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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20日至22日，“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第三单元主题报告会。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会上作了题为“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的主题演讲。)
以下是演讲全文：
文化包含价值观、传统、信仰、行为、习俗、社会组织、种族或宗教或一个国家组织的特点。这是一个社会——往往属于同一种族、使用同一语言的社会，通过集体经验进行学习、吸取教训、向后代传授对这个社会有益知识的通常之道。
东方文化类别多种多样：中国拘、日本的、韩国的、越南的。而西方文化也同样种类繁多：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全球化并没有使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成为单一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尊重名誉、忠心、诚信、仁慈和其他美德。但是东西方文化确有相异之处。中国文化强调和谐与秩序、家庭为个人的主要依归、社会在个人之上。
欧洲文化则把焦点放在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欧洲人强调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1778年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精神。
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在政治层面上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往后的影响还延伸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它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平等，通过以技术专家的主导为政治手段，以中央计划体制为经济模式。
美国人进一步完善了欧洲人的理念。美国人的目的清楚地写在《独立宣言》中，即“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他们“不可转让的权利”。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通过分权的政治手段，以市场竞争作为经济模式。
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因为社会哺育人们，蓬勃进步的运行方式，会在时光的隧道中随着条件变化和新技术的发明而改变。从游牧生活到农业生活、到农业化和商业化、到工业化、到后工业化，一直到知识经济，社会价值观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已变易。
海外的华人须改变他们的文化
当中国移民在19和20世纪到东南亚时，他们带着当时中国南方的文化下南洋。在属于不同宗教、种族和拥有不同风俗文化的人群中生活居住，他们也入乡随俗。
当我在1970年和1980年访问中国时，发现自己来到一个言行举止、发音腔调和穿着打扮都与东南亚华人迥然不同的国度。但是社会利益先于家庭，家庭利益又先于个人、敬老的观念，这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并没有改变。
新加坡在过去的50年中发生快速的变化。为避免被动地在变化中失去自己，我们专注于建立有诚信、负责任与高效率的政府，重视领导人的刚正品性。我们强调社会凝聚力、公民义务、社会以家庭为本。我们推行了双语政策，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之外，要求学生学习母语。这能够提醒我们自己的根，给我们提供文化上的中流砥柱。但是尽管费了这番功夫，新加坡年轻华人的举止和生活方式都和他们的父母大不相同。
因为人们大多居住在高楼，三代同堂的家庭快要落伍了。很多人希望祖父祖母住在附近，而不是与自己住在一起。当家庭里父母亲都工作时，祖父母经常是在女佣的协助下，帮忙照顾孙子。
英语在新加坡的使用加深了西方的影响
英语使用的越发频繁加速了这些变化。我们的人民当中，40岁以下者大多数听懂英语，不必通过翻译，就能够看卫星电视、网络和资料库。
我们的人口中每年有超过60％，也就是超过300万人，乘坐飞机到世界各地看别人怎么生活。而我们则每年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超过700万人，数目比我们的人口多一倍。在以赚钱盈利驱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更厉害了。让人稍感欣慰的是成功者愿意捐助慈善事业。
如果我们不那么迅速地融入环球经济，不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我们的变化是否会少一些?我相信会。
如果比较新加坡的华人和台湾或者香港的华人，新加坡人的习惯作风显得更加西化。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说和读粤语，而不是英语。但西方媒体对香港华人的社会风气、价值观念、习惯作风的影响却几乎是一样大的，尽管香港在语言上还有粤语作为缓冲，以对抗西方媒体的直接冲击。
这极有可能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三地，女性现在都受更好的教育，赚的钱跟男性一样多。这改变了夫妇之间的关系，影响了社会的本质。其结果是离婚率提高了，单身一族家庭增加，每个家庭少生孩子，三代同堂的家庭也减少了。年轻一代不管他们在家用的是什么语言，父权中心的色彩正在淡化。
台湾和香港人仍需要通过翻译来上网、看卫星电视、看英美的环境剧和其他节目。台湾和香港也像新加坡一样发生社会变化。而这些给中国将会迎来的改变提供了线索。
日本人曾经设法阻挡男女平等的趋势。他们把女性当作是下一代的守护者和栽培者，要求她们当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他们不允许在没有医生开药方的情况下售卖避孕丸。很少女性(少于10％)有机会上大学，大多只到“教养女学院”学习家政和外文，以协助丈夫。
但是到了1990年，他们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日本女性迟迟才结婚，很多人选择单身，离婚案例增加了，孩子减少了，生育率下降了，好多女孩子嫁给了外国人。日本只不过将这些变化的发生推迟两代。
过去，我以为自己必须为1960年代给所有新加坡女性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最好的工作机会，而导致后来许多女大学生未婚的现象负责。我现在相信，我只不过让现象提前20多年出现而已。
中国的文化必须发展和演化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社会，大部分人民以务农为主，到1978年仍有80％的农村。不过，从1978年开始，自推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就在迅速发展。今天，中国更多农村人口已经进城了，从20年前的20％到目前的40％。随着民航事业的发展，更多外国人居住在你们的城市以管理他们的工厂和公司；而随着你们更多学生留学美国、日本和欧洲，中国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将更加无限增加。中国人往外走的数字将会空前庞大。
中国的文化将继续发展、演化，并且成功地适应工业化与全球化。中国能够保护，也必须维护的是让中国社会得以抵御和克服外来震荡与内部动乱的核心价值观，使中国文明在这个千年里生生不息，绵延不断。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序)，朋友有信。它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之间的义务与权利。这并不妨碍在全球化世界里取得成功所必须进行的改变，但却或许需要作修改，因为女性已经和男性平等，而在治理国家方面则君王被代表人民的部长所取代了。
但是基本价值观必须保留：对有责任抚育子女的重视，以教导他 们孝道，忠于家庭和朋友，节俭朴实，好学勤奋，希望成为有学养的人，长大成为君子。这些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得以延续，并且救它免于与其他古老文明一样被湮没的命运。
要在现代知识经济中获取成功，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士农工商”的次序必须调整。这曾是成功的农业社会优劣轻重依次的排列，因为他们迫切需要让脑筋最好的人负责掌管一个庞大的农业文明社会。但是要往前走，中国的农民将只能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美国的农民占了劳动人口的3％，欧洲2至5％，而中国却是46％。驱动经济的是新的知识、新的科学与技术领域中的新发现、由企业家引进市场的新发明。因此，尽管受过良好教育者仍然是推动经济进展的最重要因素，但他只有在把脑筋用在吸收和发掘新知识、从事研究与发展、管理和行销、银行和金融，以及其他无数需要掌握的新事物方面，而不是用在钻研四书五经、古典著作和诗歌上，才能够发挥这个作用。那些聪明的读书人，也应该成为发明家、开创者、风险投资者和企业家。他们必须为市场带来新的产品和服务，以丰富天下人的生活。
美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一个基本不同点，在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在美国文化里，个人的利益是首要的。这使美国社会竞争更激烈，优势更显著，表现更优异。但是美国社会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数相当可观。德国更具集体意识。德国社会比较主张平等，但社会整体的竞争力也比较弱，处于社会低下层的人数也少，社会中的赢家和输家之间差距比较小。
在新加坡，社会的共同利益被放在个人利益之前。虽然如此，新加坡仍必须在职业、货品和服务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则必须协助低收入者应付在住房、卫生和教育方面的需要，使他们的子女能够得到均等的机会，通过教育来改变他们的命运。
自1949年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之后就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意识，中国必须决定社会要有多强的竞争力。如果要更平均地分配奖励，则经济的竞争力会被减弱。这当中必须找到一个适合中国民族特色，而又能维持成功者和不太成功者、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相互协调的平衡点。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演讲：发挥观点的魅力
演讲，与所谓“街谈巷议”相比，是一种正式的“口头传播”。其意义与魅力所在，即宣扬某种鲜明的观点，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和智慧的营养。政治家的演讲，往往表达了一种立场，甚至是执政理念。因此，特定主题的演讲不是“漫谈”，而是逻辑严密、指向明确的发言。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主题报告会上的演讲《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说辞”，值得当今正在崛起的“新闻发言人”好好揣摩。笔者认为，李光耀先生的这篇演讲词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在坚持某种价值观的同时，客观评价其他价值观，避免锋芒毕露和偏颇。李光耀先生既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应该继承和发扬，又不否认西方价值观的某些合理性，而且指出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趋势。这样，他的观点就不是主观臆断，容易被受众认可。如果他只是片面强调东方文化的优势，而对西方文化一味指责和批评，那么听众就会怀疑其观点的公正性与客观性。这对于演讲者或新闻发言人的启示，就是推销自己观点的同时不要扩大打击面，让听众感觉舒服，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其二、用事实和数据说话，避免内容空洞。李光耀先生通过比较新加坡、香港、台湾三地的异同以及中国大陆的社会变化，来说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特别是他运用了具体的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就很有说服力。这些“定量”的数据比“定性”的结论更加科学。由此可以得到启发，我们的发言人在台下的调查研究与资料搜集工夫不可缺少。
其三、演讲词应该有演讲者自己的切身感受，向听众敞开心扉。李光耀先生很善于流露自己的真实思想，比如：
“当我在1970年和1980年访问中国时，发现自己来到一个言行举止、发音腔调和穿着打扮都与东南亚华人迥然不同的国度。但是社会利益先于家庭，家庭利益又先千个人、敬老的观念，这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并没有改变。”
“如果我们不那么迅速地融入环球经济，不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我们的变化是否会少一些?我相信会。”
“过去，我以为自己必须为1960年代给所有新加坡女性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最好的工作机会，而导致后来许多女大学生未婚的现象负责。我现在相信，我只不过让现象提前20多年出现而已。”
这些具有个人感受的话语能够给人亲切感，避免了“官腔”和过于刻板的语气。坦诚，容易拉近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心理距离。
其四、篇幅不求太长，不说废话。这篇演讲词只有3000多字，应该说已经相当精炼了。宏观的视野与微观的观察，结合得非常适宜。我们感觉不到“喋喋不休”，不得不佩服演讲者清晰的思维、恰当的言辞和中肯的结论。
责编：潘天翠 王 虎
以下是演讲全文：
文化包含价值观、传统、信仰、行为、习俗、社会组织、种族或宗教或一个国家组织的特点。这是一个社会——往往属于同一种族、使用同一语言的社会，通过集体经验进行学习、吸取教训、向后代传授对这个社会有益知识的通常之道。
东方文化类别多种多样：中国拘、日本的、韩国的、越南的。而西方文化也同样种类繁多：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全球化并没有使东方文化或西方文化成为单一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尊重名誉、忠心、诚信、仁慈和其他美德。但是东西方文化确有相异之处。中国文化强调和谐与秩序、家庭为个人的主要依归、社会在个人之上。
欧洲文化则把焦点放在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欧洲人强调自由、平等、博爱，也就是1778年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精神。
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在政治层面上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往后的影响还延伸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它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平等，通过以技术专家的主导为政治手段，以中央计划体制为经济模式。
美国人进一步完善了欧洲人的理念。美国人的目的清楚地写在《独立宣言》中，即“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他们“不可转让的权利”。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通过分权的政治手段，以市场竞争作为经济模式。
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因为社会哺育人们，蓬勃进步的运行方式，会在时光的隧道中随着条件变化和新技术的发明而改变。从游牧生活到农业生活、到农业化和商业化、到工业化、到后工业化，一直到知识经济，社会价值观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已变易。
海外的华人须改变他们的文化
当中国移民在19和20世纪到东南亚时，他们带着当时中国南方的文化下南洋。在属于不同宗教、种族和拥有不同风俗文化的人群中生活居住，他们也入乡随俗。
当我在1970年和1980年访问中国时，发现自己来到一个言行举止、发音腔调和穿着打扮都与东南亚华人迥然不同的国度。但是社会利益先于家庭，家庭利益又先于个人、敬老的观念，这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并没有改变。
新加坡在过去的50年中发生快速的变化。为避免被动地在变化中失去自己，我们专注于建立有诚信、负责任与高效率的政府，重视领导人的刚正品性。我们强调社会凝聚力、公民义务、社会以家庭为本。我们推行了双语政策，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之外，要求学生学习母语。这能够提醒我们自己的根，给我们提供文化上的中流砥柱。但是尽管费了这番功夫，新加坡年轻华人的举止和生活方式都和他们的父母大不相同。
因为人们大多居住在高楼，三代同堂的家庭快要落伍了。很多人希望祖父祖母住在附近，而不是与自己住在一起。当家庭里父母亲都工作时，祖父母经常是在女佣的协助下，帮忙照顾孙子。
英语在新加坡的使用加深了西方的影响
英语使用的越发频繁加速了这些变化。我们的人民当中，40岁以下者大多数听懂英语，不必通过翻译，就能够看卫星电视、网络和资料库。
我们的人口中每年有超过60％，也就是超过300万人，乘坐飞机到世界各地看别人怎么生活。而我们则每年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超过700万人，数目比我们的人口多一倍。在以赚钱盈利驱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更厉害了。让人稍感欣慰的是成功者愿意捐助慈善事业。
如果我们不那么迅速地融入环球经济，不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我们的变化是否会少一些?我相信会。
如果比较新加坡的华人和台湾或者香港的华人，新加坡人的习惯作风显得更加西化。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说和读粤语，而不是英语。但西方媒体对香港华人的社会风气、价值观念、习惯作风的影响却几乎是一样大的，尽管香港在语言上还有粤语作为缓冲，以对抗西方媒体的直接冲击。
这极有可能是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在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三地，女性现在都受更好的教育，赚的钱跟男性一样多。这改变了夫妇之间的关系，影响了社会的本质。其结果是离婚率提高了，单身一族家庭增加，每个家庭少生孩子，三代同堂的家庭也减少了。年轻一代不管他们在家用的是什么语言，父权中心的色彩正在淡化。
台湾和香港人仍需要通过翻译来上网、看卫星电视、看英美的环境剧和其他节目。台湾和香港也像新加坡一样发生社会变化。而这些给中国将会迎来的改变提供了线索。
日本人曾经设法阻挡男女平等的趋势。他们把女性当作是下一代的守护者和栽培者，要求她们当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他们不允许在没有医生开药方的情况下售卖避孕丸。很少女性(少于10％)有机会上大学，大多只到“教养女学院”学习家政和外文，以协助丈夫。
但是到了1990年，他们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日本女性迟迟才结婚，很多人选择单身，离婚案例增加了，孩子减少了，生育率下降了，好多女孩子嫁给了外国人。日本只不过将这些变化的发生推迟两代。
过去，我以为自己必须为1960年代给所有新加坡女性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最好的工作机会，而导致后来许多女大学生未婚的现象负责。我现在相信，我只不过让现象提前20多年出现而已。
中国的文化必须发展和演化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社会，大部分人民以务农为主，到1978年仍有80％的农村。不过，从1978年开始，自推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就在迅速发展。今天，中国更多农村人口已经进城了，从20年前的20％到目前的40％。随着民航事业的发展，更多外国人居住在你们的城市以管理他们的工厂和公司；而随着你们更多学生留学美国、日本和欧洲，中国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将更加无限增加。中国人往外走的数字将会空前庞大。
中国的文化将继续发展、演化，并且成功地适应工业化与全球化。中国能够保护，也必须维护的是让中国社会得以抵御和克服外来震荡与内部动乱的核心价值观，使中国文明在这个千年里生生不息，绵延不断。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序)，朋友有信。它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之间的义务与权利。这并不妨碍在全球化世界里取得成功所必须进行的改变，但却或许需要作修改，因为女性已经和男性平等，而在治理国家方面则君王被代表人民的部长所取代了。
但是基本价值观必须保留：对有责任抚育子女的重视，以教导他 们孝道，忠于家庭和朋友，节俭朴实，好学勤奋，希望成为有学养的人，长大成为君子。这些价值观使得中国文明得以延续，并且救它免于与其他古老文明一样被湮没的命运。
要在现代知识经济中获取成功，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士农工商”的次序必须调整。这曾是成功的农业社会优劣轻重依次的排列，因为他们迫切需要让脑筋最好的人负责掌管一个庞大的农业文明社会。但是要往前走，中国的农民将只能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美国的农民占了劳动人口的3％，欧洲2至5％，而中国却是46％。驱动经济的是新的知识、新的科学与技术领域中的新发现、由企业家引进市场的新发明。因此，尽管受过良好教育者仍然是推动经济进展的最重要因素，但他只有在把脑筋用在吸收和发掘新知识、从事研究与发展、管理和行销、银行和金融，以及其他无数需要掌握的新事物方面，而不是用在钻研四书五经、古典著作和诗歌上，才能够发挥这个作用。那些聪明的读书人，也应该成为发明家、开创者、风险投资者和企业家。他们必须为市场带来新的产品和服务，以丰富天下人的生活。
美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一个基本不同点，在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在美国文化里，个人的利益是首要的。这使美国社会竞争更激烈，优势更显著，表现更优异。但是美国社会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数相当可观。德国更具集体意识。德国社会比较主张平等，但社会整体的竞争力也比较弱，处于社会低下层的人数也少，社会中的赢家和输家之间差距比较小。
在新加坡，社会的共同利益被放在个人利益之前。虽然如此，新加坡仍必须在职业、货品和服务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另一方面，政府则必须协助低收入者应付在住房、卫生和教育方面的需要，使他们的子女能够得到均等的机会，通过教育来改变他们的命运。
自1949年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之后就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意识，中国必须决定社会要有多强的竞争力。如果要更平均地分配奖励，则经济的竞争力会被减弱。这当中必须找到一个适合中国民族特色，而又能维持成功者和不太成功者、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相互协调的平衡点。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演讲：发挥观点的魅力
演讲，与所谓“街谈巷议”相比，是一种正式的“口头传播”。其意义与魅力所在，即宣扬某种鲜明的观点，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和智慧的营养。政治家的演讲，往往表达了一种立场，甚至是执政理念。因此，特定主题的演讲不是“漫谈”，而是逻辑严密、指向明确的发言。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主题报告会上的演讲《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说辞”，值得当今正在崛起的“新闻发言人”好好揣摩。笔者认为，李光耀先生的这篇演讲词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在坚持某种价值观的同时，客观评价其他价值观，避免锋芒毕露和偏颇。李光耀先生既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应该继承和发扬，又不否认西方价值观的某些合理性，而且指出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文化融合的趋势。这样，他的观点就不是主观臆断，容易被受众认可。如果他只是片面强调东方文化的优势，而对西方文化一味指责和批评，那么听众就会怀疑其观点的公正性与客观性。这对于演讲者或新闻发言人的启示，就是推销自己观点的同时不要扩大打击面，让听众感觉舒服，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其二、用事实和数据说话，避免内容空洞。李光耀先生通过比较新加坡、香港、台湾三地的异同以及中国大陆的社会变化，来说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特别是他运用了具体的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就很有说服力。这些“定量”的数据比“定性”的结论更加科学。由此可以得到启发，我们的发言人在台下的调查研究与资料搜集工夫不可缺少。
其三、演讲词应该有演讲者自己的切身感受，向听众敞开心扉。李光耀先生很善于流露自己的真实思想，比如：
“当我在1970年和1980年访问中国时，发现自己来到一个言行举止、发音腔调和穿着打扮都与东南亚华人迥然不同的国度。但是社会利益先于家庭，家庭利益又先千个人、敬老的观念，这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并没有改变。”
“如果我们不那么迅速地融入环球经济，不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我们的变化是否会少一些?我相信会。”
“过去，我以为自己必须为1960年代给所有新加坡女性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最好的工作机会，而导致后来许多女大学生未婚的现象负责。我现在相信，我只不过让现象提前20多年出现而已。”
这些具有个人感受的话语能够给人亲切感，避免了“官腔”和过于刻板的语气。坦诚，容易拉近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心理距离。
其四、篇幅不求太长，不说废话。这篇演讲词只有3000多字，应该说已经相当精炼了。宏观的视野与微观的观察，结合得非常适宜。我们感觉不到“喋喋不休”，不得不佩服演讲者清晰的思维、恰当的言辞和中肯的结论。
责编：潘天翠 王 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