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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自写诗宣传乡村典型。例如，《七律·到韶山》以豪迈遒劲的笔触，向全社会讲述了乡村的巨大转变和“遍地英雄”的崭新面貌。这些诗作广为传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对提振农民“精气神”、促进乡村精神面貌提升的作用是超越时代的。
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既是一个当代命题，更是近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乡村现代化事业的长期主题之一。回望历史，毛泽东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问题上有着可贵探索，其中的精神内核对今天乡村文化振兴仍有借鉴意义。
乡村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盲区中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众化特别是尊重乡村、尊敬农民的精神内涵，一直贯穿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和建设历程中。
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各地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开展“算细账”“忆苦思甜”“典型思想讨论”等活动，大致内容都是依靠动员农民结合自身生活实际，主动发声来营造群体情感，进而引导农民以集体的、阶级的观点去认识社会历史，理解并贯彻党的政策。
例如，为动员农民落实土地改革政策、保障抗美援朝，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组织动员和宣传教育，“务必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以帮助农民真正理解土地改革和爱国增产运动的重大意义。为了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中央要求在开展教育动员时，应当注意“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
此类活动充分利用乡村本土素材，通过引导农民群众“说话”，使涣散、凋敝的乡村社会文化空间被公共议题、共同记忆所充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断强化的集体精神乃至阶级感情。曾经一盘散沙式的农民逐渐建立阶级归属感和集体凝聚力，乡村生活的公共性明显提高。这对乡村社会结构和基层政治秩序的破旧立新具有关键意义。
1958年，毛泽东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意在动员农民自发挖掘乃至创作民歌来彰显英雄气概，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鼓舞。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地群众性文化活动都活跃起来。农民在自己熟悉的生活话语中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教育，在“自己演、演自己”的过程中，对乡村文化增强了自主性、自信心、自豪感，乡村社会的“精气神”逐渐凝聚起来，农民那种被动、怯懦的文化心态也得到歷史性的扭转。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农村题材成为文艺创作的热点。《红旗谱》《创业史》等反映农村新秩序、新气象的文学作品，以及赵树理、柳青等与农民血肉相连的现实主义作家大量涌现，有力配合了当时农村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
例如，柳青在《创业史》中运用鲜活的农村生活素材，深刻描摹了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民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带来的巨变。用生动的农村故事，讲述了农民“翻身”特别是“翻心”的伟大转折。
《创业史》一经发表便在农村引起热烈反响，主人公梁生宝也成为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进程中经典的农民形象，鼓舞了几代人。乡村也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盲区中走出来，开始以崭新面貌赢得全社会的关注和尊重。可见，文化环境的转变为乡村精神面貌的彻底革新奠定了基础。
传承发展提升乡村文化的价值品格
然而，要彻底扭转乡村的落后精神面貌，必须重塑乡村文化价值品格和价值追求。毛泽东因此大力倡导继承传统农耕文化的优秀精神内核并赋予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吃苦耐劳、勤勉顽强的性格。虽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长期延续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小农的盲动色彩，但“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只要善加引导和改造，就能够符合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并化为乡村发展的精神动力。他反复强调，“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引导农民将朴素的能动性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在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大型文献《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他选编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各地农村的先进事迹报道，并撰写100余篇按语，亲自讲述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事迹。其中，不少都是农民敢拼敢闯、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土法上马”进行生产建设的故事，体现了憨厚质朴、吃苦耐劳、勤勉顽强、诚实肯干等中国农民传统品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出的新生机。
毛泽东对乡村文化品格的传承改造提升，明确表达了乡村及其文化发展价值导向，清楚表达了迫切要求改变命运的农民群众对理想乡村生活的期待，描摹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的愿景，彰显了乡村的独特价值。尽管当时的乡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尚待提高，但乡村已不再是凋敝的家园，而是成为寄托着社会主义劳动者、奋斗者美好期许的生机勃勃的热土。
讲好乡村故事，提高乡村社会的文化地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各界纷纷总结先进经验、树立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学习、竞赛，掀起了“比学赶帮”的热潮。
毛泽东大力推动乡村故事的社会化传播，使乡村价值、乡村故事成为“比学赶帮”的重点，说明乡村价值理念、乡村先进事迹绝不是乡村内部农民群众的“自说自话”，而是应该加以挖掘和宣传，使其在乡村之外的社会其他领域产生鼓舞乃至教育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还亲自写诗宣传乡村典型。
例如，两首《七律·送瘟神》歌颂了乡村干部群众努力消灭危害乡村已久的血吸虫病的事迹。他还表示，这两首诗是“宣传诗”，在宣传乡村健康防疫工作方面可以助一臂之力。又如，《七律·到韶山》也以豪迈遒劲的笔触，向全社会讲述了乡村的巨大转变和“遍地英雄”的崭新面貌。这些描写乡村、讴歌农民的诗作广为传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对提振农民“精气神”、促进乡村精神面貌提升的作用是超越时代的。
（《北京日报》）
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既是一个当代命题，更是近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乡村现代化事业的长期主题之一。回望历史，毛泽东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问题上有着可贵探索，其中的精神内核对今天乡村文化振兴仍有借鉴意义。
乡村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盲区中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众化特别是尊重乡村、尊敬农民的精神内涵，一直贯穿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和建设历程中。
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各地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开展“算细账”“忆苦思甜”“典型思想讨论”等活动，大致内容都是依靠动员农民结合自身生活实际，主动发声来营造群体情感，进而引导农民以集体的、阶级的观点去认识社会历史，理解并贯彻党的政策。
例如，为动员农民落实土地改革政策、保障抗美援朝，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组织动员和宣传教育，“务必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以帮助农民真正理解土地改革和爱国增产运动的重大意义。为了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中央要求在开展教育动员时，应当注意“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
此类活动充分利用乡村本土素材，通过引导农民群众“说话”，使涣散、凋敝的乡村社会文化空间被公共议题、共同记忆所充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断强化的集体精神乃至阶级感情。曾经一盘散沙式的农民逐渐建立阶级归属感和集体凝聚力，乡村生活的公共性明显提高。这对乡村社会结构和基层政治秩序的破旧立新具有关键意义。
1958年，毛泽东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意在动员农民自发挖掘乃至创作民歌来彰显英雄气概，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鼓舞。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地群众性文化活动都活跃起来。农民在自己熟悉的生活话语中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教育，在“自己演、演自己”的过程中，对乡村文化增强了自主性、自信心、自豪感，乡村社会的“精气神”逐渐凝聚起来，农民那种被动、怯懦的文化心态也得到歷史性的扭转。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农村题材成为文艺创作的热点。《红旗谱》《创业史》等反映农村新秩序、新气象的文学作品，以及赵树理、柳青等与农民血肉相连的现实主义作家大量涌现，有力配合了当时农村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
例如，柳青在《创业史》中运用鲜活的农村生活素材，深刻描摹了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民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带来的巨变。用生动的农村故事，讲述了农民“翻身”特别是“翻心”的伟大转折。
《创业史》一经发表便在农村引起热烈反响，主人公梁生宝也成为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进程中经典的农民形象，鼓舞了几代人。乡村也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盲区中走出来，开始以崭新面貌赢得全社会的关注和尊重。可见，文化环境的转变为乡村精神面貌的彻底革新奠定了基础。
传承发展提升乡村文化的价值品格
然而，要彻底扭转乡村的落后精神面貌，必须重塑乡村文化价值品格和价值追求。毛泽东因此大力倡导继承传统农耕文化的优秀精神内核并赋予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吃苦耐劳、勤勉顽强的性格。虽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长期延续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小农的盲动色彩，但“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只要善加引导和改造，就能够符合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并化为乡村发展的精神动力。他反复强调，“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引导农民将朴素的能动性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在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大型文献《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他选编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各地农村的先进事迹报道，并撰写100余篇按语，亲自讲述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事迹。其中，不少都是农民敢拼敢闯、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土法上马”进行生产建设的故事，体现了憨厚质朴、吃苦耐劳、勤勉顽强、诚实肯干等中国农民传统品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出的新生机。
毛泽东对乡村文化品格的传承改造提升，明确表达了乡村及其文化发展价值导向，清楚表达了迫切要求改变命运的农民群众对理想乡村生活的期待，描摹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的愿景，彰显了乡村的独特价值。尽管当时的乡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尚待提高，但乡村已不再是凋敝的家园，而是成为寄托着社会主义劳动者、奋斗者美好期许的生机勃勃的热土。
讲好乡村故事，提高乡村社会的文化地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各界纷纷总结先进经验、树立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学习、竞赛，掀起了“比学赶帮”的热潮。
毛泽东大力推动乡村故事的社会化传播，使乡村价值、乡村故事成为“比学赶帮”的重点，说明乡村价值理念、乡村先进事迹绝不是乡村内部农民群众的“自说自话”，而是应该加以挖掘和宣传，使其在乡村之外的社会其他领域产生鼓舞乃至教育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还亲自写诗宣传乡村典型。
例如，两首《七律·送瘟神》歌颂了乡村干部群众努力消灭危害乡村已久的血吸虫病的事迹。他还表示，这两首诗是“宣传诗”，在宣传乡村健康防疫工作方面可以助一臂之力。又如，《七律·到韶山》也以豪迈遒劲的笔触，向全社会讲述了乡村的巨大转变和“遍地英雄”的崭新面貌。这些描写乡村、讴歌农民的诗作广为传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对提振农民“精气神”、促进乡村精神面貌提升的作用是超越时代的。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