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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贾平凹在散文《老西安》中写道：上千年的风雨里，这个城市竟呼呼啦啦败落下来……种子种久了退化，田地耕久了板结……
就像贾平凹描绘的那样，在许多人心中，西安承载了中国人的盛世回忆，那是个秦腔、兵马俑加羊肉泡馍合成的古旧身影。但是，假如你来到今天的西安，走进第三代新城“浐灞生态区”，会发现心中的那些定义和眼前的崭新城市全不是一回事。
“浐灞”因浐水、灞水得名，位于西安东郊。这片原本荒凉偏远的地方，仅在短短两年内，楼盘房价已经飙升到七八千元每平方米。
“浐灞生态区刚开发的时候，第一期楼盘卖价是2900多元每平米。因为环境治理得好，2007年10月，F1摩托艇世锦赛看上了这儿，就在浐河、灞河流人渭河的交汇处举办。国际赛事一开，那里的房价随着就一步登天了。现在，临水位置的房子已卖到了9000多元每平方米。”徐东军说。
西部城市往往缺水而古旧，这和逐水而时尚的摩托艇比赛似乎风格不符，两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为了改变大家对西部城市的印象，西安一群摄影家齐齐把镜头投向了浐灞。徐东军就是其中之一。
2003年起，徐东军就开始用镜头记录浐灞变化的点点滴滴。“我看过许多讲老西安的纪录片和书籍，我非常想通过自己的镜头，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现代的西安。”徐东军说，“浐灞，是一个西部城市的3.0版。”
30秒记录8个月
徐东军不是西安本地人。他199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从事水利工作，对于浐河和灞河，他很早就听过“八水绕长安’的故事。但十多年前的浐灞沿岸面貌，让他触目惊心，“臭不可闻，能把人熏死。”
2005年以前，浐灞地区是西安市的一个大垃圾场，也是一个生态重灾区。那时候，浐灞地区河流污染、垃圾成山，由于当地没有下水系统，西安市60万人口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全部直接排入沪河，日均排污约10万立方米，而沪河一年的径流量只有1.8亿立方米，污水足足占了1／5。浐河有多脏，不难想象。
那时的浐河是条让人绕着走的“五彩河”，河面上各种垃圾呈现出乱七八糟的颜色。有段时间，人从河中趟过，皮肤就会发痒，还有人看到过畸形的鱼。
灞河又是另一番景象，但是生存的危机一样严重。
灞河的河沙是中国最好的建筑用沙，人民大会堂的建设用沙就取自于灞河。灞河沿岸的村民许多都是以挖沙为生，一个沙场，投资20万，每天卖沙子就能收入2万多元。利润之厚使得灞河一直存在着过度挖沙的现象，河床严重下切达6米之深。“那几年每年都会有人因游泳而死亡，挖沙的大坑在水底下随处都是，人们防不胜防。”徐东军说。
在从事水利工作的徐东军看来，浐灞已到了不得不治的最后时刻。2003年，徐东军被调到未央区浐灞河综合治理办公室，那一年浐灞治理的序幕正式拉开。从那一刻起，徐东军就拿起相机，他要记录下这个污染重灾区如何被改造成新城的全过程。
徐东军所在单位的新办公楼在浐灞大道旁边施工时，他每天都会在一个相同的角度拍一张照片。“施工进行了8个月，我拍出来的照片连续放映只用了30秒就看完了。而看完这些照片，你也了解了那8个月。”
作为综合治理办的工作人员，为了阻止当地人向浐灞河区域内倒垃圾，徐东军曾经挨过打。“那个村叫新房村，为了倒垃圾的事，村子与当地乡镇政府的矛盾已经白热化了。等到我去的时候，村里派出三位老人，直接对我拳打脚踢。咱们对老人也没办法，只能挨着。”徐东军回忆说。
看到这片原本荒凉恶臭的地方，逐渐变干净、变顺眼，又逐渐发展成为一片投资热土，徐东军颇为自豪。回忆起F1摩托艇世锦赛的盛况，他的脸上不由笑意盎然。
那天的浐灞人山人海。来自全世界11支摩托艇队的24名顶尖选手同场较量，全球10亿人次通过卫星电视观看比赛，其中10万人次现场观看。“他们也同时看到了一个中国西部新城。人们都很难相信这里就是西安，甚至有人说，西安在哪里举办F1摩托艇世锦赛?难道在护城河吗?”徐东军说，其实，现在的浐灞河交汇处水面最宽的地方有700多米，举办这样规模的比赛绰绰有余。
“比赛第一天还卖票，第二天就不卖了，人太多了。”徐东军说。在他看来，浐灞生态区现在已经成了“本地人游本地”的場所，“估计不久后，看完兵马俑、吃完羊肉泡馍、听完秦腔的外地外国游客也一定会再来浐灞逛逛。”
浐灞的规划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浐灞生态新区，打造西安第三代新城——一个在“宜居宜创业”导向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新中心。
顺应自然前提下的利用自然
在这个记录泸灞的摄影家团体中，西安市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贺泽余与浐灞的联系更为长久。1952年，贺泽余的父亲响应“华东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西安。他父亲工作的西北纺织基地就在浐河沿岸，紧挨着古老的半坡博物馆。
那个时代，浐灞几乎没有任何人工痕迹，浐河上没有桥，而灞河的桥据说建于王莽时期。贺泽余常听父亲讲浐灞河的文化传说：“灞河是古时候人们送别的地方。”1978年，当贺泽余接班定居西安之后，浐灞河仍是亘古不变的自然状态。
这种荒凉的自然状态一直持续到上世纪的80年代初，从那时起，浐灞河“热闹”了起来。“我喜欢顺着浐河、灞河的河床走。”贺泽余说，最多的时候，他曾经亲自数出了浐河沿岸有30多个排污口，汩汩的黑臭污水不断排入；而灞河上，因为挖沙太无节制，陇海铁路线曾经在一夜之间被水冲断。”
贺泽余经常与同伴一起背着摄影器材到浐灞区域去“艺术创作”。他对浐灞河上的桥情有独钟。他说自己非常喜欢那种明快的曲线，尤其是在晚上灯光的映照下。为了拍摄浐河大桥的夜景，他曾经一个人大半夜跑到白鹿原寻找角度，还把车钥匙给丢了，结果回不了家。
“整个浐河的变化真的很美。”贺泽余说，这里有一条绕城高速，还有一条三环线，横跨两岸，从摄影的角度看，构图是最美的。
2009年5月，贺泽余与摄影伙伴们相聚灞河边。贺泽余拍摄的灞河特大桥照片，由于出色的光线利用，获得了沪灞生态管委会举办的摄影大赛一等奖，奖金一万元。
贺泽余很认可浐灞生态区的定位，“从生态入手，并非不考虑人的需要。这里永远不会失去乡野之趣，所有的开发都是在顺应自然前提下的利用自然。”
他很喜欢沪灞现代的建筑形式，尤其是浐灞两岸的道路，虽然材料是现代的，但那些道路曲曲弯弯，依着自然的趋势，“拍摄起来优美而意境深远。”过去的垃圾堆已经被改造成山体景观，上面还有人造湖泊。每当下雨时，他就喜欢到那些路上去溜达着找镜头。
贺泽余一直有个愿望——航拍浐灞地区治理的总体情景。为此，每次出差从上海回西安，他总是选择下午三四点钟能够到达浐灞上空的航班。因为，这趟 飞机一过秦岭，就会有一个自西偏东的角度，从飞机上俯视下去，浐灞超级漂亮。“目前，因为构图、光线以及空气透视度等问题，我还没能拍出最满意的作品”。
从拍人到拍鸟
在沪河、灞河的交汇处，有一片数千亩的湿地，那里一年四季都有鸟，许多是珍稀野生物种，如花脸鸭、针尾鸭等。2003年前，由于河水污染，常常可以在河面上看到死亡的白鹭和苍鹭。现在，生态越来越好，浐灞的鸟儿也越来越多。摄影家安喜和他的同伴们经常在清晨六七点钟去浐灞河上拍鸟。
安喜更喜欢新城的“原生态”。从1993年开始，安喜一直在拍摄泸灞沿岸的人文风情。至今习惯使用胶片拍摄人像的他，镜头总是瞄准那些朴实的乡民与他们的生活。他经常顺着浐灞河向上，去探访那些固守着传统风俗的村落，去记录那些村民生活的变化。
十多年前，浐灞河上有许多当地农民自发架设的小桥，有的是用两根电线杆子绑在一起，有的则是用两根树干绑在一起，横在河上。“你会看到有小脚老太太，走到桥头不敢再往前走，后面就会有个小伙子，过来搀扶着老人过去。”安喜说，老太太穿着棉裤，把裤腿扎起来，看上去像灯笼一样，头上包着一块大大的毛巾，在画面中正是大家想象中的古老西部的模样。
在这些桥上，安喜在同一角度拍摄了形形色色的过桥人：推着独轮车的老汉，提篮子的少妇，快步过桥的学生……2002年，这组“形形色色的过桥人”照片参加了第十七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那时候，我是关注人，现在我还关注鸟。”安喜说，“泸灞地区现在种了好多树，河面清洁了，鱼也多起来了，灰鹤到处都是。”在田家湾、马腾空垃圾场上就地堆山挖湖建成的雁鸣湖，是一片面积达千亩的湖泊湿地，吸引了许多漂亮的鸟儿来做安喜的“模特”。灞河右岸的沙坑也被“整形”，取坑为湖、取陆为洲，建设成了广运潭生态工程区。
“垃圾堆和烂沙坑，已经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好地方。沪灞地区潜在经济效益数以百亿计。将来等高品质的居民住宅小区、沪灞金融商务区建成后，别说‘用鼻子找浐河’，就是河水颜色稍有变化，人家也会投诉你。这样，一套良性循环的机制就形成了。”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浐灞生态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王军说。
“千亩大湖”廣运潭位于沪灞生态区的核心，它是在灞河与浐河交汇之前，拦截河道而成的大片湖面。这里，将是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地。
从生态重灾区到生态补偿区
浐灞生态区的建设，使得西安顿然年轻了起来。
专家指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新城，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以企业发展主导城市发展，企业是新城的主体；第二代新城是以产业发展主导城市发展，其最典型的形态为各种形式的开发区；第三代新城由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了以人为中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产业发展、人居环境、生态建设三位一体。
从2004年，浐灞生态区成立以来，区域内新建了四座拦河橡胶坝、七个亲水码头，新增水面7000余亩。浐灞由过去的生态重灾区变成了西安的生态补偿区。
这两年，西安地下水位上升迅速，而浐灞地区最为明显，现已抬高了6米左右。拦河橡胶坝所制造的大量新增水面为这一区域的水位上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陕西省的南水北调工程“引汉济渭”，也为正在建设中的“第三代新城”保证了足够的水源。
秦腔还是那么高亢，羊肉泡馍还是那么醇厚，西安古风依旧。但是，通过新城建设，从曲江新城到大明宫，再到浐灞，这座古城也在给中国西部城市创造全新的模式。
就像贾平凹描绘的那样，在许多人心中，西安承载了中国人的盛世回忆，那是个秦腔、兵马俑加羊肉泡馍合成的古旧身影。但是，假如你来到今天的西安，走进第三代新城“浐灞生态区”，会发现心中的那些定义和眼前的崭新城市全不是一回事。
“浐灞”因浐水、灞水得名，位于西安东郊。这片原本荒凉偏远的地方，仅在短短两年内，楼盘房价已经飙升到七八千元每平方米。
“浐灞生态区刚开发的时候，第一期楼盘卖价是2900多元每平米。因为环境治理得好，2007年10月，F1摩托艇世锦赛看上了这儿，就在浐河、灞河流人渭河的交汇处举办。国际赛事一开，那里的房价随着就一步登天了。现在，临水位置的房子已卖到了9000多元每平方米。”徐东军说。
西部城市往往缺水而古旧，这和逐水而时尚的摩托艇比赛似乎风格不符，两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为了改变大家对西部城市的印象，西安一群摄影家齐齐把镜头投向了浐灞。徐东军就是其中之一。
2003年起，徐东军就开始用镜头记录浐灞变化的点点滴滴。“我看过许多讲老西安的纪录片和书籍，我非常想通过自己的镜头，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现代的西安。”徐东军说，“浐灞，是一个西部城市的3.0版。”
30秒记录8个月
徐东军不是西安本地人。他199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从事水利工作，对于浐河和灞河，他很早就听过“八水绕长安’的故事。但十多年前的浐灞沿岸面貌，让他触目惊心，“臭不可闻，能把人熏死。”
2005年以前，浐灞地区是西安市的一个大垃圾场，也是一个生态重灾区。那时候，浐灞地区河流污染、垃圾成山，由于当地没有下水系统，西安市60万人口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全部直接排入沪河，日均排污约10万立方米，而沪河一年的径流量只有1.8亿立方米，污水足足占了1／5。浐河有多脏，不难想象。
那时的浐河是条让人绕着走的“五彩河”，河面上各种垃圾呈现出乱七八糟的颜色。有段时间，人从河中趟过，皮肤就会发痒，还有人看到过畸形的鱼。
灞河又是另一番景象，但是生存的危机一样严重。
灞河的河沙是中国最好的建筑用沙，人民大会堂的建设用沙就取自于灞河。灞河沿岸的村民许多都是以挖沙为生，一个沙场，投资20万，每天卖沙子就能收入2万多元。利润之厚使得灞河一直存在着过度挖沙的现象，河床严重下切达6米之深。“那几年每年都会有人因游泳而死亡，挖沙的大坑在水底下随处都是，人们防不胜防。”徐东军说。
在从事水利工作的徐东军看来，浐灞已到了不得不治的最后时刻。2003年，徐东军被调到未央区浐灞河综合治理办公室，那一年浐灞治理的序幕正式拉开。从那一刻起，徐东军就拿起相机，他要记录下这个污染重灾区如何被改造成新城的全过程。
徐东军所在单位的新办公楼在浐灞大道旁边施工时，他每天都会在一个相同的角度拍一张照片。“施工进行了8个月，我拍出来的照片连续放映只用了30秒就看完了。而看完这些照片，你也了解了那8个月。”
作为综合治理办的工作人员，为了阻止当地人向浐灞河区域内倒垃圾，徐东军曾经挨过打。“那个村叫新房村，为了倒垃圾的事，村子与当地乡镇政府的矛盾已经白热化了。等到我去的时候，村里派出三位老人，直接对我拳打脚踢。咱们对老人也没办法，只能挨着。”徐东军回忆说。
看到这片原本荒凉恶臭的地方，逐渐变干净、变顺眼，又逐渐发展成为一片投资热土，徐东军颇为自豪。回忆起F1摩托艇世锦赛的盛况，他的脸上不由笑意盎然。
那天的浐灞人山人海。来自全世界11支摩托艇队的24名顶尖选手同场较量，全球10亿人次通过卫星电视观看比赛，其中10万人次现场观看。“他们也同时看到了一个中国西部新城。人们都很难相信这里就是西安，甚至有人说，西安在哪里举办F1摩托艇世锦赛?难道在护城河吗?”徐东军说，其实，现在的浐灞河交汇处水面最宽的地方有700多米，举办这样规模的比赛绰绰有余。
“比赛第一天还卖票，第二天就不卖了，人太多了。”徐东军说。在他看来，浐灞生态区现在已经成了“本地人游本地”的場所，“估计不久后，看完兵马俑、吃完羊肉泡馍、听完秦腔的外地外国游客也一定会再来浐灞逛逛。”
浐灞的规划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浐灞生态新区，打造西安第三代新城——一个在“宜居宜创业”导向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新中心。
顺应自然前提下的利用自然
在这个记录泸灞的摄影家团体中，西安市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贺泽余与浐灞的联系更为长久。1952年，贺泽余的父亲响应“华东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西安。他父亲工作的西北纺织基地就在浐河沿岸，紧挨着古老的半坡博物馆。
那个时代，浐灞几乎没有任何人工痕迹，浐河上没有桥，而灞河的桥据说建于王莽时期。贺泽余常听父亲讲浐灞河的文化传说：“灞河是古时候人们送别的地方。”1978年，当贺泽余接班定居西安之后，浐灞河仍是亘古不变的自然状态。
这种荒凉的自然状态一直持续到上世纪的80年代初，从那时起，浐灞河“热闹”了起来。“我喜欢顺着浐河、灞河的河床走。”贺泽余说，最多的时候，他曾经亲自数出了浐河沿岸有30多个排污口，汩汩的黑臭污水不断排入；而灞河上，因为挖沙太无节制，陇海铁路线曾经在一夜之间被水冲断。”
贺泽余经常与同伴一起背着摄影器材到浐灞区域去“艺术创作”。他对浐灞河上的桥情有独钟。他说自己非常喜欢那种明快的曲线，尤其是在晚上灯光的映照下。为了拍摄浐河大桥的夜景，他曾经一个人大半夜跑到白鹿原寻找角度，还把车钥匙给丢了，结果回不了家。
“整个浐河的变化真的很美。”贺泽余说，这里有一条绕城高速，还有一条三环线，横跨两岸，从摄影的角度看，构图是最美的。
2009年5月，贺泽余与摄影伙伴们相聚灞河边。贺泽余拍摄的灞河特大桥照片，由于出色的光线利用，获得了沪灞生态管委会举办的摄影大赛一等奖，奖金一万元。
贺泽余很认可浐灞生态区的定位，“从生态入手，并非不考虑人的需要。这里永远不会失去乡野之趣，所有的开发都是在顺应自然前提下的利用自然。”
他很喜欢沪灞现代的建筑形式，尤其是浐灞两岸的道路，虽然材料是现代的，但那些道路曲曲弯弯，依着自然的趋势，“拍摄起来优美而意境深远。”过去的垃圾堆已经被改造成山体景观，上面还有人造湖泊。每当下雨时，他就喜欢到那些路上去溜达着找镜头。
贺泽余一直有个愿望——航拍浐灞地区治理的总体情景。为此，每次出差从上海回西安，他总是选择下午三四点钟能够到达浐灞上空的航班。因为，这趟 飞机一过秦岭，就会有一个自西偏东的角度，从飞机上俯视下去，浐灞超级漂亮。“目前，因为构图、光线以及空气透视度等问题，我还没能拍出最满意的作品”。
从拍人到拍鸟
在沪河、灞河的交汇处，有一片数千亩的湿地，那里一年四季都有鸟，许多是珍稀野生物种，如花脸鸭、针尾鸭等。2003年前，由于河水污染，常常可以在河面上看到死亡的白鹭和苍鹭。现在，生态越来越好，浐灞的鸟儿也越来越多。摄影家安喜和他的同伴们经常在清晨六七点钟去浐灞河上拍鸟。
安喜更喜欢新城的“原生态”。从1993年开始，安喜一直在拍摄泸灞沿岸的人文风情。至今习惯使用胶片拍摄人像的他，镜头总是瞄准那些朴实的乡民与他们的生活。他经常顺着浐灞河向上，去探访那些固守着传统风俗的村落，去记录那些村民生活的变化。
十多年前，浐灞河上有许多当地农民自发架设的小桥，有的是用两根电线杆子绑在一起，有的则是用两根树干绑在一起，横在河上。“你会看到有小脚老太太，走到桥头不敢再往前走，后面就会有个小伙子，过来搀扶着老人过去。”安喜说，老太太穿着棉裤，把裤腿扎起来，看上去像灯笼一样，头上包着一块大大的毛巾，在画面中正是大家想象中的古老西部的模样。
在这些桥上，安喜在同一角度拍摄了形形色色的过桥人：推着独轮车的老汉，提篮子的少妇，快步过桥的学生……2002年，这组“形形色色的过桥人”照片参加了第十七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那时候，我是关注人，现在我还关注鸟。”安喜说，“泸灞地区现在种了好多树，河面清洁了，鱼也多起来了，灰鹤到处都是。”在田家湾、马腾空垃圾场上就地堆山挖湖建成的雁鸣湖，是一片面积达千亩的湖泊湿地，吸引了许多漂亮的鸟儿来做安喜的“模特”。灞河右岸的沙坑也被“整形”，取坑为湖、取陆为洲，建设成了广运潭生态工程区。
“垃圾堆和烂沙坑，已经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好地方。沪灞地区潜在经济效益数以百亿计。将来等高品质的居民住宅小区、沪灞金融商务区建成后，别说‘用鼻子找浐河’，就是河水颜色稍有变化，人家也会投诉你。这样，一套良性循环的机制就形成了。”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浐灞生态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王军说。
“千亩大湖”廣运潭位于沪灞生态区的核心，它是在灞河与浐河交汇之前，拦截河道而成的大片湖面。这里，将是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地。
从生态重灾区到生态补偿区
浐灞生态区的建设，使得西安顿然年轻了起来。
专家指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新城，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以企业发展主导城市发展，企业是新城的主体；第二代新城是以产业发展主导城市发展，其最典型的形态为各种形式的开发区；第三代新城由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了以人为中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产业发展、人居环境、生态建设三位一体。
从2004年，浐灞生态区成立以来，区域内新建了四座拦河橡胶坝、七个亲水码头，新增水面7000余亩。浐灞由过去的生态重灾区变成了西安的生态补偿区。
这两年，西安地下水位上升迅速，而浐灞地区最为明显，现已抬高了6米左右。拦河橡胶坝所制造的大量新增水面为这一区域的水位上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陕西省的南水北调工程“引汉济渭”，也为正在建设中的“第三代新城”保证了足够的水源。
秦腔还是那么高亢，羊肉泡馍还是那么醇厚，西安古风依旧。但是，通过新城建设，从曲江新城到大明宫，再到浐灞，这座古城也在给中国西部城市创造全新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