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万雄博士 是香港的著名出版人、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进入出版业几十年，参与和见证了出版业从起步到腾飞的全过程，在这几十年内，他在出版界主要做了三件大事：推动华文出版业发展，促进华文世界的交流；推动两岸四地的业界联合，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合作；加快发展香港出版业，使其走在我国出版业的最前列。特别是，他一直以来保持着质朴而高远的出版理想，在盈利和社会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点，在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
【陈万雄博士，太平绅士、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顾问、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副主席、饶宗颐文化馆馆长、香港出版总会会长、香港出版印刷唱片同业协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传讯及出版委员会主席、珠海学院校董、香港中文大学和声书院院监会成员、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大学院士，出版有《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历史与文化的穿梭》、《读人与读世》等著作。】
择良枝而栖
“作为一名文化人，我觉得有责任去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因而如何打进世界成为我集中思考的问题。”
陈万雄先生，香港出版总会会长、联合出版（集团）前副董事长兼总裁，这位在香港出版界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其中一大创举，就是在助推华文出版业发展时所做出来的贡献。
八十年代，从日本主修近代史返回香港的陈万雄先生，心中怀揣着对两大职业的向往：成为老师，或进入出版行业。因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担负供应国民思想启蒙书籍的重任，陈万雄先生进入该馆当编辑，直至2004年调至联合出版（集团）当总裁。
“最初当编辑的十年，我主要是推动和弘扬文化，将中国文化用现代的方法推广、演绎给社会大众和外国读者。”时值内地全方面开放、渴望对世界和香港的了解欲望强烈，陈万雄先生积极策划，出版了大量探讨经营管理方面的书，曾经由他推出的法律培训方面的书籍十分畅销，在推动香港法律的社会化和大众化方面作用明显。
对於企业而言，盈利是排在首位的，但面对企业盈利和社会价值两者出现违背时，做为一名经营者如何掌舵呢？在陈万雄先生看来，“商务印书馆，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而且，好的出版，应对文化教育有相当的承担。”根据这一出版理念，陈万雄先生在策划集学术和实用价值为一体的书籍《中国本草图录》时，馆中许多人都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风险很大的事情，然而所幸这一策划受到了当时总经理李祖泽先生的充分肯定，才将该书顺利出版。
《中国本草图录》出版以後，销售情况大大好过预期，不但没有亏还有盈利。之後，陈万雄先生陆续策划出版了多套大型的中国文化艺术类书籍，如《故宫全集》、《敦煌石窟全集》、《中华文明传真》、《紫禁城宫殿》等，这些书籍代表了香港出版业的高水準，堪为经典之作，帮助华文出版物顺利地打入了国际市场，更一部分书籍被当作国礼送予外国贵宾。可以说，在这一系列的有价值的华文经典著作出版以後，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华文在世界出版业中的局面，也使得香港更有资格成为世界中文图书的一个重要出版中心。
1983年，中宣部组织出版推出《中国美术全集》系列之前所组织的活动中，特别邀请了陈万雄先生赴北京中南海参加，“去了之後令我大吃一惊，哇，现场参会的成员都是大师级艺术家，而我只是一名三十出头的年轻编辑，当时真是大开眼界，也使我明白作为出版人的重要性，在今後促进我的个人事业方面很有帮助。”之後，获举办方盛情之邀，陈万雄先生从出版角度连夜起草了十二条建议以供对方出版时参考。一年之後，《中国美术全集》系列隆重推出，收纳了中国数千年的艺术精粹，被称为艺术界的一大盛事。
而在香港，市民普遍对敦煌有一种特别的偏爱，这在一定程度上归结於陈万雄先生策划出版的《敦煌全集》的功劳。据悉，《敦煌全集》共计二十六本，全方位地介绍了敦煌的历史渊源和艺术价值。不过，在出版类似的《敦煌全集》《山东文明》、《中原文明》等富有社会价值的书籍时，陈万雄先生的工作量十分庞大，不仅需要跑遍中国，用脚去记录和丈量，蒐集大量的精美图片，还要精心地编排製作，不过他发自心底地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享受的过程，“我常说，在编中国文明图书之前，我是用书本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而工作时，我卻是用眼睛和脚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这是一件令人很愉快的事情。”
做着这件令人愉快的事，陈万雄先生在商务印书馆中的职务也越来越高，在任总经理之时，他面临着香港图书业的转型，遂雷厉风行，推动门市书店的发展，並运用各种现代化的运营手段，成为香港零售业中首家引入电脑管理系统的经营者，还开业界先河，成功将书店引入了商场，“现在基本上香港各社区的商场都设有书店”，推动了香港图书业的转变。对此，陈万雄先生亦是十分欣喜的。
助推华文出版业发展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出版人，趁时代的机遇，在推动华文与世界的交流时做一名推动者，非常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初，一批香港留学生到世界各地留学並参与到了当地出版图书业当中，回到香港之後，正碰到香港经济腾飞的时代，因而，这一批掌握了高新技术、富有世界视野和现代意识的留学生走进了出版业，成为推动香港业界的新生力量。”理所当然的，陈万雄先生也成为其中的推动者之一。
“八十年代初，内地改革开放，迫切需要从外界吸取先进技术和经验，从而促成了两岸三地出版业首次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间点。”根据当时的情况，包括陈万雄先生在内的一批青年出版人，组织了一批青年出版家到内地交流考察，从而让两岸三地拥有不同背景的人达成共识，凝聚成一股团结的力量，直接促成了今日香港出版学会的成立。“当时，整个华文出版业湧涌现了一个开始腾飞的时期、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见大家志同道合，所以就成立了这个会。”
香港出版学会以後，包括陈万雄先生在内，带头让香港不同出版公司背景的从业者达到了紧密交流、共同结合力量推动香港出版业产业化发展，比如说举办大型研讨会、介绍世界先进出版技术、推动华文出版、培训业界的年轻一代等等。“几年後，香港著名出版家、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祖泽先生联合了香港图书出版业的八大社团，成立了香港出版总会並任会长。”该会创办人之一的陈万雄先生在之後接替李祖泽先生担任第二任会长，至今已十多年。 “这十多年内，香港出版总会推动了香港整个出版图书的力量，推动书展，组织两岸三地的华人开展交流活动，以及带领业界走向世界等做了大量的工作，譬如说举办每年一次的世界出版国际会议。”目前，由陈万雄先生任会长的香港出版总会，至今，该会也仍是香港出版业界最具权威的行业组织。
乐观看待出版业未来
当人人都恐慌IT技术将为传统出版业带来致命打击的时候，他卻是一名“无可救药的乐观者”，“IT技术替代传统出版印刷成为主流的形态，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完成，目前传统出版业也好，图书业经营也好，不要一棒子全打死，最合理的做法是——‘用两条腿走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阅读已渐渐被许多人接受，内地一家家的实体书店也在陆续“阵亡”，人们开始在猜测，在未来，是不是纸质媒介将要被取代？而许多传统的出版图书业也开始恐慌，谋略转型。
“我绝对承认一点，目前行业遭受IT技术的冲击，不管是传统出版、印刷还是唱片音响，是近五百年以来遭遇的一次最大的革命。IT技术替代传统出版印刷成为主流的形态，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完成，目前传统出版业也好，图书业经营也好，不要一棒子全打死，最合理的做法是——‘用两条腿走路’。”对於未来，陈万雄先生有一个清晰、理性的看法，他特别指出，“去年参加政协会议时，一家媒体访问我，我就曾说过，从政府主持出版到出版图书业的企业管理者，应该有一个清醒的看法，那就是在这个新旧更替的过程中，千万不要简单地以IT代表进步的，传统出版业是落後的、传统的书店是退步的，而作循序渐进的推动，其实这是十分危险的。”
陈万雄先生指出，“像电子出版物和网络阅读现在都是潮流阅读为多，不能作为阅读主流和主体，维持文化教育学术的重任，仍是传统的书店和出版业，如果很鲁莽的对待传统出版和图书业，未留下合理的转型时间，从小的说会影响业界的健康发展，更可怕的是会影响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正因为这样，在内地很多学术性的好书出不了，书店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而不出版並不说明不需要，长久以往，将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悲剧，我想从政府到具体的图书管理者都应清晰地看到问题本质。”
“用胡适的话来讲，我对出版图书业是一名不可救药的乐观者。”面对这样的表述，许多人都会对陈万雄先生抱以十二个疑问。而他，已把脈到业界的未来，“出版业，从传统的文字和纸张发展到IT和网络，这只是形式、平台、传递方式的转变，而书籍背後最重要的是内容和创新，这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加深对内容的理解和创作，如何将内容更好地达到大众的要求，如何利用文化知识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就需要创造者很高层次的编辑能力和思考。而出版，只是推动学术文化的载体，所以说，出版人的角色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面对传统出版业当下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未来将要迎接的千万挑战，陈万雄先生卻表现出兴奋不已，“假如我能逆转时空，年轻到四十岁，我会觉得非常幸运活在这个时代，有这麽大的创造空间，这是我对出版业巨大的信心。如果你是一位有很多创造力的人，你会希望做更大的事，所以我对出版业是乐观的，但是你一定要转变。”
这样一位儒雅的出版人，该有多深的爱、多少的热情，才能支撑起对这个行业这麽坚定的信念和庞大的信心？也正是因为有这种雄心，他才是那个伴随、带领、参与了香港出版业从起步到腾飞的人。虽然，他已退休，但他在出版行业的心，卻是永远年轻着！
【陈万雄博士，太平绅士、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顾问、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理事会副主席、饶宗颐文化馆馆长、香港出版总会会长、香港出版印刷唱片同业协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传讯及出版委员会主席、珠海学院校董、香港中文大学和声书院院监会成员、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大学院士，出版有《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历史与文化的穿梭》、《读人与读世》等著作。】
择良枝而栖
“作为一名文化人，我觉得有责任去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因而如何打进世界成为我集中思考的问题。”
陈万雄先生，香港出版总会会长、联合出版（集团）前副董事长兼总裁，这位在香港出版界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其中一大创举，就是在助推华文出版业发展时所做出来的贡献。
八十年代，从日本主修近代史返回香港的陈万雄先生，心中怀揣着对两大职业的向往：成为老师，或进入出版行业。因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担负供应国民思想启蒙书籍的重任，陈万雄先生进入该馆当编辑，直至2004年调至联合出版（集团）当总裁。
“最初当编辑的十年，我主要是推动和弘扬文化，将中国文化用现代的方法推广、演绎给社会大众和外国读者。”时值内地全方面开放、渴望对世界和香港的了解欲望强烈，陈万雄先生积极策划，出版了大量探讨经营管理方面的书，曾经由他推出的法律培训方面的书籍十分畅销，在推动香港法律的社会化和大众化方面作用明显。
对於企业而言，盈利是排在首位的，但面对企业盈利和社会价值两者出现违背时，做为一名经营者如何掌舵呢？在陈万雄先生看来，“商务印书馆，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而且，好的出版，应对文化教育有相当的承担。”根据这一出版理念，陈万雄先生在策划集学术和实用价值为一体的书籍《中国本草图录》时，馆中许多人都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风险很大的事情，然而所幸这一策划受到了当时总经理李祖泽先生的充分肯定，才将该书顺利出版。
《中国本草图录》出版以後，销售情况大大好过预期，不但没有亏还有盈利。之後，陈万雄先生陆续策划出版了多套大型的中国文化艺术类书籍，如《故宫全集》、《敦煌石窟全集》、《中华文明传真》、《紫禁城宫殿》等，这些书籍代表了香港出版业的高水準，堪为经典之作，帮助华文出版物顺利地打入了国际市场，更一部分书籍被当作国礼送予外国贵宾。可以说，在这一系列的有价值的华文经典著作出版以後，在很大程度上打开了华文在世界出版业中的局面，也使得香港更有资格成为世界中文图书的一个重要出版中心。
1983年，中宣部组织出版推出《中国美术全集》系列之前所组织的活动中，特别邀请了陈万雄先生赴北京中南海参加，“去了之後令我大吃一惊，哇，现场参会的成员都是大师级艺术家，而我只是一名三十出头的年轻编辑，当时真是大开眼界，也使我明白作为出版人的重要性，在今後促进我的个人事业方面很有帮助。”之後，获举办方盛情之邀，陈万雄先生从出版角度连夜起草了十二条建议以供对方出版时参考。一年之後，《中国美术全集》系列隆重推出，收纳了中国数千年的艺术精粹，被称为艺术界的一大盛事。
而在香港，市民普遍对敦煌有一种特别的偏爱，这在一定程度上归结於陈万雄先生策划出版的《敦煌全集》的功劳。据悉，《敦煌全集》共计二十六本，全方位地介绍了敦煌的历史渊源和艺术价值。不过，在出版类似的《敦煌全集》《山东文明》、《中原文明》等富有社会价值的书籍时，陈万雄先生的工作量十分庞大，不仅需要跑遍中国，用脚去记录和丈量，蒐集大量的精美图片，还要精心地编排製作，不过他发自心底地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享受的过程，“我常说，在编中国文明图书之前，我是用书本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而工作时，我卻是用眼睛和脚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这是一件令人很愉快的事情。”
做着这件令人愉快的事，陈万雄先生在商务印书馆中的职务也越来越高，在任总经理之时，他面临着香港图书业的转型，遂雷厉风行，推动门市书店的发展，並运用各种现代化的运营手段，成为香港零售业中首家引入电脑管理系统的经营者，还开业界先河，成功将书店引入了商场，“现在基本上香港各社区的商场都设有书店”，推动了香港图书业的转变。对此，陈万雄先生亦是十分欣喜的。
助推华文出版业发展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出版人，趁时代的机遇，在推动华文与世界的交流时做一名推动者，非常有意思，也很有意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初，一批香港留学生到世界各地留学並参与到了当地出版图书业当中，回到香港之後，正碰到香港经济腾飞的时代，因而，这一批掌握了高新技术、富有世界视野和现代意识的留学生走进了出版业，成为推动香港业界的新生力量。”理所当然的，陈万雄先生也成为其中的推动者之一。
“八十年代初，内地改革开放，迫切需要从外界吸取先进技术和经验，从而促成了两岸三地出版业首次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间点。”根据当时的情况，包括陈万雄先生在内的一批青年出版人，组织了一批青年出版家到内地交流考察，从而让两岸三地拥有不同背景的人达成共识，凝聚成一股团结的力量，直接促成了今日香港出版学会的成立。“当时，整个华文出版业湧涌现了一个开始腾飞的时期、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见大家志同道合，所以就成立了这个会。”
香港出版学会以後，包括陈万雄先生在内，带头让香港不同出版公司背景的从业者达到了紧密交流、共同结合力量推动香港出版业产业化发展，比如说举办大型研讨会、介绍世界先进出版技术、推动华文出版、培训业界的年轻一代等等。“几年後，香港著名出版家、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祖泽先生联合了香港图书出版业的八大社团，成立了香港出版总会並任会长。”该会创办人之一的陈万雄先生在之後接替李祖泽先生担任第二任会长，至今已十多年。 “这十多年内，香港出版总会推动了香港整个出版图书的力量，推动书展，组织两岸三地的华人开展交流活动，以及带领业界走向世界等做了大量的工作，譬如说举办每年一次的世界出版国际会议。”目前，由陈万雄先生任会长的香港出版总会，至今，该会也仍是香港出版业界最具权威的行业组织。
乐观看待出版业未来
当人人都恐慌IT技术将为传统出版业带来致命打击的时候，他卻是一名“无可救药的乐观者”，“IT技术替代传统出版印刷成为主流的形态，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完成，目前传统出版业也好，图书业经营也好，不要一棒子全打死，最合理的做法是——‘用两条腿走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阅读已渐渐被许多人接受，内地一家家的实体书店也在陆续“阵亡”，人们开始在猜测，在未来，是不是纸质媒介将要被取代？而许多传统的出版图书业也开始恐慌，谋略转型。
“我绝对承认一点，目前行业遭受IT技术的冲击，不管是传统出版、印刷还是唱片音响，是近五百年以来遭遇的一次最大的革命。IT技术替代传统出版印刷成为主流的形态，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完成，目前传统出版业也好，图书业经营也好，不要一棒子全打死，最合理的做法是——‘用两条腿走路’。”对於未来，陈万雄先生有一个清晰、理性的看法，他特别指出，“去年参加政协会议时，一家媒体访问我，我就曾说过，从政府主持出版到出版图书业的企业管理者，应该有一个清醒的看法，那就是在这个新旧更替的过程中，千万不要简单地以IT代表进步的，传统出版业是落後的、传统的书店是退步的，而作循序渐进的推动，其实这是十分危险的。”
陈万雄先生指出，“像电子出版物和网络阅读现在都是潮流阅读为多，不能作为阅读主流和主体，维持文化教育学术的重任，仍是传统的书店和出版业，如果很鲁莽的对待传统出版和图书业，未留下合理的转型时间，从小的说会影响业界的健康发展，更可怕的是会影响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正因为这样，在内地很多学术性的好书出不了，书店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而不出版並不说明不需要，长久以往，将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悲剧，我想从政府到具体的图书管理者都应清晰地看到问题本质。”
“用胡适的话来讲，我对出版图书业是一名不可救药的乐观者。”面对这样的表述，许多人都会对陈万雄先生抱以十二个疑问。而他，已把脈到业界的未来，“出版业，从传统的文字和纸张发展到IT和网络，这只是形式、平台、传递方式的转变，而书籍背後最重要的是内容和创新，这是永恒不变的。因此，加深对内容的理解和创作，如何将内容更好地达到大众的要求，如何利用文化知识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就需要创造者很高层次的编辑能力和思考。而出版，只是推动学术文化的载体，所以说，出版人的角色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面对传统出版业当下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未来将要迎接的千万挑战，陈万雄先生卻表现出兴奋不已，“假如我能逆转时空，年轻到四十岁，我会觉得非常幸运活在这个时代，有这麽大的创造空间，这是我对出版业巨大的信心。如果你是一位有很多创造力的人，你会希望做更大的事，所以我对出版业是乐观的，但是你一定要转变。”
这样一位儒雅的出版人，该有多深的爱、多少的热情，才能支撑起对这个行业这麽坚定的信念和庞大的信心？也正是因为有这种雄心，他才是那个伴随、带领、参与了香港出版业从起步到腾飞的人。虽然，他已退休，但他在出版行业的心，卻是永远年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