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门”事件中泄密者斯诺登在事件发生前，一度藏身在香港，本刊记者专访了最接近大爆料地点的香港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杨艾文。杨艾文Simon Young，目前是香港大学比较法和公法中心主任，国际法学院亚美研究所的主任。他2009年的著作《犯罪所得的民事没收》曾是学术界“没收”财产主题类的畅销书之一。
　　《中国西部》：斯诺登爆料的关于“棱镜门”的内容，您相信吗？在公众眼中，斯诺登俨然成为了一个英雄，而在政府又将他视为一个窃取国家机密，背叛雇主的叛徒。为何公众和政府在这件事上，完全走向了对立面？
　　杨艾文： 我相信斯诺德爆料的大部分内容。但事实情况是：一方面，公众当然其中包括我自己，都仍然不完全了解所谓的“网络入侵”的程度到底有多深；另一方面，政府心知肚明他们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为何出现两种对斯诺德不同的看法——“英雄和叛徒”。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美国政府有没有对自己的行为给予充分的考虑。
　　《中国西部》：2005年，《纽约时报》爆出美国国家安全局联合最大电信运营商Verizon对国民通联信息进行监控的监听门事件，而近日又有棱镜门事件。他们都宣称自己在合法的条件下进行，并受到政府的三个权力机构监督。这种监控，您认为是合法的吗？公众认为信息是隐私的这种想法是不是很天真？
　　杨艾文：可能，是否合法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有的法律中被制定成合法的法律内容是否太过，这样的法律怎样被通过，有通过的可能并得到认同。有的人认为自己的信息是完全隐私的，这种想法毫无疑问的，的确很天真。甚至是与客户之间达成某种特权的律师都无法完全保证。
　　《中国西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为国安局辩护说，你不可能拥有百分百的安全，又拥有百分百的隐私。您同意他的说法吗？您怎么看？
　　杨艾文：我认为奥巴马的提法是故意把安全和隐私放在两个极端来看待，倘若从这种逻辑出发，鱼与熊掌当然不可兼得。但实际上，安全和隐私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相对平衡状态。就当前而言，我认为这种平衡正在向隐私权倾斜。
　　《中国西部》：美国国会代表认为，监控是为反恐，是有必要的。奥巴马政府践踏民权而更倾向于安全，这样做对吗？
　　杨艾文： “9·11”事件发生时，世界各地的政府反应都非常激烈，但他们都反应过度了，逐渐反恐法律的重要性盖过了一切，甚至是凌驾于民众的基本权利之上，但是却没有任何保证说，有了这些法律就没有恐怖，一切都安全了。学术界、律师、社会民众都起来抗议这种超越一切的法律。在某些时候，政府在这些声音面前，无力辩解，法庭不得不告诉政府，他们的确做得过分了。
　　《中国西部》：英国媒体《卫报》评论说，斯诺登是作为“9·11”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民权和反恐之间，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民权，因为民权更接近理想的状态，您怎么认为？
　　杨艾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民间反对凌驾于民权之上的反恐的第二次自由主义浪潮。第一次是公开反抗某一种具体的违背基本人的权利的法律，比如拘留法、刑事罪行、财产冻结等。第二次浪潮的发起是基于保卫最基本的权利，同时在隐私和安全如何平衡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广泛的讨论。
　　《中国西部》：在斯诺登案件上，如果您的意见会被考虑到，您可能会向美国政府提些什么意见？
　　杨艾文：首先他们必须做的是，将自己所做的事情全盘托出。然后，开始自省，重新审视现有的法律。
　　《中国西部》：美国的很多IT巨头在中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是政府的佣工吗？像谷歌、雅虎这样的公司应该有义务告诉用户，他们的信息被监控了吗？
　　杨艾文：是的，我同意斯诺登曾说过的话，“这些企业都是政府的佣工”。因为国家安全局认为电信公司成为合作者的身份，将成为他们无所不知王冠上的宝石。他们的一般规则是，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是不被信任的，直到他们证明自己是可信赖的。这是可悲的，如果他们真的都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实在是有能力提供世界上最好的和最值得信赖的服务。公民自由组织应该披露他们和政府的秘密合约，包括政府强制要求执行的条款。如果有一家公司站出来为民众说话，它将永远改变全球通信的安全性。
　　《中国西部》：斯诺登会何去何从？
　　杨艾文：斯诺登未来命运会如何，我认为有六种可能，第一种，一直留在莫斯科机场；第二种，逃到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第三种，离开莫斯科，但留在俄罗斯境内，生活受到限制；第四种，逃到另外一个法律和司法独立的，具有较强法治传统的国家去；第五种，返回或被“返回”到美国；第六种，死亡。如果可以打赌，我赌斯诺登会选择选项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