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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从西藏赶回上海的援藏干部尹弘让熟人大吃一惊。过去脸庞白皙、头发乌黑的他，此时脸有些黑红，头发斑白，39岁的人，看上去老了10岁。
1月10日，甘肃省副省长冉万祥被官媒披露获任甘肃省委常委、统战部长。这也使廉政瞭望记者统计的生于1963年的省级党委常委数量，增至19人。
之所以把1963年出生的省级常委单独梳理，是因为他们刚刚度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在经历“3年饥荒”之后，1963年出现的人口高出生率，使这个群体具有了一定代表性；还因为在1963年出生的高官中，比起孙政才、胡春华等明星官员，公众对他们相对陌生。
从政多非“第一职业”
在生于1963年的19名省级党委常委中，兼任重要城市（新区）书记的官员最多，为5人。此外，还有浙江葛慧君等4人兼任宣传部长，上海尹弘等4人兼任秘书长，重庆翁杰明等3人兼任政府副职。
19人中，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是唯一的省委副书记。他与葛慧君，以及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19人里，女性高官除葛慧君外，还有河北省委常委、秦皇岛市委书记田向利。
上世纪80年代初，1963年出生的他们开始走出家乡求学。不过，多数人的第一学历并不十分“显赫”。如赵勇1979年9月～1982年7月在湖南水利水电学校大专班学习，李海涛1980年9月～1984年8月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财会专业学习等。1980年时，333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8万人，录取率仅8.4%，难度堪比如今的“公考”。
大学毕业后何去何从，想必他们当年不用太担心，有组织包分配。赵勇、田向利、樊金龙等人，来到乡村基层，在党政机关“主干线”工作。
2012年3月，赵勇曾对河北驻村干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是第一批下乡的选调生，当时是人民公社，我在那里工作了3年半，了解了真正的国情，增进了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一辈子的财富。”他还针对农村环境脏乱差，结合当年经验，提议对垃圾实行“户清村收”。
不过，19人中，有11人一开始并未走上从政之路，他们多成为教师。如葛慧君1983年8月开始在浙江省诸暨中学任教，徐麟1982年10月起在上海市南汇县周浦中学任教等。
无论是教师还是乡镇干部，他们中的多数人，此后都担任了基层团委领导，开始积累从政经验。如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尹弘从上海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团委副书记；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樊金龙毕业即担任江苏省太仓县王秀公社团委书记等。
现任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书记沈晓明则是例外。他1987年于浙江温州医学院儿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浙江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做了一名住院医生。关于选择医学院，沈晓明曾透露，当年妹妹遭遇了严重的发育问题，家人几次三番到大医院求医，却徒劳无功，“恐惧和绝望笼罩着整个家庭”。填报志愿时，父母鼓励热原本爱乒乓球的他填了儿科。
关于毕业后在温州的工作，沈晓明曾回忆，“那时候，国家很缺训练有素的儿科医生，我只能承担起双倍的工作量，确保每个等候着的病人当日能看完。我一天大约要看100来个病人，苦苦支撑，筋疲力尽”。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988年，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王君正研究生毕业，进入劳动部办公厅。据媒体披露，他后来成为时任劳动部副部长令狐安的秘书。1998年，调任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三处处长的廖国勋开始系统接触秘书工作。14年后，他成为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梳理19名省级党委常委履历，有11人做过秘书或曾在办公厅工作。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高广滨、樊金龙、田向利、葛慧君等先后走上团省委书记的岗位。而赵勇则在经历湖南省民政厅处长、团湖南省委副书记等历练后上调团中央，于2003年出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事实上，19人中，从事过共青团工作的亦超过一半。
成其圣是个例外。出身媒体行业的他在天津人民出版社，从文史编辑室编辑、总编办副主任做起，一直做到总编辑，后任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尽管从政路径各有不同，但多岗锻炼、小步快跑，是这些官员履历的共同特点，这也意味着他们在一些岗位任职时间并不太长。如2003年至2007年，离任团浙江省委书记的葛慧君历任宁波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金华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
不过，组织上随时都在对他们“苦其心志、劳其筋骨”。2001年，尹弘在上海市长宁区委副书记、副区长任上，曾被安排援藏、任日喀则地委副书记3年。
2002年上海党代会上，从西藏赶来的尹弘让熟人大吃一惊。过去脸庞白皙、头发乌黑的他，此时臉有些黑红，头发斑白，39岁的人看上去老了10岁。据说他刚进藏时高原反应重，腿是飘的，吃什么吐什么，只能躺在床上，吃4颗安定入睡。不久，他住的土坯宿舍楼又被雨水淋塌了。适应过来后，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一年来到各地调研跑了12万公里。
说起这些，他的感受是，“这样复杂艰苦，都能把事情做好，还会有什么困难难倒我们呢？”
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翁杰明在中国社科院任职时，就拥有3次挂职经历。1990年，他在院团委副书记任上，转赴陕西商洛地区锻炼近1年；1996年5月，他开始了在陕西丹凤县挂职副书记1年多的生活；1997年7月，重庆直辖刚12天，他就作为首届博士服务团团长，挂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留渝至今。
2002年，翁杰明到偏远的万盛区任书记。“我是确实想干一点实事的，因此也不在乎个人得失。”当时，该区“煤矿行业不景气，下岗工人剧增，社会矛盾凸显”。有报道称，翁到任后，首先统一班子工作思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逾年经济实现了大跨越。
盘点这些官员升任副部级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07年～2008年、2011～2012年两个时段，时值地方党代会、人代会换届前后。成为省级常委前，12人任地方正厅岗位，6人任地方副省级职务，另有1人在中央机关工作。
尽管1963年出生的省级常委中，官员多本土成长，但异地交流干部仍有5人。除赵勇、翁杰明外，1993年，王君正跟随调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令狐安前往滇地，2012年从丽江市委书记升任湖北省副省长。广西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林念修，系2007年由国家能源办副主任任上调往广西。宁夏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雁飞，此前曾在河北任职。
如今，这群已过完“知天命”之年的官员，与他们的同龄人一道，已成为政坛中坚力量，正在担起加快当地改革开放的重任。
附：他们的同龄人与这个时代
19名省级常委出生的1963年，中国出生人口接近3000万，超过1960年和1961年的总和，也是新中国历年的峰值。
这些孩子从记事到上学以前，“文革”从爆发进入平稳期。小学和初中可能随时停课，《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少有的几部战争片和样板戏，构成了他们的少年文化生活。“文革”结束时，他们13岁。
1980年，333万人参加高考，录取率仅8.4%。这意味着当年3000万青年，今年刚过完50岁生日的人们，绝大部分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甚至义务教育。
他们的很多同龄人，工作的门路相当狭窄。城市失业率上升，诞生了“待业青年”。而农村已经实行“责任田”，60后青年并非农村劳动力中的主力。于是，他们中，小部分人在城市彷徨，大部分成为第一代“农民工”。
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历经济转型的第一轮震荡。1963年生人开始进入结婚生子阶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生育峰值，那也是独生子女政策最严厉的时期。到今天，他们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他们开始缔结所谓“四二一”家庭结构。
今天，与少部分同龄人在体制内拾级而上，步入国家中上层领导行列，并寻求更大空间不同，他们中的城镇职工，可能在“下岗买断”潮中遭遇逆境。他们中的农村人口，在城市需要大量蓝领劳工时满足了城市需求，如今仍在艰难打拼。
生于1963年的人们生活过的这50年，比他们的容颜改变得更快的，是国家和社会的面貌，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
1月10日，甘肃省副省长冉万祥被官媒披露获任甘肃省委常委、统战部长。这也使廉政瞭望记者统计的生于1963年的省级党委常委数量，增至19人。
之所以把1963年出生的省级常委单独梳理，是因为他们刚刚度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在经历“3年饥荒”之后，1963年出现的人口高出生率，使这个群体具有了一定代表性；还因为在1963年出生的高官中，比起孙政才、胡春华等明星官员，公众对他们相对陌生。
从政多非“第一职业”
在生于1963年的19名省级党委常委中，兼任重要城市（新区）书记的官员最多，为5人。此外，还有浙江葛慧君等4人兼任宣传部长，上海尹弘等4人兼任秘书长，重庆翁杰明等3人兼任政府副职。
19人中，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是唯一的省委副书记。他与葛慧君，以及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19人里，女性高官除葛慧君外，还有河北省委常委、秦皇岛市委书记田向利。
上世纪80年代初，1963年出生的他们开始走出家乡求学。不过，多数人的第一学历并不十分“显赫”。如赵勇1979年9月～1982年7月在湖南水利水电学校大专班学习，李海涛1980年9月～1984年8月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财会专业学习等。1980年时，333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8万人，录取率仅8.4%，难度堪比如今的“公考”。
大学毕业后何去何从，想必他们当年不用太担心，有组织包分配。赵勇、田向利、樊金龙等人，来到乡村基层，在党政机关“主干线”工作。
2012年3月，赵勇曾对河北驻村干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是第一批下乡的选调生，当时是人民公社，我在那里工作了3年半，了解了真正的国情，增进了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一辈子的财富。”他还针对农村环境脏乱差，结合当年经验，提议对垃圾实行“户清村收”。
不过，19人中，有11人一开始并未走上从政之路，他们多成为教师。如葛慧君1983年8月开始在浙江省诸暨中学任教，徐麟1982年10月起在上海市南汇县周浦中学任教等。
无论是教师还是乡镇干部，他们中的多数人，此后都担任了基层团委领导，开始积累从政经验。如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尹弘从上海工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团委副书记；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樊金龙毕业即担任江苏省太仓县王秀公社团委书记等。
现任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书记沈晓明则是例外。他1987年于浙江温州医学院儿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浙江医科大学附属一院做了一名住院医生。关于选择医学院，沈晓明曾透露，当年妹妹遭遇了严重的发育问题，家人几次三番到大医院求医，却徒劳无功，“恐惧和绝望笼罩着整个家庭”。填报志愿时，父母鼓励热原本爱乒乓球的他填了儿科。
关于毕业后在温州的工作，沈晓明曾回忆，“那时候，国家很缺训练有素的儿科医生，我只能承担起双倍的工作量，确保每个等候着的病人当日能看完。我一天大约要看100来个病人，苦苦支撑，筋疲力尽”。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988年，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王君正研究生毕业，进入劳动部办公厅。据媒体披露，他后来成为时任劳动部副部长令狐安的秘书。1998年，调任贵州省委办公厅秘书三处处长的廖国勋开始系统接触秘书工作。14年后，他成为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梳理19名省级党委常委履历，有11人做过秘书或曾在办公厅工作。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高广滨、樊金龙、田向利、葛慧君等先后走上团省委书记的岗位。而赵勇则在经历湖南省民政厅处长、团湖南省委副书记等历练后上调团中央，于2003年出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事实上，19人中，从事过共青团工作的亦超过一半。
成其圣是个例外。出身媒体行业的他在天津人民出版社，从文史编辑室编辑、总编办副主任做起，一直做到总编辑，后任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尽管从政路径各有不同，但多岗锻炼、小步快跑，是这些官员履历的共同特点，这也意味着他们在一些岗位任职时间并不太长。如2003年至2007年，离任团浙江省委书记的葛慧君历任宁波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金华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
不过，组织上随时都在对他们“苦其心志、劳其筋骨”。2001年，尹弘在上海市长宁区委副书记、副区长任上，曾被安排援藏、任日喀则地委副书记3年。
2002年上海党代会上，从西藏赶来的尹弘让熟人大吃一惊。过去脸庞白皙、头发乌黑的他，此时臉有些黑红，头发斑白，39岁的人看上去老了10岁。据说他刚进藏时高原反应重，腿是飘的，吃什么吐什么，只能躺在床上，吃4颗安定入睡。不久，他住的土坯宿舍楼又被雨水淋塌了。适应过来后，他全身心投入工作，一年来到各地调研跑了12万公里。
说起这些，他的感受是，“这样复杂艰苦，都能把事情做好，还会有什么困难难倒我们呢？”
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翁杰明在中国社科院任职时，就拥有3次挂职经历。1990年，他在院团委副书记任上，转赴陕西商洛地区锻炼近1年；1996年5月，他开始了在陕西丹凤县挂职副书记1年多的生活；1997年7月，重庆直辖刚12天，他就作为首届博士服务团团长，挂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留渝至今。
2002年，翁杰明到偏远的万盛区任书记。“我是确实想干一点实事的，因此也不在乎个人得失。”当时，该区“煤矿行业不景气，下岗工人剧增，社会矛盾凸显”。有报道称，翁到任后，首先统一班子工作思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逾年经济实现了大跨越。
盘点这些官员升任副部级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07年～2008年、2011～2012年两个时段，时值地方党代会、人代会换届前后。成为省级常委前，12人任地方正厅岗位，6人任地方副省级职务，另有1人在中央机关工作。
尽管1963年出生的省级常委中，官员多本土成长，但异地交流干部仍有5人。除赵勇、翁杰明外，1993年，王君正跟随调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令狐安前往滇地，2012年从丽江市委书记升任湖北省副省长。广西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林念修，系2007年由国家能源办副主任任上调往广西。宁夏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雁飞，此前曾在河北任职。
如今，这群已过完“知天命”之年的官员，与他们的同龄人一道，已成为政坛中坚力量，正在担起加快当地改革开放的重任。
附：他们的同龄人与这个时代
19名省级常委出生的1963年，中国出生人口接近3000万，超过1960年和1961年的总和，也是新中国历年的峰值。
这些孩子从记事到上学以前，“文革”从爆发进入平稳期。小学和初中可能随时停课，《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曲，少有的几部战争片和样板戏，构成了他们的少年文化生活。“文革”结束时，他们13岁。
1980年，333万人参加高考，录取率仅8.4%。这意味着当年3000万青年，今年刚过完50岁生日的人们，绝大部分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甚至义务教育。
他们的很多同龄人，工作的门路相当狭窄。城市失业率上升，诞生了“待业青年”。而农村已经实行“责任田”，60后青年并非农村劳动力中的主力。于是，他们中，小部分人在城市彷徨，大部分成为第一代“农民工”。
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历经济转型的第一轮震荡。1963年生人开始进入结婚生子阶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生育峰值，那也是独生子女政策最严厉的时期。到今天，他们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他们开始缔结所谓“四二一”家庭结构。
今天，与少部分同龄人在体制内拾级而上，步入国家中上层领导行列，并寻求更大空间不同，他们中的城镇职工，可能在“下岗买断”潮中遭遇逆境。他们中的农村人口，在城市需要大量蓝领劳工时满足了城市需求，如今仍在艰难打拼。
生于1963年的人们生活过的这50年，比他们的容颜改变得更快的，是国家和社会的面貌，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