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敏感而离奇的事件,苏联史学界观点并不统一。一些苏联史学家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只是一笔略过。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星火》、《论据与事实》等苏联中央媒体才先后披露一个事实:即在1918年,一伪造“法令”不仅大量出现在许多地方报纸上,而且还成为吃白饭的好色之徒独特的护身符,并将其一直实践到1930年。
　　
　　淫荡的冒险家突发奇想
　　
　　1918年6月底,在莫斯科米亚斯尼茨基街的交易所大厦,法庭审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庭审中的被告名叫赫瓦托夫,原本为一家布匹店的小老板。赫瓦托夫被指控的罪名是:涉嫌编撰《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擅自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大肆张贴,组织无政府主义者非法团体。该伪造“法令”由十九段文字组成,全文通篇号召劳苦大众争取性享受的权力。
　　“法令”开篇有这样一段话:“所有绝色佳人皆成为资产阶级的笼中鸟,严重扰乱了人类在地球上的正常延续。”所以,这一真假难辨的法令颇具煽动性地召开大家:从1918年5月1日起,所有十七至三十二岁的女性应摆脱个人控制的束缚,宣布自己为人民的公共财产。“法令”中具体规定了妇女注册登记办法,并公布了男子享用“人民财产一份子”的程序:对“确实已收归公有的妇女”,将由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委员会负责分配。而在委员人选中,就显然写着这位赫瓦托夫的大名。
　　按照这份伪造的文件,男人将有权享用一名妇女,但每周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超过三个小时。而要得到对这一“公共财物”的使用权,当事人必须事先加入“劳动家庭”,并领取工厂委员会、工会或地方苏维埃办理的会员资格证明。对原本有家室的男子,“法令”还给予一定照顾,允许原夫在规定次数之外亲近原妻。而对那些拒绝将妻子充公的男子,剥夺其与其他女性发生亲密关系的权利。
　　“法令”还规定,每名渴望享用“人民财产一份子”的“劳动家庭”成员,必须从其收入中扣除百分之十。而不属于“劳动家庭”的男子,每个月则需交纳一百卢布的会费。用这些工资扣除款及交纳金,管理部门将设立一个“人民后代”基金。有了这笔钱之后,将对公有妇女支付二百三十三卢布的补偿金,对其中的怀孕妇女发放补贴,对她们所生子女进行抚养,让孩儿们在“人民摇篮”长到十七岁,失去劳动能力的妇女还可领到退休金。
　　法庭在司法调查过程中查明,赫瓦托夫已经抢在了办案人员前头,及时实践了伪造法令上的部分内容。为此,他在索科利尼基村买下了一幢有三个房间的木屋,并将其命名为“社员爱宫”。他还为这所“宫殿”物色到了一些“住户”,并把光顾者统称为“家庭公社”。从“公社社员”们手上拿到会费后,赫瓦托夫便将钱款据为了己有。有时候他也会亲自光顾一下“爱宫”,为的是去物色他中意的年轻女子,然后享用个把小时,当然是完全免费的。
　　根据赫瓦托夫的安排,社员们每十个人睡在一个房间,男女社员各自单独分开休息。在其中两个十床位房间中,分别隔出了一个可供两人睡觉的小号(隔间)。在征得其他社员的同意后,一对男女就可以住进隔间,尽情享受性爱的欢愉。每天从晚上十一点起,到次日凌晨六点,整个“爱宫”都在激扬的呻吟中剧烈颤抖,仿佛一群河马在举行婚庆盛典。
　　当听说公社社员的这些生活细节,一群青年人便带着他们女友涌入“爱宫”,纷纷要求加入这个别样的公社。这群富家子弟钱也没有白花,他们在这里兴奋得叫声震天。这下子“爱宫”乱了套,明显处于少数的已婚妇女不干了,备受冷落的她们开始发出抗议,用带来的板条拼命抽打地板。
　　
　　高官辩护无罪获释
　　
　　因这一案件是法学史上前所未闻的,所以受到苏维埃执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因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司法系统还未建立完善,为将这一事件审理清楚,苏俄党政机关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派骨干亲身介入了法庭审判和辩论。法院主席名叫莫基拉,是一位剑术高强的前线老战士,在与白卫军的战斗中失去了右手。担任法官助理的都是人民陪审员,而辩护人一个是国家救济人民委员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科隆泰,另一位则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拉林。
　　作为公诉一方,政府派出了两位代表:一位是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妇女部主任维诺格拉茨卡娅,一位是莫斯科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党医”扎尔金德。他们在发言中确信,“对性问题的过度关注,会削弱无产阶级大众的战斗力”。他们还反复强调,“工人阶级从维护革命利益出发,有权干涉自己成员的性生活”。在发言结束时,两位控告人提议追究赫瓦托夫的刑事责任:剥夺自由五年,关入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当莫基拉请辩护方发言时,女辩护人科隆泰轻盈地跃上了讲台。在长达四十分钟的发言中,她以精彩的语言捍卫着她的“爱神”理论。她为被告辩护说,男女关系过于随便,缺乏形式上的严格约束,导致时下人们举止轻浮,才使赫瓦托夫“法令”中所宣扬的东西有了市场。
　　科隆泰强调指出,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底层固有的自由散漫,以及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不会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自动消亡,还会多多少少遗留下痕迹,资产阶级的沉渣陋习还会不时泛起。鉴于这种社会背景,科隆泰要求法庭对赫瓦托夫法外开恩,将其从法庭直接无罪释放,但对于从好色的“公社社员”手中收到钱款,则应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
　　发言结束,科隆泰刚一跳下讲台,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的警卫线便被冲破,一群已婚妇女浩浩荡荡地闯入法庭,并一同放声高呼:“暴君!亵渎神灵!丧尽天良!”等叫喊了一阵儿,她们就开始乱扔臭鸡蛋、烂土豆和死猫。挨砸的有法官、控诉人和辩护人等。
　　见法庭形势完全失控,警卫人员立即去叫增援部队。一辆装甲车迅速赶到出事地点,一群荷枪实弹的水兵从上面跳了下来。在机枪朝天打了几梭子之后,装甲车来势凶猛地向法庭入口处逼近。眼看大势不好,这群没有见过世面的妇女被吓得顿作鸟兽散。
　　法院里的局势安定下来后,独臂老战士莫基拉与两名士兵陪审员便进入另一间会议室,就法庭最后的裁决进行磋商。在反复商量了大约三个小时后,因科隆泰毕竟位高权重,他们最终采纳了她的意见。结果法庭当场判决如下:因赫瓦托夫犯罪证据不足,法庭当庭释放。同时法庭责令被告,索科利尼基村的“爱宫”要立即交公,非法获取的钱财必须上缴国库。
　　尽管赫瓦托夫暗自庆幸得以获释,但他的平安日子没过多久。就在获释的第二天,他被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杀死在自己的布店里。杀了人之后,他们还到处张贴公告,称这一谋杀是“复仇行动和正义的抗议”,原因是死者盗用无政府主义者的名义,私自发布色情的《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严重玷污了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声誉。
　　
　　一石激起千层浪
　　
　　冒险家赫瓦托夫死了,但伪造法令的故事并没有完结,而是恰恰相反。这个编造的法令出笼后,就如同熊熊的烈火,以闪电速度在俄国大地广泛传播蔓延。到1918年的秋天,它就已在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报纸上大量转载。一些编辑之所以刊载它,是把它当作一个吸引读者眼球的怪异噱头;而另一些人之所以传播它,目的是为了诋毁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名誉,进而给苏维埃政权抹黑。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建有统一战线,在各个层面参与了苏维埃的工作。
　　假法令四处泛滥,新政权对其传播一时失去了控制。而且其在传播过程中还以讹传讹,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新编版本。如在维亚特卡边区(基洛夫州),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维诺格拉多夫从《乌法生活报》摘录了赫瓦托夫的“大作”,将其进行添油加醋的修改,并以《不朽的文件》为标题,再度登载在《维亚特卡边区报》上。
　　更具轰动效应的是,弗拉基米尔市苏维埃受到启发,颁布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法令,宣布十八岁至三十二岁的女性为国有财产。当地报纸《弗拉基米尔新闻报》其中写道:“凡是年满十八岁的未婚女孩儿,必须到自由恋爱局登记,否则将课以重罚。已登记女性有权选择年龄十九岁至五十岁的男子,将其作为自己的同居伴侣。”
　　1918年的夏天,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克拉斯诺达尔),作为对战斗英雄的特殊奖励,一些优秀红军战士手头领到了一张令纸,上面所写内容如下:“凡持本手令者,有权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城挑选十位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并根据个人的理解将其社会化。”
　　在俄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卫军也惯于拿伪造法令当武器。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白卫军广泛地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布假法令。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是,1920年1月白卫军头目高尔察克被捕时,在他军服的口袋也发现了赫瓦托夫的假法令。看来,这位自封的“俄国最高执政官”也把假法令视为至宝,要拿它大做文章。
　　赫瓦托夫的“杰作”及部分实践,不仅在苏俄国内家喻户晓,而且还名扬海外。1918年夏天,美国和欧洲各大报纸的头条标题赫然写着:“禁止组建家庭,布尔什维克共妻”、“苏维埃实行群婚”、“社会主义令卖淫合法化”、“布尔什维克使俄国文明走向荒芜”等等。这些文章见诸报端后,使西方人的意识中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不良印象,即布尔什维克破坏婚姻和家庭,极度热衷于将女性社会化。
　　当英国著名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听说这一奇事,也感到了心底的强烈震撼,并对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20年,他专程从伦敦来到莫斯科,与列宁交谈了三个小时,想弄清俄共(布))领导是否真的颁布了《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是否准备在日常生活中贯彻实施。列宁对此作出了解释,并使这位举世闻名的作家确信,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与该“法令”毫无干系。关于这一段情况,威尔斯在《阴霾笼罩的俄国》一书中有过交代。
　　在1920—1930年期间,苏联社会开始向禁欲主义剧烈转向,社会生活规范变得十分严肃。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男女暧昧关系又被极度政治化。在报纸和杂志的扉页中,已经不再有对性问题的讨论文章。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衣着轻佻的姑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1935年3月,在苏联一家纺织厂发生了一件典型事例:列宁共青团开除了一名青年钳工,因为他“同时与两个姑娘谈情说爱”。
　　对于社会主义式清心寡欲的生活,政府给予了大力鼓励和提倡。从1937年起,这种现象进入了鼎盛时期。同年的《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社论说:“人民的敌人费尽了心机,妄图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青年人的婚姻爱情观,从而在政治上腐化苏联青年。”在这个阶段,婚前性行为被彻底归入“有毒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即便是正式离婚,从此也被贴上了丑恶的标签,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共青团员或共产党员今后的事业和命运。
　　随着苏联上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上演,使“共妻令”事件的烟云被吹拂得云消雾散,所以绝大多数当代史学家对它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