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义乌当“老板”》一文于2007年8月24日见报后，外界有不少正面评价，《人民日报•海外版》也有一些同事先后与我切磋稿件中的有关问题，总编辑还曾多次给予鼓励，他们的热情与友好让我很受感动。而《匈牙利周刊》在其2007年10月2日的创刊号上，将此稿全文刊发在第一版，则更是让很多新闻人感到意外。下面就把我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和大家交流。
　　临时受命：再挎“宝刀”学少年我去义乌出差是老早就计划好了的，但国枢同志后来提出，要再增加一项内容，就是为《微观中国》版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在义乌当老板》。
　　这份差事来得有点突然，让我很是左右为难。但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临阵退却或讨价还价显然都是不合适的。权衡再三，我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真的行？”
　　“没问题！”
　　国枢同志笑了：“很好，领导干部带头下基层，祝你宝刀不老！”
　　就这样，我是“老兵出征”，再挎“宝刀”学少年了！
　　确定对象：精挑“案例”作奇传来到义乌后，要“当老板”，写老板，首先必须选择一个具体的老板，这一下就颇费斟酌了。
　　难题主要出在义乌的“ 老板”太多，全市拥有小商品市场摊位5.8万多个，工业企业2.5万多个，具体有多少老板，谁也说不清楚。面对如此众多的“老板”，要从中选择一个作为报道对象，也得有个大致的“标准”：除了自身优秀之外，还必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让读者从“这一个”的“成长史”和“发家史”中，能够看出义乌老板的群体面貌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历程。义乌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发表的一份报告语）的发展繁荣，显然与其千千万万个“老板”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经过与义乌市委宣传部及有关人士反复沟通和协商，最后确定的人选是：义乌义声音乐文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赵品政。这个人为人做事比较低调，在义乌的“老板”队伍中，大约属于中等或者偏上一点；他仍然奔波在商务第一线，可说道的故事也不少，这些尤其具有“代表性”。
　　可是，与赵品政接触后，我对这个“选择”的正确性便产生了疑问，而且时间越久，疑问越深。或许是因为怕“露富”吧，他一直不大愿意告知公司的经营情况，涉及产值、利润等就更是讳莫如深。这让我颇感棘手：写“老板”而不见“干货”，何以证明“这个人”值得报道且是有“代表性”的呢？直到离开义乌的前一天，在我多日“苦口婆心”的开导下，再加上其数名亲友的“联合公关”，才勉强有了一点“突破”，赵品政终于“宣布”：他的资产大约拥有八九千万。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近前体察：跟随采访非全部
　　“体验式”报道是《微观中国》版稿件的一个重要特色，相应地，对主人公进行“跟随式”采访就成为必然。在确定了赵品政作为我的报道对象后，我们从早到晚就“打成一片”了。他坐店，我在侧；他出门，我伴随。连吃饭也很少分开。由于《义声音乐》门市部实行两班工作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的时候一天竟有十四五个小时。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一周。
　　如此长时间、近距离、多侧面地采访一个人，在我以往的新闻工作生涯中还从来没有过。在现如今的形势下，这种采访似乎显得不大“时尚”。所以，对于我的举动，有人感到挺新鲜，有人甚至觉得有点奇怪；当然，也有人是点头钦佩的，认为“还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作风扎实”。
　　媒体工作的生态环境确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传播手段的改善，采访方式更加多样化了，新闻工作的效率也因此而大大提高。可是，在当前新闻界“浮躁”之风比较盛行的情况下，我认为，作为传统的新闻采访形式之一，“体验式”采访不仅有其继续存在的必要，而且更有值得提倡的价值。然而，要写好《微观中国》版的稿子，仅靠“体验式”采访一种形式还是不够的。以这次的报道对象赵品政为例，他是零售商兼批发商，既与众多的普通消费者广泛接触，也与各地出版商、零售商密切合作，要在稿子中对此有所反映，显然不能满足于只和赵品政成天“泡”在一起，因此必须调动其他的采访手段加以配合，以便获得相关的典型材料。总之，面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我们只能选取不同的采访形式；而一种采访形式为主，多种采访形式并举，可能更是常态。
　　多点切入：“双线”著文胜旧篇
　　《微观中国》版的稿件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记者行文时，不仅要描绘对方的工作与生活，而且要写进自己的意见与感受，即所谓一主一副两条线、彼呼此应贯其中。相对于只用“第三人称”客观叙述的传统模式，这种夹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写作方式，可以使文稿充满情趣，从而进一步吸引读者的关注。也许是习惯使然，不少人对这种“挺身而出”的写法不太适应，尤其老记者，他们更“觉得有矫情之嫌”。说实话，开始我也有些顾虑，怕分寸感把握不好，让人或者感到缺少活力，或者认为不够稳重。但是，后来我想通了：文章的写法本来就无一定之规，既然编委会对这个专版的稿件有新要求，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现在，编辑部的小青年们又已走在前面了，老同志更应该解放思想，放下架子，紧紧跟上才是啊！
　　其实，用第一人称写稿，灵活性以及可发挥的空间更大。为了把这一优势利用好，突出文章的主题和报道的人物，我在稿子里有意安排了几个方面的对比，以求彰显并扩大反差。
　　想象中的老板和现实中的老板对比。在文章的开头，我写了添置衣物、改善着装等情节，它体现的就是我想象中的某种“老板”形象，或者说是潜意识中的某种形象期待。而实际上在义乌碰到的已被确定为我的报道对象的赵品政，却是完全另外一副样子，“一件灰不溜秋的无领T恤衫，一条看似脏兮兮的紧身牛仔裤，加上一双不大合时宜的蓝色旅游鞋”，尽管后来得知这些衣服、鞋子均为“洋货”与名牌。从表现手法上讲，这叫欲抑先扬”。之所以要描述赵品政“土老冒”的一面，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顺便交代一下义乌老板群体的某种整体背景。
　　初见时的老板和接触后的老板对比。在这一部分中，我采用的手段却是“欲扬先抑”，文中的第二个小插题直截了当地写道：“初识赵品政，感觉义乌的老板也不过如此。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篇幅的扩展，对其评价就层层加码了。请看：“腰包鼓起来了，能吃苦肯吃苦的精神始终未变”；“赵品政为人做事的诚实和看人料事的远见，使我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朱鉴林（赵的合作伙伴）感慨良多，意犹未尽，我也被他的情绪及赵品政的诚信深深地感染了。”最后的一“扬”，则是我临别前赠给他的一首小诗：“听曲辛劳不觉哗，义声送乐到千家。经营谨记诚和信，内外无欺内外夸。”
　　写报道的“老板”和被报道的老板对比。所谓写报道的“老板”指的就是我自己了。稿子里有一个在批发部搬家现场“吹电风扇”的细节，不在这里，我使用了一种可称之为“水落石出”的表现手法，而且所落之“水”正是作者本人。把自己摆进去，我曾经颇为犹豫。后来想起了鲁迅的《一件小事》，进而受到鼓舞，也增长了勇气。鲁迅先生在文章中为了衬托车夫的“大”，竟不惜榨出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而我，不过就是“自曝”了一丁点儿“虚荣心”罢了，这又算得了什么！用第一人称写“体验式”报道，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引起注意，即防止“散”。为此我采取的办法是，以逻辑顺序为主、以时间顺序为辅，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总的来看，《我在义乌“当老板”》一文，与自己过去采写的一些报道相比，确实有所进步，如果要求作个“自我评价”，我想大约可以说，这是一篇“学习之作”，一篇“用心之作”，一篇“得意之作”。
　　不惧挑战并迎接挑战，化压力为动力或找压力作动力，这既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点之要求，更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永葆青春、拒绝落伍的生存奥妙之所在。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