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描述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的处境的《断裂》、《失衡》、《博弈》和《守卫底线》等著作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在迅速发展，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些年来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是有恶化的趋势。为什么?简单地说，即是弱势群体已经被这个社会分离出来，在社会中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比如说以前上海曾取缔了大量小食摊、小饭馆，一般市民的感觉是吃早点没有过去方便了’但更为重要的是，十几万人可能就因此失去了谋生的机会。
　　马路上的摊贩实际上涉及到了几十万人的生计。当我们对有碍观瞻的“城中村”、“贫民窟”、“城乡结合部”进行改造时，可能又有无数的人要丧失立锥之地了。
　　但实际上，我们都是“脏乱差”、“城乡结合部”的受益者。比如，有人说现在的蔬菜价格贵，但我说却算是便宜了。因为运菜、卖菜的人就是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生活成本很低，才能用这个价格把菜卖给你。如果运菜的都住在二居室里，菜价提高一倍也是不够的。
　　说现在的房价高，但现在建房子、搬砖头的人都是睡在工棚里。如果他们都住在二居室里，那房价又将是个什么水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生态的受益者，但是我们忘恩负义，成了拆掉“脏乱差”的积极鼓吹者。
　　但同时，我想强调的是，这样说，并不是指城市不需要秩序。我们城市需要秩序、需要管理，这没有错，但是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管理上。马路上没有秩序行吗?北京一年机动车增加40万辆，现在上班，路上没有小摊小贩，车都走不动，如果都是小摊小贩就别上班了。但是，每天每个时段、每个路段都这么塞吗?有没有这种可能，在平时不怎么塞车的特定路段，早晨上班高峰过去后，10点钟开始可以摆摊，但到下午4点收摊，且要打扫干净。如果这样，一个大城市，可能—下就能多为几十万人提供生存的机会。
　　因此，关键在于管理。现在我们要么是放任，要么就一刀切。不但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态在这样的城市管理中不断恶化，而且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北京曾有一个崔英杰杀了城管，但想起来，这也应属于“黑砖窑”同样的悲剧：扎和被扎的人都是谁呢?也都是弱势群体。如果真正有门路的，也不去当那城管了；如果有门路的，也不会去卖烤肠了。那位被杀的城管其实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城管。而杀人凶手崔英杰也不是个坏蛋，原来在部队上还是优秀战士，复员后先当保安，但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就借了 300块钱买了辆新车卖烤肠。城管人员没收了他维持生计的车，活路没有了，一刀进去，造成了两条生命的悲剧。
　　现今社会，如何来保护、甚至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态，已显得非常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就业问题，而更重要是在于要优化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你可能贫困但不至于绝望。社会当中有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弱势群体应当是一个虽然贫困但还有希望的群体。如何造就这种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流动机制。
　　我们这个社会目前门槛太高，穷人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少了。前几年，我们就有一个词叫“第二代富人’，也就是财富的继承、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传递，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同时，最近几年里也出现另外一个词：“第二代穷人”，这表明贫困的继承和传递也已出现。
　　如今的社会已经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用它来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负面效应。其实，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种绝望的感觉。但是，应当说这样的一种趋势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