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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理论和实践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性和党性教育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开创了党性教育的伟大实践。党性教育经历了从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党性，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到延安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党性锻炼，再到在全党提高党性基础上的七大胜利召开，以及之后继续提高党性的历史过程。
“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
延安时期有关党性的论述是很多的，其中中央“五大书记”关于党性的论述最为经典。毛泽东说：“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他结合当时党内现状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態度。”刘少奇从阶级性的角度界定党性：“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朱德从党和军队关系的角度探讨党性，指出：“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是革命战斗任务完成的保证者。一切党的路线与政策，在部队中都要经过党的组织去执行。”周恩来从领导干部立场的角度阐释党性，强调：“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二）要有坚持原则的精神。（三）要相信群众力量。（四）要有学习精神。（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纪律性。”任弼时从组织关系角度看待党性，认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宗派主义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党的领导人关于党性的论述，为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打下了理论基础。
第一次专题讨论增强党性问题的政治局会议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增强党性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紧密相关。1941年前后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为艰难的时期，党要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但此时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是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因此，要求全党增强党性。问题的直接起因是皖南事变。我们党在南方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创，对皖南事变的讨论直接引发了对党性问题的关注。中央强调，党性教育、党性学习问题是绝不可轻视的绝大的问题。
这次会议由王稼祥作主题报告，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等围绕党性问题作了发言。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党性问题的决定。王稼祥在王若飞辅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完成起草工作，经政治局讨论修改后通过，于1941年7月1日建党二十周年纪念日之际正式发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阐述了增强党性的极端重要性，列举了党员违反党性的5种倾向以及这些倾向的具体表现——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并规定了6种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具体办法，例如“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领导干部要过双重组织生活”。
《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出后，毛泽东嘱托任弼时写一篇关于党性方面的文章。1941年10月至12月间，任弼时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从“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和“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等方面指明了增强党性的途径。在延安整风学习中，面对广大学员的疑问，任弼时又去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是《为什么要做出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对《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权威解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为全党开展党性锻炼提供了党内法规依据。
党性锻炼和提高的重要平台
党员的党性修养需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及实践锻炼，延安整风运动为全党党性锻炼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平台。1941年9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党性的锻炼》，号召全党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增强党性锻炼，更好地统一党的意志、巩固党的团结。9月至10月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启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同时为全党普遍整风作了重要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开始。此后中央宣传部规定了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从多个方面论及了党性锻炼。1944年，经毛泽东推荐又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的文献。该文分析了李自成农民政权覆亡的原因——首领腐化和宗派斗争，对全党的党性锻炼发出了警示。
这一时期，党中央带领全党把学习、调研、宣传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时任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认识到自己的教条主义严重，主动进行“补课”，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赴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进行了一年两个月的农村调查，写出了《米脂杨家沟调查》《兴县调查》《出发归来记》等调研报告。这是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带头以实际行动参加整风，与违反党性的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的一个典范。《解放日报》结合当时的党性检查展开了集中的宣传报道，这种宣传报道创造性地发挥了自我反省的作用。当时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许多同志严于剖析自己的文章，如邓力群的《我来照照镜子》、崔哲的《宗派主义倾向在我身上是怎样具体表现的》、韩作黎的《我是怎样反省自己的》。在整风学习中，军事学院结合党性检查，提出了党性锻炼检讨的8项具体标准，在当时影响很大。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分清了路线是非，标志着整风运动胜利结束。通过整风，全党党性得到进一步提高，思想得到进一步统一，从而确保党的七大顺利召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为鼓舞大会代表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为大会代表题词——“提高党性”，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党性，做党性坚强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他在《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论述了党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他在《七大会上的结论》中又进一步论述了“党性与个性问题”。“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七大召开后，党中央发动全党对七大路线和七大党章开展大学习，在实践中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继续“提高党性”。（来源/《学习时报》）（责编/喻灵）
“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
延安时期有关党性的论述是很多的，其中中央“五大书记”关于党性的论述最为经典。毛泽东说：“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他结合当时党内现状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態度。”刘少奇从阶级性的角度界定党性：“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朱德从党和军队关系的角度探讨党性，指出：“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是革命战斗任务完成的保证者。一切党的路线与政策，在部队中都要经过党的组织去执行。”周恩来从领导干部立场的角度阐释党性，强调：“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二）要有坚持原则的精神。（三）要相信群众力量。（四）要有学习精神。（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纪律性。”任弼时从组织关系角度看待党性，认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宗派主义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党的领导人关于党性的论述，为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打下了理论基础。
第一次专题讨论增强党性问题的政治局会议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增强党性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紧密相关。1941年前后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为艰难的时期，党要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但此时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是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党。因此，要求全党增强党性。问题的直接起因是皖南事变。我们党在南方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创，对皖南事变的讨论直接引发了对党性问题的关注。中央强调，党性教育、党性学习问题是绝不可轻视的绝大的问题。
这次会议由王稼祥作主题报告，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等围绕党性问题作了发言。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党性问题的决定。王稼祥在王若飞辅助下，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完成起草工作，经政治局讨论修改后通过，于1941年7月1日建党二十周年纪念日之际正式发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阐述了增强党性的极端重要性，列举了党员违反党性的5种倾向以及这些倾向的具体表现——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并规定了6种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具体办法，例如“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领导干部要过双重组织生活”。
《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发出后，毛泽东嘱托任弼时写一篇关于党性方面的文章。1941年10月至12月间，任弼时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从“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和“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等方面指明了增强党性的途径。在延安整风学习中，面对广大学员的疑问，任弼时又去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是《为什么要做出增强党性的决定》，这是对《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权威解释。《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为全党开展党性锻炼提供了党内法规依据。
党性锻炼和提高的重要平台
党员的党性修养需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及实践锻炼，延安整风运动为全党党性锻炼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平台。1941年9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加强党性的锻炼》，号召全党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增强党性锻炼，更好地统一党的意志、巩固党的团结。9月至10月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启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同时为全党普遍整风作了重要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开始。此后中央宣传部规定了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从多个方面论及了党性锻炼。1944年，经毛泽东推荐又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的文献。该文分析了李自成农民政权覆亡的原因——首领腐化和宗派斗争，对全党的党性锻炼发出了警示。
这一时期，党中央带领全党把学习、调研、宣传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时任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认识到自己的教条主义严重，主动进行“补课”，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赴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进行了一年两个月的农村调查，写出了《米脂杨家沟调查》《兴县调查》《出发归来记》等调研报告。这是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带头以实际行动参加整风，与违反党性的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的一个典范。《解放日报》结合当时的党性检查展开了集中的宣传报道，这种宣传报道创造性地发挥了自我反省的作用。当时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许多同志严于剖析自己的文章，如邓力群的《我来照照镜子》、崔哲的《宗派主义倾向在我身上是怎样具体表现的》、韩作黎的《我是怎样反省自己的》。在整风学习中，军事学院结合党性检查，提出了党性锻炼检讨的8项具体标准，在当时影响很大。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分清了路线是非，标志着整风运动胜利结束。通过整风，全党党性得到进一步提高，思想得到进一步统一，从而确保党的七大顺利召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为鼓舞大会代表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为大会代表题词——“提高党性”，号召全党同志提高党性，做党性坚强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他在《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论述了党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他在《七大会上的结论》中又进一步论述了“党性与个性问题”。“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七大召开后，党中央发动全党对七大路线和七大党章开展大学习，在实践中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继续“提高党性”。（来源/《学习时报》）（责编/喻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