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监狱图书馆，最有名的莫过于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所描绘的场景。在美国的肖申克监狱，遭受误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在担任监狱图书管理员期间，不厌其烦地给州议会写信，请求图书经费和赠书。几年后努力终于得到回应——州政府向肖申克捐赠了图书、唱机，还有史无前例的每年五百美金的监狱图书基金。而安迪最后用来挖墙越狱的小锤子就藏在一本被掏空内容的《圣经》里，在此，书籍以另外一种方式完成救赎之道。那么真实的监狱图书馆是什么模样？
　　阿维·施泰因贝格所著《监狱里的图书馆》（三联书店2014年5月出版）一书首次从一个监狱图书管理员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美国监狱图书馆的日常。作者生于耶路撒冷，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在波士顿一所监狱担任了两年图书馆员，这段特殊的经历由此凝结在本书中。在书中，作者描述了不为外人所知悉的美国监狱的真实生活。此书内地中文版的译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陈体仁先生，通过陈先生的译介，不仅图书馆员可以借此拓宽研究视野，刑法学者亦可从中一窥监狱的原生态样貌，思考刑罚目的的变迁对监狱的影响。当然，这不是一本单纯谈论监狱和图书馆的书，作者的意旨更在于透过监狱图书馆这个特殊场域，打捞高墙内各种边缘人的人生碎片，折射被湮灭的鲜活人性。
　　作者向读者展示了监狱图书馆的日常，描绘出迥异于自由世界的图书馆的场景。首先，监狱图书馆的读者具有特殊性。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犯罪类型的囚犯汇聚在图书馆，各有所思，各有所图，使得图书馆充斥着紧张与诡异的氛围。“当然，那里也有读书会，诗歌朗诵和沉思，但鲜有安静的时候。图书馆是监狱的交道口，是几百个囚犯处理他们要事的地方，是狱警和其他职员逗留、闲逛和交流的地方”。不过正常的是，囚犯们的阅读品味与监狱外的美国人大致相同，偏好致富类和占星的图书，可见对金钱的渴望与对命运的掌控是人生的恒久主题。权谋理论家的书，如《孙子兵法》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也颇受欢迎，看来监狱尤其需要生存指南。从管理制度来看，美国狱方对图书的审查并不太严格，犯人们在馆内能自由阅读，甚至能聚在影音室一起欣赏美剧《越狱》。
　　其次，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具有特殊性。除了普通的图书馆日常管理工作，如借书、还书、整理书架之外，作者还要给囚犯们讲授创意写作课程及处理各种法律咨询。创意写作课程旨在通过书籍和写作唤醒、抚慰磨损的人性，而各种与法律相关的咨询则是监狱图书馆工作的重点，相当于特殊的学科服务。此外，作者平日还要和犯人们各种非常规的需求打交道，例如要求给法院、假释委员会、女朋友打不合监规的电话，打听关于艾滋病的信息，帮助读一封信等，这些都要记录在案。
　　再次，图书馆内不同群体之间的非正常关系。狱警、囚犯和图书馆员之间，基本上是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而且矛盾由来已久。专业人员担负着职业的操守，而狱警则是秩序的维持者，专业人员的介入形成对狱警职业目的的威胁，狱警认为他们的权威被削弱了，专业人员也认为狱警在有意无意破坏他们的专业工作。犯人则在两者之间察言观色，或畏惧狱警的权威，或调戏专业人员的仁爱。作者描绘了一个场景，他苦心为犯人选择了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期待引起犯人们共鸣的经典影片，观影后效果不错，正准备开展一场有深度的、有思想的讨论，结果一个巡逻的狱警故意进去晃一圈并放了一个臭屁，秩序立马混乱了。可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下，自由的沟通何等艰难。
　　监狱设立图书馆有何作用？这是本书的核心所在。从监狱的建筑布局到监狱内图书馆的设立，都与刑罚的目的紧密相连。早期报应刑时期，监狱图书馆通过书籍来协助受刑人赎罪和获得心灵觉醒、道德教化；矫正刑时期，图书馆成为监狱再教育所必备的条件，如果监狱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在狱中矫正其行为，以及提供他们长期的技巧、训练、治疗，那图书馆就必须存在且扮演重要角色，因为理想的监狱图书馆能促进识字率、协助翻案、协助监狱里的其他活动，加上有妥善的教育和心理疾病的调适，使受刑人出狱后能成功融入社会、減少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因而图书馆担负着“拯救”犯人的重任。伴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战后的扩张，国家越来越被认为应担负起犯人的改造和福利的责任，于是，联邦监狱图书馆在接下来八十多年大幅成长。而随着1960、1970年代美国民主制度的大举扩展，监狱受刑人的人权也得以确立和延伸。监狱图书馆的功能开始强调图书馆的本质，即阅读的权利、信息自由的权利，以及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监狱图书馆开始从传统的矫正工具的概念转变为公共图书馆模型，阅读成为受刑人的权利，应为其提供无偏见的书籍和服务，馆藏内容也转为娱乐性为主。监狱图书馆开始从“拯救”转向“逍遥”。
　　拯救是否可能？作者试图亲身探寻拯救之道，但最终，结论是悲观的，或者说，作者对于法条和教科书中所宣扬的刑罚的教育功能（拯救）是悲观的。作者用福柯笔下的“热病”一词来形容监狱的体制化。在这个封闭的体制内，狱警、囚犯、社工、图书管理员，所有角色相互依存而又彼此存在紧张的目的冲突，对于企图改变这个体制，将工作视为“拯救”的人，终被体制之“热病”所吞噬。在囚犯眼中，图书管理员“半是书虫，半是坏蛋”，作为书虫，他是一个对囚犯充满爱心和悲悯的服务者，同时也是一个穿着制服带着警徽的“坏蛋”，且被同事们教导要警惕他所服务的对象，这种角色冲突让作者身心分裂几近崩溃。作者通过一名囚犯柯立芝的口来总结拯救的虚伪：柯立芝用“矫正”来称呼监狱的一切：矫正部、矫正院、矫正设施及矫正官员。矫正是什么意思？他在书背后涂抹了一句：“我想做对”，然后把它涂掉，再写上：“我想写对”。“这就是矫正”，他说，“这就是该死的监狱”。阿维还描述了一次遭遇打劫的经历。在公园，劫匪认出他这个“管书的家伙”。接下来的情形，阿维幽默地说道：“如果这是一部说教的监狱片，此时的情形应该是：他把钱还给我，哭泣，感谢我相信他，我也会泪流满面，在他离开时拽住他，告诉他不能再做这种事了。然后会有更多的眼泪。他将会洗心革面；我也学到重要一课，图书才具有改变人生的力量，人性本善，等等。最后的镜头会是我穿着花呢服装，脸上多了一些皱纹，头上添了几缕白发，参加联合国授予被我改造好的劫匪获得人道主义事业终身成就奖的仪式。”但事实并非如此。劫匪带着钱扬长而去，“我还欠你两本书呢”，他大笑着消失在夜幕里，留下无尽的苍凉。
　　作者最后总结到，我们为犯人建立一个图书馆，能得到什么好处？很可能一无所获。但不做这些，或者不愿意去尝试则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尤其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福利国家的衰退，政府投入公共图书馆的资金大幅度消减，而应对风险社会的监狱则不断增多。“当美国各地已经或正在关闭他们的公共图书馆时，监狱——以及其中的图书馆——却盖了不少，并且还在盖。这是美国公众三十年来做出的选择”。监狱与图书馆相伴而生，宛如在肉体的幽闭之地种下一丛玫瑰，或许拯救无望，但至少留有一瓣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