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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影响下，文化正进入全新的视觉文化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面临要么湮灭不见要么以视觉形式再生的生存状态。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以1979年《丝路花雨》为肇始，从最初的无意识到现在有意打造，在视觉文化领域全面再生。视觉化问题必将成为敦煌艺术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命题。只有通过案例分析与理论梳理，才能对这一现象和命题进行更深刻的洞察与理解。
［关键词］敦煌艺术；视觉化；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H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19-03
一
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在机械复制技术和数字虚拟模拟技术引领下进入海德格尔所言的“世界图像的时代”。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海德格尔明确了现代社会的两个基本特质：其一，“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1]这里的图像具有世界观的意义，意味着人类理解世界的程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开始以图像化的方式理解存在，存在者也只有转化的表象才存在着；其二，这一转变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尤其是机械技术，这是海德格尔认定的五个现代性现象中最重要的两个。随着社会进入被称为“后工业”的年代和文化进入被称为“后现代”的年代，海德格尔的认定不仅被验证并且获得了更深入的发展。其标志就是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和公共文化领域的“图像转向”。[2] 人类体验上的时空距离被大幅度压缩，体验模式由文字转向视觉与图像。人们只需要操纵手中的控制面板和鼠标，电子与数字技术、模拟影像艺术借助网络信息高速公路就能够将全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各类文化内容与社会信息呈现到我们眼前。视听媒介成为公众接受、感知和理解文化的内涵、意义、价值的主要通道。我们进入了建立在电子信息技术与数字模拟技术等高科技基础上的视觉文化时代。整个社会存在以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视觉景观方式表达出来。“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转化为一个表象。” [3]世界由现代进入后现代也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由图像时代进一步发展为视觉时代。
海德格尔认为，世界实现现代化后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 “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并因此成为文化政治”。 [4]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文化则承载了越来越多的职能。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认同等各种公共职能越来越融合为一体，以文化的面貌呈现出来。这是后工业社会最为鲜明的社会特色之一。各种文化艺术资源既在其自身原有的领域不断演变革新，也越来越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各国表达自我民族存在的方式和社会经济文化话语权争夺的前沿阵地。因此，各国文化艺术资源日益演变为一种万能符号，它们不仅仅在精神领域发挥其作用，也日益向政治、经济领域渗透，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化符号正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和软实力的象征。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的时代，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正成为国家间实力竞争的主要方式。因此，挖掘具有地方民族、国家特色的文化符号体系，将之转化为经济载体、发展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点正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战略任务之一。这样就为视觉文化时代形势下国家和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在这一社会情境下利用和发展已有的文化艺术资源，使其更有效地发挥更深广的作用，而不只是停留在民族记忆之中。
甘肃是文化大省，坐拥大量的文化艺术资源：伏羲女娲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崆峒道家文化、敦煌文化……可以说，大凡中华文明具有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存在形态都可在甘肃找到典型代表。如何利用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既是甘肃文化大省建设的一项重要思考题，也是甘肃省各类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保护走向现代利用的一个重要命题。解决好了可以推动甘肃社会经济文化的腾飞与跨越式发展；解决不好文化艺术资源不仅会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甚至还会对其造成严重的损害。敦煌文化作为甘肃独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资源，如何发掘并利用好其价值，为甘肃省的文化建设和国家文化建设做出表率，就成为目前甘肃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敦煌艺术的符号化、视觉化与文化认同问题研究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做出的理论思考，力求在理论研究层面深入探讨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视觉时代发展的可行性与可能性，挖掘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再生之于民族文化建设价值与意义。
二
敦煌学是中国在国际学术界为数不多的显学之一，敦煌莫高窟是世界物质与文化遗产，其在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如何保护和利用好这一重要的文化战略资源正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很长时间以来，敦煌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保护好其原生资源，以及对敦煌遗书、洞窟艺术原生资源的研究，重在考其源流演变和原生意义，而考古学则是展开这些研究的核心方法，这可以称之为洞窟敦煌学。2004年以后，王建疆先生在国内多家刊物上连续主持“美学敦煌”专栏，开启了基于“再生”和“增值”两大核心理论的当代敦煌学研究。该研究立足全球化背景，以美学敦煌的视角切入研究敦煌再生艺术——主要是《丝路花雨》为代表的舞台艺术的美学价值与文化意义，使敦煌研究走出洞窟，走进广阔的现实社会，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被称为当代敦煌学的新拓展。[5] 王建疆认为，通过对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提高人们对艺术再生问题的理论认识，为国家的文化战略提供新的参照，而且还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有关敦煌艺术新的经济文化增长点的新思路、新点子，直接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6] 这为敦煌学开创了全新的、更具广阔前景和社会应用性的研究领域，也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目前，敦煌艺术的当代转化已经渗透进各个艺术门类，如舞台艺术、文学创作、影视、动漫、城市景观、视觉传达、文化宣传等，涉及社会、文化、经济、艺术、政治乃至公众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学科领域。敦煌艺术转化为各种视觉符号，不仅在地方经济发展、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影视艺术的创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也借此深深渗入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中，对公众的文化心理与文化认同都发挥着潜移默化而又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此，在视觉文化大行其道的景观社会，对敦煌艺术这一文化瑰宝和战略资源的符号化、视觉化转化问题的关注、梳理与研究，就有很强的现实紧迫性和理论必要性。对敦煌艺术的当代转生做文化符号经济学研究，不仅可以形成地方文化品牌，推动地方经济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还可以为物质和文化遗产的现代利用与转化问题提供理论指导。更为重要的是，这对研究民族文化心理建构和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问题都有着重要意义。敦煌艺术的符号化、视觉化与文化认同问题研究，就是在视觉文化这一具有重大现实影响力的文化艺术领域，深入探讨敦煌文化艺术资源视觉化再生的社会经济价值。它不仅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对全球化时代建设具有标识意义的民族文化战略品牌、凝聚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王建疆教授在开创当代敦煌学时就提出：“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的研究目标在于揭示敦煌艺术再生的机制和敦煌艺术再生后的价值增值方式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力增强之间的关系，在探寻敦煌艺术从非自觉再生到自觉再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经济文化增长点，为国家文化战略提供新的参照，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7]在视觉文化领域对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的研究，就是此目标在特定领域的具体展开。该研究通过对敦煌艺术在当代诸多社会、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符号化与视觉化的转生现状的关注与调查，分析这种转化的现实状况与政治文化意义、符号经济学意义。本课题将着力研究敦煌文化艺术符号体系在后工业社会文化符号经济领域的符号化与视觉化转生问题，以及这样的转生在文学艺术创作、文化视觉传达、影视艺术、城市景观设计领域中应用和这样的应用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构型、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的影响和价值。该研究将从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两大层面展开。理论研究将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其一，文化符号经济学研究。旨在研究文化经济符号学的特点、规律与作用方式；探究在视觉文化时代与景观社会中，如何挖掘地方、民族、国家文化资源，使之在文化符号经济领域发挥其效力；探究地方文化符号在全球时代之于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文化与经济战略的价值。
其二，敦煌艺术符号体系及其符号化、视觉化再生的规律、特征及其影响研究。敦煌艺术资源从石窟走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后，在不同领域都呈现出符号化与视觉化倾向。只有综合研究这种倾向在文学艺术创作、文化视觉传达、城市景观设计、影视动漫艺术等领域的具体表现，分析其规律、特征与影响，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其文化价值、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力，并避免受众误解甚至歪曲敦煌艺术精神。
其三，敦煌艺术的符号化、视觉化再生与民族文化心理的构型、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的关系研究。旨在研究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问题，文化符号对民族文化心理构型的影响问题，敦煌艺术的符号化与视觉化衍生品在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价值和意义问题。
案例的分析与研究则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其一，敦煌艺术符号在当代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宣传中形象分析、精神内蕴的转换问题研究。在当代，敦煌形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表征，它在当代文艺创作与文化宣传策略中的意义与价值与洞窟中的艺术精神已有很大的不同，这些都有待进行深入的解读，从而挖掘其潜在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其二，当代转化后的敦煌艺术符号体系在城市景观设计中案例的分析与研究。作为庞大的艺术符号宝库，敦煌艺术自身在当代城市景观设计中已经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通过分析其应用、转化与地域文化风格的关系和转化手法以及在城市文化中的应用，探究这些转换背后的规律、特征、地区文化影响力、应用前景、社会名片效应与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等问题。
其三，当代转化后的敦煌艺术符号体系在文化视觉传达中的案例分析与研究。利用视觉传达表征民族文化精神与气质特点是当今社会自我表征的主要方式之一。如何更好地利用敦煌艺术宝库中的文化资源，将之符号化、视觉化，使之在当代景观社会中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便是一个重要问题。
其四，敦煌艺术符号在影视动漫艺术领域中的应用与分析研究。影视动漫艺术正成为年轻一代接受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一渠道在建构年轻一代的文化心理并使之形成文化认同感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研究传统文化符号在影视、动漫等现代艺术产业的应用问题，分析其精神价值内涵以及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对最大化地实现现代艺术手段与传统具有民族标识意义的文化资源结合，形成强大的文化合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紧迫性。
综上，本研究先立足于对敦煌艺术在景观社会中的符号化与视觉化转化的案例调研分析，再从文化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对之进行理论梳理与分析，最终指导实践，为敦煌艺术这个庞大的艺术宝库更好在当代获得再利用，最大限度地挖掘敦煌艺术的当代价值，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战略提供指导；探索在景观社会与视觉文化时代中，影响民族文化心理与文化认同感的文化元素及其形成过程。
三
齐格蒙特?鲍曼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一书中开宗明义：“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它也是以同样程度和同样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过程。” [8]全球化进程对文化最为深远的影响之一就是文化的均质化。这一现象在视觉文化领域展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好莱坞的一部大片就能席卷全球，并引起全球各地电影从业者的纷纷效仿。在全球视觉文化时代，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面对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化的浪潮时，如何既能不断发展，又避免文化上的迷失，是所有后发展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敦煌文化艺术资源是我国的文化瑰宝，它在进行符号化与视觉化再生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自1979年《丝路花雨》始，至今借助“敦煌”这面大旗创作的视觉文化产品不胜枚举，其中不乏《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敦煌》这样的经典制作，但也有类似于《天脉传奇》、《天地英雄》这样的打“敦煌擦边球”的电影制品以及遍布街头的各类粗制滥造的敦煌艺术仿制品。 [9]因此，立足全球视觉文化这一现实背景，深入研究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各个艺术领域的符号化、视觉化再生问题势在必行。只有通过对现实案例的细致考察和理论的深入研究，敦煌艺术才不至于在全球视觉文化时代仅仅成为人们到此一游的旅游目的地；也不至于使之在现代视觉再生的过程中变成空洞符号，渐渐模糊其意义和价值，仅仅成为人们猎奇的对象；也才能使敦煌艺术在视觉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不只是在故纸堆中渐行渐远，成为遥远的民族记忆。
［注 释］
[1][4]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见孙周兴主编《海德格尔选 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9页、第886页。
[2]W.J.T.米歇尔著；陈永国、 胡文征译：《图像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页。
[3]居伊?德波著王昭凤 译：《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第三页.
[5]对该成果的介绍详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七辑），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1年版，第476～479页。
[6][7]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研究》，《西北师 大学报》，2007年第2期，第18页、第19页。
[8]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 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 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第1页。
[9]对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视觉文化领域再生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以出路的初步探讨可参见拙文《敦煌艺术视听化转换及其现代化》，《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第106～110页。
［关键词］敦煌艺术；视觉化；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H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19-03
一
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在机械复制技术和数字虚拟模拟技术引领下进入海德格尔所言的“世界图像的时代”。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海德格尔明确了现代社会的两个基本特质：其一，“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1]这里的图像具有世界观的意义，意味着人类理解世界的程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开始以图像化的方式理解存在，存在者也只有转化的表象才存在着；其二，这一转变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尤其是机械技术，这是海德格尔认定的五个现代性现象中最重要的两个。随着社会进入被称为“后工业”的年代和文化进入被称为“后现代”的年代，海德格尔的认定不仅被验证并且获得了更深入的发展。其标志就是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和公共文化领域的“图像转向”。[2] 人类体验上的时空距离被大幅度压缩，体验模式由文字转向视觉与图像。人们只需要操纵手中的控制面板和鼠标，电子与数字技术、模拟影像艺术借助网络信息高速公路就能够将全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各类文化内容与社会信息呈现到我们眼前。视听媒介成为公众接受、感知和理解文化的内涵、意义、价值的主要通道。我们进入了建立在电子信息技术与数字模拟技术等高科技基础上的视觉文化时代。整个社会存在以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视觉景观方式表达出来。“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转化为一个表象。” [3]世界由现代进入后现代也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由图像时代进一步发展为视觉时代。
海德格尔认为，世界实现现代化后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 “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并因此成为文化政治”。 [4]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文化则承载了越来越多的职能。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认同等各种公共职能越来越融合为一体，以文化的面貌呈现出来。这是后工业社会最为鲜明的社会特色之一。各种文化艺术资源既在其自身原有的领域不断演变革新，也越来越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各国表达自我民族存在的方式和社会经济文化话语权争夺的前沿阵地。因此，各国文化艺术资源日益演变为一种万能符号，它们不仅仅在精神领域发挥其作用，也日益向政治、经济领域渗透，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化符号正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和软实力的象征。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的时代，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正成为国家间实力竞争的主要方式。因此，挖掘具有地方民族、国家特色的文化符号体系，将之转化为经济载体、发展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点正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战略任务之一。这样就为视觉文化时代形势下国家和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在这一社会情境下利用和发展已有的文化艺术资源，使其更有效地发挥更深广的作用，而不只是停留在民族记忆之中。
甘肃是文化大省，坐拥大量的文化艺术资源：伏羲女娲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崆峒道家文化、敦煌文化……可以说，大凡中华文明具有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存在形态都可在甘肃找到典型代表。如何利用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既是甘肃文化大省建设的一项重要思考题，也是甘肃省各类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保护走向现代利用的一个重要命题。解决好了可以推动甘肃社会经济文化的腾飞与跨越式发展；解决不好文化艺术资源不仅会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甚至还会对其造成严重的损害。敦煌文化作为甘肃独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资源，如何发掘并利用好其价值，为甘肃省的文化建设和国家文化建设做出表率，就成为目前甘肃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敦煌艺术的符号化、视觉化与文化认同问题研究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做出的理论思考，力求在理论研究层面深入探讨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视觉时代发展的可行性与可能性，挖掘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再生之于民族文化建设价值与意义。
二
敦煌学是中国在国际学术界为数不多的显学之一，敦煌莫高窟是世界物质与文化遗产，其在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如何保护和利用好这一重要的文化战略资源正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很长时间以来，敦煌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保护好其原生资源，以及对敦煌遗书、洞窟艺术原生资源的研究，重在考其源流演变和原生意义，而考古学则是展开这些研究的核心方法，这可以称之为洞窟敦煌学。2004年以后，王建疆先生在国内多家刊物上连续主持“美学敦煌”专栏，开启了基于“再生”和“增值”两大核心理论的当代敦煌学研究。该研究立足全球化背景，以美学敦煌的视角切入研究敦煌再生艺术——主要是《丝路花雨》为代表的舞台艺术的美学价值与文化意义，使敦煌研究走出洞窟，走进广阔的现实社会，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被称为当代敦煌学的新拓展。[5] 王建疆认为，通过对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提高人们对艺术再生问题的理论认识，为国家的文化战略提供新的参照，而且还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有关敦煌艺术新的经济文化增长点的新思路、新点子，直接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6] 这为敦煌学开创了全新的、更具广阔前景和社会应用性的研究领域，也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目前，敦煌艺术的当代转化已经渗透进各个艺术门类，如舞台艺术、文学创作、影视、动漫、城市景观、视觉传达、文化宣传等，涉及社会、文化、经济、艺术、政治乃至公众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学科领域。敦煌艺术转化为各种视觉符号，不仅在地方经济发展、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影视艺术的创作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也借此深深渗入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中，对公众的文化心理与文化认同都发挥着潜移默化而又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此，在视觉文化大行其道的景观社会，对敦煌艺术这一文化瑰宝和战略资源的符号化、视觉化转化问题的关注、梳理与研究，就有很强的现实紧迫性和理论必要性。对敦煌艺术的当代转生做文化符号经济学研究，不仅可以形成地方文化品牌，推动地方经济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还可以为物质和文化遗产的现代利用与转化问题提供理论指导。更为重要的是，这对研究民族文化心理建构和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问题都有着重要意义。敦煌艺术的符号化、视觉化与文化认同问题研究，就是在视觉文化这一具有重大现实影响力的文化艺术领域，深入探讨敦煌文化艺术资源视觉化再生的社会经济价值。它不仅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对全球化时代建设具有标识意义的民族文化战略品牌、凝聚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王建疆教授在开创当代敦煌学时就提出：“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的研究目标在于揭示敦煌艺术再生的机制和敦煌艺术再生后的价值增值方式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力增强之间的关系，在探寻敦煌艺术从非自觉再生到自觉再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经济文化增长点，为国家文化战略提供新的参照，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7]在视觉文化领域对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的研究，就是此目标在特定领域的具体展开。该研究通过对敦煌艺术在当代诸多社会、文化与经济领域的符号化与视觉化的转生现状的关注与调查，分析这种转化的现实状况与政治文化意义、符号经济学意义。本课题将着力研究敦煌文化艺术符号体系在后工业社会文化符号经济领域的符号化与视觉化转生问题，以及这样的转生在文学艺术创作、文化视觉传达、影视艺术、城市景观设计领域中应用和这样的应用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构型、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的影响和价值。该研究将从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两大层面展开。理论研究将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其一，文化符号经济学研究。旨在研究文化经济符号学的特点、规律与作用方式；探究在视觉文化时代与景观社会中，如何挖掘地方、民族、国家文化资源，使之在文化符号经济领域发挥其效力；探究地方文化符号在全球时代之于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文化与经济战略的价值。
其二，敦煌艺术符号体系及其符号化、视觉化再生的规律、特征及其影响研究。敦煌艺术资源从石窟走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后，在不同领域都呈现出符号化与视觉化倾向。只有综合研究这种倾向在文学艺术创作、文化视觉传达、城市景观设计、影视动漫艺术等领域的具体表现，分析其规律、特征与影响，才能最有效地实现其文化价值、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力，并避免受众误解甚至歪曲敦煌艺术精神。
其三，敦煌艺术的符号化、视觉化再生与民族文化心理的构型、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的关系研究。旨在研究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形成问题，文化符号对民族文化心理构型的影响问题，敦煌艺术的符号化与视觉化衍生品在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价值和意义问题。
案例的分析与研究则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其一，敦煌艺术符号在当代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宣传中形象分析、精神内蕴的转换问题研究。在当代，敦煌形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表征，它在当代文艺创作与文化宣传策略中的意义与价值与洞窟中的艺术精神已有很大的不同，这些都有待进行深入的解读，从而挖掘其潜在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其二，当代转化后的敦煌艺术符号体系在城市景观设计中案例的分析与研究。作为庞大的艺术符号宝库，敦煌艺术自身在当代城市景观设计中已经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通过分析其应用、转化与地域文化风格的关系和转化手法以及在城市文化中的应用，探究这些转换背后的规律、特征、地区文化影响力、应用前景、社会名片效应与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等问题。
其三，当代转化后的敦煌艺术符号体系在文化视觉传达中的案例分析与研究。利用视觉传达表征民族文化精神与气质特点是当今社会自我表征的主要方式之一。如何更好地利用敦煌艺术宝库中的文化资源，将之符号化、视觉化，使之在当代景观社会中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便是一个重要问题。
其四，敦煌艺术符号在影视动漫艺术领域中的应用与分析研究。影视动漫艺术正成为年轻一代接受文化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一渠道在建构年轻一代的文化心理并使之形成文化认同感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研究传统文化符号在影视、动漫等现代艺术产业的应用问题，分析其精神价值内涵以及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对最大化地实现现代艺术手段与传统具有民族标识意义的文化资源结合，形成强大的文化合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紧迫性。
综上，本研究先立足于对敦煌艺术在景观社会中的符号化与视觉化转化的案例调研分析，再从文化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对之进行理论梳理与分析，最终指导实践，为敦煌艺术这个庞大的艺术宝库更好在当代获得再利用，最大限度地挖掘敦煌艺术的当代价值，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战略提供指导；探索在景观社会与视觉文化时代中，影响民族文化心理与文化认同感的文化元素及其形成过程。
三
齐格蒙特?鲍曼在《全球化——人类的后果》一书中开宗明义：“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它也是以同样程度和同样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过程。” [8]全球化进程对文化最为深远的影响之一就是文化的均质化。这一现象在视觉文化领域展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好莱坞的一部大片就能席卷全球，并引起全球各地电影从业者的纷纷效仿。在全球视觉文化时代，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面对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化的浪潮时，如何既能不断发展，又避免文化上的迷失，是所有后发展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敦煌文化艺术资源是我国的文化瑰宝，它在进行符号化与视觉化再生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自1979年《丝路花雨》始，至今借助“敦煌”这面大旗创作的视觉文化产品不胜枚举，其中不乏《丝路花雨》、《大梦敦煌》、《敦煌》这样的经典制作，但也有类似于《天脉传奇》、《天地英雄》这样的打“敦煌擦边球”的电影制品以及遍布街头的各类粗制滥造的敦煌艺术仿制品。 [9]因此，立足全球视觉文化这一现实背景，深入研究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各个艺术领域的符号化、视觉化再生问题势在必行。只有通过对现实案例的细致考察和理论的深入研究，敦煌艺术才不至于在全球视觉文化时代仅仅成为人们到此一游的旅游目的地；也不至于使之在现代视觉再生的过程中变成空洞符号，渐渐模糊其意义和价值，仅仅成为人们猎奇的对象；也才能使敦煌艺术在视觉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不只是在故纸堆中渐行渐远，成为遥远的民族记忆。
［注 释］
[1][4]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见孙周兴主编《海德格尔选 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9页、第886页。
[2]W.J.T.米歇尔著；陈永国、 胡文征译：《图像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页。
[3]居伊?德波著王昭凤 译：《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第三页.
[5]对该成果的介绍详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选介汇编》（第七辑），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1年版，第476～479页。
[6][7]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研究》，《西北师 大学报》，2007年第2期，第18页、第19页。
[8]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 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 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第1页。
[9]对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视觉文化领域再生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以出路的初步探讨可参见拙文《敦煌艺术视听化转换及其现代化》，《重庆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第106～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