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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个结构复杂、规则多样的社会，被转变为结构简单、规则单一的社会，它的组织原则和运作原则，越来越围绕于“市场—国家”这个轴心。在这个二元对立中，公司和追逐私利的个人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主体，而实行强制性税收和调控的国家，即使变得廉洁和高效，似乎也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强制性而存在。这种看法几乎就是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对市场和国家的典型描述，不仅在渐渐成为经济转型的实施蓝图，也在逐渐成为被大众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市场—国家”的二元区分，被展开为一系列对立的属性和功能：
然而，这种理想化的二元对立，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不如说是在许多简单化假设前提下的理论模型。如果我们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故乡———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社会为例，就会发现“市场—国家”二分法的严重缺陷。
首先，即使在西方发达社会，国家也不是外在于市场的一个角色，而经常是市场的重量级主体，甚至表现为市场的有形之手。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最尖端科技的研发方面、在利润周期长但利润最丰厚的商业领域，通常是直接参与的。以著名的空中客车的研发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为该项目提供无风险的启动贷款150亿美元，并投资了巨额的相关基础设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种型号的飞机的研发基金中，政府资助占了75%。上述三国以及西班牙的政府都在“空中客车工业”（Air busIndustrie，2001年改制为Airbus S.A.S.）公司中持股。[1]美国政府在参与“创造财富”方面，也不落后。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国防部是当时的尖端产业———电子技术研发的最主要资金提供者。而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国家的科研经费又大量进入到了生物技术的研发中。而这些研发成果，直接转化为私人公司的利润。[2]
另一方面，今天西方发达社会中的公司，也不再局限于“创造财富”和“效率”的领域，而是被迫或主动参与公益事业和非营利领域，也就是涉足“转移财富”和“社会公平”。比如：以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盖茨及夫人为名义的基金会（BillandMelindaGatesFoundation），在过去6年中为疟疾疫苗研究一共提供了近8亿美元的资金，相当于全球疟疾研究经费的三分之一。[3]在舆论的压力下，大公司在赚取私人利润的同时，也必须担负社会责任和社区责任，在环保、劳工等方面遵守行为准则。
然而，作为理论模型，“市场—国家”二分法的最大缺陷，就是完全忽视了西方发达社会中的“公民”领域。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社会，就是由原子化的、追逐私利的个人组成的“孤寂的人群”，而这个模型和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现实相差万里。19世纪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时，就发现：支撑美国社会的平等自由的结构性因素，并不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社区精神和社团生活。[4]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迫于形势和压力，必须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并遵从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这与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运动、公共舆论、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总之，一个非营利部门和非营利文化价值体系，有着密切关系。像理想模型中的“经济人”那样在现实生活中不问世事、一心追逐私利，是可笑和愚蠢的。而按照“市场—国家”二分法模型建立起来的只有市场和国家，而缺乏公民社会这第三维度和第三部门的市场经济社会，也会是畸形的，功能有障碍的。
如果说追逐私利是市场的预设前提，那么，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在人性的自私和孤独这一假定上，斯密和霍布斯达成了完美的共识，并共同提供了“市场—国家”二分法的哲学基础。然而，公民社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人性假设之上，即人具有社会性，具备合作的愿望和能力。人们有可能构建公共空间，以自愿、说服的方式进行沟通，并推进公益事业。因此，只要考虑到人的社会性与合作本能，就应该把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建立在更现实、更准确的实证基础之上，承认“公民社会”这一独立的而且重要的维度。
“公民社会”的存在，打破了“市场—国家”的二分法，也打破了教科书上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如果说，市场的运作方式，是以营利为目的、以自愿和非强迫为手段（如等价交换），而政府的运作方式，是以公益为目的、以强迫为手段（如税收、执法）的话，那么，作为第三部门的公民社会，是以公益为目的，以自愿和非强迫为手段的一个特殊领域，它结合了政府部门的公益目标，和市场经济的自愿、自发的激励机制。市场经济中私人公司的唯利是图，政府官僚的保守和粗暴，这是它们各自备受指责的原因。而第三部门的公益性、自愿性，使其获得前二者所不具备的道德优势。市场的力量，在于其利益收买的能力。政府的力量，在于其动员和强迫的能力。而以公共知识分子、民间非政府组织、草根社会运动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其力量在于对公众的道德感召，对人心的说服，亦即思想的盟主权，因而，这个第三部门也是现代性的最集中体现。
英国社会学理论家吉登斯区分了早期的简单的现代性和晚期的激进的现代性。[5]如果说早期的工业革命只是带来了一种粗暴的工业化、物质的积累和效率的提高，从而只是构成一种简单的现代性，那么，对效率、理性计算和专家体系的质疑，意味着晚期的、反思的和激进的现代性。公民社会的非功利性、非营利性、反个人原子化并重新强调社区的重要性，是对简单的市场经济模型的批判和扬弃，可以认为，这是市场社会中，“社会”对“市场”的反动，是一种正在实践当中的道德经济。
“道德经济”这个概念是西方历史学家从近代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史中总结出来的，它强调社会和社区中被普遍接受的公正观念和公平观念在经济实践中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基于非功利的、非营利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道德经济”概括了这样一个重要现象：人们是生活在由社会关系和社会意义所编织成的社区共同体内的，因此他们的行为不可能全部都由狭隘的经济理性原则来说明。卡尔·坡拉尼描述了市场经济社会的痛苦诞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道德经济和传统社区逐渐瓦解，而弱势的农民对匿名的、狭隘计算的市场和商品化力量不断进行抵抗。英国社会史学家E·P·汤普森用“道德经济”的概念来分析18世纪英国粮食骚乱中的人群，他坚持认为：骚乱中的人群并非是无序的、原子化的个体组成的，而是集体性地重演一种抗议传统，这个传统带着强烈的权利色彩和“公平价格”的观念。[6]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关注的是20世纪东南亚农村，在这里的“道德经济”意味着在特定社区内人们所共享的有关“公正、公平”的习惯、规范、风俗和文化符号，而这首先意味着保证生存的最基本物质条件，而不是财富数量的极大化。[7] 道德经济的历史实践，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庸俗经济学的“市场—国家”二分法的历史局限性和过于简单化，说明：非营利行为和非营利制度是人类漫长历史上的常态，人作为社会的行动者，即使是在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经济生活中，也经常表现出非营利的动机。
如果说，道德经济是传统社会、传统社区抵抗市场风险、保障基本生存的必要实践，那么，在当代市场社会中，也应该允许有、实际上必须有非营利行为的存在，而且需要有非营利部门的制度化保证，这就是执行当代道德经济功能的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通常表现为：宪法所保证的集会结社权利、言论自由，志愿行动和志愿理念，非政府组织，以及慈善事业和捐助文化，等等。在这个既是自愿的、又是公共的空间中，人们的自由交往、言论表达、合作互助、慈善利他等等本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这是真正意义的赋权。
我们生活的时代，既可能发生市场失效，也可能发生政府失效。从美国安然公司丑闻、飓风救助的失败，到我国官员的一些腐败现象，都说明：现实社会中的“市场—国家”，并不足以互相制约以克服腐败；“大市场、小政府”的蓝图中，如果缺少了社会组织的健康细胞，仍然难以克服“大市场”和“小政府”之间的钱权交易的痼疾。市场经济社会需要一个既非市场的、也非官僚的力量。显然，这种力量的微观动机是基于自愿、非营利和公民意识。
注释
[1]EdwardGresser：“TimeforAirbus toKeepItselfAloft”，ProgressivePolicyInstitute，October21，2004.
[2]NormChomsky：“StateandCorp.”Interviewedby犣狀犲狋犌犲狉犿犪狀狔，May18，2005.（http：//www.zmag.org/content/showarticle.cfm？SectionID=10&ItemID=7885）
[3]“Gatesgivesmillionsformalariavaccine：Microsoftchairmanmakeseliminating diseasetoppriority.”犛犲犪狋狋犾犲犘狅狊狋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狉，Monday，October31，2005.
[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
[5]Giddens，Anthony.犜犺犲犆狅狀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狅犳犕狅犱犲狉狀犻狋狔.Cambridge：PolityPress，1990.
[6]Thompson，E.P.“TheMoralEconomyoftheEnglishCrowdintheEighteenthCentury”，犘犪狊狋牔犘狉犲狊犲狀狋50（1971），76—136.
[7]C.Scott.犜犺犲犕狅狉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狔狅犳狋犺犲犘犲犪狊犪狀狋：犚犲犫犲犾犾犻狅狀犪狀犱犛狌犫狊犻狊狋犲狀犮犲犻狀犛狅狌狋犺犲犪狊狋犃狊犻犪.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76.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刘昕亭）
然而，这种理想化的二元对立，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不如说是在许多简单化假设前提下的理论模型。如果我们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故乡———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社会为例，就会发现“市场—国家”二分法的严重缺陷。
首先，即使在西方发达社会，国家也不是外在于市场的一个角色，而经常是市场的重量级主体，甚至表现为市场的有形之手。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最尖端科技的研发方面、在利润周期长但利润最丰厚的商业领域，通常是直接参与的。以著名的空中客车的研发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为该项目提供无风险的启动贷款150亿美元，并投资了巨额的相关基础设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种型号的飞机的研发基金中，政府资助占了75%。上述三国以及西班牙的政府都在“空中客车工业”（Air busIndustrie，2001年改制为Airbus S.A.S.）公司中持股。[1]美国政府在参与“创造财富”方面，也不落后。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国防部是当时的尖端产业———电子技术研发的最主要资金提供者。而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国家的科研经费又大量进入到了生物技术的研发中。而这些研发成果，直接转化为私人公司的利润。[2]
另一方面，今天西方发达社会中的公司，也不再局限于“创造财富”和“效率”的领域，而是被迫或主动参与公益事业和非营利领域，也就是涉足“转移财富”和“社会公平”。比如：以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盖茨及夫人为名义的基金会（BillandMelindaGatesFoundation），在过去6年中为疟疾疫苗研究一共提供了近8亿美元的资金，相当于全球疟疾研究经费的三分之一。[3]在舆论的压力下，大公司在赚取私人利润的同时，也必须担负社会责任和社区责任，在环保、劳工等方面遵守行为准则。
然而，作为理论模型，“市场—国家”二分法的最大缺陷，就是完全忽视了西方发达社会中的“公民”领域。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社会，就是由原子化的、追逐私利的个人组成的“孤寂的人群”，而这个模型和西方市场经济社会的现实相差万里。19世纪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美国旅行时，就发现：支撑美国社会的平等自由的结构性因素，并不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社区精神和社团生活。[4]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迫于形势和压力，必须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并遵从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这与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运动、公共舆论、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总之，一个非营利部门和非营利文化价值体系，有着密切关系。像理想模型中的“经济人”那样在现实生活中不问世事、一心追逐私利，是可笑和愚蠢的。而按照“市场—国家”二分法模型建立起来的只有市场和国家，而缺乏公民社会这第三维度和第三部门的市场经济社会，也会是畸形的，功能有障碍的。
如果说追逐私利是市场的预设前提，那么，结束“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在人性的自私和孤独这一假定上，斯密和霍布斯达成了完美的共识，并共同提供了“市场—国家”二分法的哲学基础。然而，公民社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人性假设之上，即人具有社会性，具备合作的愿望和能力。人们有可能构建公共空间，以自愿、说服的方式进行沟通，并推进公益事业。因此，只要考虑到人的社会性与合作本能，就应该把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建立在更现实、更准确的实证基础之上，承认“公民社会”这一独立的而且重要的维度。
“公民社会”的存在，打破了“市场—国家”的二分法，也打破了教科书上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如果说，市场的运作方式，是以营利为目的、以自愿和非强迫为手段（如等价交换），而政府的运作方式，是以公益为目的、以强迫为手段（如税收、执法）的话，那么，作为第三部门的公民社会，是以公益为目的，以自愿和非强迫为手段的一个特殊领域，它结合了政府部门的公益目标，和市场经济的自愿、自发的激励机制。市场经济中私人公司的唯利是图，政府官僚的保守和粗暴，这是它们各自备受指责的原因。而第三部门的公益性、自愿性，使其获得前二者所不具备的道德优势。市场的力量，在于其利益收买的能力。政府的力量，在于其动员和强迫的能力。而以公共知识分子、民间非政府组织、草根社会运动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其力量在于对公众的道德感召，对人心的说服，亦即思想的盟主权，因而，这个第三部门也是现代性的最集中体现。
英国社会学理论家吉登斯区分了早期的简单的现代性和晚期的激进的现代性。[5]如果说早期的工业革命只是带来了一种粗暴的工业化、物质的积累和效率的提高，从而只是构成一种简单的现代性，那么，对效率、理性计算和专家体系的质疑，意味着晚期的、反思的和激进的现代性。公民社会的非功利性、非营利性、反个人原子化并重新强调社区的重要性，是对简单的市场经济模型的批判和扬弃，可以认为，这是市场社会中，“社会”对“市场”的反动，是一种正在实践当中的道德经济。
“道德经济”这个概念是西方历史学家从近代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史中总结出来的，它强调社会和社区中被普遍接受的公正观念和公平观念在经济实践中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基于非功利的、非营利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道德经济”概括了这样一个重要现象：人们是生活在由社会关系和社会意义所编织成的社区共同体内的，因此他们的行为不可能全部都由狭隘的经济理性原则来说明。卡尔·坡拉尼描述了市场经济社会的痛苦诞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道德经济和传统社区逐渐瓦解，而弱势的农民对匿名的、狭隘计算的市场和商品化力量不断进行抵抗。英国社会史学家E·P·汤普森用“道德经济”的概念来分析18世纪英国粮食骚乱中的人群，他坚持认为：骚乱中的人群并非是无序的、原子化的个体组成的，而是集体性地重演一种抗议传统，这个传统带着强烈的权利色彩和“公平价格”的观念。[6]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关注的是20世纪东南亚农村，在这里的“道德经济”意味着在特定社区内人们所共享的有关“公正、公平”的习惯、规范、风俗和文化符号，而这首先意味着保证生存的最基本物质条件，而不是财富数量的极大化。[7] 道德经济的历史实践，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庸俗经济学的“市场—国家”二分法的历史局限性和过于简单化，说明：非营利行为和非营利制度是人类漫长历史上的常态，人作为社会的行动者，即使是在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经济生活中，也经常表现出非营利的动机。
如果说，道德经济是传统社会、传统社区抵抗市场风险、保障基本生存的必要实践，那么，在当代市场社会中，也应该允许有、实际上必须有非营利行为的存在，而且需要有非营利部门的制度化保证，这就是执行当代道德经济功能的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通常表现为：宪法所保证的集会结社权利、言论自由，志愿行动和志愿理念，非政府组织，以及慈善事业和捐助文化，等等。在这个既是自愿的、又是公共的空间中，人们的自由交往、言论表达、合作互助、慈善利他等等本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这是真正意义的赋权。
我们生活的时代，既可能发生市场失效，也可能发生政府失效。从美国安然公司丑闻、飓风救助的失败，到我国官员的一些腐败现象，都说明：现实社会中的“市场—国家”，并不足以互相制约以克服腐败；“大市场、小政府”的蓝图中，如果缺少了社会组织的健康细胞，仍然难以克服“大市场”和“小政府”之间的钱权交易的痼疾。市场经济社会需要一个既非市场的、也非官僚的力量。显然，这种力量的微观动机是基于自愿、非营利和公民意识。
注释
[1]EdwardGresser：“TimeforAirbus toKeepItselfAloft”，ProgressivePolicyInstitute，October21，2004.
[2]NormChomsky：“StateandCorp.”Interviewedby犣狀犲狋犌犲狉犿犪狀狔，May18，2005.（http：//www.zmag.org/content/showarticle.cfm？SectionID=10&ItemID=7885）
[3]“Gatesgivesmillionsformalariavaccine：Microsoftchairmanmakeseliminating diseasetoppriority.”犛犲犪狋狋犾犲犘狅狊狋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狉，Monday，October31，2005.
[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8年。
[5]Giddens，Anthony.犜犺犲犆狅狀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狅犳犕狅犱犲狉狀犻狋狔.Cambridge：PolityPress，1990.
[6]Thompson，E.P.“TheMoralEconomyoftheEnglishCrowdintheEighteenthCentury”，犘犪狊狋牔犘狉犲狊犲狀狋50（1971），76—136.
[7]C.Scott.犜犺犲犕狅狉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狔狅犳狋犺犲犘犲犪狊犪狀狋：犚犲犫犲犾犾犻狅狀犪狀犱犛狌犫狊犻狊狋犲狀犮犲犻狀犛狅狌狋犺犲犪狊狋犃狊犻犪.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76.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