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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著名配音演员毕克，很多观众会想到高仓健，因为高仓健主演的很多影片都是由毕克配音的。
毕克1952年考进上译厂，当时还是翻译片组。他气质儒雅有贵族气；声音醇厚非常有魅力；和有身份的人物、成熟的男性这类人物非常贴切。在配音上他有一种灵气，抓人物个性色彩非常敏捷，加上他十分努力，很快就成为上译厂的主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他主配的《阴谋与爱情》《孤星血泪》《白痴》《狼窟》《索那大》《一年中的九天》，七十年代后他主配的《音乐之声》《尼罗河上的惨案》《追捕》《远山的呼唤》《卡桑德拉大桥》《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等一大批出色的名片，毕克用他富有魅力的声音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刻划了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使影片达到高度还原，使译制片生色。年长的观众至今还深深怀念着毕克，感谢他给人们带来莫大的艺术享受。
一次转折
我到上译厂之前就从译制片中知道毕克这个名字，他的声音我特别喜欢，有男人的魅力，既洪亮又浑厚。记得第一天到厂，支部书记老许（金邦）带我到演员组和老同志见面，毕克正坐在窗口前看剧本。老许向我介绍这是毕克同志，毕克看了我一眼，礼节性地起身和我握握手，又忙着看剧本了。毕克比我高，当时我1米78，我心想他确实是个男子汉的形象。在后来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很内向、很严肃、不苟言笑，和我们相处只是彬彬有礼，似乎还流露出一丝清高。
慢慢的接触多了，特别是我常去棚里看他配音，他在创作上真是一丝不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配音的可塑性特强，儒雅的、粗暴的、冷峻的，多种人物性格都把握自如、丝丝入扣。
我跟他的交往、后来成为好朋友的转折点是1977年我执导法国故事片《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上下两集），由共同研究塑造拿破仑这个传奇式的人物而接近，从那以后打开了我们之间无话不谈的局面。
老厂长陈叙一和我在搞《拿》片的对白剧本时，毕克正在忙着配另外两部影片，都是主角。《拿》片对白剧本搞完后，老厂长要去北京开会，这部影片就由我来做执行导演。老厂长决定由毕克来配拿破仑，我很快交出了整部影片的配音演员名单，老厂长作了个别的调整后就定了下来。毕克听说让他来配拿破仑挺高兴。当我在看音效素材时，他也抽空来看片子。看素材是一项挺麻烦的工作，每本片子都要重新装拆，中间等待时间比较长，我就利用这个空隙向他介绍了影片的一些背景资料：这部影片是法国著名导演阿贝尔·冈斯执导的，他一生拍过六部关于拿破仑的电影，这是他1968年拍摄的，也是他自己认为最完整的刻划了拿破仑这个人物，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扮演拿破仑的演员是法国著名演员，他曾在《基督山伯爵》中扮演小黑店老板，一个贪财势利的小人，演得很出色。
为了搞好这部影片，我读了《法国大革命史》《拿破仑一世传》（这书是华师大的一位历史教授写的，当时还没有出版，我把他的书样稿借来了），还看了《拿破仑和他的女人们》。凡是拿破仑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拿破仑的生活细节，影片中都作了精彩的描写。如拿破仑爱泡在洒有香水的洗澡缸里，并在洗澡缸边召开重大会议，所有的大臣、将军围在洗澡缸边议事。又如拿破仑跟情人约会是有规定时间的，就一刻钟，情妇为了让他早点离开还偷偷地把钟拨快……我结合影片向毕克详细介绍了我所掌握的有关背景资料，他听得十分认真。看完素材早已过了下班时间，老毕对我说：“时间太紧了，明天复对谈戏时你再多讲讲，让大家也了解。”我从包里拿出我读史料摘录的一些材料给他，让他带回家去看看。他很客气：“谢谢小孙。”
第二天全体演员参加复对谈戏，我首先把老厂长的叮嘱告诉大家：这是一部历史纪实性很强的影片，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有记载的，因此在配戏时一定要交待清楚，还要注意配反面人物切记脸谱化。
结合一段段看片，我把我所掌握的史料、出点都一一告诉大家，对有些人物在配音把握人物性格特点上我也提出了具体要求。最后我跟毕克商量，把握拿破仑这个人物，我认为要掌握四个字：狐狸、狮子。我作了进一步说明：拿破仑是个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当时受到欧洲所有封建势力的包围，因此在外交上他也玩手段，如同狐狸一样狡猾。拿破仑又是一个军事家，他必须靠武力来征服当时的封建势力，在海上要对付英国，在陆地上要对付奥匈帝国联盟以及俄国沙皇，因此他必须如同狮子一样凶猛。老毕说：“你提出狐狸、狮子来要求我，挺生动挺形象，咱们共同努力把这个人物性格上的两面都充分展示出来。”
这部戏人物众多，群众场面也多，由于大家都挺认真，所以录戏很顺利，老邱（岳峰）、老富（润生）、尚华、于鼎以及很多年轻演员的戏都配得很出彩，特别是围在拿破仑身边的女人们，勾心斗角，大家配得都人各有貌。后来老厂长开会回来，特地把这部影片调出来审看了一遍：“送技术厂印拷贝吧！”这就是通过了。
从合作搞了这部电影后，我和老毕接触更多了，话也多了，这个内向、严肃的人也常常跟我开开玩笑。
那个年代我们这些人都很清苦，我和妻子的工资加起来还不满100元，要供两个孩子上学，每月总要借厂工会互助基金五元钱。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我结合搞的影片，在报刊杂志上写点小文章增加点收入。当时电影系统开会，经常会遇见上影厂导演沈耀庭，我们一见面总会聊聊写哪些“小豆腐干”的事。他笔头很勤快，常发表文章，我们笑谈是为烟钱，为小菜钱而奋斗。
毕克也常看《电影故事》《文汇报》《文汇电影时报》《大众电影》，常会有新发现，也常常跟我开开玩笑：“小孙，昨天又见你发表大作了，什么时候请客啊？”或是：“你用笔名‘雨风’发表文章了，还用了什么笔名，老实交代！”我知道他为我高兴。有时他也很认真跟我说：“小孙，有些词是不是用得过了点，千万注意分寸。”这些善意的提醒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后来有些文章也给他看，向他请教。记得当时我在上海《艺术世界》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拿破仑的出场》赏析文章，他看了后很感兴趣。我是从影片一开头拿破仑从雾气腾腾的洗澡间出来，又量身高，又问天气，又戴帽子，这些细节描写很生动，交代了时代背景，雾月革命，又很自然地点出了人物的特殊性格。老毕说，只有对影片十分熟悉才能写出这些，才能欣赏到导演拍摄手法的高明之处，我们译制片有这个条件可以反复看影片，建议我今后要多写这类赏析文章，这对自己也是很大的提高。 七八十年代我们翻译片的确很吃香，我们厂的电影票有时为打通有些关节能起到敲门砖的作用，大有一票难求之势，因此介绍译制片的文章也很吃香，约稿很多。那时候，我认识了文汇报记者罗君，解放日报记者汤娟，还结交了好些记者朋友。那几年白天在厂里搞影片，晚上等两个孩子先做完功课，接着是妻子搞完设计图纸（她在设计院工作），到了快半夜，仅有的一张小方桌才能让出来给我爬格子。困了或是写得不满意，就会习惯性地挠头，稿纸上常常会黑黑的一片，尽是掉下来的头发。就是那几年我过早的谢顶了，这就成了后来老毕拿我和陆英华（也是配音演员，后当生产办主任）经常开玩笑的内容，他常常拿自己的一头乌发来气我们俩，这也是他退休生活中的一点乐趣。
当年我们厂很多职工的孩子都在就近的向阳小学念书，中午都来厂吃午饭，毕克也跟我女儿开玩笑，问她：“你爸爸声音好听吗？”我女儿说：“爸爸声音像破锣不好听，你和好多伯伯叔叔的声音好听。不过我最爱听的是邮递员叔叔在我家门口喊‘孙渝烽敲图章’。”好多年后，老毕还拿这句话跟我开玩笑。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生活状况，现在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
我们永嘉路译制厂中间有一块空地，厂里买了个篮球架，平时我们几个喜欢打球的就投投篮，老毕也偶尔出手投投篮，非常准。陆英华告诉我：“别小看老毕，他是电影局老年篮球队队员，电影《女篮五号》里还有他打篮球的镜头呢！”
我在电影学校上学时也是校篮球队队员，打得不怎么样，比赛坐冷板凳的时候多。有一次我跟老毕去静安体育馆看他们练球，在那里见到刘琼、舒适、岑范……上影厂的一些老同志。
真没有想到老毕在厂里并不好动，可在球场上十分活跃。他投篮和配戏一样严谨，没有十分把握绝不轻易出手，在球场上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那天练完球，我和他都骑自行车回家，到了乌鲁木齐路口，我邀请他去我家喝冰啤酒，他笑了。他知道我买冰箱的故事，就说：“好啊，改天我一定去把你冰箱里的啤酒全喝光。”可惜，这个约定一直没有实现。后来他还常常提起我买冰箱这个故事：那是1964年一个中午，当时我在演员剧团，布加里老师让我通知郑梅平（我同学，文革中被上体司造反派逼迫跳楼而死）下午开会，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去梅平家，一进门满头大汗，梅平从里面端了一杯水给我喝，妈呀！我的牙都凉透了。我问她这是什么水，她说是放在电冰箱里的凉开水。我第一次听说有电冰箱这回事，在回剧团的路上我发誓，今后有了钱一定要买个冰箱。八十年代后期，我爬格子攒了钱买了一个东芝冰箱。后来母亲从浙江来我家住，夏天让她老人家也能吃到她最喜欢的冻猪蹄、葱烤鲫鱼。
老天不公
毕克一生中不幸的事情也太多了。1986年，他应邀去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关于译制配音的一个经验交流会，返回上海是陆英华去机场接他的，原来说好我也去的，可后来下午厂里开会我没去成。没想到第二天老陆告诉我：老毕的大儿子昨天抢救无效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所有的人都傻了。后来才知道，老毕大儿子有个女朋友，开始挺好的，后来女友表示不愿意和他交往了。老毕儿子一直想请老爸出面劝说女友，毕克觉得这种事情大人不插手为好，对儿子说顺其自然吧。儿子很固执，知道父亲这天下午从北京回来，吃了安眠药，想给父亲施加点压力，没想到竟成了这样一个悲剧。
老年丧子，这件事对老毕打击太大了，我们同事都去看望他、劝他、安慰他，可这事儿始终是他心头的一块伤疤。他常常责怪自己：当天回来见儿子睡在沙发上，为什么不叫醒他，早点发现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
老毕后来身体一直不好，和他的内向、心情郁闷都有关系。我也曾劝过他多次，让他去美国散散心（老毕妻子和小儿子都在美国定居），他说：“我不去，妻子也让我去，我去美国干什么？语言不通，外出又不会驾车，整个成了一个傻子。我在国内还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些老朋友可以聊聊。”这也是他的真心话。
后来厂里报电影局，根据老毕的实际情况给他换个居住环境，他搬到北站附近，住在南新大楼。毕克退休后厂里仍聘他在艺术上把把关，每部影片他都来参加鉴定。他对这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认真看片子，看对白剧本，这是我厂影片出厂最后一道质量关。他来厂里，基本上在生产办公室陆英华这儿活动，我们也常常在这里开玩笑，想尽量让他放松一些，他一个人闷在家里也怪可怜的。有一次我说：“你乔迁新房这么久了，也不请老朋友去你家玩玩。”他回敬我说：“你是演员室大主任，也不关心我们退休工人，也不来体察体察民情。”老陆在一旁帮我说话：“你看看你这个老毕头，说话多厉害，反倒打一耙！你不下邀请书，谁敢进你的豪华住宅？”“看看，看看，两个秃脑门联合起来攻击我了，到底你们是同盟军。”这样的说闹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有一天司机老刘要去技术厂取片子，我让老刘提早一点走，先送我去老毕家，我真想看看他一个人怎么过的，我给他买了点水果。老毕在家，见我去挺高兴。我说先让我参观参观你的新居。三房一厅，家具也挺简单，转了一圈我发现他的卧室挺干净，床边堆了不少杂志和书，吃饭桌周围、去厕所的通道，凡是他经常活动的地方还算干净，其他地方显然有一层白色的灰。他说我一个人哮喘一发，什么也懒得动了。我说我来帮你拖一拖，擦一擦，很快的。“别别，我请了钟点工会打扫的，这两天她正好有事没来，走，走，我们下去，我请你吃饭。”
他弄堂口两家小饭店，几乎成了他的家庭食堂。他每次来厂里鉴定影片总在食堂带点菜、馒头回去吃上一两天。平时都是这两家小饭店为他送面、水饺、盒饭，店老板和小伙计跟他都挺熟悉了。老毕一定要请我去饭店吃饭，可以炒几个菜，我说我想吃饺子，我们就要了韭菜馅、白菜馅的两种，还要了瓶啤酒。在等水饺时，老板也过来跟我们聊天，我说：“谢谢你们照顾老毕。他是北方人，爱吃面食，你们多给他换换花样，他不爱说话。”老板笑了：“我们挺喜欢他来店里吃饭，毕克先生非常幽默，有时说起笑话来，让我们可以笑上好几天。”我看看老毕，他朝我摇摇头。我明白，他一个人很苦，也要找人宣泄一下，说点俏皮话乐一乐，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调剂调剂自己的郁闷情绪。 有一天晚上十点多钟了，我突然接到老毕打来的电话，他情绪十分激动：“小孙，你们开过艺委会吗？讨论过撤销我艺委会主任的事儿吗？”“没有啊！”“你这个演员室主任、艺委会成员，怎么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啦？”“今天厂里领导找我谈话，说局里决定让我不再担任艺委会主任了，但仍让我参加厂里的影片鉴定工作。我算什么？鉴定员？怎么回事啊？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也不听听我的意见。尽管我退休了，也不能对我搞突然袭击啊。”
我跟他接触多年了，从来没有看到他情绪这样激动过，这件事极大地挫伤了他的自尊心。我在电话里劝他：“别激动，注意身体要紧，别想那么多！”
这件事过后，他好久没有来厂里。
最后一部戏
当时毕克的心情很不佳，我总想让他能得到一些调剂。不久厂里让我导演日本影片《新干线大爆炸》，我向厂领导请示，想请毕克来帮我搞这部戏，好让老毕散散心，厂里同意了，这也是毕克搞的最后一部译制片。他来厂里和我一起参加初对搞配音台本，非常认真，字字斟酌。这部戏人物众多，有124个人开口说话，主要角色配音演员我们俩商量定了。兼戏的演员由我来开名单。厂里一共21个演员，不兼戏是不可能的。第二天我把名单给他看，他看得很认真，最后有几个人圈出来让我前后换一下。我一看就明白了，有些人声音太有特色了，怕兼多了会听出来，前后距离拉大些，会好点。从这里不难看出老毕的认真和细致。
有一次曹雷告诉我，毕克还有一次和高仓健合作的机会。那是2001年，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辗转托人向毕克发出信息，希望毕克能为他主演的《铁道员》配上中文对白。
毕克为高仓健主演的多部影片配音，声音非常贴切，充分展示了高仓健的表演风格。如《追捕》《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绢》《兆治的酒馆》《海峡》等。八十年代高仓健来译制厂参观和毕克见面，两个人都十分欣慰，因为有这样的创作友情，所以当毕克听说能再度合作，当然十分高兴。他接到剧本后，在家里认真研究，还用录音机先录了几段台词，试试自己的能力，可是由于长期的哮喘病，他发现自己呼吸很急促，还要接氧气，实在有点力不从心了。毕克最后忍痛说：“这样勉强去配，会损害高仓健先生塑造的形象，自己都通不过，怎能拿去给别人听呢？”他只能放弃这次合作，给影坛留下永远的遗憾。
深深的怀念
2000年7月，毕克终因肺功能衰竭，导致呼吸困难，住进了瑞金医院。我于1999年5月提前退休，没过多久，“东海学院”两位院长就找上门，请我帮他们学校组建一个影视表演系，两位院长很诚意，同时答应一切按艺术规律办。7月就开始招生，从那以后我受聘为表演系主任，就一头扎在学校里搞教学了。后来知道老毕病重住院了，那天我抽空去瑞金医院看他，也不知道他能吃些什么，我买了一束鲜花，他住的是干部病房，条件不差。他正躺在病房里接氧气，已不能说话了，见我来，朝我直点头，用眼睛示意让我坐。我坐在他病床边，他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又无法说出来，我们相对无言，尽在不言中。最后，我拉着他的手，轻轻拍打着：“好好养病，什么也不用说，我全明白。”只见他眼眶里含着泪水，那神情我至今也难以忘怀！
第二次去看他，毕克的妻子已从美国赶回来了，毕克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了，常常处于昏迷状态，给我留下的画面惨不忍睹，鼻子、喉头、嘴里全都是大大小小的管子，床边是一部部的仪器，生命垂危，呼吸急促，他好像急着要赶到另一个世界去参加老厂长搭建的配音班子，老朋友要在天堂里重新相会。
2001年3月24日晨4时，毕克告别了人世。当天我正好在学校讲课，手机里传来这个噩耗让我中断了讲课。我和他相处的那些画面一一闪过我的脑海，我不知该做些什么好！
回家后我告诉妻子毕克走了，她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厂又走了一个好人。”我俩也无心吃饭，我不自觉地翻开相册，他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我眼前……
过了很久，曹雷告诉我：高仓健先生得知毕克离开人世的消息，立即发来唁电。唁电很动情：“突闻噩耗，一时竟无言以对。未能再度相见，不胜遗憾。衷心祈祷冥福。”还寄来一盒包装得很精致的棒香，这是日本人的习俗。请毕克家属代他点燃在逝者的遗像前。
这十年间，我在讲课、参加众多的活动中，总有影迷、观众问及我们厂的老配音演员，对毕克的配音都会竖起大拇指，并且如数家珍地说出他配过的影片的片名和角色的名字，人们深深地怀念他，感谢他用声音和语言为大家留下的一份珍贵的艺术享受。
毕克1952年考进上译厂，当时还是翻译片组。他气质儒雅有贵族气；声音醇厚非常有魅力；和有身份的人物、成熟的男性这类人物非常贴切。在配音上他有一种灵气，抓人物个性色彩非常敏捷，加上他十分努力，很快就成为上译厂的主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他主配的《阴谋与爱情》《孤星血泪》《白痴》《狼窟》《索那大》《一年中的九天》，七十年代后他主配的《音乐之声》《尼罗河上的惨案》《追捕》《远山的呼唤》《卡桑德拉大桥》《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等一大批出色的名片，毕克用他富有魅力的声音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刻划了众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使影片达到高度还原，使译制片生色。年长的观众至今还深深怀念着毕克，感谢他给人们带来莫大的艺术享受。
一次转折
我到上译厂之前就从译制片中知道毕克这个名字，他的声音我特别喜欢，有男人的魅力，既洪亮又浑厚。记得第一天到厂，支部书记老许（金邦）带我到演员组和老同志见面，毕克正坐在窗口前看剧本。老许向我介绍这是毕克同志，毕克看了我一眼，礼节性地起身和我握握手，又忙着看剧本了。毕克比我高，当时我1米78，我心想他确实是个男子汉的形象。在后来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很内向、很严肃、不苟言笑，和我们相处只是彬彬有礼，似乎还流露出一丝清高。
慢慢的接触多了，特别是我常去棚里看他配音，他在创作上真是一丝不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配音的可塑性特强，儒雅的、粗暴的、冷峻的，多种人物性格都把握自如、丝丝入扣。
我跟他的交往、后来成为好朋友的转折点是1977年我执导法国故事片《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上下两集），由共同研究塑造拿破仑这个传奇式的人物而接近，从那以后打开了我们之间无话不谈的局面。
老厂长陈叙一和我在搞《拿》片的对白剧本时，毕克正在忙着配另外两部影片，都是主角。《拿》片对白剧本搞完后，老厂长要去北京开会，这部影片就由我来做执行导演。老厂长决定由毕克来配拿破仑，我很快交出了整部影片的配音演员名单，老厂长作了个别的调整后就定了下来。毕克听说让他来配拿破仑挺高兴。当我在看音效素材时，他也抽空来看片子。看素材是一项挺麻烦的工作，每本片子都要重新装拆，中间等待时间比较长，我就利用这个空隙向他介绍了影片的一些背景资料：这部影片是法国著名导演阿贝尔·冈斯执导的，他一生拍过六部关于拿破仑的电影，这是他1968年拍摄的，也是他自己认为最完整的刻划了拿破仑这个人物，是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扮演拿破仑的演员是法国著名演员，他曾在《基督山伯爵》中扮演小黑店老板，一个贪财势利的小人，演得很出色。
为了搞好这部影片，我读了《法国大革命史》《拿破仑一世传》（这书是华师大的一位历史教授写的，当时还没有出版，我把他的书样稿借来了），还看了《拿破仑和他的女人们》。凡是拿破仑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拿破仑的生活细节，影片中都作了精彩的描写。如拿破仑爱泡在洒有香水的洗澡缸里，并在洗澡缸边召开重大会议，所有的大臣、将军围在洗澡缸边议事。又如拿破仑跟情人约会是有规定时间的，就一刻钟，情妇为了让他早点离开还偷偷地把钟拨快……我结合影片向毕克详细介绍了我所掌握的有关背景资料，他听得十分认真。看完素材早已过了下班时间，老毕对我说：“时间太紧了，明天复对谈戏时你再多讲讲，让大家也了解。”我从包里拿出我读史料摘录的一些材料给他，让他带回家去看看。他很客气：“谢谢小孙。”
第二天全体演员参加复对谈戏，我首先把老厂长的叮嘱告诉大家：这是一部历史纪实性很强的影片，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有记载的，因此在配戏时一定要交待清楚，还要注意配反面人物切记脸谱化。
结合一段段看片，我把我所掌握的史料、出点都一一告诉大家，对有些人物在配音把握人物性格特点上我也提出了具体要求。最后我跟毕克商量，把握拿破仑这个人物，我认为要掌握四个字：狐狸、狮子。我作了进一步说明：拿破仑是个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当时受到欧洲所有封建势力的包围，因此在外交上他也玩手段，如同狐狸一样狡猾。拿破仑又是一个军事家，他必须靠武力来征服当时的封建势力，在海上要对付英国，在陆地上要对付奥匈帝国联盟以及俄国沙皇，因此他必须如同狮子一样凶猛。老毕说：“你提出狐狸、狮子来要求我，挺生动挺形象，咱们共同努力把这个人物性格上的两面都充分展示出来。”
这部戏人物众多，群众场面也多，由于大家都挺认真，所以录戏很顺利，老邱（岳峰）、老富（润生）、尚华、于鼎以及很多年轻演员的戏都配得很出彩，特别是围在拿破仑身边的女人们，勾心斗角，大家配得都人各有貌。后来老厂长开会回来，特地把这部影片调出来审看了一遍：“送技术厂印拷贝吧！”这就是通过了。
从合作搞了这部电影后，我和老毕接触更多了，话也多了，这个内向、严肃的人也常常跟我开开玩笑。
那个年代我们这些人都很清苦，我和妻子的工资加起来还不满100元，要供两个孩子上学，每月总要借厂工会互助基金五元钱。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我结合搞的影片，在报刊杂志上写点小文章增加点收入。当时电影系统开会，经常会遇见上影厂导演沈耀庭，我们一见面总会聊聊写哪些“小豆腐干”的事。他笔头很勤快，常发表文章，我们笑谈是为烟钱，为小菜钱而奋斗。
毕克也常看《电影故事》《文汇报》《文汇电影时报》《大众电影》，常会有新发现，也常常跟我开开玩笑：“小孙，昨天又见你发表大作了，什么时候请客啊？”或是：“你用笔名‘雨风’发表文章了，还用了什么笔名，老实交代！”我知道他为我高兴。有时他也很认真跟我说：“小孙，有些词是不是用得过了点，千万注意分寸。”这些善意的提醒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后来有些文章也给他看，向他请教。记得当时我在上海《艺术世界》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拿破仑的出场》赏析文章，他看了后很感兴趣。我是从影片一开头拿破仑从雾气腾腾的洗澡间出来，又量身高，又问天气，又戴帽子，这些细节描写很生动，交代了时代背景，雾月革命，又很自然地点出了人物的特殊性格。老毕说，只有对影片十分熟悉才能写出这些，才能欣赏到导演拍摄手法的高明之处，我们译制片有这个条件可以反复看影片，建议我今后要多写这类赏析文章，这对自己也是很大的提高。 七八十年代我们翻译片的确很吃香，我们厂的电影票有时为打通有些关节能起到敲门砖的作用，大有一票难求之势，因此介绍译制片的文章也很吃香，约稿很多。那时候，我认识了文汇报记者罗君，解放日报记者汤娟，还结交了好些记者朋友。那几年白天在厂里搞影片，晚上等两个孩子先做完功课，接着是妻子搞完设计图纸（她在设计院工作），到了快半夜，仅有的一张小方桌才能让出来给我爬格子。困了或是写得不满意，就会习惯性地挠头，稿纸上常常会黑黑的一片，尽是掉下来的头发。就是那几年我过早的谢顶了，这就成了后来老毕拿我和陆英华（也是配音演员，后当生产办主任）经常开玩笑的内容，他常常拿自己的一头乌发来气我们俩，这也是他退休生活中的一点乐趣。
当年我们厂很多职工的孩子都在就近的向阳小学念书，中午都来厂吃午饭，毕克也跟我女儿开玩笑，问她：“你爸爸声音好听吗？”我女儿说：“爸爸声音像破锣不好听，你和好多伯伯叔叔的声音好听。不过我最爱听的是邮递员叔叔在我家门口喊‘孙渝烽敲图章’。”好多年后，老毕还拿这句话跟我开玩笑。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生活状况，现在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
我们永嘉路译制厂中间有一块空地，厂里买了个篮球架，平时我们几个喜欢打球的就投投篮，老毕也偶尔出手投投篮，非常准。陆英华告诉我：“别小看老毕，他是电影局老年篮球队队员，电影《女篮五号》里还有他打篮球的镜头呢！”
我在电影学校上学时也是校篮球队队员，打得不怎么样，比赛坐冷板凳的时候多。有一次我跟老毕去静安体育馆看他们练球，在那里见到刘琼、舒适、岑范……上影厂的一些老同志。
真没有想到老毕在厂里并不好动，可在球场上十分活跃。他投篮和配戏一样严谨，没有十分把握绝不轻易出手，在球场上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那天练完球，我和他都骑自行车回家，到了乌鲁木齐路口，我邀请他去我家喝冰啤酒，他笑了。他知道我买冰箱的故事，就说：“好啊，改天我一定去把你冰箱里的啤酒全喝光。”可惜，这个约定一直没有实现。后来他还常常提起我买冰箱这个故事：那是1964年一个中午，当时我在演员剧团，布加里老师让我通知郑梅平（我同学，文革中被上体司造反派逼迫跳楼而死）下午开会，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去梅平家，一进门满头大汗，梅平从里面端了一杯水给我喝，妈呀！我的牙都凉透了。我问她这是什么水，她说是放在电冰箱里的凉开水。我第一次听说有电冰箱这回事，在回剧团的路上我发誓，今后有了钱一定要买个冰箱。八十年代后期，我爬格子攒了钱买了一个东芝冰箱。后来母亲从浙江来我家住，夏天让她老人家也能吃到她最喜欢的冻猪蹄、葱烤鲫鱼。
老天不公
毕克一生中不幸的事情也太多了。1986年，他应邀去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关于译制配音的一个经验交流会，返回上海是陆英华去机场接他的，原来说好我也去的，可后来下午厂里开会我没去成。没想到第二天老陆告诉我：老毕的大儿子昨天抢救无效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所有的人都傻了。后来才知道，老毕大儿子有个女朋友，开始挺好的，后来女友表示不愿意和他交往了。老毕儿子一直想请老爸出面劝说女友，毕克觉得这种事情大人不插手为好，对儿子说顺其自然吧。儿子很固执，知道父亲这天下午从北京回来，吃了安眠药，想给父亲施加点压力，没想到竟成了这样一个悲剧。
老年丧子，这件事对老毕打击太大了，我们同事都去看望他、劝他、安慰他，可这事儿始终是他心头的一块伤疤。他常常责怪自己：当天回来见儿子睡在沙发上，为什么不叫醒他，早点发现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
老毕后来身体一直不好，和他的内向、心情郁闷都有关系。我也曾劝过他多次，让他去美国散散心（老毕妻子和小儿子都在美国定居），他说：“我不去，妻子也让我去，我去美国干什么？语言不通，外出又不会驾车，整个成了一个傻子。我在国内还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些老朋友可以聊聊。”这也是他的真心话。
后来厂里报电影局，根据老毕的实际情况给他换个居住环境，他搬到北站附近，住在南新大楼。毕克退休后厂里仍聘他在艺术上把把关，每部影片他都来参加鉴定。他对这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认真看片子，看对白剧本，这是我厂影片出厂最后一道质量关。他来厂里，基本上在生产办公室陆英华这儿活动，我们也常常在这里开玩笑，想尽量让他放松一些，他一个人闷在家里也怪可怜的。有一次我说：“你乔迁新房这么久了，也不请老朋友去你家玩玩。”他回敬我说：“你是演员室大主任，也不关心我们退休工人，也不来体察体察民情。”老陆在一旁帮我说话：“你看看你这个老毕头，说话多厉害，反倒打一耙！你不下邀请书，谁敢进你的豪华住宅？”“看看，看看，两个秃脑门联合起来攻击我了，到底你们是同盟军。”这样的说闹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有一天司机老刘要去技术厂取片子，我让老刘提早一点走，先送我去老毕家，我真想看看他一个人怎么过的，我给他买了点水果。老毕在家，见我去挺高兴。我说先让我参观参观你的新居。三房一厅，家具也挺简单，转了一圈我发现他的卧室挺干净，床边堆了不少杂志和书，吃饭桌周围、去厕所的通道，凡是他经常活动的地方还算干净，其他地方显然有一层白色的灰。他说我一个人哮喘一发，什么也懒得动了。我说我来帮你拖一拖，擦一擦，很快的。“别别，我请了钟点工会打扫的，这两天她正好有事没来，走，走，我们下去，我请你吃饭。”
他弄堂口两家小饭店，几乎成了他的家庭食堂。他每次来厂里鉴定影片总在食堂带点菜、馒头回去吃上一两天。平时都是这两家小饭店为他送面、水饺、盒饭，店老板和小伙计跟他都挺熟悉了。老毕一定要请我去饭店吃饭，可以炒几个菜，我说我想吃饺子，我们就要了韭菜馅、白菜馅的两种，还要了瓶啤酒。在等水饺时，老板也过来跟我们聊天，我说：“谢谢你们照顾老毕。他是北方人，爱吃面食，你们多给他换换花样，他不爱说话。”老板笑了：“我们挺喜欢他来店里吃饭，毕克先生非常幽默，有时说起笑话来，让我们可以笑上好几天。”我看看老毕，他朝我摇摇头。我明白，他一个人很苦，也要找人宣泄一下，说点俏皮话乐一乐，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调剂调剂自己的郁闷情绪。 有一天晚上十点多钟了，我突然接到老毕打来的电话，他情绪十分激动：“小孙，你们开过艺委会吗？讨论过撤销我艺委会主任的事儿吗？”“没有啊！”“你这个演员室主任、艺委会成员，怎么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啦？”“今天厂里领导找我谈话，说局里决定让我不再担任艺委会主任了，但仍让我参加厂里的影片鉴定工作。我算什么？鉴定员？怎么回事啊？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也不听听我的意见。尽管我退休了，也不能对我搞突然袭击啊。”
我跟他接触多年了，从来没有看到他情绪这样激动过，这件事极大地挫伤了他的自尊心。我在电话里劝他：“别激动，注意身体要紧，别想那么多！”
这件事过后，他好久没有来厂里。
最后一部戏
当时毕克的心情很不佳，我总想让他能得到一些调剂。不久厂里让我导演日本影片《新干线大爆炸》，我向厂领导请示，想请毕克来帮我搞这部戏，好让老毕散散心，厂里同意了，这也是毕克搞的最后一部译制片。他来厂里和我一起参加初对搞配音台本，非常认真，字字斟酌。这部戏人物众多，有124个人开口说话，主要角色配音演员我们俩商量定了。兼戏的演员由我来开名单。厂里一共21个演员，不兼戏是不可能的。第二天我把名单给他看，他看得很认真，最后有几个人圈出来让我前后换一下。我一看就明白了，有些人声音太有特色了，怕兼多了会听出来，前后距离拉大些，会好点。从这里不难看出老毕的认真和细致。
有一次曹雷告诉我，毕克还有一次和高仓健合作的机会。那是2001年，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辗转托人向毕克发出信息，希望毕克能为他主演的《铁道员》配上中文对白。
毕克为高仓健主演的多部影片配音，声音非常贴切，充分展示了高仓健的表演风格。如《追捕》《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绢》《兆治的酒馆》《海峡》等。八十年代高仓健来译制厂参观和毕克见面，两个人都十分欣慰，因为有这样的创作友情，所以当毕克听说能再度合作，当然十分高兴。他接到剧本后，在家里认真研究，还用录音机先录了几段台词，试试自己的能力，可是由于长期的哮喘病，他发现自己呼吸很急促，还要接氧气，实在有点力不从心了。毕克最后忍痛说：“这样勉强去配，会损害高仓健先生塑造的形象，自己都通不过，怎能拿去给别人听呢？”他只能放弃这次合作，给影坛留下永远的遗憾。
深深的怀念
2000年7月，毕克终因肺功能衰竭，导致呼吸困难，住进了瑞金医院。我于1999年5月提前退休，没过多久，“东海学院”两位院长就找上门，请我帮他们学校组建一个影视表演系，两位院长很诚意，同时答应一切按艺术规律办。7月就开始招生，从那以后我受聘为表演系主任，就一头扎在学校里搞教学了。后来知道老毕病重住院了，那天我抽空去瑞金医院看他，也不知道他能吃些什么，我买了一束鲜花，他住的是干部病房，条件不差。他正躺在病房里接氧气，已不能说话了，见我来，朝我直点头，用眼睛示意让我坐。我坐在他病床边，他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又无法说出来，我们相对无言，尽在不言中。最后，我拉着他的手，轻轻拍打着：“好好养病，什么也不用说，我全明白。”只见他眼眶里含着泪水，那神情我至今也难以忘怀！
第二次去看他，毕克的妻子已从美国赶回来了，毕克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了，常常处于昏迷状态，给我留下的画面惨不忍睹，鼻子、喉头、嘴里全都是大大小小的管子，床边是一部部的仪器，生命垂危，呼吸急促，他好像急着要赶到另一个世界去参加老厂长搭建的配音班子，老朋友要在天堂里重新相会。
2001年3月24日晨4时，毕克告别了人世。当天我正好在学校讲课，手机里传来这个噩耗让我中断了讲课。我和他相处的那些画面一一闪过我的脑海，我不知该做些什么好！
回家后我告诉妻子毕克走了，她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厂又走了一个好人。”我俩也无心吃饭，我不自觉地翻开相册，他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我眼前……
过了很久，曹雷告诉我：高仓健先生得知毕克离开人世的消息，立即发来唁电。唁电很动情：“突闻噩耗，一时竟无言以对。未能再度相见，不胜遗憾。衷心祈祷冥福。”还寄来一盒包装得很精致的棒香，这是日本人的习俗。请毕克家属代他点燃在逝者的遗像前。
这十年间，我在讲课、参加众多的活动中，总有影迷、观众问及我们厂的老配音演员，对毕克的配音都会竖起大拇指，并且如数家珍地说出他配过的影片的片名和角色的名字，人们深深地怀念他，感谢他用声音和语言为大家留下的一份珍贵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