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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在长城脚下,晚秋的北京郊外,刘建兄弟三个聚集一堂——刘建、刘敏、刘武。他们的母亲是朱敏,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而在“爷爷”朱德眼里,他们是留在身边的孙儿们。
30多年过去了,在孙儿们眼中,与朱德元帅一起的日子,其实并不遥远。
不让外孙喊“姥爷”
朱敏共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刘建、刘康、刘进、刘敏、刘武、刘丽。其中长子刘建在朱德身边生活的时间最长。“我是1953年出生,但我从小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刘建说,这一年,母亲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
“为了让母亲专心工作,爷爷决定把我留在身边抚养,他说‘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了!’”朱敏两个月的产假刚满,朱德就催女儿去上班。随后,“又让母亲搬出中南海的家,到北师大的集体宿舍住,父母亲有好几年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里,这样,我便开始了与母亲分离的日子。”
朱敏搬出中南海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单位与家相距较远。“爷爷嘱咐她要做一名人民教师。经常回家,就不能全身心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工作,搬出来是让母亲专心工作,并且要求妈妈周日才能回家看孩子,平时不准回去。这是一条‘硬规定’。”刘建说。
“在战争年代,形势险恶,戎马倥偬,爷爷和亲生女儿饱经长期分离之苦,在那时,爷爷把对女儿的私爱化作对祖国人民的挚爱。因此,爷爷把我和弟弟留在身边,我想大概是想弥补对母亲关心抚养不够的情感。”刘建说。
至今,刘建还一直称呼朱德“爷爷”。
朱德认为孩子都是亲孙儿,孙儿们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孙子、外孙都一样,“让我们都叫他‘爷爷’”。过去曾有人让小刘建叫朱德“姥爷”,朱德说,“我不是‘老爷’,地主老财才叫‘老爷’”。
“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
然而,“文革”期间,孩子们陆续从朱德家里搬走了,“爷爷身边的人变得越来越少,最少的时候就他们老两口。”刘建说。
1969年10月,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局势中,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朱德被疏散到广东从化。1970年,朱德从广东回京后就搬出了中南海。 “爷爷为了能见到自己的亲属,要求搬家。1970年就搬到万寿路新六所,住在五号楼,直到他去世”。
刘武动情地说:“从北京师范大学到万寿路,爷爷要求我们必须走着去,或者乘公交车去,不准用公车接。老人家最经典的话就是‘你们在人民之中是最安全的’。”
除此之外,朱德生活中既不向家属子女讲党内和工作上的事情,也从不夸耀自己的过去。“他老人家的保密观念极强,有些密级很高的事情他连与他一起战斗一生的奶奶都不讲。很多事情我们也是从解密的资料中了解到的。”
“爷爷经常说:‘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朱德直到临终前,还谆谆嘱咐女儿一家“要做无产阶级”。
1969年,刘建初中毕业。响应当时毛泽东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和同学们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行前同学问刘建:“你爷爷是三军总司令,为什么不去当兵,哪个部队能不要你?”当刘建征求爷爷的意见时,朱德非常支持孙子到农村插队的选择,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7亿人口中,6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
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刘建被分配去养猪。那时刘建只有16岁,挑不动猪食,经常把泔水洒在身上。“喂猪条件比较艰苦,特别是冬天很冷,早晨很早就要起来给猪喂食,还要打扫猪舍。”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产生了动摇。于是,刘建就给家里写信,希望调回北京。朱德并没有因孙子“受苦”心疼,而是回信说:“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说明你非常需要艰苦生活的磨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起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与大哥刘建不同的是,朱德最小的外孙刘武入伍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他从普通的士兵做起,经常深入到边境、海防、深山、哨卡,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有时道路不通,我们就靠人拉肩扛把设备送到工作站,有时连续几个月在潮湿、阴冷的坑道里工作,连喝水都很困难……”刘武略显兴奋地回忆起以前的工作。
刘武在基层部队一干就是33年,他所在的单位被总参谋部赞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模范集体。2006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举行授奖大会,刘武被授予“全军优秀基层指挥官”光荣称号,刘武说,“2006年12月1日是爷爷的120周年诞辰,这枚军功章让爷爷看到对自己的谆谆教诲没有白费。”2009年9月,刘武又光荣当选为总参谋部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代表。
“文革”中爷爷发过几次火
朱德给儿孙们的印象是温和敦厚,很少发脾气。刘建说,“爷爷说话很温和,很少有发火的时候。”
然而,在“文革”中,温和的朱德在家里也对亲属发过“脾气”。
“我表哥在学校里参加‘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刘建说,“联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做了很多针对老一代革命家的事情,对他们乱扣帽子,还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批斗,干部子弟们对自己前辈遭到恶毒攻击表示不满,就成立了这个组织。“我的两个表哥在社会上说了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引起了公安部的注意,把他们抓起来了。公安部门审问他们:‘你们讲中央的事情,从哪儿听来的?’他们随口就说:‘我爷爷告诉我的’。”
“这可就麻烦大了,马上成了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反映到上面了。有关文件后来就放到了爷爷的办公桌上。爷爷回家看到后,表情十分严肃,就发火了,说:‘他们要打倒我’。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那样讲是很危险的,很容易授人以柄,后果很严重。在说这句话时,爷爷虽然没有怒气冲冲,但表情非常严肃。”刘建回忆。
朱德与格达活佛
朱德在长征时,与西藏的格达活佛结识。格达活佛1902年出生在甘孜白利乡一个贫苦农民之家。1936年3月初,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军到达甘孜时,曾亲自去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两人一见如故。7月初,红军北上去甘肃,临走时,朱德与格达话别,在红缎上为他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
14年后,格达活佛终于盼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欢迎西藏派代表商谈和平解放西藏。正当格达活佛为此奔走于拉萨与昌都之时,不幸遭敌人暗害身亡。
60年后,格达活佛转世活佛六世格达
30多年过去了,在孙儿们眼中,与朱德元帅一起的日子,其实并不遥远。
不让外孙喊“姥爷”
朱敏共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刘建、刘康、刘进、刘敏、刘武、刘丽。其中长子刘建在朱德身边生活的时间最长。“我是1953年出生,但我从小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刘建说,这一年,母亲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
“为了让母亲专心工作,爷爷决定把我留在身边抚养,他说‘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了!’”朱敏两个月的产假刚满,朱德就催女儿去上班。随后,“又让母亲搬出中南海的家,到北师大的集体宿舍住,父母亲有好几年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里,这样,我便开始了与母亲分离的日子。”
朱敏搬出中南海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单位与家相距较远。“爷爷嘱咐她要做一名人民教师。经常回家,就不能全身心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工作,搬出来是让母亲专心工作,并且要求妈妈周日才能回家看孩子,平时不准回去。这是一条‘硬规定’。”刘建说。
“在战争年代,形势险恶,戎马倥偬,爷爷和亲生女儿饱经长期分离之苦,在那时,爷爷把对女儿的私爱化作对祖国人民的挚爱。因此,爷爷把我和弟弟留在身边,我想大概是想弥补对母亲关心抚养不够的情感。”刘建说。
至今,刘建还一直称呼朱德“爷爷”。
朱德认为孩子都是亲孙儿,孙儿们没有内外之别,所以孙子、外孙都一样,“让我们都叫他‘爷爷’”。过去曾有人让小刘建叫朱德“姥爷”,朱德说,“我不是‘老爷’,地主老财才叫‘老爷’”。
“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
然而,“文革”期间,孩子们陆续从朱德家里搬走了,“爷爷身边的人变得越来越少,最少的时候就他们老两口。”刘建说。
1969年10月,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局势中,林彪发布“一号命令”,朱德被疏散到广东从化。1970年,朱德从广东回京后就搬出了中南海。 “爷爷为了能见到自己的亲属,要求搬家。1970年就搬到万寿路新六所,住在五号楼,直到他去世”。
刘武动情地说:“从北京师范大学到万寿路,爷爷要求我们必须走着去,或者乘公交车去,不准用公车接。老人家最经典的话就是‘你们在人民之中是最安全的’。”
除此之外,朱德生活中既不向家属子女讲党内和工作上的事情,也从不夸耀自己的过去。“他老人家的保密观念极强,有些密级很高的事情他连与他一起战斗一生的奶奶都不讲。很多事情我们也是从解密的资料中了解到的。”
“爷爷经常说:‘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要接班不要接官。”朱德直到临终前,还谆谆嘱咐女儿一家“要做无产阶级”。
1969年,刘建初中毕业。响应当时毛泽东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和同学们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临行前同学问刘建:“你爷爷是三军总司令,为什么不去当兵,哪个部队能不要你?”当刘建征求爷爷的意见时,朱德非常支持孙子到农村插队的选择,他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7亿人口中,6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
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刘建被分配去养猪。那时刘建只有16岁,挑不动猪食,经常把泔水洒在身上。“喂猪条件比较艰苦,特别是冬天很冷,早晨很早就要起来给猪喂食,还要打扫猪舍。”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产生了动摇。于是,刘建就给家里写信,希望调回北京。朱德并没有因孙子“受苦”心疼,而是回信说:“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说明你非常需要艰苦生活的磨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起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与大哥刘建不同的是,朱德最小的外孙刘武入伍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他从普通的士兵做起,经常深入到边境、海防、深山、哨卡,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有时道路不通,我们就靠人拉肩扛把设备送到工作站,有时连续几个月在潮湿、阴冷的坑道里工作,连喝水都很困难……”刘武略显兴奋地回忆起以前的工作。
刘武在基层部队一干就是33年,他所在的单位被总参谋部赞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模范集体。2006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举行授奖大会,刘武被授予“全军优秀基层指挥官”光荣称号,刘武说,“2006年12月1日是爷爷的120周年诞辰,这枚军功章让爷爷看到对自己的谆谆教诲没有白费。”2009年9月,刘武又光荣当选为总参谋部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代表。
“文革”中爷爷发过几次火
朱德给儿孙们的印象是温和敦厚,很少发脾气。刘建说,“爷爷说话很温和,很少有发火的时候。”
然而,在“文革”中,温和的朱德在家里也对亲属发过“脾气”。
“我表哥在学校里参加‘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刘建说,“联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做了很多针对老一代革命家的事情,对他们乱扣帽子,还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批斗,干部子弟们对自己前辈遭到恶毒攻击表示不满,就成立了这个组织。“我的两个表哥在社会上说了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引起了公安部的注意,把他们抓起来了。公安部门审问他们:‘你们讲中央的事情,从哪儿听来的?’他们随口就说:‘我爷爷告诉我的’。”
“这可就麻烦大了,马上成了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反映到上面了。有关文件后来就放到了爷爷的办公桌上。爷爷回家看到后,表情十分严肃,就发火了,说:‘他们要打倒我’。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那样讲是很危险的,很容易授人以柄,后果很严重。在说这句话时,爷爷虽然没有怒气冲冲,但表情非常严肃。”刘建回忆。
朱德与格达活佛
朱德在长征时,与西藏的格达活佛结识。格达活佛1902年出生在甘孜白利乡一个贫苦农民之家。1936年3月初,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军到达甘孜时,曾亲自去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两人一见如故。7月初,红军北上去甘肃,临走时,朱德与格达话别,在红缎上为他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
14年后,格达活佛终于盼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欢迎西藏派代表商谈和平解放西藏。正当格达活佛为此奔走于拉萨与昌都之时,不幸遭敌人暗害身亡。
60年后,格达活佛转世活佛六世格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