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政府通过阅兵等活动隆重庆祝。年初以来，国内主要媒体都通过各种渠道，包括重访重要抗战纪念地、寻访健在的抗战将士及亲属、挖掘新史料等方式，为抗战胜利70周年报道进行预热。对于国内民众而言，抗战系列报道主要目的是再现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让公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抗战胜利已经过去七十年，如何向他们讲述抗战对于中国人民的意义，如何把历史故事写出新意，让外国读者了解并为之所动，是当下外宣媒体面临的主要问题。
慰安妇因为极度悲惨的人生经历和在亚洲地区曾广泛存在而备受外媒关注。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节点，这一群体也是对外报道需要关注的重要对象。《金融时报》5月21日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慰安妇”的文章。文章故事性强，信息量丰富，对于我们做好抗战胜利70周年对外报道有一定启发。
对外报道如何选题
《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一书中在讲述记者如何找到好故事时建议，处理已经被报道过的故事，可以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具体化，也就是从小着眼，挖掘出好故事；二是预测，判断故事发展走向，并确定写作范围；三是改变角度。
慰安妇群体经常见诸于报端，她们的境遇也被媒体深度挖掘和报道过，所以在选取报道角度时应该注意以上方法，以增强稿件的新闻性和故事性。
按照上述标准，《中国慰安妇》一文中，记者主要采取了前两种手法。首先是具体化和深度挖掘细节的手法。文章重点写了三个人物的故事：慰安妇张先兔、教师张双兵和反日人士童增，笔墨主要集中于前两人的人生经历，文中穿插了很多丰富的细节，跨越时空，引人入胜，便于外国读者对慰安妇群体深入了解。
第二种方法主要体现在记者交代写作原因时点明：“今年亚洲将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在众多无法安息的战争亡魂中，慰安妇的身影也在其间。”由此，作者为描写慰安妇的故事确立了合理性，并明确了故事的涉及范围。
纵观中国媒体的稿件，很多文章停留在写某个慰安妇的遭遇，或者写张双兵的努力，很少将两种人联系起来写。如《揭开中国‘慰安妇’真相 》一稿是在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播发，文中描写了三位慰安妇的经历，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但从对外角度看，稿件主要停留在现场描写，缺乏交代背景和适度扩展。相比之下，《金融时报》的文章通过描写慰安妇群体，对于中日关系走向、对日索赔新阶段，以及慰安妇史料在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等都有阐释，更便于外国读者理解。
如何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切换
历史问题，尤其是尘封已久的历史，如何通过报道赋予它新的生命？很多记者同事表示，在抗战胜利采访中，碰到很多存放在档案馆和纪念馆的史料，当年的经历纵使再惨烈、奇特，很多时候只能就事论事，难以与现实产生交集。其实《中国慰安妇》文中也提到，“在张先兔的卧室这样僻静的角落里，历史痕迹早已褪去。此时再来赋予这段尘封往事以新的意义，是否已为时过晚？”文章通过如此设问的方式展开，随后又用文章本身回答了这一问题。
《中国慰安妇》一文从1942写起，写张先兔被沦为慰安妇的悲惨经历，到上个世纪90年代，她随张双兵到日本诉讼，再到张双兵的个人经历等，历史、空间跨度较大。文中，历史与现实的切换都是通过受访者的话，以及一些承上启下功能的语句来实现，比如：
——“此刻张先兔坐在山西省盂县的家中，1942年那个清晨仓惶惊醒的新媳妇，如今已是一位瘦得皮包骨的寡妇。”
——“这对包在布鞋里的畸形小脚虽然连下床着地都困难，却曾带着张先兔一路走上东京法庭。”
—— 张先兔的父亲付了赎金后，日本人才放了她。她父亲为付赎金卖掉了所有的羊，从此家中一贫如洗。两年后她才在继母的照顾下恢复健康。张先兔说，她当年自由的代价是这个家庭的败落，“我要让日本人偿还这笔钱。”
历史问题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写，很容易变成史料的堆积，缺乏故事感。因此，倒叙、夹叙夹议的手法在处理此类稿件时较有效。在抗战胜利70周年报道中，素材众多，记者可以纵横取材，立体透视，但如何把浩如烟海的资料有效组织起来，并形成外国读者愿意阅读的文章，需要记者深入采访，并有效组织行文。
此外，我们注意到，《中国慰安妇》以声响类描写开头，充满现场感，也唤醒了读者的兴趣。“1942年春，瓦罐摔落在石头地上的碎裂声，划破了那个清冷的早晨，新婚不久的张先兔被吵醒了。”文末写道：“在寻求讨回公道的过程中，正义人士收集到的慰安妇证据，保留了普通百姓在残酷战争时期的生存记录。他们为后世中国人创造了一份记录，其意义远大于经过美化的革命英雄事迹。”结尾指向了慰安妇问题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有面向未来之意。
体现记者存在
《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一文曾指出，如果一篇特写故事，从头到尾没有记者的出现，在解释和结论段落没有记者的重点强调，就不是一篇好文章。有记者存在的故事，才更加真实。
我们看到，外媒在报道中国问题时，经常巧妙地将观点埋藏于现场的描写和事实的展现中。《中国慰安妇》一文中就有多处采取此手法，比如记者写道：“当我为撰写这篇文章着手研究时，我曾不禁猜测：一位慰安妇是否会欢迎一个外国记者？我会被指责‘站队’吗？”
相比之下，新华社的报道更为客观，只是在文中体现记者存在及与受访者的互动：“见来了几个陌生人，周喜香既没有惊慌，也没有兴奋。知道来者的身份后，她用手拍拍炕沿——叫记者坐下。”“记者发现周喜香拿烟的手在不停地颤抖，以为是激动所致，张双兵说，是那时被日本兵打残的。”“为不打扰尚沉浸在失望、愤怒中的郭喜翠，记者停下了脚步。 ”
当然，外媒报道中的点评内容有时是基于成见，过于偏颇，但总的来看，在对外稿件中适当添加点评内容，有利于增强稿件的“交谈感”，帮助外国读者理解，并留下深刻印象。
融入外国人的视角
如果我们以为中国受众写抗战故事的手法向外国人讲抗战故事，恐怕很多国外读者会理解不了。在对外报道中，中国故事需要国际化表达，我们忽视的或者想当然的一些内容，可能成为外国受众的理解障碍。
《中国慰安妇》文中写道：“慰安妇大多生活在贫困乡村，说着一口外人很难听懂的方言，她们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儒家思想的谨小慎微，掩盖了她们在战争中惨遭强奸的经历。”
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可能很多人都会理解慰安妇为什么不愿站出来，那是因为屈辱的经历。但是对外国人来讲，他们不一定明白个中缘由，因此文中做了如此解释。同时，记者也通过采访对慰安妇曾经“噤声”的缘由进一步阐释：“二战期间的战争记录遭到破坏。慰安妇们为了嫁人和保护家族名声，隐瞒了她们的过往。”
此外，描写场景，交代背景，以个体为例描写群体特征，也是外媒报道中国新闻时常用的手法，如：
——“院子里堆满了中国农村常见的杂物：成堆的煤和玉米，一些生了锈的农具，还拉着一根长长的晾衣绳。”
——“与张先兔经历相似的女性大多都死了，她们或死于疾病，或被折磨致死，或两者皆有之。二战期间日本为防止入侵日军进行大规模强奸和掳掠，实行慰安妇制度，据估计约有20万名亚洲女性或被掳掠，或被强迫在‘慰安所’为日军提供性服务。”
——“盂县在日军、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及共产党游击队之间几度易手。这儿的‘慰安所’都是临时设在村舍或军营中，不比上海的军妓院那么正规。”
当然，外媒的报道也并非无可指摘，其中有些判断与史实出入，有待商榷。总的来说，从立意、叙事和写作手法来说，这是一篇吸引读者的“中国抗战故事”。
慰安妇因为极度悲惨的人生经历和在亚洲地区曾广泛存在而备受外媒关注。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节点，这一群体也是对外报道需要关注的重要对象。《金融时报》5月21日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慰安妇”的文章。文章故事性强，信息量丰富，对于我们做好抗战胜利70周年对外报道有一定启发。
对外报道如何选题
《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一书中在讲述记者如何找到好故事时建议，处理已经被报道过的故事，可以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具体化，也就是从小着眼，挖掘出好故事；二是预测，判断故事发展走向，并确定写作范围；三是改变角度。
慰安妇群体经常见诸于报端，她们的境遇也被媒体深度挖掘和报道过，所以在选取报道角度时应该注意以上方法，以增强稿件的新闻性和故事性。
按照上述标准，《中国慰安妇》一文中，记者主要采取了前两种手法。首先是具体化和深度挖掘细节的手法。文章重点写了三个人物的故事：慰安妇张先兔、教师张双兵和反日人士童增，笔墨主要集中于前两人的人生经历，文中穿插了很多丰富的细节，跨越时空，引人入胜，便于外国读者对慰安妇群体深入了解。
第二种方法主要体现在记者交代写作原因时点明：“今年亚洲将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在众多无法安息的战争亡魂中，慰安妇的身影也在其间。”由此，作者为描写慰安妇的故事确立了合理性，并明确了故事的涉及范围。
纵观中国媒体的稿件，很多文章停留在写某个慰安妇的遭遇，或者写张双兵的努力，很少将两种人联系起来写。如《揭开中国‘慰安妇’真相 》一稿是在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播发，文中描写了三位慰安妇的经历，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但从对外角度看，稿件主要停留在现场描写，缺乏交代背景和适度扩展。相比之下，《金融时报》的文章通过描写慰安妇群体，对于中日关系走向、对日索赔新阶段，以及慰安妇史料在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意义等都有阐释，更便于外国读者理解。
如何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切换
历史问题，尤其是尘封已久的历史，如何通过报道赋予它新的生命？很多记者同事表示，在抗战胜利采访中，碰到很多存放在档案馆和纪念馆的史料，当年的经历纵使再惨烈、奇特，很多时候只能就事论事，难以与现实产生交集。其实《中国慰安妇》文中也提到，“在张先兔的卧室这样僻静的角落里，历史痕迹早已褪去。此时再来赋予这段尘封往事以新的意义，是否已为时过晚？”文章通过如此设问的方式展开，随后又用文章本身回答了这一问题。
《中国慰安妇》一文从1942写起，写张先兔被沦为慰安妇的悲惨经历，到上个世纪90年代，她随张双兵到日本诉讼，再到张双兵的个人经历等，历史、空间跨度较大。文中，历史与现实的切换都是通过受访者的话，以及一些承上启下功能的语句来实现，比如：
——“此刻张先兔坐在山西省盂县的家中，1942年那个清晨仓惶惊醒的新媳妇，如今已是一位瘦得皮包骨的寡妇。”
——“这对包在布鞋里的畸形小脚虽然连下床着地都困难，却曾带着张先兔一路走上东京法庭。”
—— 张先兔的父亲付了赎金后，日本人才放了她。她父亲为付赎金卖掉了所有的羊，从此家中一贫如洗。两年后她才在继母的照顾下恢复健康。张先兔说，她当年自由的代价是这个家庭的败落，“我要让日本人偿还这笔钱。”
历史问题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写，很容易变成史料的堆积，缺乏故事感。因此，倒叙、夹叙夹议的手法在处理此类稿件时较有效。在抗战胜利70周年报道中，素材众多，记者可以纵横取材，立体透视，但如何把浩如烟海的资料有效组织起来，并形成外国读者愿意阅读的文章，需要记者深入采访，并有效组织行文。
此外，我们注意到，《中国慰安妇》以声响类描写开头，充满现场感，也唤醒了读者的兴趣。“1942年春，瓦罐摔落在石头地上的碎裂声，划破了那个清冷的早晨，新婚不久的张先兔被吵醒了。”文末写道：“在寻求讨回公道的过程中，正义人士收集到的慰安妇证据，保留了普通百姓在残酷战争时期的生存记录。他们为后世中国人创造了一份记录，其意义远大于经过美化的革命英雄事迹。”结尾指向了慰安妇问题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有面向未来之意。
体现记者存在
《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一文曾指出，如果一篇特写故事，从头到尾没有记者的出现，在解释和结论段落没有记者的重点强调，就不是一篇好文章。有记者存在的故事，才更加真实。
我们看到，外媒在报道中国问题时，经常巧妙地将观点埋藏于现场的描写和事实的展现中。《中国慰安妇》一文中就有多处采取此手法，比如记者写道：“当我为撰写这篇文章着手研究时，我曾不禁猜测：一位慰安妇是否会欢迎一个外国记者？我会被指责‘站队’吗？”
相比之下，新华社的报道更为客观，只是在文中体现记者存在及与受访者的互动：“见来了几个陌生人，周喜香既没有惊慌，也没有兴奋。知道来者的身份后，她用手拍拍炕沿——叫记者坐下。”“记者发现周喜香拿烟的手在不停地颤抖，以为是激动所致，张双兵说，是那时被日本兵打残的。”“为不打扰尚沉浸在失望、愤怒中的郭喜翠，记者停下了脚步。 ”
当然，外媒报道中的点评内容有时是基于成见，过于偏颇，但总的来看，在对外稿件中适当添加点评内容，有利于增强稿件的“交谈感”，帮助外国读者理解，并留下深刻印象。
融入外国人的视角
如果我们以为中国受众写抗战故事的手法向外国人讲抗战故事，恐怕很多国外读者会理解不了。在对外报道中，中国故事需要国际化表达，我们忽视的或者想当然的一些内容，可能成为外国受众的理解障碍。
《中国慰安妇》文中写道：“慰安妇大多生活在贫困乡村，说着一口外人很难听懂的方言，她们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儒家思想的谨小慎微，掩盖了她们在战争中惨遭强奸的经历。”
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可能很多人都会理解慰安妇为什么不愿站出来，那是因为屈辱的经历。但是对外国人来讲，他们不一定明白个中缘由，因此文中做了如此解释。同时，记者也通过采访对慰安妇曾经“噤声”的缘由进一步阐释：“二战期间的战争记录遭到破坏。慰安妇们为了嫁人和保护家族名声，隐瞒了她们的过往。”
此外，描写场景，交代背景，以个体为例描写群体特征，也是外媒报道中国新闻时常用的手法，如：
——“院子里堆满了中国农村常见的杂物：成堆的煤和玉米，一些生了锈的农具，还拉着一根长长的晾衣绳。”
——“与张先兔经历相似的女性大多都死了，她们或死于疾病，或被折磨致死，或两者皆有之。二战期间日本为防止入侵日军进行大规模强奸和掳掠，实行慰安妇制度，据估计约有20万名亚洲女性或被掳掠，或被强迫在‘慰安所’为日军提供性服务。”
——“盂县在日军、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及共产党游击队之间几度易手。这儿的‘慰安所’都是临时设在村舍或军营中，不比上海的军妓院那么正规。”
当然，外媒的报道也并非无可指摘，其中有些判断与史实出入，有待商榷。总的来说，从立意、叙事和写作手法来说，这是一篇吸引读者的“中国抗战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