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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期采访邀请到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加雷斯·多尔蒂教授谈论星球化与在地性的学科思潮在风景园林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学院刊物，以及他个人研究领域中的体现。新地理杂志作为学院第一本跨学科与尺度的设计理论刊物，一直以来的定位都是设计领域的先锋刊物。创始人之一的多尔蒂教授在访谈中详细介绍了杂志创办的缘由与背后的意义。另外，作为研究人类学与风景园林关系的学者，多尔蒂在访谈中以人文精神为桥梁，连接了人类对外太空的探索，以及对在地问题的关注，并把理解人类自身文明看作进行风景园林实践的关键。
采访嘉宾：加雷斯·多尔蒂
嘉宾介绍：加雷斯·多尔蒂（Gareth Doherty），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风景园林系硕士研究生项目负责人，设计学博士。他的研究重点是景观、生态、城市和人类学的交叉领域，近年来专注于后殖民時代下伊斯兰地区的景观实践。多尔蒂在哈佛大学任教专业设计课、都市主义与生态学、设计人类学等课程，并于2017年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夏季课程——生态都市主义田野调查的负责人。
采访人/文稿翻译：蔡淦东
文稿整理：蔡明洁
蔡淦东：最近出版的一期《新地理》杂志取名“地球之外（Extraterrestrial）”，反映了设计学科的关注点延伸至外太空的最新学术思潮。伴随着星球化研究的进行，一系列以星球为设计尺度的竞赛也盛行起来，例如设计人类在火星上的栖居地。您如何看待星球议题对风景园林学科的影响？
加雷斯·多尔蒂：《新地理》杂志通过把“景观”（landscape）一词去除，向风景园林学科提出了挑战。作为该杂志的创办主编之一，我在2006年来到堪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城市），与现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院长Hashim Sarkis教授以及他的两位博士生Neyran Turan及Stephen Ramos经常对设计尺度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旦超出了邻里尺度，设计便开始细分成不同类别？随着尺度的增大，设计学科从城市设计、城市规划发展到区域规划，但当时，学科并没有继续往下发展出立足于全球的设计思想。在讨论设计尺度的同时，我们同样对设计的社会层面深感兴趣。在Sarkis教授的授意下，我们翻查了设计学院图书馆里所有相关设计类期刊，却发现所有刊物都按设计学科进行分类，对应着不同的操作尺度。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创办一本能跨越多个设计学科、回应尺度间关系的新设计类刊物。在那段时间，一方面Neyran Turan、Stephen Ramos与我共同教授一门名为尺度都市主义（Scalar Urbanism）的课程，另一方面我担任了杂志创立阶段前6期的主要负责人，也是第3期《Urbanisms of Color》（色彩都市主义）的责任主编①。色彩在城市中的作用与意义是我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因此我在该期通过撰写文章与邀稿，向读者展示了色彩跨越多个尺度与学科，在城市各个层面发挥的重要作用。2010年以后《新地理》杂志转由在读博士生负责，我不再担任编辑工作。基于上面的讨论，旨在突破设计学科尺度的《新地理》杂志在最新一期把话题定位地球以外尺度，我认为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走向。
蔡淦东：另一方面，在美国风景园林协会基金会（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2019—2020年度“研究与领导力奖”研讨会的6位获得者中，至少有3份获奖的提案都涉及到在地性的问题：深入地区与场地，与当地居民互动且倾听其声音，用设计的方法尝试解决明确存在的本地问题。尽管设计地球乃至太空的热情高涨，与之相对的对在地性议题的深入关注似乎也是当下的一大趋势。您怎么看待这两个看似背道而驰，但同时出现在我们专业讨论热潮当中的议题？
加雷斯·多尔蒂：在我看来两者同样重要！基于这样一种双重性的讨论同样出现在《新地理》杂志以及《生态都市主义》当中。参考菲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的三重生态理论①，如果打算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角度推行更为“生态”的设计，我们就必须更好地理解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学。在我个人的学术研究中，我尝试透过人类学视角—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去理解景观。人类学家Margaret Mead②曾提出一个著名观点：无论是登月之旅，抑或是去往更远的宇宙，对人类自身的文明至关重要。他指出了人文精神中的核心，即人类唯有通过对未来的想象，才能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要成为更好的设计师或设计研究工作者，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中蕴含的各种灵感与创造。
蔡淦东：关于学科性以及设计学院的基础设计课程结构，现任院长Sarah Whiting与建筑学教授Michael Hays曾有过一次讨论③。Whiting认为气候变化议题是当今时代的宏观背景（tentative totalities）之一，理应纳入学院的教学体系当中。包括气候变化在内，如今世界上多个主要社会议题都与环境危机密切相关，这使得风景园林专业有机会在多个基础设计学科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其善于整合设计、社会科学以及生态学知识的特长，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能请您简要介绍哈佛设计学院风景园林学科教育是如何通过课程设置，回应当下宏观议题的吗？
加雷斯·多尔蒂：拥有跨尺度操作手段的风景园林师在未来将会越来越重要。例如，一门聚焦气候变化的新必修课程在系主任安妮塔·贝里兹贝缇雅（Anita Berrizbeitia）的倡议下在风景园林系开设，并由Jill Desimini、David Moreno Mateos、玛莎·舒瓦茨（Martha Schwartz）以及Emily Wettstein任教。除此之外，关于气候变化的议题也渗透在学院的各门课程当中。我认同风景园林学科应透过研究与实践投身于当下议题中，创造能应对时代最迫切问题的知识。为此，我在哈佛设计学院创立了一个全新的设计实验室—The Critical Landscapes Design Lab。实验室以“思考人与场所的关系”为主要研究方向，通过研究项目梳理多尺度下风景园林与气候变化、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层面的关系。 蔡淦东：下一个问题依然有关学科性。多学科与跨学科协作在设计领域内越发成为趋势，体现了专业合作在应对复杂问题时的优势。有趣的是，在您与查尔斯·瓦尔德海姆合著的《Is Landscape …？ Essays on the Identity of Landscape》（中文译本名为《何谓景观？景观本质探源》）一书中，你们并没有从“景观如何发挥作用”的角度入手探讨景观本质，而是转为向内探索，并提問“景观是什么（或能成为什么）”。在我看来，这本著作正尝试把讨论引向更具有批判精神与关注本质的问题：关于风景园林的学科性与自治性。这样的出发点是否体现了哈佛设计学院关于风景园林学科的最新思考与讨论呢？
加雷斯·多尔蒂：风景园林必须向变化敞开怀抱，否则我们将无法适应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并不存在“风景园林”这样一个专业学科。这意味着我们仍需要努力拓展并进行学科的自我更新，而不是重复自我，固步自封。《Is Landscape …？ Essays on the Identity of Landscape》一书调查了“景观”在不同领域里的含义，包括生态学、园艺、摄影、规划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开启关于景观的实质含义与未来潜力的讨论，而不是寻求一个精准的名词解释。该书去年推出了中文版《何谓景观？景观本质探源》，由华南农业大学的陈崇贤教授与夏宇老师负责翻译。我与瓦尔德海姆教授目前也正在准备该系列的第二部，标题拟定为《Landscape Is…》。
蔡淦东：我们探讨了风景园林设计与研究尺度以及学科性，然而这些话题在不同语境下会有很大的差异。您曾在两年前造访华南农业大学并为同学们带来学术报告。作为华南农业大学与哈佛设计学院的毕业生，我认为两所学校以及各自的风景园林教育体系在文化上与结构上均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哈佛设计学院风景园林系硕士研究生项目负责人，您对这两个教育系统有什么看法和解读呢？
加雷斯·多尔蒂：我在华南农业大学度过了愉快的数天。在学校的盛情邀请下，我通过几场讲座与师生进行了学术交流。但在短暂的相处时间之下，我还没有足够的认知来回答关于两所学校的异同问题。华农的师生对我十分友善，而学生作业的高质量让我印象尤为深刻。虽然这一次的交流时间不长，但我过去曾有过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哈佛设计学院曾在北京大学建立生态都市主义合作工作室（Ecological Urbanism Collaboration，EUC），我在其中担任副主管研究员。当时一起工作的还有前院长莫森·莫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和俞孔坚教授，工作室的研究项目分布在西安、广州、海口与北京等地。另外，我曾负责哈佛设计学院在中国的夏季课程项目—生态都市主义田野调查，并在海口市进行了课程相关的研究。这些经验强化了我们的信念，即我们需要更细致地理解中国景观，不仅是历史上出现过在这片土地上的景观形式，更是正在发生的景观实践和城市化进程所体现的当代景观价值。为此我们必须在设计过程中体现更多的社会与文化意识。过去我们对历史倾注了很大的关注，而忽视了当代的知识对创造未来的重要意义。我认为风景园林学科有能力把二者统一起来思考。
蔡淦东：非常感谢您在今年特殊背景下的繁忙开学季抽空接受了这一次的采访！
加雷斯·多尔蒂：谢谢！
采访嘉宾：加雷斯·多尔蒂
嘉宾介绍：加雷斯·多尔蒂（Gareth Doherty），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风景园林系硕士研究生项目负责人，设计学博士。他的研究重点是景观、生态、城市和人类学的交叉领域，近年来专注于后殖民時代下伊斯兰地区的景观实践。多尔蒂在哈佛大学任教专业设计课、都市主义与生态学、设计人类学等课程，并于2017年担任哈佛大学中国夏季课程——生态都市主义田野调查的负责人。
采访人/文稿翻译：蔡淦东
文稿整理：蔡明洁
蔡淦东：最近出版的一期《新地理》杂志取名“地球之外（Extraterrestrial）”，反映了设计学科的关注点延伸至外太空的最新学术思潮。伴随着星球化研究的进行，一系列以星球为设计尺度的竞赛也盛行起来，例如设计人类在火星上的栖居地。您如何看待星球议题对风景园林学科的影响？
加雷斯·多尔蒂：《新地理》杂志通过把“景观”（landscape）一词去除，向风景园林学科提出了挑战。作为该杂志的创办主编之一，我在2006年来到堪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城市），与现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院长Hashim Sarkis教授以及他的两位博士生Neyran Turan及Stephen Ramos经常对设计尺度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旦超出了邻里尺度，设计便开始细分成不同类别？随着尺度的增大，设计学科从城市设计、城市规划发展到区域规划，但当时，学科并没有继续往下发展出立足于全球的设计思想。在讨论设计尺度的同时，我们同样对设计的社会层面深感兴趣。在Sarkis教授的授意下，我们翻查了设计学院图书馆里所有相关设计类期刊，却发现所有刊物都按设计学科进行分类，对应着不同的操作尺度。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创办一本能跨越多个设计学科、回应尺度间关系的新设计类刊物。在那段时间，一方面Neyran Turan、Stephen Ramos与我共同教授一门名为尺度都市主义（Scalar Urbanism）的课程，另一方面我担任了杂志创立阶段前6期的主要负责人，也是第3期《Urbanisms of Color》（色彩都市主义）的责任主编①。色彩在城市中的作用与意义是我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因此我在该期通过撰写文章与邀稿，向读者展示了色彩跨越多个尺度与学科，在城市各个层面发挥的重要作用。2010年以后《新地理》杂志转由在读博士生负责，我不再担任编辑工作。基于上面的讨论，旨在突破设计学科尺度的《新地理》杂志在最新一期把话题定位地球以外尺度，我认为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走向。
蔡淦东：另一方面，在美国风景园林协会基金会（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2019—2020年度“研究与领导力奖”研讨会的6位获得者中，至少有3份获奖的提案都涉及到在地性的问题：深入地区与场地，与当地居民互动且倾听其声音，用设计的方法尝试解决明确存在的本地问题。尽管设计地球乃至太空的热情高涨，与之相对的对在地性议题的深入关注似乎也是当下的一大趋势。您怎么看待这两个看似背道而驰，但同时出现在我们专业讨论热潮当中的议题？
加雷斯·多尔蒂：在我看来两者同样重要！基于这样一种双重性的讨论同样出现在《新地理》杂志以及《生态都市主义》当中。参考菲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的三重生态理论①，如果打算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角度推行更为“生态”的设计，我们就必须更好地理解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学。在我个人的学术研究中，我尝试透过人类学视角—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去理解景观。人类学家Margaret Mead②曾提出一个著名观点：无论是登月之旅，抑或是去往更远的宇宙，对人类自身的文明至关重要。他指出了人文精神中的核心，即人类唯有通过对未来的想象，才能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要成为更好的设计师或设计研究工作者，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中蕴含的各种灵感与创造。
蔡淦东：关于学科性以及设计学院的基础设计课程结构，现任院长Sarah Whiting与建筑学教授Michael Hays曾有过一次讨论③。Whiting认为气候变化议题是当今时代的宏观背景（tentative totalities）之一，理应纳入学院的教学体系当中。包括气候变化在内，如今世界上多个主要社会议题都与环境危机密切相关，这使得风景园林专业有机会在多个基础设计学科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其善于整合设计、社会科学以及生态学知识的特长，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能请您简要介绍哈佛设计学院风景园林学科教育是如何通过课程设置，回应当下宏观议题的吗？
加雷斯·多尔蒂：拥有跨尺度操作手段的风景园林师在未来将会越来越重要。例如，一门聚焦气候变化的新必修课程在系主任安妮塔·贝里兹贝缇雅（Anita Berrizbeitia）的倡议下在风景园林系开设，并由Jill Desimini、David Moreno Mateos、玛莎·舒瓦茨（Martha Schwartz）以及Emily Wettstein任教。除此之外，关于气候变化的议题也渗透在学院的各门课程当中。我认同风景园林学科应透过研究与实践投身于当下议题中，创造能应对时代最迫切问题的知识。为此，我在哈佛设计学院创立了一个全新的设计实验室—The Critical Landscapes Design Lab。实验室以“思考人与场所的关系”为主要研究方向，通过研究项目梳理多尺度下风景园林与气候变化、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层面的关系。 蔡淦东：下一个问题依然有关学科性。多学科与跨学科协作在设计领域内越发成为趋势，体现了专业合作在应对复杂问题时的优势。有趣的是，在您与查尔斯·瓦尔德海姆合著的《Is Landscape …？ Essays on the Identity of Landscape》（中文译本名为《何谓景观？景观本质探源》）一书中，你们并没有从“景观如何发挥作用”的角度入手探讨景观本质，而是转为向内探索，并提問“景观是什么（或能成为什么）”。在我看来，这本著作正尝试把讨论引向更具有批判精神与关注本质的问题：关于风景园林的学科性与自治性。这样的出发点是否体现了哈佛设计学院关于风景园林学科的最新思考与讨论呢？
加雷斯·多尔蒂：风景园林必须向变化敞开怀抱，否则我们将无法适应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并不存在“风景园林”这样一个专业学科。这意味着我们仍需要努力拓展并进行学科的自我更新，而不是重复自我，固步自封。《Is Landscape …？ Essays on the Identity of Landscape》一书调查了“景观”在不同领域里的含义，包括生态学、园艺、摄影、规划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开启关于景观的实质含义与未来潜力的讨论，而不是寻求一个精准的名词解释。该书去年推出了中文版《何谓景观？景观本质探源》，由华南农业大学的陈崇贤教授与夏宇老师负责翻译。我与瓦尔德海姆教授目前也正在准备该系列的第二部，标题拟定为《Landscape Is…》。
蔡淦东：我们探讨了风景园林设计与研究尺度以及学科性，然而这些话题在不同语境下会有很大的差异。您曾在两年前造访华南农业大学并为同学们带来学术报告。作为华南农业大学与哈佛设计学院的毕业生，我认为两所学校以及各自的风景园林教育体系在文化上与结构上均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哈佛设计学院风景园林系硕士研究生项目负责人，您对这两个教育系统有什么看法和解读呢？
加雷斯·多尔蒂：我在华南农业大学度过了愉快的数天。在学校的盛情邀请下，我通过几场讲座与师生进行了学术交流。但在短暂的相处时间之下，我还没有足够的认知来回答关于两所学校的异同问题。华农的师生对我十分友善，而学生作业的高质量让我印象尤为深刻。虽然这一次的交流时间不长，但我过去曾有过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哈佛设计学院曾在北京大学建立生态都市主义合作工作室（Ecological Urbanism Collaboration，EUC），我在其中担任副主管研究员。当时一起工作的还有前院长莫森·莫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和俞孔坚教授，工作室的研究项目分布在西安、广州、海口与北京等地。另外，我曾负责哈佛设计学院在中国的夏季课程项目—生态都市主义田野调查，并在海口市进行了课程相关的研究。这些经验强化了我们的信念，即我们需要更细致地理解中国景观，不仅是历史上出现过在这片土地上的景观形式，更是正在发生的景观实践和城市化进程所体现的当代景观价值。为此我们必须在设计过程中体现更多的社会与文化意识。过去我们对历史倾注了很大的关注，而忽视了当代的知识对创造未来的重要意义。我认为风景园林学科有能力把二者统一起来思考。
蔡淦东：非常感谢您在今年特殊背景下的繁忙开学季抽空接受了这一次的采访！
加雷斯·多尔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