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辽宁警方南下广州,传讯包括广州足协官员杨旭在内的六位广州足球界人士,拉开了中国足球打假反赌风暴的序幕。此后,陆陆续续不断有地方球队和俱乐部重要人物被传讯或拘捕。2010年1月20日,《体坛周报》在头版报出中国足协副主任南勇、杨一民、前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健强三人神秘“失踪”的消息,3月1日,公安部公布此三人被正式逮捕。
　　这一消息证明,足球反腐风暴已无情地接近中国足球界的领导核心。球迷们不禁为之一振:那些早已压抑心中的怀疑与不满,那些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的“流言蜚语”,现在终于被执法者明明白白地确认并公之于世。接下来,裁判界有“南黄北陆”之称的两位大哥级人物——陆俊、黄俊杰也一同被批捕。日前,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国足领队蔚少辉、足协裁委会主任李冬生也被正式立案逮捕。
　　“财经网”9月21日发表了一篇针对此次反赌风暴的评论——《看守所里的中国足协》。评论中说:
　　没错,他们就是过去10年来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如今把这些名字再组合起来放进沈阳看守所,就成了一幅荒诞的画面:在号子里也能开上一次完整的足协办公会。而每周一次的足协办公会,就是中国足球最高的决策机制。你所耳闻你所欣喜你所叹息你所愤怒的每一个和中国足球有关的只言片语,最终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出处和源头。
　　至此,关心中国足球命运的人们或都会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10余年来一场又一场出人意料的赛事,那些黑哨,那些打得毫无精神的比赛,那些诡异的比赛结果,以及教练的频繁变动,足球界整体的技术低下,裁判和球员的野蛮好斗……这所有种种的球场乱象都会从这场还在进行中的足球界的“廉政风暴”中找到解答。球迷们那曾经受到的欺骗、玩弄和伤害,现在也似乎终于找到了元凶。
　　这一场打假反赌行动已经撼动了中国足球运动的核心层,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重量级人物纷纷落马之后,领导层的大换血和众多球队的重新定级已成定局。在这样一个中国足球重要的拐点,运用社会心理学中“社会性格”的理论,总结过往、展望未来,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用一种新的思维,面对未来中国足球圈里的各种新老问题。
　　“社会性格”是由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弗洛姆认为个人性格是建立在人与社会互动的基础之上的,而社会性格就是一个团体或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性格结构的核心。社会性格的形成是文化、教育、家庭及社会的无意识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社会性格”理论中,古典社会是由精英主导文化的社会,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平民,都以圣人贤者的言传身教为做人的标准,也就是说古典社会的社会性格有一个倾向于精英的价值观。但今天的社会却是一个大众化社会,精英阶层失去了以往的地位,平民的欲望和平凡得到了肯定。这样的社会,虽然也还有知识精英和平民的区别,但两者之间完全可以各行其是,精英阶层甚至还时常有主动向平民靠拢的姿态,也就是说,社会性格的特质已与古典社会大相径庭,在这样的社会性格结构中,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理所应当成了人的第一生存需要。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在一个市场化社会中,穷人和富人在“明显消费”上有共同语言,社会上的人绝大多数都认同于富人的价值观。这也正是弗洛姆的“社会性格”在当下的一个重要表征。
　　当我们对足协的腐败怀抱愤恨的同时,意识的深处是否也在“社会性格”层面对痛恨的那些人的价值观表示认同?我们是否认同即使“我”在谢亚龙的位置上也必然会成为他现在这样的人?我们是否也希望有一天跟着暗箱操控球赛的大庄家在地下赌场大赚一笔?很多体育记者是否如某些评论说的那样,“与足协共谋”,只为保持与新闻源之间的良好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真相,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真的是我们很多人思想意识的一部分!尽管有的人可能对这部分意识还不太清晰。而这种意识的形成,是有既成的社会结构做基础的,一个持久又普遍的社会问题最终就会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形成一个固定化了的“社会性格”,久而久之,我们还真的以为社会本该如此。虽然当我们对腐败愤愤不平时,这种性格特质就会隐藏在我们貌似正义的表情之下,但其实这种性格却不知不觉在社会中弥漫开来,最终构成一股阻力,阻止公平与正义在社会上有力的实行。中国足球的腐败可以持续10多年的时间,不能不说与这种负面社会性格的影响有关。
　　虽然有的人在性格中存在贪婪的一面,但同时,几乎没有人不希望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中。有些人既希望被人公正地对待,又希望不顾他人的利益追名逐利,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性格确实存在于某些人的心理结构中,也许一段时间内,它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奇特的平衡。但最终,这两种性格必然会走向决裂,个体必须在它们两者之间加以选择:是在不公正社会里继续破坏,还是在对不公正的反抗中逐渐唤醒内心沉睡的无私与高尚,这是当下我们每每在严峻的现实环境面前必须面临的抉择。
　　有时做这种选择是困难的,但我们却应该明了这两种选择存在着高下之别,以及我们的选择必然会给社会带来重要的影响。传统道德是在人类意识中积淀已久的品质,它包括善良、无私、利他、奉献、公正、勇敢等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德,这些美德在久远的历史过程中潜入到每个人的意识最深层,它们是人类得以延续的精神根基。认可社会的腐败是有悖于传统道德的价值观,它是对损人利己价值的默认,认可现状的不公正,并加入到这种状况当中为争夺利益与其他人厮杀,可能在眼下的利益瓜分中得到实惠。但在内心里,当我们选择成为一个自己咒骂的体系中的一员时,我们会因之而丧失自我的尊严感,会感觉到在意识深层支撑自己的价值观的倒塌。因此,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在面临价值选择时能勇敢地放弃利益追求、回应心中善的呼唤,挑战既已形成的错误的“社会性格”,他就会真正感觉到自己作为“人”的崇高与自由,也才会感受到金钱买不到的真实喜悦。
　　性格不是概念化或一成不变的,个人的性格如此,“社会性格”也遵循同样的规律。弗洛姆说,“社会性格”不是在静态中而是在动态中形成和变化的。个体与社会,两者总是在互动中纠缠:个体必须适应某种特定的“社会性格”才能在这个社会中生活,这就是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但同时,每一个个体也都在用自己的个性影响与改变着社会。一个人的改变,看起来可能渺小,但其实却会像投入水中的石子一样,在人群中激起一大片涟漪。
　　回到中国足球的话题。当第一个人在赛场上喊出“谢亚龙,下课”的时候,他并不会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奥运足球赛场上和“中国,加油”一样让球迷们喊得乐此不疲的口号。而今天的足坛震荡,又何尝不是受压于这些以拳拳之心去争取公正足球的普通球迷们的高声呼喊?
　　近一年的司法调查,使中国足球面临全面洗牌。但是未来的中国足球是否能真正实现公平、公正、开放、透明的市场化?在笔者看来,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法律机关的严厉手段,而是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社会性格”的发展趋势。一个转折中的中国足球,其实折射着一个转折中的社会。当这个社会曾经的以权谋私、厚颜无耻、懦弱嫉妒等社会性格被大多数人扬弃,才会迎来由自由、平等、公正、关怀等品质组成的新的社会性格。而足坛的反腐举措其实只应是这种社会性格出现巨大转机的缩影与开始。■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
　　
　　·心疗DIY·
　　不做阿Q有妙招
　　阿Q,最被人诟病的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因为他不敢在势大力壮的人面前表达愤怒,最后只好向弱小者,或者在自言自语中维护自己可怜的尊严。其实,势大力壮者并没有那么可怕,如果你内心恬淡,中气十足,你就可不再屈辱地在权贵面前点头哈腰。不做阿Q,就是不做臣民,而做公民。公民的尊严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不做阿Q的最好办法是:看看宪法都给了公民哪些权利,然后就像“多啦A梦”里大雄相信机器猫给他的法宝一样,信心满满地行使这些权利。这样,就省得你老是在家和老婆孩子生闷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