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首次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时间表已经明确：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的蓝图绘成，如何落地成为下一步最重要的问题。“千万不要简单地把乡村振兴理解为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专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强调，“乡村振兴，除了经济建设，还有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是未来‘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综合性、全面性、系统性非常强。”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进

　　民生周刊：春节过后总会出现很多返乡笔记，感叹乡村的衰落，也揭示一些现实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些返乡笔记？
　　叶兴庆：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精英，回农村看到落差比较大，对城乡差距有切肤之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到现阶段，城乡差距大，已经到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地步，这也印证了现在中央提出面向未来实施乡村振兴的必要性、迫切性。
　　农村各方面都需要加强，包括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等。他们能敏锐地观察到农村问题所在、城乡差距所在，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哪些方面切入，把着力点放在哪些方面，是有启示意义的。
　　民生周刊：当前，城镇化依然在推进，您怎么看待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关系？
　　叶兴庆：中央在这个节点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两个导向，一个是问题导向，一个是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是针对当前“三农”领域存在的问题，目标导向是2020年要全面进入小康社会，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乡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目标导向。

　　振兴乡村不应该与城镇化对立起来。推进城镇化与振兴乡村，是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轮子，两个轮子并进，我们的现代化才是健康可持续的。我国目前仍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要提高发展的质量，就要继续推进城镇化，城镇化依然是未来的方向。各种资源要素向城镇聚集，客观上容易导致乡村衰落，但乡村不能衰落，我们希望把乡村建设好，所以要一手推进城镇化，一手推进乡村振兴。
　　在某种程度上，乡村振兴也要靠城镇化的推进来拉动，只有城镇化继续发展，乡村人口占比继续下降，留在乡村的人占有的资源才能更多，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有更好的就业和收入。随着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收入水平上升，对生态产品、生态服务的需求也会上升，比如休闲农业、观光旅游，把乡村建设好，可以更好地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所以乡村振兴与城镇化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

要抓好人、地、钱、法、规

　　民生周刊：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目标及时间表等都已经确定，实施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叶兴庆：按照中央的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下一步推进乡村振兴，这5个方面都要重视。千万不要简单地把乡村振兴理解为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乡村振兴，除了经济建设，还有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是未来“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综合性、全面性、系统性非常强。
　　另外，乡村振兴不是要让所有农村地区全部实现产业兴旺，这是不可能的，比如有些地方是不适合发展产业的，要进行生态涵养。未来乡村发展要因地制宜，城郊的乡村、平原地区、丘陵山区的乡村各有一种发展思路。生态脆弱、交通不便，各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起来成本太高的村庄，不适合长期维持下去，可以迁移合并。
　　民生周刊：乡村振兴具体应该怎样推进？
　　叶兴庆：抓好5个字。一是“人”，要在继续降低农村人口占比的同时优化农村人口结构。出去的农民工主要是年轻力壮的，留在乡村的人口结构及文化程度都不利于乡村振兴。所以农村人口总量要减少，占比要下降，结构要优化。要引导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可以回乡创业，城市的科技人员、文化工作者可以下乡创业。
　　二是“地”，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农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关于宅基地和建设用地改革，中央也出台了很多政策，要探索宅基地的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的使用权，农村的闲置宅基地、闲置农房要用来发展休闲观光，养老。当然这里有个底线，不允许城市人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建别墅等。
　　三是“钱”，财政要加大对乡村的支持力度。金融要回归支持农业发展的本位，农村的金融机构要健全考核扶持体系，要让来自农村的钱尽可能用于农村，而不是通过金融机构让农村的钱进城。要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带领农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四是“规”，强化规划的引领作用，中央也提出了要制定2018年到2022年的五年规划，因为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也要让农民在当下有获得感，所以要从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入手，让农民在当下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下一步各地方各部门也要制定相应的规划，让乡村振兴的大战略落地。
　　五是“法”，强化乡村振兴法律保障，把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律化，发挥法律在乡村振兴中的保障作用。接下来要加大修法力度，既有废也有立。比如，土地制度方面，有很多内容要调整完善，包括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关于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的一些规定，跟乡村振兴战略希望出台的一些政策是矛盾的。立的方面，主要是农村金融，要把农村金融为“三农”服务的要求法律化。

制度性供给任务还很重

　　民生周刊：您提到要引导大学生、科技人员下乡创业，但目前农村的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叶兴庆：年轻人到农村，把农业作为一个职业，要有长远打算，配偶、子女等问题都要有妥善安排，所以农村的公共服务要加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人居环境要同步改善，要让农村成为一个美丽宜居家园，他们才能放心地长期在农村生活下去，这样乡村才能吸引人、留得住人。
　　另外，下一步应该出台一些措施，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为返乡下乡的人提供创业居住的用地保障。
　　年轻人下鄉，还有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可以探索新型职业农民的职称评定，让农民成为一个有前景的职业，让他们感到可以被社会承认，解决他们的社会地位问题。
　　民生周刊：现在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比较严重，阻碍乡村振兴，如何从体制机制上保障乡村发展？
　　叶兴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阶段，出现城乡二元体制是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的。中国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搞的城乡二元体制让城乡二元结构固化了。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一直在努力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但到现在为止，城乡二元体制的痕迹在某些领域还很顽固，对乡村振兴是一种阻碍。
　　党的十九大提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二元体制在城市的表现是户籍制度，我们希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从农村看，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在农村人口不流动的前提下是有道理的，但进入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后，农村人口要流出来，城市一部分人要下乡，这样一套封闭性的制度安排，跟人的流动性有矛盾。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与人口流动性怎样更好地匹配，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方向。总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制度性供给任务还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