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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种危机的频繁发生使得危机新闻报道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人们在认同危机报道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不断地提出一些新问题,如对弱势群体或受害者的关注以及关注方式,物质和精神的扶助,危机报道中的人格尊重,等等。问题的核心体现在危机报道如何体现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以人为手段,即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把握社会的一种态度和原则。换言之,即以人民群众为目的。作为我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重要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就是指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将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它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以人为本的原则要求新闻工作要以人民利益为新闻报道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具体而言,必须要考虑如下问题:为什么进行危机报道、危机报道中报道什么、危机报道要实现什么。
为什么进行危机报道
媒介技术和人们的信息观念的发展变化使得“不报道”或试图性的隐瞒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地方媒体由于思维的惯性,仍然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对危机报道讳莫如深,遮遮掩掩。这种实践没有以人民群众为目的,而是以他们为地方政府创造政绩的手段;而且,不报道会造成“小道消息”的肆意传播,民众和政府对危机处理的延误,政府在危机应急处理中的缺席,甚至使得灾害恶化,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国际关系紧张,人们对环境缺乏安全感等一系列恶果。危机“不报道”不仅带不来稳定,其本身也是最大的不稳定根源。
从1987年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1989年的政治风波,1994年的克拉玛依大火,1998年的长江洪水,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到2008年以来的南方雪灾、川陕甘地震、毒奶粉事件等,综观历次的危机报道,历史一次比一次更有力地证明了危机报道的作用和必要性,透明的危机报道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
因此,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媒介环境的发展使得社会稳定必须依赖信息的畅通来实现。信息的封锁或“不报道”在实践中是不现实的,在理论上也是逆历史潮流的。
危机报道中报道什么
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报道什么”(内容)决定于“怎么报”(报道方式或态度)。有人总结我们的危机报道是“受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意思是批评我们在危机报道中存在过多的“正面报道”和对灾情实质上的忽视。而实际上,受灾和救灾的报道都是新闻。任何一方面的信息优先或失重都会使得整个危机报道产生负面影响,致使媒体(政府)和读者(群众)在彼此误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报道什么”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怎么报”的问题。
“民本位”的报道原则。“救灾才是新闻”的一大原因就是,作为“喉舌”的媒体往往以领导活动作为新闻叙事的主线,因此造成危机报道中的“官本位”倾向。“官本位”和“民本位”两种不同的报道态度和方式体现在新闻叙事的主题、视角、主语的不同。在对同一个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它们会造成新闻内容的不同,会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媒介化的事实。
官本位的报道方式偏离危机事件中的主体,忽视危机事件中的受灾群体,从而背离了以民为本,更谈不上以人为本了。在危机报道中,新闻实践者要理解基本的政治科学,即政府对公民的灾难救助是天然的义务,是其政权合法化的基础。贯彻“以民为本”的原则,在危机报道中将注意力合理地放在受灾和救灾上,危机报道才能为社会的稳定起到应有的作用。
阶段性报道原则。阶段性报道原则是指危机报道应该根据危机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应急处理的当下需要,积极配合整个应急处理过程,密切监察事件的进展,及时通报事态的状况,为人们在应急处理中的知情和决策提供最负责任的资讯。整个报道过程应处处体现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转折点和归宿点。
危机报道应根据危机事件的阶段性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危机事件的一般过程包括危机爆发、危机救助和善后三个大致的阶段。如在危机爆发阶段,危机报道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全社会了解危机的存在和现状,为调动、组织危机救助和善后做好信息支持工作。第二阶段应该针对危机救助的需要,从危机中的物流、人力资源、过程管理、心理疏导等方面,组织整合社会力量,以各种形式为危机救助提供信息服务。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媒体有效的信息服务,为稳定社会的心理,为全社会组织危机救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由于危机善后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所以对善后的报道不仅要保持密切的关注,而且还要保证相应的连续性,才能取信于民,才能为民众树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媒体形象。在2008年系列危机报道中,比如对灾后重建、灾后安置、灾后心理疏导等方面的报道,不仅做到了以危机中的弱势群体为中心,而且报道保持间断的持续性,能够不断引发整个社会对危机的关注和思考,使得整个善后工作在进展中不断受到有效的监督。
有限报道原则。以人为本的有限报道原则出于以下方面考虑:第一,有些超出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的内容可能会产生新的心理危机,如过于血腥的场面;第二,有些涉及人道主义及尊严的内容可能会引发群体性的道德危机,也可能使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受到威胁。比如超越大部分人道德底线的事件。因此,危机报道不应超越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道德底线而进行报道。但是这里又会涉及两个矛盾的问题,即如何设立限度,谁来把握限度。
在限度模糊或缺失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以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为由,无所不报;以维护人道尊严为由,行“不报道”或“少报道”之实。这两种实践表现出媒体对其社会影响和责任的无知或漠视。
在这种矛盾之下,媒体实践者一方面要了解相关的危机报道的法律和政策,一方面也要加强自身的媒介修养,掌握大众的道德标准。同时,在实践中,媒体还能够促进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另外,媒体公开接受公众的评价,积极借鉴其他文化中危机报道的案例,对我们掌握有限报道的尺度也有一定的意义。
危机报道要实现什么
危机报道中,媒体最应该发挥的功能有:告知、教育和说服。相应地,危机报道要实现以下三个层面的目的。
第一,使人们充分了解危机的情况,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及时、透明的信息使得媒介充分发挥其信息和监测功能,让人们充分了解危机,引起对危机的关注和应对思考。危急中,人们依赖有效的信息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媒体提供的有效信息关系到重大的民生问题。因此,尊重知情权就是尊重群众的生存权。在非典、禽流感、毒奶粉等比较成功的报道中,及时的告知有效地阻止了危机的蔓延。
第二,使人们了解危机中各因素的相关性。相关性信息对于解救措施具有建设性意义。宣传、鼓励性的软信息可以调动人们的情绪和积极性,但是,如果缺失相关性信息,被调动起来的民众只能是一群情绪激动的非理性群体。因此相关性的硬信息在什么时候都是必要的。在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我国新闻媒体对救援工作的难度和难点,救援队伍的组织,余震中人们的生存,救援物资金钱的捐赠和发放,献血、志愿者组织、灾民生活和医疗安置、灾民和救援人员的心理辅导等方面进行了及时而有效的报道。而且还有很多非常专业的词汇随着报道进入到普通大众的字典,如创伤心理学、灾难心理卫生、应急机制、次生灾难等。危机报道不仅鼓舞了全民抗灾的士气,而且全方位地为民众展示了危机中各因素的相关性,使得民众更深入地了解了地震。
第三,塑造人们积极的心理,以及对待危机的理性认识和态度。心理学表明,危机中的民众心理最容易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而且,当危机在威胁整个人群、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时,人们陷入了同样的任务和命运,从而会自然地产生凝聚心理。因此,危机报道应乘势调动起人们应对危机的积极性,增强人们应对危机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如在汶川地震和非典的危机报道中,都有关于受灾人们的意志坚强、与生命作抗争以及救灾人员的感人事迹。这些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报道让民众在激动中重塑了对社会的信心,凝聚了人心,团结了力量,对整个危机的解除注入了兴奋剂;使人们在“四川雄起,中国雄起”的呼喊声中看到了“多难兴邦”的曙光。
但是,对危机的积极态度必须要建立在对危机正确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否则这种积极态度只能是虚无的、自我麻醉式的、愚昧的兴奋。因此,危机报道必须树立人们对危机的理性认识。这种树立有教育的成分,更有说服的成分。面对由人类的无知、愚昧、腐败等人为因素造成的各类危机,危机报道在发挥应对当前危机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树立人们的理性认识,鼓励民众进行反思,从而预防类似的危机再次肆虐、重演。因此,危机报道在塑造一个积极向上、勇敢负责、懂得反思的民族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编校:张红玲
以人为本就是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把握社会的一种态度和原则。换言之,即以人民群众为目的。作为我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重要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就是指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将人民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它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以人为本的原则要求新闻工作要以人民利益为新闻报道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具体而言,必须要考虑如下问题:为什么进行危机报道、危机报道中报道什么、危机报道要实现什么。
为什么进行危机报道
媒介技术和人们的信息观念的发展变化使得“不报道”或试图性的隐瞒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地方媒体由于思维的惯性,仍然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对危机报道讳莫如深,遮遮掩掩。这种实践没有以人民群众为目的,而是以他们为地方政府创造政绩的手段;而且,不报道会造成“小道消息”的肆意传播,民众和政府对危机处理的延误,政府在危机应急处理中的缺席,甚至使得灾害恶化,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国际关系紧张,人们对环境缺乏安全感等一系列恶果。危机“不报道”不仅带不来稳定,其本身也是最大的不稳定根源。
从1987年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1989年的政治风波,1994年的克拉玛依大火,1998年的长江洪水,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到2008年以来的南方雪灾、川陕甘地震、毒奶粉事件等,综观历次的危机报道,历史一次比一次更有力地证明了危机报道的作用和必要性,透明的危机报道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
因此,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媒介环境的发展使得社会稳定必须依赖信息的畅通来实现。信息的封锁或“不报道”在实践中是不现实的,在理论上也是逆历史潮流的。
危机报道中报道什么
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报道什么”(内容)决定于“怎么报”(报道方式或态度)。有人总结我们的危机报道是“受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意思是批评我们在危机报道中存在过多的“正面报道”和对灾情实质上的忽视。而实际上,受灾和救灾的报道都是新闻。任何一方面的信息优先或失重都会使得整个危机报道产生负面影响,致使媒体(政府)和读者(群众)在彼此误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报道什么”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怎么报”的问题。
“民本位”的报道原则。“救灾才是新闻”的一大原因就是,作为“喉舌”的媒体往往以领导活动作为新闻叙事的主线,因此造成危机报道中的“官本位”倾向。“官本位”和“民本位”两种不同的报道态度和方式体现在新闻叙事的主题、视角、主语的不同。在对同一个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它们会造成新闻内容的不同,会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媒介化的事实。
官本位的报道方式偏离危机事件中的主体,忽视危机事件中的受灾群体,从而背离了以民为本,更谈不上以人为本了。在危机报道中,新闻实践者要理解基本的政治科学,即政府对公民的灾难救助是天然的义务,是其政权合法化的基础。贯彻“以民为本”的原则,在危机报道中将注意力合理地放在受灾和救灾上,危机报道才能为社会的稳定起到应有的作用。
阶段性报道原则。阶段性报道原则是指危机报道应该根据危机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应急处理的当下需要,积极配合整个应急处理过程,密切监察事件的进展,及时通报事态的状况,为人们在应急处理中的知情和决策提供最负责任的资讯。整个报道过程应处处体现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转折点和归宿点。
危机报道应根据危机事件的阶段性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危机事件的一般过程包括危机爆发、危机救助和善后三个大致的阶段。如在危机爆发阶段,危机报道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全社会了解危机的存在和现状,为调动、组织危机救助和善后做好信息支持工作。第二阶段应该针对危机救助的需要,从危机中的物流、人力资源、过程管理、心理疏导等方面,组织整合社会力量,以各种形式为危机救助提供信息服务。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媒体有效的信息服务,为稳定社会的心理,为全社会组织危机救助,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由于危机善后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所以对善后的报道不仅要保持密切的关注,而且还要保证相应的连续性,才能取信于民,才能为民众树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媒体形象。在2008年系列危机报道中,比如对灾后重建、灾后安置、灾后心理疏导等方面的报道,不仅做到了以危机中的弱势群体为中心,而且报道保持间断的持续性,能够不断引发整个社会对危机的关注和思考,使得整个善后工作在进展中不断受到有效的监督。
有限报道原则。以人为本的有限报道原则出于以下方面考虑:第一,有些超出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的内容可能会产生新的心理危机,如过于血腥的场面;第二,有些涉及人道主义及尊严的内容可能会引发群体性的道德危机,也可能使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受到威胁。比如超越大部分人道德底线的事件。因此,危机报道不应超越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道德底线而进行报道。但是这里又会涉及两个矛盾的问题,即如何设立限度,谁来把握限度。
在限度模糊或缺失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以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为由,无所不报;以维护人道尊严为由,行“不报道”或“少报道”之实。这两种实践表现出媒体对其社会影响和责任的无知或漠视。
在这种矛盾之下,媒体实践者一方面要了解相关的危机报道的法律和政策,一方面也要加强自身的媒介修养,掌握大众的道德标准。同时,在实践中,媒体还能够促进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另外,媒体公开接受公众的评价,积极借鉴其他文化中危机报道的案例,对我们掌握有限报道的尺度也有一定的意义。
危机报道要实现什么
危机报道中,媒体最应该发挥的功能有:告知、教育和说服。相应地,危机报道要实现以下三个层面的目的。
第一,使人们充分了解危机的情况,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及时、透明的信息使得媒介充分发挥其信息和监测功能,让人们充分了解危机,引起对危机的关注和应对思考。危急中,人们依赖有效的信息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媒体提供的有效信息关系到重大的民生问题。因此,尊重知情权就是尊重群众的生存权。在非典、禽流感、毒奶粉等比较成功的报道中,及时的告知有效地阻止了危机的蔓延。
第二,使人们了解危机中各因素的相关性。相关性信息对于解救措施具有建设性意义。宣传、鼓励性的软信息可以调动人们的情绪和积极性,但是,如果缺失相关性信息,被调动起来的民众只能是一群情绪激动的非理性群体。因此相关性的硬信息在什么时候都是必要的。在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我国新闻媒体对救援工作的难度和难点,救援队伍的组织,余震中人们的生存,救援物资金钱的捐赠和发放,献血、志愿者组织、灾民生活和医疗安置、灾民和救援人员的心理辅导等方面进行了及时而有效的报道。而且还有很多非常专业的词汇随着报道进入到普通大众的字典,如创伤心理学、灾难心理卫生、应急机制、次生灾难等。危机报道不仅鼓舞了全民抗灾的士气,而且全方位地为民众展示了危机中各因素的相关性,使得民众更深入地了解了地震。
第三,塑造人们积极的心理,以及对待危机的理性认识和态度。心理学表明,危机中的民众心理最容易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而且,当危机在威胁整个人群、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时,人们陷入了同样的任务和命运,从而会自然地产生凝聚心理。因此,危机报道应乘势调动起人们应对危机的积极性,增强人们应对危机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如在汶川地震和非典的危机报道中,都有关于受灾人们的意志坚强、与生命作抗争以及救灾人员的感人事迹。这些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报道让民众在激动中重塑了对社会的信心,凝聚了人心,团结了力量,对整个危机的解除注入了兴奋剂;使人们在“四川雄起,中国雄起”的呼喊声中看到了“多难兴邦”的曙光。
但是,对危机的积极态度必须要建立在对危机正确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否则这种积极态度只能是虚无的、自我麻醉式的、愚昧的兴奋。因此,危机报道必须树立人们对危机的理性认识。这种树立有教育的成分,更有说服的成分。面对由人类的无知、愚昧、腐败等人为因素造成的各类危机,危机报道在发挥应对当前危机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树立人们的理性认识,鼓励民众进行反思,从而预防类似的危机再次肆虐、重演。因此,危机报道在塑造一个积极向上、勇敢负责、懂得反思的民族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