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内“皇史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近20年，这里人影不断，有时拥挤，有时冷清。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茅海建先生，是这里的常客。休息时，他常常在宫中闲荡，有时也会坐在“金銮殿”前的汉白玉石阶上遐想，他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写道：“我试图与逝者对话，虽不能心灵沟通，却也增加了对他们心思的理解。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见《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自序》)
　　茅海建教授的感慨，来自对求真的执着。每一次面对新课题，求真的探索还没有开始，已经知道它的结果注定不会完美。假如只能无限接近而永远不可能登顶，登山者还会出发吗?
　　
　　历史重构，什么力量推动?
　　
　　历史本身是单一的，而人们对历史的叙述和评价，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叙述者的更迭、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不断演变。用后现代史学家的观点看，历史不像自然科学，一定可以找到单一的因果关系和惟一的正确答案，它其实是多解的。从这种观点出发，历史会变得非常简单，因为历史本身已经变成了由各种角度、各种身份去完成的“叙事”大集合，所谓的“客观”并不存在。每个负责任的叙事者都会尝试客观地叙述，但是在叙事的过程中，他却肯定会掺进主观的成分。他要选择，而选择就包括放弃。他在叙事中想保留什么细节，舍弃什么细节，用什么样的语气，用什么方式把种种细节组织起来，全都隐约显现着他本人的主观判断。若干年后，新的叙事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原始叙事，需要再一次做出选择。他的工作，有点像玩七巧板的孩童，材料就是这样，不同的选择与组合，形成五彩缤纷的不同的新世界。这样的不断变幻，让我们乐此不疲。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吴靖看来，有三种力量，推动我们不断寻找新的叙事方式和角度，从而完成历史的七巧板重构。
　　时代变迁和多元记忆的释放，是历史重构的第一种推动力量。，逝者如斯夫，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渐渐消失，后面的人想要获得这些知识，只能从书本或者传统中继承。在寻觅的过程里，一些以前被遮蔽的情绪、被边缘化的人群会在无意中被发掘，站出来叙说他们视角中的那段历史。
　　1993年，好莱坞导演奥利弗·斯通“越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天与地》。终于杀青。见识过战场真相的奥利弗·斯通，也通过《天与地》的全新叙事方式，完成了自己对越南战争的全部回忆与反思。越战，是好莱坞的类型片。在《天与地》之前，无论主角是军官、百姓，还是政府要员；无论影片传递的是支持还是反对战争的态度，都是从美国的立场看过去的产物。“越战三部曲”的前两部(《野战排》和《生于7月4日》)，也是这条轨道上运行的一个单元。不过，随着越战渐渐远去，越来越多的越南移民开始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以越南人为主角的回忆录和自传开始摆在书店的柜台上。这些曾经被边缘化的声音，与美国社会泛起的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思潮汇成滚滚洪流，推动学术界和文化界构建新的叙事。《天与地》的叙事蓝本，是美籍越南人莱莉-海斯利布的自传《当天与地互换位置时》和《战争之子，和平之母》，《天与地》的主人公和叙事角度，破天荒地变成了越南女性，好莱坞的越战影片终于构建出新的历史叙事方式。
　　在吴靖看来，历史重构的第二种推动力量，来自曾经被压制的群体。在官方的、正统化的历史叙事中，失败者的真相必然会被掩埋，但是也许他们迟早要站出来说话。和第一重推动力量不一样，前者只是被主流叙事所忽略，他们的出现不意味着颠覆和抵抗。正如《天与地》的出现，绝不会推翻“三部曲”中的前两部。但是来自第二重推动力量的声音，却是要为自己翻案。
　　今年4月18日，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召开。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给美国总统奥巴马递过去一本30年前出版的历史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书的作者是乌拉圭著名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内容讲述了西方发现拉丁美洲之后，五个世纪以来对这块大陆的经济掠夺与政治掌控。
　　在西方的叙事体系里，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标志着现代化的开端，也是美国历史的起源。没有美洲的发现，就没有美国。所以，美洲大陆的发现与开发，以英雄的叙事方式展开，哥伦布是地理大发现的英雄。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土著民族自我意识觉醒，他们开始用完全相反的叙事方式，重构地理大发现之后的美洲历史。在拉丁美洲左翼人士眼里，哥伦布发现美洲，是美洲苦难的开始，是美洲人被屠杀、被奴役、被掠夺的历史的开始，而不是一个英雄的、迈向现代化的历史的开始。哥伦布不再是英雄，而是开启美洲苦难的肇始者。没有拉丁美洲几十年去殖民化的斗争，这部分被压制的声音仍然不会被听见，而它的出现，必然颠覆传统的叙事逻辑。
　　最后一种推动力量，是为了抚平伤痛、了却心结。每当灾难发生，失败降临，怎么去平息创伤，找到失败的原因?需要后面的人不断构建新的叙事来完成。许多中国学者都有所谓的晚清情结，针对这个课题层出不穷的再研究和再认识，从不同角度重构往事，帮助后人寻找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在汲取失败的教训。在研究中。有人直言不讳地写道：“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一个沉思的民族往往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见《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绪论》)采访中吴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战争和屠杀，对于被害者来说，如果仅仅是聚焦于苦难，那就不是一种让当代人或后代人释怀的历史叙事方式，我们总是希望从中找出一些正面的东西，或者说经过苦难，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学会了什么，我们超越了它。这样的记忆才会变得有意义。
　　
　　历史重构，陷阱与误区
　　
　　历史就像一块七巧板，材料就是那些，但有人拼出怪兽，有人拼出天仙。重新构建的叙事，背后永远打上时代的烙印。
　　1958年首映的《冰海沉船》，其叙述方式和1997年首映的《泰坦尼克号》有着天壤之别。在前一部电影的叙事里，人们看到头等舱的旅客被优先安排到救生艇里，底舱的旅客则被紧紧锁在铁栅栏后面。40年后重拍的“冰海沉船”——《泰坦尼克号》，横跨在社会等级中的生死鸿沟已经悄然消失，不再需要轰轰烈烈的革命，一场爱情就可以打破所有的冲突与对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一个需要知道的事实是，自从上世纪70年代学生运动和民权运动退潮，西方社会普遍经历了保守主义回潮，大规模全球化浪潮掀起，消费主义盛行于世。平等与大同的理想没有消亡，实现的方式却完成了转变。这些理想，过去需要一场社会运动，今天却可以通过个人努力，通过文化和消费的层面来实现。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人们还可以佩戴格瓦拉或者毛 泽东像章，但他们的战场是办公室而不是大街。
　　一切重新构建的叙事，都要放在社会大环境中加以仔细辨认，既不要稀里糊涂地钻进叙事者安排好的陷阱里，也不要忘记最基本的原则，乃至在重构的光环下迷失了自我。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著名学者徐友渔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在一次又一次的历史重构中，他更担心的是“知识界有些人受到西方时髦理论的影响，对于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侵略与反侵略的界限已经不清楚”，甚至“已经到了颠倒是非的程度”。
　　学者是有感而发。在当今的文艺作品中，对人性的挖掘常被摆在最时髦的位置供人顶礼膜拜，而原来强调和注重的正义与非正义的黑白界限，则在有意无意中遭遇淡化或模糊。在电影《南京!南京!》的开始，两军对垒，危机四伏，日本军队在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下踏进南京的城门，处处遭遇抵抗，将近20分钟的时间，为后面的情节做足了铺垫。构建这种叙事方式的结果，完成了导演对南京大屠杀成因的某种阐释，也就是战争怎样释放普通人内心的黑暗，而“这种释放导致了杀戮的无度”。在他看来，这样的阐释“非常符合人类战争史上的惨剧”，因而也是规律性的东西。
　　然而，人性的过度阐释，却有丧失原则的危险。追忆“文化大革命”，所有人首先会想到谴责，谴责“四人帮”和在“文革”中作恶的所有人。从这个基础上再深入一点，亲历者就不免要反省自己，因为风口浪尖上的很多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然而，徐友渔认为，“再进一步深入下去就会很微妙，很复杂”。因为继续追问下去，我们必然会发现，每个人的人性都有恶的一面，走到这一步，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在人性的层面上，“大家就都等量齐观了”。
　　徐友渔进一步指出，在这样的重构中，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极有可能在最后关头“走到一起来”。在侵略者里，也有团队精神和互助友爱的精神；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鼓励下，日本军人也会提倡爱国与献身，他们既会拯救自己的战友，也能奋不顾身地去战斗，而在二战中，他们奋不顾身地战斗就意味着屠杀更多的中国人。徐友渔认为，假如抛离大环境而把人性中这些好的品质抽象地拿出来考查，我们必然陷进错误的结论中，泯灭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的差别。
　　如何避免这样的陷阱?忠实于历史，是最简单的答案，然而却又是最难做到的。陆川说，同样一件事你得听四个人描述，“比对完了你就能肯定哪些是真的”。然而真的这样简单吗?很多人都看过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罗生门》，可是谁能确定哪个人说了实话，哪个人一直说谎?所以徐友渔说，在忠实历史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分清大是大非才能让我们“挖掘出一些很精细微妙的东西”。假如我们在追求某种深刻性的同时，牺牲了最简单最明白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么“这种深刻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