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音乐的理性和社会基础》中,韦伯(Weber,1921)从“理性化理论”(rationalization theory)出发,追溯了“和弦”、“乐器”与“乐谱”的标准化、组织化与合理化过程,阐述了西方音乐经历的袪除神秘性、非理性品质的理性化历史；阿多诺(Adorno,1945,1962)在《国家社会主义对艺术做了什么》、《音乐社会学导论》等著作中,从“音乐社会学应该从形塑了音乐和音乐生活的社会结构之中萃取其运作轴心”的主旨出发,论述了西方音乐艺术在“技术化”(technicalization)和“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宰制下遭遇的世俗化进程,进而从社会维度批判了沦为大众文化的音乐艺术的意识形态化、审美贫困化和失本真性；那么,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的著作《钢琴与中国政治：中产阶级的抱负与为西方音乐的奋争》,则从音乐艺术及其实践者(中产阶级)与中国政治之间的关系出发,在更加具体的社会历史层面上探讨了西方音乐艺术及其中国实践者在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与政治运动中的沉浮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