的私有化和家庭的私人化——实现的。通过把再生产部分的劳动推入家庭,一方面制造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使绝大多数女性处于结构性不利地位,在家庭内部传统的性别化劳动分工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之前,再生产劳动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女性化。面对新自由主义体制带给妇女的伤害:经济上的分配不公和文化上的贬低,流行的社会性别理论无法给出强有力的女权批判,反之,社会性别理论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暧昧的同谋关系。因此,中国的女权主义需要正视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90年代社会性别研究的正面和负面的遗产,在对女权思想进行自我批判的前提下,重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批判,同时,把性别公平纳入到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未来社会的激进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