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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辅币制度是一国货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时期，银铜两种辅币和辅币制度开始在中国出现，但很快便因滥铸而陷入了严重混乱，对社会经济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晚清和北洋政府都曾试图对辅币进行整顿和改革，但均以失败告终。直到1936年，经过南京国民政府的改革，中国才建立了健全完善的现代辅币制度。
关键词 辅币，银角，铜元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9)20—0023—06
按照货币学原理，进入流通领域的货币可分为本位币和辅币。本位币亦称主币，辅币是主币以下的小额通货，其作用主要有：担任小额交易之媒介；应付巨额收付之余数；便利日常买卖之找零。辅币一般用贱金属铸造，其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国家以法令形式规定在一定限额内辅币具有有限法偿性，可与主币自由兑换。辅币是不足值货币，因此为防滥铸，不能自由铸造，而只准国家铸造。
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形成了以银两为主、制钱为辅的银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一般情况下，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两与制钱互相弥补。但从严格意义上讲，银两并非当时的法定本位币，制钱也非辅币，二者长期是平行本位而不是主辅币关系。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外先进货币的传人，新式辅币和辅币制度开始在中国出现。由于近代中国经济水平低，多数人民日常所用通货为辅币而非本位币，因此辅币不仅在中国金融上占重要地位，且与人民生计息息相关。
现有关于近代货币制度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银两和银元问题，对于辅币问题则很少关注。本文试图对近代辅币发行和辅币制度的演变做一梳理，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银铜辅币的开铸
近代中国使用的辅币主要有银铜两种。银辅币之开铸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此前，外国银币在沿海流通，深受商民青睐。两广总督张之洞因此奏请在广州设厂仿铸银元，并于1890年正式开铸。由于银元面值过大，不适于平民日常生活所需，故同时开铸银辅币。最初分为五角、二角、一角及五分四种，其中五角成色为860％，其余三种成色均为820％。
银辅币(又称银角)不仅较铸造银元容易，且成色较银元低40％-80％，获利更大，因而广州造币厂“不久即停铸银元，而从事有利可图的辅币铸造”，是为近代中国铸造银辅币之始。
广州在开铸银辅币十年之后，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率先铸造铜辅币。当时因银价飞涨，制钱被大量镕毁，实行了上千年的制钱制度逐渐崩溃，各地出现钱荒。于是有人建议鼓铸铜元，以补制钱之不足。1900年6月，经两广总督李鸿章奏请模仿香港、澳门等处铜币，在广州开铸铜元。广州先行仿铸香港二等铜仙，每枚重二钱，以紫铜95％、白铅4％、点锡1％配合铸成，直径28毫。一面镌“光绪元宝”字样，内加满文“广宝”二字，周围镌广东省造，并分镌“每百个换一元”字样；一面中镌盘龙，周围有英文“Kwangtung One Cent”字样，译为“广东一仙”，“此为吾国铸造铜元之始”。
广州发行的铜元，样式精美，使用便利，远比制钱进步。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的制钱单位都以“文”计，广州铜元则改为“仙”，表明其与银元建立了主辅币关系。但因不合民间习俗，1904年后，广州铜元去掉“每百个换一元”字样，改镌“每个当制钱十文”字样。这样，铜元又成了制钱的代表，并随着制钱的减少而取代了制钱的地位，这是铜元出现后在币制上所引起的最大变化。
银角、铜元的发行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货币类型，而且其发行之初都有作为银元辅币的意图，对近代币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银铜辅币的推广与滥铸
广州开铸银辅币之初，颇受各界欢迎，行用者无不称便。因银辅币成色较银元低，铸造者亦获利较厚，因此其他各省相继仿行，竞相设厂铸造以牟利，银辅币数量急剧增加。据估计，至清末银角铸造已约合2.4亿元。
清政府对于银辅币发行并无明确规范。开铸之初，银辅币按照一角十枚兑换银元一元的比价发行，但随着数量增多，供过于求，十进制被打破。各省所铸银辅币，分量成色，均不一致。为获取厚利，不断降低成色，银辅币日趋混乱。
进入民国，银辅币更为混乱。各省继续铸造各种银辅币，铸数最多的为东三省及广东，尤其是广东所产二角银币(俗称“双毫”)，除“一战”期间因现银运输困难，一度停止生产外，其余时间无不大量鼓铸，不仅成为广东地区的本位货币，而且充斥全国。
全国银角发行总数，缺乏准确统计。据北洋政府财政部调查，至1913年底，天津等17处银元局所铸银辅币，超过15亿枚，按十进制折合银元2.8亿余元。而到1935年时约有30亿枚，合4.5亿元。
各省滥铸，使得银辅币种类异常繁多。如1926年时，上海一地银辅币多至三十种。同时，各地为了竞争，不断偷工减料，银角更加低劣。如福建所铸银辅币，背面刻以英文“Kwang-tung Province”，而正面则用中文印着福建省。银辅币混乱情形可见一斑。银辅币作为名目货币，无限制铸造，币值必然跌落。面对激烈竞争，各省当局又不断降低成色，结果更加剧了其价格的跌落，以致银角需12角甚至更多才能兑换银元一元。
与银辅币相比，铜元的滥铸实有过之。广东铜元开铸后，因其制作精美，使用便利而颇受社会欢迎，福建、江苏、湖北等相继仿行。1901年，由于制钱缺少，不敷周转，而铜元在广东已具成效，于是清廷颁布上谕，明令沿江沿海各省设厂仿造。铜元开铸之初，因数量有限，供不应求，不但按币面每百枚兑换银元一元，有时且超过币面价额。据海关报告，很多地方银元一元仅能兑铜元八九十枚。“其发行价格虽规定为百枚合一元，而行用时在市面竟加升水自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不等”。
由于铸造铜元约有三成以上丰厚利润，“各省大吏为铸造余利所惑，竞铸不已”，纷纷从国外购买机器和原料，鼓铸铜元。据梁启超著《各省滥铸铜元小史》记载，1905年时，设铜元局者12省，共有铜元局15家，共有机器846具，若全数开工，估计每年能制出铜元1641370万枚。铜元开铸五年左右，即呈过剩之患。
对于铜元的铸造，清政府最初也无明确规定。铜元既由各省独立铸造，式样自难一致，成色各不相同。各省日夜赶造，尤嫌不及，而“往往购买日本铸就铜饼，一经印花，便可行使”。铜元成色质量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及清亡，铜元遂为病民恶币矣”。
民国之后，各省军阀以鼓铸铜元为牟利之重要途径。除“一战”期间，因铜价上涨，造币盈利大减，铜元铸数有所减少外，其余时间数量不断攀升。据统计，铜元数量1913年底为291亿枚，1917年底为342亿枚，1923年底为466亿枚。1928年时，铜元数量更达700亿枚(合当十铜_元)。按全国四万万人口之比例，铜元每人已约当 二百枚，实已远超社会所需的流通额以上。
在数量急剧膨胀的同时，铜元的种类更趋复杂，面额越来越大。如在滥发铜元堪为各省之最的四川，清末时期铸造当十、当二十铜元，民国后开铸当五十、当百、当二百铜元，小额铜元多被镕毁改铸大面额。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下，铜元质量成色日益低劣。“铜元法定净重为一钱八分，或偶验其成色，竟有较法定数相差至四分之一者”。1919年后，市场还出现了质量更差的轻质铜元。滥铸导致铜元跌价更在银角之上，“有一泻直下每况愈下之势”，除个别年份外，开铸之后三十余年间，“铜元兑换价，几为有跌无升之局面”。铜元与银元之兑价，由1902年之80枚跌至1935年9月之346枚，不及原值四分之一，“其贬落之程度不可谓不巨”。
晚清和北洋政府曾多次下令各地停止滥铸铜元，但地方政府多抗令不遵。“政府停铸铜元之令，不啻至再至三，而实则省自为政，中央文告早等虚设”。总之，银铜两种辅币自清末开铸后不久，即陷入严重混乱之中，以致有人认为：“中国币制上不统一之现象，最坏者莫过于辅币之不统一。中国货币之无系统，最坏者莫过于各地辅币之紊乱。”
三、辅币制度紊乱的原因
辅币的大量滥铸，给经济民生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就货币制度而言，辅币滥铸和跌价，导致辅币与银元之间的十进比价被打破，辅币与银元脱离关系。银角铜元“非为主币之小单位，乃与银元不相关联之货币”。这样，银角铜元即失去了其辅币性质，或者说成为名不副实的辅币。在很多地区，辅币甚至成为一种商品，出现了辅币的行市，辅币制度名存实亡。导致辅币制度紊乱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辅币铸造发行权不统一，是造成近代中国辅币制度混乱的直接原因。正如著名金融学者杨荫溥所说：“辅币问题症结之所在，似可全归诸铸造权未能统一之一因。”从一开始，辅币铸造权即由地方政府掌握。造币厂“多由各省当局自由处理，北京政府实无力过问”。铸造权分散，各省遂各自为政，造成辅币混乱不堪。
2，发行辅币以营利为目的。增加财政收入是近代中国发行辅币的一个首要目的，也是导致辅币紊乱的根源所在。李鸿章首先在广州开铸铜元，目的即在营利以供给政费，其后各省铸造，用意亦是如此。“各省督抚大吏，莫不借铜元余利，以为兴办地方新政之用，初未尝有整理币制之意，是皆日后币制紊乱之最大原因也”。北洋政府时期，滥铸辅币更成军阀们敛财的不二法门。各省铸造辅币以营利为目的，其质量成色自然无法保障。
3，货币制度不健全。近代中国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完整的货币制度，银角铜元的开铸只是补助旧币制的手段，并没有废弃旧币制的打算。如铜元开铸不久，即放弃与当时畅行已久的银元的联系，反而代表制钱去和银两联系。银两与制钱原无主币辅币的严格划分，所以铜元也就随之性质模糊了。而且，银元的主币地位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明确，“银元、银角及铜元三种，彼此不相统属，无所谓主币与辅币也”。而“辅币之比价，系对主币而言，设主币尚未能定，则所谓十进辅币制，究对何而言耶?”因此，辅币制度自然难以稳定。
4，政治腐败和政局分裂，也是导致辅币制度混乱的根源之一。一方面，地方军阀在其势力范围内，设局铸币，各自为政。辅币尤其是铜元消长，均以各地军阀的盛衰为转移。各地军阀实为辅币制度崩溃之“始作俑者”。另一方面，腐败无能的政府也在不断地自坏信誉。政府本应是辅币信用的维护者，但自晚清以来的政府，对于辅币信用却是屡次破坏，收用不按币面价值，甚至不按市价。如1906年上海制造局向江苏省领取铜元，要求一律按九折计算，因而立刻引起上海铜元市价暴跌。诚如各地商会所指出，“辅币十进首由国家机关破坏”。
四、辅币的整顿与改革
面对银角铜元发行以来的严重弊端，历届政府均采取过一些措施进行整顿和改革。
晚清时期，清廷中央为限制各省滥铸辅币，于1903年设立户部造币总厂，以期收回铸造权。同时，于1906年、1910年两次下令将全国造币厂局进行缩减合并，控制铸币数量，但因受地方政府的抵制而未果。
1910年4月，清廷正式公布《币制则例》，明确宣布“以一元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辅币。元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不得任意低昂”。从则例内容可以看出，清政府试图建立以银元为主币，以银镍铜为辅币的货币体系。但则例颁布后不久，辛亥革命发生，清朝覆亡，币制计划未及实行，辅币紊乱的局面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民国建立之初，政府也曾计划整理辅币。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辅币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条例规定发行九种辅币，其重量成色如表1所示。
条例规定，国币计算均以十进，并对辅币的有限法偿数额做了限制。在《国币条例及实施细则理由书》中，政府表示“将来所铸辅币之数，必斟酌情形，务使供求洽足相济”，并将逐步收回旧辅币，改铸新辅币。
《国币条例》内容颇为完善，“自条例上以观察辅币，原不失为有条不紊之法币”。但因改革币制需款甚巨，北洋政府无力施行。直到1916年，发生中交两行停兑事件，北方地区现金规档案资料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75页。缺乏，于是天津造币厂致函财政部，提出“将各种银辅币铸发，从天津人手，逐渐试办，以期普及”。财政部批准所请，并于1916年7月通令各地方政府，宣布发行中元(五角)、二角、一角新辅币三种，以中交两行为发行银行，其他商家、机关，包括造币厂，均不能发行，以防辅币滥铸滥发。民众需要辅币，可向中交两行兑换，中交两行需要辅币则向造币厂兑换。如辅币过多时，亦可以辅币兑换大洋。所有兑换均以十进，不得折扣。
银辅币发行初期，数额有限，仅合大洋20万余元，发行机构统一，价格稳定，第一期在京兆、直隶两地发行效果良好。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则辅币制度当能得到很大改善。然而，不久之后，天津造币厂为牟厚利，开始滥铸银辅币，在中交两行发行之外，自行招商承销，按九四折发行。银辅币发行数额急剧增加，供过于求，开始跌价。随后，造币厂和政府机构也拒绝以十进收兑。1924年以后，辅币风潮迭起，币制局不得不令天津造币厂暂停铸造银辅币。“于是一度成功之十进制度，乃因津厂之滥铸，而完全破坏”。
1917年1月，天津造币总厂以各种新银辅币已推行渐广，且各省又闹钱荒为据，认为是铸发新铜辅币的最好机会，于是经政府同意，从2月开始试铸一分及五厘两种新铜币，成色分量均照条例规定，发行办法与银辅币相同。新铜元中心一律铸有圆孔，以便与旧铜辅币区别。同时，新铜币“一分”上有“每一百枚当一元”字样，“五厘”上有“每二百枚当一元”字样，把“当钱”改为“当 元”，这是与旧铜元的最大区别，也是其作为银元辅币的标志。但这两种铜元发行后，民间推行不畅，铸造数量有限，最后逐渐绝迹。北洋政府改革辅币的两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整顿币制，并确立了先统一主币，再统一辅币的计划。1932年，国民政府将上海造币厂改组为中央造币厂，并将所有各省造币厂一律停办，实现了造币权的统一。
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当时因顾忌主辅币同时改革，难度太大，因而对辅币问题暂时搁置。废两改元成功实施后，银元主币地位确立，为辅币改革奠定了基础，财政部随即宣布各省辅币混乱，“倘任其日久流行，其贻害区域必益大，亟应调查其种类，严加取缔，并由中央造币厂统一铸造”同时，鉴于辅币混乱日久，“整理之方，必须详密规定”。财政部特于1934年5月组织专家成立币制研究委员会，筹划辅币整理方案，并将统一辅币作为其财政方针之一，开始通盘筹划辅币改革。为使辅币铸造精美，国民政府还派中央造币厂人员前往美国费城造币厂，实地考察并督催镌制新辅币模。原计划辅币改革与法币改革同时公布，但因币模镌铸需时，未及与法币案同时公布实施。
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实施后，取得良好效果，货币本位制度得以完全确立，“整理辅币之种种阻碍，于是尽除，宜其迎刃而解也”。辅币改革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1935年12月，辅币币模铸成。同时，国民政府“NN：各国新制，衡酌国民生计情形”，制定了《辅币条例》，并于1936年1月11日正式公布。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关于辅币改革的专门条例。
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辅币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其发行，由中央银行专司之”。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辅币发行权的分散，有利于避免滥发滥铸。
条例对辅币的种类重量成色做出了新的规定。
就辅币种类而言，条例所设定的五种面额较此前的种类有所减少，“不但是高低切合我国经济情形，且以‘分’为单位，去除“‘角文’等混乱名目，既简捷明了，更可收转移敏捷之效。”就币材的选择而言，以镍币代替银币是这次辅币改革的重大变化。辅币以镍代银具有相当利益：1，用全新的镍币代替银辅币，可以避免银辅币因长期贬值而给民众留下的不良印象，减少流通困难。2，法币政策实施后，白银集中国有，以镍代银，旧有银辅币可以收回，从而加强白银集中的效果。3，镍币成本较低，以新镍币代替旧辅币，政府可获得较大铸币盈余。
条例规定辅币采用十进制度，不仅符合世界辅币制度潮流，而且将晚清北洋以来屡次制定而未能实施的十进制得以继续贯彻。条例还规定新辅币为有限法偿，“授受数目，镍币每次授受以合法币二十元为限，铜币每次授受以合法币五元为限。但赋税之授受及中央银行之兑换，不适用此种限制”。这一规定既能限制辅币数额，又能维持辅币信誉。
《辅币条例》的规定符合合理辅币制度的基本要素，颁布后获得了社会各方好评，被认为是“适合国情之推行，数十年来之所谓银角问题，所谓铜元问题，获得一可能解决之途径”，是“辅币整理第一步之成功”。
条例颁布后，财政部即督促中央造币厂加紧鼓铸。2月10日，新辅币正式发行，由中央银行陆续运往各地流通。从1936年1月起，中央造币厂遵照辅币条例开铸五种辅币，至1937年8月，共铸造五种辅币885550000枚，合计国币面值27576800元。新辅币样式新颖，使用便利，尤其是信用可靠，实行“十足准备，每发出辅币百分，即准备法币一元，以为兑换”因此，新辅币发行后，各地均极畅行，供不应求，“信仰新辅币心理已普遍于社会也”。新辅币发行，旧银角铜元逐渐收回，辅币改革取得成功。
虽然，抗战爆发对辅币的推广产生了冲击，但就体制而言，抗战前国民政府已确立了相当完整的现代货币制度，混乱复杂的辅币制度已被稳定健全的辅币制度所取代。经过四十多年的混乱，中国终于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辅币制度，这是近代中国货币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成就。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 辅币，银角，铜元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9)20—0023—06
按照货币学原理，进入流通领域的货币可分为本位币和辅币。本位币亦称主币，辅币是主币以下的小额通货，其作用主要有：担任小额交易之媒介；应付巨额收付之余数；便利日常买卖之找零。辅币一般用贱金属铸造，其实际价值低于名义价值，国家以法令形式规定在一定限额内辅币具有有限法偿性，可与主币自由兑换。辅币是不足值货币，因此为防滥铸，不能自由铸造，而只准国家铸造。
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形成了以银两为主、制钱为辅的银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一般情况下，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两与制钱互相弥补。但从严格意义上讲，银两并非当时的法定本位币，制钱也非辅币，二者长期是平行本位而不是主辅币关系。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外先进货币的传人，新式辅币和辅币制度开始在中国出现。由于近代中国经济水平低，多数人民日常所用通货为辅币而非本位币，因此辅币不仅在中国金融上占重要地位，且与人民生计息息相关。
现有关于近代货币制度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银两和银元问题，对于辅币问题则很少关注。本文试图对近代辅币发行和辅币制度的演变做一梳理，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银铜辅币的开铸
近代中国使用的辅币主要有银铜两种。银辅币之开铸始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此前，外国银币在沿海流通，深受商民青睐。两广总督张之洞因此奏请在广州设厂仿铸银元，并于1890年正式开铸。由于银元面值过大，不适于平民日常生活所需，故同时开铸银辅币。最初分为五角、二角、一角及五分四种，其中五角成色为860％，其余三种成色均为820％。
银辅币(又称银角)不仅较铸造银元容易，且成色较银元低40％-80％，获利更大，因而广州造币厂“不久即停铸银元，而从事有利可图的辅币铸造”，是为近代中国铸造银辅币之始。
广州在开铸银辅币十年之后，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率先铸造铜辅币。当时因银价飞涨，制钱被大量镕毁，实行了上千年的制钱制度逐渐崩溃，各地出现钱荒。于是有人建议鼓铸铜元，以补制钱之不足。1900年6月，经两广总督李鸿章奏请模仿香港、澳门等处铜币，在广州开铸铜元。广州先行仿铸香港二等铜仙，每枚重二钱，以紫铜95％、白铅4％、点锡1％配合铸成，直径28毫。一面镌“光绪元宝”字样，内加满文“广宝”二字，周围镌广东省造，并分镌“每百个换一元”字样；一面中镌盘龙，周围有英文“Kwangtung One Cent”字样，译为“广东一仙”，“此为吾国铸造铜元之始”。
广州发行的铜元，样式精美，使用便利，远比制钱进步。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的制钱单位都以“文”计，广州铜元则改为“仙”，表明其与银元建立了主辅币关系。但因不合民间习俗，1904年后，广州铜元去掉“每百个换一元”字样，改镌“每个当制钱十文”字样。这样，铜元又成了制钱的代表，并随着制钱的减少而取代了制钱的地位，这是铜元出现后在币制上所引起的最大变化。
银角、铜元的发行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货币类型，而且其发行之初都有作为银元辅币的意图，对近代币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银铜辅币的推广与滥铸
广州开铸银辅币之初，颇受各界欢迎，行用者无不称便。因银辅币成色较银元低，铸造者亦获利较厚，因此其他各省相继仿行，竞相设厂铸造以牟利，银辅币数量急剧增加。据估计，至清末银角铸造已约合2.4亿元。
清政府对于银辅币发行并无明确规范。开铸之初，银辅币按照一角十枚兑换银元一元的比价发行，但随着数量增多，供过于求，十进制被打破。各省所铸银辅币，分量成色，均不一致。为获取厚利，不断降低成色，银辅币日趋混乱。
进入民国，银辅币更为混乱。各省继续铸造各种银辅币，铸数最多的为东三省及广东，尤其是广东所产二角银币(俗称“双毫”)，除“一战”期间因现银运输困难，一度停止生产外，其余时间无不大量鼓铸，不仅成为广东地区的本位货币，而且充斥全国。
全国银角发行总数，缺乏准确统计。据北洋政府财政部调查，至1913年底，天津等17处银元局所铸银辅币，超过15亿枚，按十进制折合银元2.8亿余元。而到1935年时约有30亿枚，合4.5亿元。
各省滥铸，使得银辅币种类异常繁多。如1926年时，上海一地银辅币多至三十种。同时，各地为了竞争，不断偷工减料，银角更加低劣。如福建所铸银辅币，背面刻以英文“Kwang-tung Province”，而正面则用中文印着福建省。银辅币混乱情形可见一斑。银辅币作为名目货币，无限制铸造，币值必然跌落。面对激烈竞争，各省当局又不断降低成色，结果更加剧了其价格的跌落，以致银角需12角甚至更多才能兑换银元一元。
与银辅币相比，铜元的滥铸实有过之。广东铜元开铸后，因其制作精美，使用便利而颇受社会欢迎，福建、江苏、湖北等相继仿行。1901年，由于制钱缺少，不敷周转，而铜元在广东已具成效，于是清廷颁布上谕，明令沿江沿海各省设厂仿造。铜元开铸之初，因数量有限，供不应求，不但按币面每百枚兑换银元一元，有时且超过币面价额。据海关报告，很多地方银元一元仅能兑铜元八九十枚。“其发行价格虽规定为百枚合一元，而行用时在市面竟加升水自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不等”。
由于铸造铜元约有三成以上丰厚利润，“各省大吏为铸造余利所惑，竞铸不已”，纷纷从国外购买机器和原料，鼓铸铜元。据梁启超著《各省滥铸铜元小史》记载，1905年时，设铜元局者12省，共有铜元局15家，共有机器846具，若全数开工，估计每年能制出铜元1641370万枚。铜元开铸五年左右，即呈过剩之患。
对于铜元的铸造，清政府最初也无明确规定。铜元既由各省独立铸造，式样自难一致，成色各不相同。各省日夜赶造，尤嫌不及，而“往往购买日本铸就铜饼，一经印花，便可行使”。铜元成色质量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及清亡，铜元遂为病民恶币矣”。
民国之后，各省军阀以鼓铸铜元为牟利之重要途径。除“一战”期间，因铜价上涨，造币盈利大减，铜元铸数有所减少外，其余时间数量不断攀升。据统计，铜元数量1913年底为291亿枚，1917年底为342亿枚，1923年底为466亿枚。1928年时，铜元数量更达700亿枚(合当十铜_元)。按全国四万万人口之比例，铜元每人已约当 二百枚，实已远超社会所需的流通额以上。
在数量急剧膨胀的同时，铜元的种类更趋复杂，面额越来越大。如在滥发铜元堪为各省之最的四川，清末时期铸造当十、当二十铜元，民国后开铸当五十、当百、当二百铜元，小额铜元多被镕毁改铸大面额。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下，铜元质量成色日益低劣。“铜元法定净重为一钱八分，或偶验其成色，竟有较法定数相差至四分之一者”。1919年后，市场还出现了质量更差的轻质铜元。滥铸导致铜元跌价更在银角之上，“有一泻直下每况愈下之势”，除个别年份外，开铸之后三十余年间，“铜元兑换价，几为有跌无升之局面”。铜元与银元之兑价，由1902年之80枚跌至1935年9月之346枚，不及原值四分之一，“其贬落之程度不可谓不巨”。
晚清和北洋政府曾多次下令各地停止滥铸铜元，但地方政府多抗令不遵。“政府停铸铜元之令，不啻至再至三，而实则省自为政，中央文告早等虚设”。总之，银铜两种辅币自清末开铸后不久，即陷入严重混乱之中，以致有人认为：“中国币制上不统一之现象，最坏者莫过于辅币之不统一。中国货币之无系统，最坏者莫过于各地辅币之紊乱。”
三、辅币制度紊乱的原因
辅币的大量滥铸，给经济民生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就货币制度而言，辅币滥铸和跌价，导致辅币与银元之间的十进比价被打破，辅币与银元脱离关系。银角铜元“非为主币之小单位，乃与银元不相关联之货币”。这样，银角铜元即失去了其辅币性质，或者说成为名不副实的辅币。在很多地区，辅币甚至成为一种商品，出现了辅币的行市，辅币制度名存实亡。导致辅币制度紊乱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辅币铸造发行权不统一，是造成近代中国辅币制度混乱的直接原因。正如著名金融学者杨荫溥所说：“辅币问题症结之所在，似可全归诸铸造权未能统一之一因。”从一开始，辅币铸造权即由地方政府掌握。造币厂“多由各省当局自由处理，北京政府实无力过问”。铸造权分散，各省遂各自为政，造成辅币混乱不堪。
2，发行辅币以营利为目的。增加财政收入是近代中国发行辅币的一个首要目的，也是导致辅币紊乱的根源所在。李鸿章首先在广州开铸铜元，目的即在营利以供给政费，其后各省铸造，用意亦是如此。“各省督抚大吏，莫不借铜元余利，以为兴办地方新政之用，初未尝有整理币制之意，是皆日后币制紊乱之最大原因也”。北洋政府时期，滥铸辅币更成军阀们敛财的不二法门。各省铸造辅币以营利为目的，其质量成色自然无法保障。
3，货币制度不健全。近代中国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完整的货币制度，银角铜元的开铸只是补助旧币制的手段，并没有废弃旧币制的打算。如铜元开铸不久，即放弃与当时畅行已久的银元的联系，反而代表制钱去和银两联系。银两与制钱原无主币辅币的严格划分，所以铜元也就随之性质模糊了。而且，银元的主币地位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明确，“银元、银角及铜元三种，彼此不相统属，无所谓主币与辅币也”。而“辅币之比价，系对主币而言，设主币尚未能定，则所谓十进辅币制，究对何而言耶?”因此，辅币制度自然难以稳定。
4，政治腐败和政局分裂，也是导致辅币制度混乱的根源之一。一方面，地方军阀在其势力范围内，设局铸币，各自为政。辅币尤其是铜元消长，均以各地军阀的盛衰为转移。各地军阀实为辅币制度崩溃之“始作俑者”。另一方面，腐败无能的政府也在不断地自坏信誉。政府本应是辅币信用的维护者，但自晚清以来的政府，对于辅币信用却是屡次破坏，收用不按币面价值，甚至不按市价。如1906年上海制造局向江苏省领取铜元，要求一律按九折计算，因而立刻引起上海铜元市价暴跌。诚如各地商会所指出，“辅币十进首由国家机关破坏”。
四、辅币的整顿与改革
面对银角铜元发行以来的严重弊端，历届政府均采取过一些措施进行整顿和改革。
晚清时期，清廷中央为限制各省滥铸辅币，于1903年设立户部造币总厂，以期收回铸造权。同时，于1906年、1910年两次下令将全国造币厂局进行缩减合并，控制铸币数量，但因受地方政府的抵制而未果。
1910年4月，清廷正式公布《币制则例》，明确宣布“以一元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辅币。元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不得任意低昂”。从则例内容可以看出，清政府试图建立以银元为主币，以银镍铜为辅币的货币体系。但则例颁布后不久，辛亥革命发生，清朝覆亡，币制计划未及实行，辅币紊乱的局面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民国建立之初，政府也曾计划整理辅币。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辅币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条例规定发行九种辅币，其重量成色如表1所示。
条例规定，国币计算均以十进，并对辅币的有限法偿数额做了限制。在《国币条例及实施细则理由书》中，政府表示“将来所铸辅币之数，必斟酌情形，务使供求洽足相济”，并将逐步收回旧辅币，改铸新辅币。
《国币条例》内容颇为完善，“自条例上以观察辅币，原不失为有条不紊之法币”。但因改革币制需款甚巨，北洋政府无力施行。直到1916年，发生中交两行停兑事件，北方地区现金规档案资料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75页。缺乏，于是天津造币厂致函财政部，提出“将各种银辅币铸发，从天津人手，逐渐试办，以期普及”。财政部批准所请，并于1916年7月通令各地方政府，宣布发行中元(五角)、二角、一角新辅币三种，以中交两行为发行银行，其他商家、机关，包括造币厂，均不能发行，以防辅币滥铸滥发。民众需要辅币，可向中交两行兑换，中交两行需要辅币则向造币厂兑换。如辅币过多时，亦可以辅币兑换大洋。所有兑换均以十进，不得折扣。
银辅币发行初期，数额有限，仅合大洋20万余元，发行机构统一，价格稳定，第一期在京兆、直隶两地发行效果良好。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则辅币制度当能得到很大改善。然而，不久之后，天津造币厂为牟厚利，开始滥铸银辅币，在中交两行发行之外，自行招商承销，按九四折发行。银辅币发行数额急剧增加，供过于求，开始跌价。随后，造币厂和政府机构也拒绝以十进收兑。1924年以后，辅币风潮迭起，币制局不得不令天津造币厂暂停铸造银辅币。“于是一度成功之十进制度，乃因津厂之滥铸，而完全破坏”。
1917年1月，天津造币总厂以各种新银辅币已推行渐广，且各省又闹钱荒为据，认为是铸发新铜辅币的最好机会，于是经政府同意，从2月开始试铸一分及五厘两种新铜币，成色分量均照条例规定，发行办法与银辅币相同。新铜元中心一律铸有圆孔，以便与旧铜辅币区别。同时，新铜币“一分”上有“每一百枚当一元”字样，“五厘”上有“每二百枚当一元”字样，把“当钱”改为“当 元”，这是与旧铜元的最大区别，也是其作为银元辅币的标志。但这两种铜元发行后，民间推行不畅，铸造数量有限，最后逐渐绝迹。北洋政府改革辅币的两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整顿币制，并确立了先统一主币，再统一辅币的计划。1932年，国民政府将上海造币厂改组为中央造币厂，并将所有各省造币厂一律停办，实现了造币权的统一。
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当时因顾忌主辅币同时改革，难度太大，因而对辅币问题暂时搁置。废两改元成功实施后，银元主币地位确立，为辅币改革奠定了基础，财政部随即宣布各省辅币混乱，“倘任其日久流行，其贻害区域必益大，亟应调查其种类，严加取缔，并由中央造币厂统一铸造”同时，鉴于辅币混乱日久，“整理之方，必须详密规定”。财政部特于1934年5月组织专家成立币制研究委员会，筹划辅币整理方案，并将统一辅币作为其财政方针之一，开始通盘筹划辅币改革。为使辅币铸造精美，国民政府还派中央造币厂人员前往美国费城造币厂，实地考察并督催镌制新辅币模。原计划辅币改革与法币改革同时公布，但因币模镌铸需时，未及与法币案同时公布实施。
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实施后，取得良好效果，货币本位制度得以完全确立，“整理辅币之种种阻碍，于是尽除，宜其迎刃而解也”。辅币改革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1935年12月，辅币币模铸成。同时，国民政府“NN：各国新制，衡酌国民生计情形”，制定了《辅币条例》，并于1936年1月11日正式公布。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关于辅币改革的专门条例。
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辅币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其发行，由中央银行专司之”。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辅币发行权的分散，有利于避免滥发滥铸。
条例对辅币的种类重量成色做出了新的规定。
就辅币种类而言，条例所设定的五种面额较此前的种类有所减少，“不但是高低切合我国经济情形，且以‘分’为单位，去除“‘角文’等混乱名目，既简捷明了，更可收转移敏捷之效。”就币材的选择而言，以镍币代替银币是这次辅币改革的重大变化。辅币以镍代银具有相当利益：1，用全新的镍币代替银辅币，可以避免银辅币因长期贬值而给民众留下的不良印象，减少流通困难。2，法币政策实施后，白银集中国有，以镍代银，旧有银辅币可以收回，从而加强白银集中的效果。3，镍币成本较低，以新镍币代替旧辅币，政府可获得较大铸币盈余。
条例规定辅币采用十进制度，不仅符合世界辅币制度潮流，而且将晚清北洋以来屡次制定而未能实施的十进制得以继续贯彻。条例还规定新辅币为有限法偿，“授受数目，镍币每次授受以合法币二十元为限，铜币每次授受以合法币五元为限。但赋税之授受及中央银行之兑换，不适用此种限制”。这一规定既能限制辅币数额，又能维持辅币信誉。
《辅币条例》的规定符合合理辅币制度的基本要素，颁布后获得了社会各方好评，被认为是“适合国情之推行，数十年来之所谓银角问题，所谓铜元问题，获得一可能解决之途径”，是“辅币整理第一步之成功”。
条例颁布后，财政部即督促中央造币厂加紧鼓铸。2月10日，新辅币正式发行，由中央银行陆续运往各地流通。从1936年1月起，中央造币厂遵照辅币条例开铸五种辅币，至1937年8月，共铸造五种辅币885550000枚，合计国币面值27576800元。新辅币样式新颖，使用便利，尤其是信用可靠，实行“十足准备，每发出辅币百分，即准备法币一元，以为兑换”因此，新辅币发行后，各地均极畅行，供不应求，“信仰新辅币心理已普遍于社会也”。新辅币发行，旧银角铜元逐渐收回，辅币改革取得成功。
虽然，抗战爆发对辅币的推广产生了冲击，但就体制而言，抗战前国民政府已确立了相当完整的现代货币制度，混乱复杂的辅币制度已被稳定健全的辅币制度所取代。经过四十多年的混乱，中国终于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辅币制度，这是近代中国货币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成就。
责任编辑：柳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