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栋笃笑演出中，黄子华拣出李小龙电影里一句话来，这句话是：“我读的书少，你不要骗我！”（我读得书少，你唔好呃我。）他自然是讽世，说可以把这句话用在要考自己的老师面前，用在卖水果的小贩面前，用在开会的人大代表面前……想起这句话，却是因为刚刚读了一些张岱的文字，忽然生出受骗之感。自然，这话不是问张岱，问的是我自觉上了其当的一些人。
　　想当初，我也买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翻看下来，感觉平平。或许之前看多了赞美《湖心亭看雪》如何晶莹，《西湖七月半》如何微讽，以及“且让小僧伸伸脚”的笑谑，“扬州瘦马”的风俗，胸中横着一道梁子，再去看书，见到的仍是不无卖弄趣味的腐儒一枚。所谓闲适，所谓性灵，所谓自嘲，原来不过口味调试得好的山西果醋。我知道，林语堂喜欢他，这是自然;我知道，周作人推崇他，那可不就是因为这人也是“个人本位”么，恰好能当“言志派”的代言人，可以拿来反对载道派的大嗓门。
　　可是，可是，如今我才发觉，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好像是上当了。谁说张岱是言志派，他竟然是如假包换的载道派，只不过是个很讲人情物理、很有趣味的载道派罢了。他看重的文字，不是自己的《梦忆》《梦寻》，而是《四书遇》，是《石匮书》。他说，在明末动荡离乱的日子里，东奔西走，身无长物，只有《四书遇》放在箱底，只字未遗。是啊，这是经解，当然是读书人所宝重的。而《石匮书》则是支持他在山河变色之际活下来的力量，因为写完这部三十岁就开始准备的史书成了他的生活目标。他怎么会变成“闲适”和“性灵”的“个人主义代表”了？
　　张岱编过《一卷冰雪文》，他在序言里感慨文章的知者难遇：“特恨遇之者不能解，解之者不能说。即使其能解能说矣，与彼不知者说，彼仍不解，说亦奚为？故曰：诗文一道，作之者固难，识之者尤不易也。”很遗憾，他自己就碰上了这种情况。 “遇到”他、喜欢他、鼓吹他的人，竟然是“不能解”的，比如林语堂，鲁迅就讽刺林氏整理的《琅嬛文集》连句读都不通，“连文章也看不懂、点不断，如果选起文章来，说这篇好，那篇坏，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题未定”草》）。
　　那么周作人也是“不能解”的人吗？这个我倒懷疑。周作人实在不会属于连句读也“点不断”的那类，他一个劲儿鼓吹张岱的诙谐，而且鼓吹那些记“国破家亡之痛之作”的“诙诡”（《再谈俳文》），到底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一向读书作文严谨的他，一时大意，误读了张岱？
　　翻检周作人论及张岱的一些段落，发觉并非如此。他论及张岱，固然不提《四书遇》《石匮书》，略过《于越三不朽图赞》，但是，他承认《梦忆》《梦寻》是记载“国破家亡之痛之作”。承认是承认了，话风一转，马上接着就说“文特诙轨”，举出例子，然后就此得出“游戏就是正经”的为文艺而文艺的文学观（《再谈俳文》）。他大谈张岱文章的趣味，说《陶庵梦忆》是遗民的感叹这一流文字之佳者，“而且追怀者又是明朝的事，更令我觉得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周作人生怕“遗民”二字引人多想，赶紧说，这可不是自己有什么民族革命思想，只不过不喜欢清朝人的辫子罢了。他当然看到张岱的遗民心迹，知道《明遗民传》里说张岱“衣冠揖让，绰有旧人风轨”，但他赶紧说，这说明张岱文章洒脱出乎性情，不是装出来的。
　　确乎不是装出来的。遗民的日子不好过，曾经锦衣玉食笙歌度日的张岱半百之后躲入山中，躬耕写作，不仅面临食无米、灶缺柴的困窘，面临出仕后境遇改善的诱惑，还面临着被逼出山的威胁。这些，他都度过了，还写诗劝儿子不要应试。在顾炎武、黄宗羲的子侄门生都不免出仕的对比下，张岱可谓毫无愧色，一尘不染，也应得他所佩服的“冰雪”气质。
　　这些，周作人当然不会毫不知情。他之所以明明熟悉张岱的《三不朽图赞》却不大提及，当然跟他一向反对“节义”、反对“载道”是一致的。他就更不会提张岱早年还写过《古今义烈传》，张岱诗句吟咏的都是荆轲、渐离了！如此说来，这倒应了《一卷冰雪文序》中“解之者不能说”的说法，或者是“不肯说”吧。有些说，有些不说，故意描绘一个不完全的人来给读者看，这个，不就是要让读者上当吗？
　　看周作人弟子沈启无编《近代散文抄》，始而叫做《冰雪小品》，这应该是从张岱那里来的典故，然而最终还是叫了“近代散文抄”，莫不是怕读者深究“冰雪”的涵义？在这个选本里，入选篇目最多的人就是张岱，其次是袁宏道。可是入选的文章里，偏偏没有《一卷冰雪文序》，也就没有了张岱对“冰雪”品质的赞美和申论，入选的却是《一卷冰雪文后序》，取的是他的诙谐——为什么文选里有诗呢？“他读的书多”。或取或舍，倒是有趣。他怎不知两下合在一起，才是张岱。“解之者不能说”罢了。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这话也很可以问向一些文人，只可惜这些人不是“不辩解”，就是不以己非。真是令人气闷。解决的方式无他，只有多读点书，而且如鲁迅所说，不相信“选本”和“摘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