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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穿上灰色旧外套，戴好黑色呢绒鸭舌帽，回头看了看妻子。她坐在轮椅上，低垂着头，眼睛半睁半閉。他马上要拧开门把手走出去了，还是停下来，回来再次为玛丽整理衣领和袖口。他担心会不会再也见不到她了。
玛丽微微扭过头，似乎睁开眼睛看他，又似乎想着什么。他感到她在责问，心中泛起一阵微弱的惊慌，接着是一片潮水般的难过。他拍拍玛丽的手，那只手垂在椅背上，干瘦的手背上布满细碎的皱纹和暴起的青筋。今天他刚为她剪过指甲。在她左手无名指上的仍是三十五年前的那一枚戒指。他想起有一年玛丽以为这枚戒指丢了，懊悔了很久，后来又找到了。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他在玛丽身旁的椅子上坐下来，看着她，很想知道她此刻在想什么……她啊啊地呻吟几声，他推着她去厕所，尽力帮她处理一切。他还帮她换上睡衣，扶她躺在床上——搬动她实在是很费力，这些通常都是护理工来做的。今天他一丝不苟地、带着一种赎罪般的虔诚一一做完。玛丽闭上眼睛，好像睡着了。他听着她时而平静、时而粗重的呼吸，直到外面的夜色越来越浓郁，树枝随着微风和院里的灯光在窗上摇晃着细碎的影子。院外一辆公交车沉沉驶过。他最终站起来。走到门口时又回头看她，她确实睡着了。
会客室空荡荡的，红褐色光面的长排座椅上坐着一个看报纸的人。灯光也不像平时那样明亮。他走过问讯处，门窗紧闭。他看见黑红皮肤、戴着黑框眼镜的护理女工安吉尔迎面走来，礼貌地笑了一下。安吉尔热情地问东问西：“弗雷德，玛丽最近好很多，是不是？体重、血压都很稳定。昨天，对，就在昨天，她冲我笑了。那会儿你刚走。我看她比刚来时好多了，那时候……”她没有再说下去，而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弗雷德点点头。安吉尔那张被岁月沉淀了颜色的脸膛略显威严，好像她是一位小学校长而他是小学生。“她真的不错。”她想要说服他似的。弗雷德低低地说：“明天……”安吉尔说，“哎呀，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我们该怎么办呢。明天你不能来了。这真是让所有人糟心的事，不光是你，大家都很难过。噢，这真是很难！”她那化得特别粗长的睫毛总是给他一种夸张的感觉，还有她粗大的鼻孔。
弗雷德笑笑，说：“……她好多了……不过……”
“你很重要，你天天来看她，这非常重要。如果不是你……像你这么好的丈夫很难得！”安吉尔说。弗雷德不再说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下意识地一甩一甩。他想赶快离去，但也想尽可能地多待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
安吉尔说：“我知道，唉，我知道的。没有办法，我今天听说，至少有四个暴发区是在老人院。中小学无限期停课，酒吧餐馆都要关停了。”弗雷德问：“是吗，我听说餐馆还可以开。”安吉尔说：“最好少去餐馆，老人家！”说着拍拍他的手，好像他是个不服从规矩的老家伙。
“利达，就是那个护士，她说她外祖母在生下她母亲不久后就死了，西班牙流感。很可怕是吧。她母亲从没见过自己的妈妈，这太不容易了。没想到我们也碰到了，我以为我们这代人很顺利。谁知道世界变成这样？！”安吉尔正说着，有人脚步沉重地走过，她的眼神跟着那人走远了，这才回过来看弗雷德，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很担心。玛丽她很需要你。你也爱她。我看得出来，她每天都在等你来。”
弗雷德老老实实地说：“她早不认识我了。”安吉尔说：“别丧气，我感觉得到——我是说，我想说的是，她在慢慢好起来。”这些话说得弗雷德更难过起来。他告别了安吉尔，走出灯光不足的大厅。一阵尖利的风声响起，院子里新栽的树木全都倒向一个方向，他真担心那些细瘦的小树被折断了。黑暗中有些被风吹着滚动的东西叮咣作响。这一阵风过去了，几只乌鸦在路灯的阴影下啄食垃圾。门口两座陶瓷大花坛里空空如也，他想起去年春天玛丽刚住进这座老人院时，这里错杂地种着花朵，大红大黄，颜色过于鲜艳。
那天他忍着胃痛和眼泪给玛丽办完了各种手续，扶着她躺在半新不旧的单人床上，把带来的衣物一件一件挂在壁橱里，摆进衣柜抽屉;洗漱用品放进浴室柜子里。那天他头一次见到安吉尔，对她很不放心，给她一一交待各种药物：血氧饱和计，对付高血压、骨质疏松、心率失常的处方药，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多奈哌齐、卡巴拉汀和贴片艾斯能。安吉尔嘻嘻哈哈地说：“没问题，这儿的老人都吃这些药。”玛丽一直茫然地看着他，带着恍惚的微笑。她问他：“这是哪里？”他说：“这里是你的新家，以后你就住在这里了，有人会照顾你的。他们很负责的，放心吧。”他拍拍妻子的肩膀，其实他心里很难过。玛丽说：“谢谢你。”有一会儿她礼貌地笑着，有一会儿她闭上眼睛。那天她并没有问：“你是谁啊？”所以他有种感觉，她记得他是弗雷德，是她的家人，这让他有一种留在旧时光里的幸福。但是当他办理完手续，匆匆推门进屋时，玛丽骤然紧张起来。她的脸上瞬间浮起一层戒备的、冷淡的表情。
她不安地看着四周，不停地问：“这是哪儿，我在哪儿？”弗雷德一而再地回答。她仍四下看着，说：“嗯嗯，好的，好的。”但是转眼她就把答案忘在脑后，因为她根本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那时她还能缓慢地走路，他扶着她走过会客室、咨询处，穿过灰暗的长廊，到外面的小花园里散步，跟遇到的热情员工打招呼，介绍玛丽和他自己。小花园内零落摆着几把椅子，那时樱花落了一地的粉红色花瓣，玛丽抬头望着那些枯萎了的花朵，看得发了呆。他在她的眼光里看到了过去的影子。他想起他们刚结婚不久的时候，玛丽为没有买到一所种有樱花树的房子懊恼不已。后来在离开玛丽，回家之前，他坐在车里哭了。医生说得很明白，她的病到了晚期了。
从那天到今天，玛丽又变了很多。他不忍心再去细想。
车子在夜晚的高速上行驶。远处山峦的暗影顶部闪烁着零星的灯光，再往上是暗幕天空中的寥落星光。高速路穿过温哥华郊区，周围是一片既不繁华，也不冷淡的灯火。弗雷德打开收音机，几个电台都在说疫情：卫生部门三月十四日的禁令，中小学春假无限期延长，每日确诊人数及分布在哪些地区、未来预期会怎样，医院能否承担疫情的进一步暴发及什么人可以得到测试……就在上周，他琢磨的是要换一辆电车，省些汽油费（他每天开车八十公里来往家中和老人院）;他担心的是玛丽最近的便秘，新药的副作用使她情绪暴躁……忽然间，世界变了——以前的思虑只是路上让人心烦的杂草，现在要面对的是压根没有路的幽黑丛林。 六年前玛丽开始出差错，他的日子也就改变了。她找不到生抽瓶，她忘掉了女儿的生日，她不知道怎么开车去超市……这一切不知不觉发生了。他们安慰自己这些是暂时的……直到有一天她尿在裤子里，他们不得不去看医生。弗雷德听医生说，玛丽已经到了中期，他又惊讶又难过，他们怎么没想着早些去看医生？他只是以为她老得有点快，他想着增加营养，她会好起来的。他听说过这种病，但没想到这会降临到他们家里……
从明天以后，不能去探视她了。安吉尔说她每天都在等着他来……这是怎么一回事？SARS传播的那年他们有点害怕，但很快就过去了，没有谁得病，没有封闭也没有隔离。那一年他忙着一个大项目，玛丽在院里种了新品种的花，据说是杜鹃和曼陀罗。女儿离开家去纽约读大学以后，玛丽有了大把的时间。她在后院忙碌，在前院忙碌，在厨房和起居室忙碌;戴着沾满泥土的手套，浑身喷遍驱虫剂，她快乐地说又整理好一块花圃。她洗完澡，心情愉快地做意大利通心粉。他觉得很好吃，她总能把简单的食物做得美味……
弗雷德停好车，在超市买了一些饼干、两小罐牛奶、还有一些火腿。他没看到口罩，问店员，回答说全都卖光了。政府官员都说，现在不需要戴口罩。自从疫情最开始，政府就一直那么说。弗雷德还听到一种说法，华人把口罩都买回去寄到中国了。
等他回到家里，把旧丰田停在车道上，风又刮起来，扫着路灯下一些树枝，它们不停地摇晃着。一只体型不大的动物窜进前院的花圃里，可能是松鼠或者浣熊。自从玛丽住院之后，他很少关照那些植物。老人院的探访禁令会持续多久？没人知道，安吉尔安慰他很快会好起来的，可她又知道什么，她不过是个菲律宾来的护理工。省卫生厅的女卫生官亨利博士，在疫情发布会上严肃、耐心地劝说大家：留在家里，减少不必要的接触，我们要努力压平曲线。但她也不能预测未来。
弗雷德打开门，看到门下塞进一张纸条，是刚搬走的房客留下来的。说他把最后一个月的房租付给他了，电汇，让他查一下，他会在明天把剩下的东西搬走。弗雷德马上去查了账号，确定钱已到位，算是放了心。
他到现在都没吃晚饭，可他一点儿也不饿。明天他不能去老人院了，那么去超市多买一些日用品吧，消毒剂、纸巾、可以储藏的食物。有几家超市把开门头一个小时专门留给老人，算是很体谅的了。可是玛丽呢，晚期阿尔兹海默病患者，住在脆弱、陈旧的老人院，岂不是处于最大的风险之下？
他会不会真的见不到她了……他感到胃里一阵疼痛。
好吧，好吧，不会那么坏的，但愿都能挺下来。人老了，凡事要朝正面想。弗雷德和自己轻轻说着，安抚着。 他打开冰箱，放进一部分刚买的杂货。发现还有半瓶啤酒，于是就着饼干和火腿，坐在厨房的吧台边上，慢慢吃喝起来。
世界停止了。不是，不是停止，而是以非常缓慢的方式匍匐前进。会议室的嘈杂、虚假的礼貌、办公室政治都被病毒的炮火轰击消失不见了，生活的各个流程间切换的自如也消失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这一切都硬得像花岗岩。艾林想：我们从后现代建筑回到了现代主义那一套。
对建筑风格极为挑剔的艾林看着电梯里裂了缝的玻璃镜面，忽然想到：为什么我一直住在这儿，从没搬过家？这是位于曼哈顿西区 89街的一座老式公寓。电梯破旧，灯光灰暗。因为……因为从窗外可以看到中央公园的一角，房租也不贵。这可是在曼哈顿。随便一间上东区的公寓都要近三千块房租。这样一想，她安心了。
脚下的地面在颤抖，那是C线地铁经过所发出的轰鸣。几座红砖楼后面，中央公园外的树木透着萌萌的绿意，四月了，公园里的樱花想必也开了，艾林心中涌起一股快乐又伤感的滋味。她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南边过去几个街口，是约翰·列侬和大野洋子的寓所。1980年的一个晚上，列侬在某个路口死去。最早她看房的时候，房东这么说。
艾林一路走下地铁入口。熟悉的尿臊气混合着一股腐朽的味道扑鼻而来，陈旧的座椅，昏沉的灯光，机车开动的巨大的轰鸣声，不知什么部件艱难磨合的吱吱扭扭的声音……这一切都还和以往一样。不同的是整个车厢里只有三五个人，除了艾林以外，没有人戴口罩。车顶上贴着“保持安全距离”的标识。一只鸽子在车门边上泰然自若地走来走去。
地铁到站，门开了，鸽子突然醒悟过来，扑地飞出去。艾林刚想戴上耳机听音乐，手机铃声响了。是安东尼打来的。她仿佛看见他靠着床背，半睁着双眼，一只手搓着脸，张嘴冒出一个大哈欠。
“怎么样，休息好了吧？”她问。
“——太累了，永远休息不过来。”他模模糊糊地说。
“亲爱的，打起精神来。我给你送点吃的过去，我正要去买吃的。”
安东尼说了什么，大意是让她不要去。
“下一站我就到72街了，我换B线去找你。你那儿有吃的吗，我给你做早餐。”
一阵剧烈的机械摩擦声，艾林以为地铁要出轨了。她拼命把手机贴近耳边，一点声音都没有。又没有信号了。她正要挂掉，听见他的声音断断续续说：“别——那么——固执。”后面的话淹没在又一阵轰鸣中。
通话断了。安东尼给她发来短信。
别过来。你好好照顾自己，我很好。
你有吃的吗，亲爱的？艾林回复。
——我下午去便利店买点，或者订餐。
你要好好休息。
会的，昨晚上睡了六个小时！醒来我以为到了火星上！
你太辛苦了。
昨天处理了六起心脏骤停，十二个人死去。十二个家庭没了亲人。有一个女人，我们去的时候，她为她母亲做心肺复苏。急救人员抢救她母亲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已经病了几天。她们没法做新冠测试，但觉得肯定感染了病毒。弗林医生认出她，几天以前他们抢救过她的父亲，他也死了。（此时安东尼换成了语音）
她妈妈呢？
也死了。
这太难了。
她父亲还没下葬，她要同时为父母举办葬礼。可能压根没法办葬礼。 太难过了……
艾林，别哭。
安东尼，我知道，我就是这样。
那我就不说了。你别哭了吧。
艾林在噪音中听到一阵音乐声，一个墨西哥裔中年男人背着吉他弹唱，他一边唱一边看着她。这节车厢里只有五个人。别人都在看手机。艾林不再看他，那蹩脚的歌声伴随着车子的震动、轰鸣不时传入她的耳中。她继续给安东尼发短信：
告诉我，还有什么，我想听听。
我们接到的求助电话，据说比“911”那会儿还多。有一家是亚裔，我们没能救活他们的父亲。他们不相信他已经死了，不断地恳求我救救他，让我把人送到医院里去。人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他儿子还在问，为什么不能恢复他的心跳。
……艾林在想说什么。她一抬头，卖唱的墨西哥男子走到她面前来。她从口袋掏出一些零钱递给他。这个时候还来挣钱的是可怜人。她想象这人家里有老婆和一大堆孩子等着他。男子道谢后，一瘸一拐地下了车。
72街到了，艾林没有下车，她先去买了吃的，这才换地铁线，到安东尼的公寓外面。她打电话给他，说自己在楼下。她看见他的大脑袋在三楼窗口晃了晃。她一只手高高举起食物袋，给他看。
“别来，我告诉过你的。我现在谁都不该见，我是高危人群。”他在电话里说。
“你让我进楼，我把东西放在你门口。好吧，你要好好吃东西，我买了你爱吃的玛莎拉鸡。”
他犹豫了一下。“我怕我忍不住。”
“嗯？”
“忍不住要抱你。”
“亲爱的，”艾林想要流泪了，她说，“你可以从门眼里看看我，我很好，我长胖了。天天给自己做好吃的。”她一面说一面笑起来。
安东尼听到她在门外放置食物袋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他打开了门。他穿着睡衣，戴着口罩，头发长得垂到脑后了。她故意往后退了一步，他们彼此凝视着。他好像瘦了些，看起来很疲惫。她拿下口罩，冲他发出一个精致的、鼓励的微笑。他也笑了，他的眼睛弯成两个月牙。
艾林忍住眼泪，指指地上的食物袋，无声地叮嘱他好好吃饭。安东尼做出一个飞吻的姿势，一动不动地站着，甚至没有把东西搬进房间。艾林不解，他做手势让她戴上口罩。她听从了。然后明白他的意思是让她走。她只好退后，在她就要走的时候，他掏出手机给她拍照。她也给他拍了一张。她在楼梯拐角处停下来，听见他把那几个食物袋子都搬到房间里去了，这才慢慢走下楼来。
到家以后艾林收到安东尼的短信，谢谢她送来好吃的午餐，还有蔬菜水果，他吃了很多。她看看刚才拍的那张照片，照得仓促，对焦不准，他的脸模糊不清。只好下次再照。她先出去慢跑，然后回家给父亲打电话，叮嘱他注意安全，他也叮嘱她，来回说了很多遍。在她记忆里父亲很少这么紧张，即便在母亲生癌症那段时间，他也是平淡而稳定的。艾林还从来没跟父亲说过安东尼的事，总觉得介绍他们认识的时间还没到，而且，华人父母通常不喜欢女儿和深肤色的男人恋爱。他们也不例外。在纽约她是自由的，这正是离开父母的好处之一。
结束通话，艾林松了一口气。自从疫情以来和父亲的通话总让她难受。父亲非常担心母亲和她，而艾林完全无能为力。如果能做一些什么就好了，哪怕是一点点，这使她有近乎窒息的感觉……她抑制住想要和安东尼视频的冲动——他太忙了，需要多休息。
朋友发来一张第五大道的照片，那张照片把她震住了。往日摩肩接踵的地方，世界上最繁华的街道，如今没有一个人。帝国大厦威严肃穆，如同一个失去生机的垂老之人，站立在死亡的阴影下，凝固成一具无法消融的痛苦的标本。怎么会这样？谁会想到，纽约变成了这样？
两个月前，她每天挤酸臭的地铁通勤，担心晚点给老板看到。地铁不知为何停了，周围的噪音很大，她听不清广播里在说什么。大家焦躁地等待着，不知谁放了个屁，众人的表情难以描述。她讨厌极了，却也觉得好笑，同时觉得纽约没法待下去了。就是那样，让她既爱又恨的纽约，如今变成了一个老人。
半年前，她和安东尼开车去那座旧的铁路桥，那里曾经是曼哈顿岛的货运枢纽，废弃后长满了杂草。铁路橋的转角处有一座画廊，阳光穿过落地玻璃窗，在画廊的木地板上印出一块块光影。画廊墙壁上挂着一些色彩湿润、鲜艳的水彩风景。他们在外面站着，看看自己沾满泥巴的鞋子，没有走进去。她也记得他们从散场的电影院里走出来，过道的小门打开，外面烟雾缭绕。走出去，居然就在时代广场边上。他们紧紧捏着手，在魅惑的霓虹灯与红男绿女中走过，感到空虚的安心。她竟然也有那么一些喜欢纽约的喧嚣和浮华。
清晨时候下雨了，弗雷德在半梦半醒中隐约听到了雷声。睁开眼时天已亮透。他慢吞吞地起床，拉开窗帘，外面云层重叠，薄弱的阳光犹豫不决地踏入了他的卧室。他推开窗户，前院丁香花的味道扑鼻而来，这一丛丁香花和旁边的北美杜鹃都是玛丽种下的。今年雨多，花还算开得好。
早饭后弗雷德走进车库，里面沿墙壁摆着各种纸箱、塑料盒、家用电器的包装箱，一些他已忘记了来源和用处的杂物。他绕过旧丰田车。在另外一面的墙壁上挂着园艺工具，有电锯和长柄剪，角落里是锄草机。他从吊柜上找到一副园艺手套，戴上之后，他看着那些工具琢磨了一会儿，然后拿下一把长柄剪，准备修建前院的灌木。
阳光渐渐强烈起来，他的额头冒汗了，手臂也开始酸痛。一时半会修不完的，到底老了啊。他走过草地时感觉一脚高一脚低，怎么回事？他停下来看，又是该死的老鼠打洞了吗？他一步一步走来走去，仔细观察草地，感觉哪里高起来，哪里低下去。他紧紧踩着那些高起来的土块，上个月他放了鼠夹，抓住了好几只。还以为已经斩草除根了，这些讨厌的老鼠！必须好好想想，怎么才能赶走它们，真让人头疼。
快中午了，弗雷德实在累了。他进了屋，仔细洗了手，然后坐在茶几旁给老人院打电话找安吉尔。那边说安吉尔不在。谁在照顾玛丽？对，就是住在105房间的玛丽——
过了一会儿有人接起，说玛丽情况稳定。有没有出去走走？有的，我们每天推她在外面走一会儿。她今天有没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什么，你想问什么？弗雷德有点生气，说：我想跟玛丽说说话。那边说玛丽的房间有电话，可她从不接。弗雷德按捺着急躁，请她帮忙转过去。玛丽果然没有接电话。 他坐了很久，心沉到了底。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怨恨那些例行公事的答复。听到她的声音和确切的消息，这是他唯一的愿望。世界上最无力的人就是他弗雷德，也许，除了玛丽之外。自从疫情开始，他不断听到死了多少人，但那些都比不上无法见到玛丽抓狂。他想知道的，就是玛丽，她吃得好吗，睡得怎样;她眼中有没有发出一点光，好像认出他来了——就是那样，让他惊喜的一点光芒;在玛丽越来越衰弱，越来越失去作为玛丽的一切特征、甚至一个人的特征，变得像一只沉溺于睡眠的苍老的鸟儿的日子里，偶尔，她也曾返回她的躯壳。他还记得老人院的某个早晨，他们在花园里坐着，四周无人，他轻轻哼唱他们年轻时都爱听的一首歌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就在那时她眼中透出一丝光亮，在那一瞬间，他很确定。她知道她是谁，他是谁——如果玛丽不知道她是谁，那么他弗雷德是谁也变得模糊、让他困惑了。
那时他们结婚不久，去加拿大东部旅行。在班夫镇的餐馆里，昏暗的灯光下，响起这首歌的旋律。玛丽冲他使眼色。他们匆匆忙忙吃完饭，回到酒店房间，玛丽拉着他的手哼唱着，他们就围着那张床跳起来。玛丽那时一头黑油油的及肩烫发，穿着紧身裙，腰肢苗条。他看着她曼妙的身影，把手搭在她腰上。玛丽跳出汗了，仍然兴致勃勃。可是他搂住她，使她动弹不得，他们终于一起倒在床上。
那是他们最好的日子，旅行、吃喝、听音乐。每一天玛丽都给他带来惊喜。认识玛丽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马来西亚华裔女孩。那时他为了筹措学费和生活费去唐人街餐馆打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爷爷辈的亲戚资助他来加拿大学习，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答应亲戚一切学费靠自己，不给人家增添负担。但是他硕士学业不顺利，迟迟不能毕业——他遇到了一个非常挑剔的教授，他觉得他对华人有偏见。玛丽也在那个餐馆干活，但是她不读书，她打工是为了养活母亲。
在他孤单和绝望的时候，玛丽的笑容给了他温暖。他们约会了。最初他甚至不确定她好不好看，但是和她在一起很愉快。她有着实干家的专注和简单。她虽然不必为论文发愁，但知道怎样弄好吃的苹果馅饼、中式炒河粉、南瓜饼……她从餐馆大厨那里偷学了几招。他很惊奇，因为他们只是打下手，特别忙，而大厨是个粗暴的家伙。最初他还有些看不起她，她的英文和中文都不怎么流利。她在他求婚的时候很痛快地答应了，那时他既感动又有些惶惑。
后来他和教授的矛盾激化，教授威胁取消他的学籍资格。有半年多他们靠着她打工的钱度日。就那么一些钱，要租房子、买食物，留些钱给她的母亲，她都弄得有条有理。她一点儿也不埋怨，好像养着他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却非常内疚，对自己失望透顶，有一次甚至想离开。她紧紧抱住他，说：“弗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相信你。”他在她的怀抱里下定决心。后来总算他能毕业了，又是一年过去。
……电话铃声响起来，他从回忆的恍惚里走出来。是女儿打来的，问他怎么样。他问纽约怎么样，疫情好些了吗？女儿说还好。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女儿没有提起。他们又说了一些别的。女儿说：“我很想回温哥华，要能看看妈妈就好了。可是回不去。”他们都知道老人院是重灾区。他说：“不要瞎操心。她很好。我跟她说话了。”女儿说：“真的？她会说话了呀，去年回去，她就不怎么说话了。”他愣住了，丧气地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女儿说：“老人院早点开放就好了，该死的疫情。”
女儿叮嘱他出门戴口罩，少出去买菜，他一一答应了。“我在家上班，外面人人都戴口罩，没问题。最坏的情况过去了。”女儿说。前一阵子纽约是疫情最可怕的地方，他半夜醒来，担心女儿，担心妻子，一直到快天亮才睡过去。不仅担心，还有悔恨：如果去年没有送玛丽去老人院，现在就不会这样了。但是他请不起全天的护理人员到家里来……半梦半醒之中，他听到有个声音责备他：卖房子，如果卖掉房子你就有足够的钱，你是个自私的守财奴。弗雷德低声下气地对那位审判者说：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啊。谁能想到……金融危机后他买的股票亏了很多，再后来几次投资都失败了。他暗叹自己没运气、胆子太小。如果他们有多一些钱，玛丽就不必去老人院了……
女儿说了再见，弗雷德忽然想起一张旧照片。他急急忙忙打开卧室壁橱抽屉里沉重的相册，毫不费力地找到了那张照片。它比想象中更旧，是二十多年前拍的。扎着红色发卡的稚嫩的女儿端着食物盘，里面有甜甜圈、巧克力、煎饼和水果。玛丽坐在床上，伸出双手去接。那是女儿头一次在妈妈的生日里给她做早餐。他继续翻看下去，更早的照片，他们的结婚照，女儿的大学毕业照（他们多么为她骄傲）……那是他们拥有的所有的过去，所有的玛丽和女儿都在里面;有一些他淡忘了的情景，又回想起来……她生下女儿后子宫大出血，切除了子宫。对于想要几个孩子的她来说，那是一段悲伤的日子，但是玛丽以她特有的方式度过了一切。后来玛丽得了乳腺癌，所幸发现得早。他感到愧疚，他惹她生气了（因为钱的事、他们之间不同的习惯、不顺利的性关系）……他不停地看下去，一直到頭脑昏沉，在沙发上打起了盹儿。
醒来后他打起精神给自己弄了面条，煮了青菜和蘑菇放进去，打开电视一面吃一面看。吃完居然又睡过去了。醒来正在放本地新闻，温哥华疫情控制得不错，一天有二十多个新病例，但为什么还不能去老人院探访？玛丽，他想起她低垂着头，坐在轮椅上的样子，心中一阵抽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可能马上就会死去。当时送她去，是为了有人能二十四小时监控，有人能照料她洗澡、吃饭……谁也没有料到新冠疫情流行，他不能去探视、陪伴她。他越想越心痛，噢，让我见到她，上帝，让我见到她吧。
他忽然觉得不能忍受了，不能忍受就这么坐着。他必须做些什么。午后的阳光这会儿被阴云遮住了。空气闷热，也许还会下雨。还不算太晚，弗雷德这样想着，戴好口罩开车出去。半路上他在一元店停下来，只挑到几只边角不很整齐的气球，一只海豚形，一只花朵形，一只红心形，又停在花店买了一束红黄相间的玫瑰，玛丽喜欢黄玫瑰，这一束还不错，有些红玫瑰搭配着，喜庆一些。 老人院的停车场空空荡荡。他刚走进一楼大厅，马上有人叫住他，是个三十多岁的白人女子。他问能否把这束花送到105房间玛丽那里。她飞快地说：“从三月份开始就禁止探访了。”他说：“我知道的。”她有点不耐又忍耐着，跟他讲道理：“每个人都想来看家人，我们理解。你不想带病毒给你太太吧？”弗雷德捏着那束花，他说：“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女子看了看花，转而赞赏地微笑说：“你来之前应该先登记的。不过你还是不能见她，我们可以把花送过去。”
她打电话叫来了安吉尔，安吉尔戴着口罩，接过花说：“我们这里护理器材不全，大家都不安全。你该在家的。”他感到安吉尔与以前不一样。他谢过她。安吉尔凝视他一秒，说：“玛丽还好，别担心。”伸手又要接过那几只气球。他却没有递给她，鼓起勇气说：“我想看看玛丽，我在院子里，可不可以让她看看我？”
安吉尔和女子对视一眼，她说：“我去把窗户打开，玛丽刚醒来。”“她最近一天睡多久？”他问。“十几个小时，有时候她睡整个上午。”这不是个好消息，弗雷德心中一沉。安吉尔说：“弗雷德，你真是个好先生。”她在桌上找到一支笔和一张即时贴，写下什么递给他，“给我打电话，你出去就打给我，我们视频，给你看看玛丽。”
弗雷德捏着那张纸和几个气球，出了大厅，沿着小路走到停车场旁的草坪那里，他在树下停下来，玛丽的窗户就在前面。他走出了树荫，这样离得近一些，玛丽会抬起头来看他吗？他心跳加速，拿出手机，照着纸条上的号码拨给安吉尔。
艾林把碟子放进洗碗机里，将餐桌擦干净，靠着洗手池听音乐的工夫，刷过脸书、推特和Instagram。今天的天气真好。她戴好耳机，把鞋带系紧，先高抬腿跳了一阵。临走前把垃圾袋整理好，一起带到楼下去。
“纽约新闻：纽约市长白思豪昨天晚间在发布会上说，本市全天无新冠肺炎相关死亡病例，系3月14日以来首次。零死亡本来不是应当庆祝的事。不过他对所有为抗击疫情而努力的纽约人表示敬意，希望未来有更多零死亡的日子……”
艾林下楼扔掉垃圾袋，感觉浑身轻松。她顺着街道一路小跑，看见安东尼在90街的入口处站着，身穿T恤和短裤，正在低头刷手机。他看到艾林之后冲她挥手。艾林停下来，车辆在她面前次第穿过。安东尼一直看着她，他戴着口罩，看不清他的表情。终于来了红灯，艾林飞快地穿过马路，在他面前摘下耳机。她正要说话，安东尼给她一个熊抱。艾林感到柔软的温暖，闻到他熟悉的体味，一种汗味和类似迷迭香混合的味道。她兴高采烈地说：“昨天零死亡，我们总算熬过去了！”安东尼没说什么。
他们走进中央公园，沿着杰奎琳·肯尼迪水库，漫无目的地走下去。路上有不少人，母亲推着婴儿车，身后跟着蹒跚学步的小男孩;梳着脏辫的黑人青年踩着滑轮板，一闪就不见了;身穿运动胸衣的女子与狗一起慢跑……经济重启，一切似乎都在恢复正常，这里像往年夏日的中央公园那样平静、安详。
她仔细打量安东尼，从上半张脸到汗毛密布的双腿。他的络腮胡从口罩缝隙里突出来，显得有那么点滑稽。她真想拍拍他的脸。他瘦了很多——恐怕有十几磅。他太辛苦了。她心里有点感激，他是个英雄，真的。
“你说你签署了同意书。”安东尼说。
艾林点点头。她看着他，双眼一眨不眨。
“你想好了吗？”安东尼停下来，不准备走了。他看了看她身后的远方，浓眉抖动一下，“你真的想好了？艾林，你确定？”
“没什么啊，风险很小的。”艾林说。
安东尼忽然着急了，他说：“艾林……我知道你很好，你是个正直的人。不过，这事的后果没法预料。现在连药物专家也不知道。疫苗如果有严重的副作用……”
大热的天，艾林打了一个冷战，但她马上说：“我决定了，上星期我就决定了。而且我决定不再想它了。决定了就是决定了。”
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两只一模一样的卷毛狗走过，它们欢快地摇着尾巴彼此追逐，兴奋地吠叫着。艾林笑了，她说：“亲爱的，放心吧，我身体很好。人体挑战实验，这很重要的，对付COVID-19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也说过的。”
安东尼挠挠口罩边上的胡须，挑起浓眉，一字一句说：“我不希望你去。我担心。”
艾林有点急，都解释过很多遍了。 “好嘛，”她说，“总是我担心你，也让你担心一下我。”
他们停在湖边，人们从身边穿梭而过。安东尼说：“你看着这一切，几乎没法相信病毒存在，可它确实存在而且非常狡猾、狠毒。我有时候想，人是怎么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的？几乎是一瞬间，就在一瞬间。一切都变了。你没法了解那有多恐怖，直到你……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职业，你才能了解。”他有点麻木地说：“有两个同事死了，还有一个在ICU。”
“所以我很佩服你啊。”艾林说。
“不要佩服我，谁也不要佩服。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没人想死！”艾林给他吓了一跳，她看看周围，也有点急：“你说我太天真了？”安东尼摇了摇头，带着些气愤和无奈，说：“恐惧是真实的，苦难也是真实的。不要对这一切怀有幻想，不要有那些浪漫的想法，你知道吗？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克服，不要以为你是个超人，没有超人，谁都不是超人。”
安東尼是怎么啦，她当然不是个任性的孩子。“我知道啊。” 她换了个说法，“公司这么快倒闭了，我也没事可做。”安东尼继续摇头：“我的建筑师，你可以去找工作啊。”
“我知道的。”她说，“我每天看新闻。那些视频，悲惨的事都看到了。所以，所以我才要做这件事。我当然不是超人，我太普通了。可我想做点什么。”
他们在长椅上坐下来。安东尼忽然说：“我很想吻你。”艾林摘掉口罩，但他没有动。她凑上去，吻了他的头发。安东尼握住她的手，闭上双眼，又睁开。他说：“如果你真的想好了，好吧！我非常、非常敬佩你。艾林，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我没想到你这么勇敢。”
艾林急切地说：“亲爱的，如果我这样的人多起来，你就不用那么辛苦、那么担忧了。我每天都担心你……我妈妈在老人院里，我爸不能探访她。疫苗更快出结果的话……每天，全世界每天都有几千人死去。早一天疫苗出成果，早一天能救很多人。”她抬起头来，湛蓝的天空中一架飞机飞过，带着标语横幅。“为我祈祷吧，亲爱的，但是我必须做这事。……我是行动派。你知道的。” “可别指望人们感激你。”安东尼嗡嗡地说。
艾林拍了拍他：“我妈妈住在温哥华的老人院，失智症。我不能回去，回去也没法看她。我爸，他是那种很严肃的人，可现在呢，他怕了。他们之间那种共生的关系……”安东尼打断她：“参加疫苗人体实验，你就更不可能回去了。”“我明白，我明白。反正我也回不去。”艾林紧紧握住安东尼的手。是时候告诉爸爸安东尼的事了。
父亲在电话里连连应着：噢，噢。然后说：“你们互相照顾吧。”他问她男朋友做什么的，多大了，哪儿来的。她没有说安东尼在急救中心，怕父亲担心。安东尼的父母是墨西哥移民，她说。父亲停了停，是不是有些失望？她等了一会儿，父亲却说：“美国很乱，游行示威，是不是啊？你千万别出去，别到外面去。”“游行主要和平的。”她说。父亲对纽约有偏见，以前觉得是花花世界，现在觉得很乱，不过以前他不会直接说出来。
她没说她失业了，更不会说参加人体实验的事。父亲绝不会同意。“我是为了你们才做这些的，你和妈妈，所有的你们。”她在心里对爸爸说。对于爸爸怎么看她，她一直没自信。她记得以前他说：艾林心眼儿好。她忘记了在哪里、他和谁这么说。他甚至都没有说过她聪明或是好看。妈妈常说她是个傻姑娘，都是笑着说的。她琢磨妈妈的话，心中不快。后来她就不去想它了。她决定要做自己。
9月，晴朗的日子就要结束，温哥华的雨季即将开始了。弗雷德看着满院的落叶，想起今天是市政收垃圾的日子，决定赶紧收拾好，市政垃圾车来了可以收走。他找到工具耙子，做得满头大汗，心想下次还是找工人来做。老了，可不敢闪了腰。这半年来他胖了五六斤。不去老人院，饭量倒增加了，不由自主想多吃些;除了做院内杂务，他也难得出去走走……那种随着没有闸的车在斜坡上慢慢下滑的沉重——就算他偶尔站在老人院的窗外看到玛丽的影子，他知道，她是不可能好起来了。
屋内响起电话铃声，他紧两步跨上台阶——感觉那是个重要电话，必须去接。忽觉右脚下松动，他心中一惊，瞬间想到这块台阶有裂缝，脱落、松动了。待要努力保持平衡，他已不可抗拒地倒下了，天旋地转。
他躺着动不了，听到电话留言：“……请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是素里长期护理院，电话778-392……”玛丽，玛丽怎么了？他胡思乱想起来，一想就停不下来。他试着挪动身体，右脚踝剧痛。出问题了，到底出问题了……玛丽，玛丽怎么了？
他冷静下来，试着缓缓挪动一下右腿，剧痛，只好找个稍微舒服点的姿势继续躺着。邻居看到，叫了911。第二天做了手术。医生说内踝打入两根钢钉，外踝缝了七针，内踝缝了五针。
一个礼拜后老友杜里开车送他回家，还说以后给他送吃的来。这样麻烦老友，他过意不去。可他总不能把女儿叫回来。她要工作，再说从美国回来很麻煩。他想吃饭可以叫外卖，别的事都可以慢慢做。右脚穿着支具套鞋，肿得厉害，他磕磕绊绊地去厕所、下楼、上床睡觉。杜里来看他，说他还行。
在医院时他打电话给老人院询问，原来探视暂时开放了，注意，是暂时。允许一周两次探视，夏季疫情稳定些了，老人们需要看到家人……这还用说吗？弗雷德又问105的玛丽怎么样，那人说要查查看。安吉尔呢，我想跟安吉尔说说。那边说不知道这个人。
回到家弗雷德又打电话去，再问玛丽，再问安吉尔。没想到那个人说：“我很抱歉，安吉尔去世了。”他连忙问怎么回事，她是一个健康开朗的人哪。那人说：“我们这里有几位染病了，当然，比其他养老院少多了，我们比较幸运……可还是有几个病例。她是我们这里第二位去世的……我们的老人也有一位去世了。但都是零星的，我们这里没有暴发，所以我们开放探访，不必担心。”
他替玛丽担心，再三问玛丽是否检测过，那人说安吉尔确诊之后，所有她服务过的老人，包括玛丽都经过检测，玛丽是阴性。而且那件事过去两个月了，玛丽没有问题的。
弗雷德为安吉尔难过。她就这么死了？她看起来比他们都小，大概五十多岁吧？那样一个天性活泼、精力旺盛、很多话的亚洲女人。最初他听说在不同老人院兼职的护工导致了老人院的新冠疫情暴发，心里还埋怨这些人。如今才知道安吉尔死了。就在三个月前，她把他手里的花送给了玛丽。
看看他自己，这算是怎么回事？医生说要休息至少一个月。玛丽熬过来了，他们一家有希望了，可是他骨折了，连自己的起居都难应付，怎么去看一个小时车程以外的玛丽，还有比这更倒霉的吗？就像快要溺水的人终于浮到水面，可是又被一阵浪打下去了。
他想，我该求谁带我去老人院？玛丽看到我这样子，会难过吗……可她已不认识我了。对她来说，到来的只是个陌生人，她甚至不一定抬眼看他。弗雷德苦笑，也许去看玛丽只是使他好受些，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可他怎能让玛丽一个人，待在那样冰冷的地方？那是给他做苹果馅饼的玛丽，那是跟着音乐一起跳舞的玛丽，那是在产房里昏迷着的玛丽……如果她的一切归于无有，那么我的一切不也归于无有吗？
老人院的人问他什么时候去探视，听到他的口气有些犹豫，说：“你妻子一定很想见你。”弗雷德苦涩地说：“我也生病了，最近没法去看她。”那人暗示，秋冬的疫情不可预测，也许将来没有机会了。弗雷德挂了电话，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后来他收到女儿的短信，说给他在网上订了一件保暖外套，过几天就送到。他决定不告诉女儿。她会很着急。他不想让她回来，从美国飞来需要十四天隔离期。女儿说她有了未婚夫，何必在这个时候拆散他们？只要她生活得好，他就放心了。
也许他可以央求一两位朋友，比如杜里，请他们送他去老人院。可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去麻烦别人。而且，他的朋友不多。还是先忍耐着，两三周后叫出租车去老人院。希望那时仍然可以探访。
可是他一想到别的老人都有家人探望，玛丽却独自一人，就浑身焦躁。她还有一点点感觉吗，她早已不认得他了，可是当他在身边的时候，她特别安静，安吉尔这么说。这么久不见他，他知道她会烦躁不安。他找到了一瓶威士忌，酒的滋味不那么好，不过他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他收到老人院的电话，说安排他与玛丽视频见面。他先是惊喜，马上担心：会不会有其他情况？为何这么急？会不会是，会不会是……
玛丽明显地更颓败了。她一直没有抬头，他叫她的名字，一直叫，她没有抬头。护工把iPad转到她的脑袋下方。她闭着眼睛，像睡着了。可是护工说她没有，她醒来了。她微微动了动眼皮，她的头发很长很凌乱，护工解释说，出于安全考虑，老人们暂时不理发了，怕理发师把病毒带来。但是基本的清洁都按时做。她给他看玛丽的手，玛丽的指甲是不久前剪过的。
他问多久可以和她见面一次，护工说一周兩次，最好你亲自来。如果弗雷德想要和玛丽单独待一会，她可以先出去。她把iPad放在桌上固定好，开门出去了。玛丽的房间里很静。他半天没有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他小声念着她的名字，她还是垂着头。他忽然流泪了，他明白，在他三月份离开老人院之后，她身上残存的那一丝玛丽，已经完全消失了。她对于他的声音没有反应，更不会把眼珠转过来看他一眼。
弗雷德心如刀绞，可他想到时间宝贵，不能就这样。眼泪给了他勇气。他试着哼唱一首歌，就是那首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他小声地、断断续续地唱，也怕护工回来难为情。玛丽一直垂着头，等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她的脑袋动了一下，然后她缓缓地、费力地抬了抬头，她好像听到了，听懂了。他看到她轻轻地睁开了眼睛，睁了一下又闭上了。
他泪流满面，继续唱着，一直唱完了那首歌。有几处歌词忘掉了。玛丽没有再睁开眼睛，可是他觉得她在听。他看到她的手指在动，然后她轻轻挪动手臂，动作很微小。他屏息唱着，希望再看到一次。
看看我，求你看看我。他一边唱着一边在心里说。可是玛丽再也没有抬眼或者挪动手臂。护工进来了，他们约定两天后再视频。他丢开手机，觉得精疲力竭。右脚踝的红肿没有好转，而且胃病又犯了。他像只困在自己家里的受伤动物。他牵挂着玛丽，可他自己也特别惨，谁来照顾他？这真是一个冰冷的世界，不是吗？这场疫情使人看明白了。可是又能怎样，除了忍耐着活下去，谁也没有别的法子。
天色已晚，外面下起了绵绵细雨。弗雷德想起很多年以前，他新工作的第一天，那天也下着这样的小雨，玛丽到公交车站去接他。她撑着一把雨伞，在半暗的天色下，仰头看着他从公交车上下来。他说，下雨，你干吗来接我啊。玛丽说，我喜欢雨，我这样在雨里走走，觉得自己很新鲜呢。那时候他笑笑，意识到她是一个浪漫的女子……就是这样，当真实的玛丽变得不可捉摸，与过去断了关系之后，有很多有关玛丽的回忆在他的脑海里，就像海上的波浪那样层出不穷。在这些明灭忽闪的回忆的波浪里，他重新发现了玛丽，那个与他共同生活三十多年的玛丽，在他的记忆中脱离了朽木般的身体，她生生不息地存在下去，甚至超过了原先他生命里的她，焕发出更多的面相;有些让他惊喜，有些让他难过。
玛丽，你不会死，不会的。他喃喃说着。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像一首歌那样永远存在？
视频电话里，艾林看到父亲半肿胀的腿。他瞒着她有一阵子了。实际上，如果他想，还可以继续瞒着她。可能他撑不住了，需要女儿的关怀——这是他变老的一个标志。一直以来，艾林对父亲的某些做法很不理解，比如他的吝啬;他似乎没有朋友——其他中国移民不是这样，他们都有社交圈（由相似背景的华人组成）。但父亲就连华人也很少交往。母亲呢，她有几个好姐妹，还想要哪一个的儿子做她的男朋友，这多么可笑。母亲说女孩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直到去纽约上大学，艾林才算清除了那些陈腐观念对她的影响。
她决定继续瞒着这件事。所幸接种疫苗或者安慰剂后她很健康，没发生任何事——她已回到家，开始找工作了。父亲会觉得这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是愚蠢、自不量力的事情。他严肃、谨小慎微、常常很负面……将来疫苗大规模实施的时候，也许那时她会提起。但也不一定。她十分确信如果母亲还正常，也会阻止她的。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老是重复新闻里听到的那些坏消息。“情况没那么糟。”她简单回应他，知道没法解释清楚。
爸爸说下周他的腿好了，就去看妈妈。希望就在眼前。艾林挂了电话，看看窗外，10月的纽约，天空堆积着大团大团的云。在东边天空的边缘，些微的阳光透下来。中央公园大道的树木开始秃顶了，风吹动着树梢，感觉一场雨快要来了。
很多事情改变了。这一年，纽约不再是那个让她感到安心的城市。怎么说呢，无论是在曼哈顿还是布鲁克林，以往纽约独树一帜的纷繁失去了魅力。正是纽约人的自由自在使得那种纷繁像春天的树一样充满生机，以至于她的脏乱也可以忍受。但自从可怕的疫情开始，大选投票日的临近，纽约人变得越来越紧张。不仅纽约成了焦虑之城，整个美国也变成让人不安的地方。这是半年前疫情初次击垮纽约时，谁都没有想到的。艾林没有投票权，但是她无法从那些推特、脸书和Instagram里看出希望，就是美国可以回到过去的美国，纽约可以是过去的纽约。即便大选之后，疫情也不可能即日消除。
但她没想过离开，一点也不。除了安东尼，还有许多别的原因，比如10月的建筑开放日;比如时代广场;比如陌生的语言，稀奇古怪的穿着和表演，各种肤色的人生……
镜头剧烈晃动着，从椅子腿到地板，就是看不到人。一会儿，长着浓密卷发的脑袋出现了。“我正在吃饭。”他说，大手捏起一片比萨，尖角对准嘴巴，两三口将比萨吃下肚去;“扑哧”打开一罐汽水，说：“你早晨找我，我正忙着。年轻人染病越来越多。这个病毒，真他妈可恨！”他又吃下去一块比萨，舔舔手指。
艾林看他吃得很香，问：“哪家的比萨？”
“石桥，东41街。”他说着吃完了第三块，靠在椅子上喝汽水。
艾林觉得他的表情有点怪，又说不上怪在哪里。她仔细打量安东尼，胡子更长了，盖住了喉结，眼睛突起。安东尼在纸盘子里捡剩下的青椒和火腿片，捏进嘴里，打了一个饱嗝。他沮丧地说：“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味道。” “番茄酱在你脸上，”艾林给他比划说，“左边，嘴旁边……还有一点，对……好了，干净了。”
安东尼俯身接近镜头，把纸碟子推向一边，一只手撑着脑袋，他浓黑的眉毛、说话时层层垒起的额头纹，甚至鼻毛都那么清楚。艾林问：“怎么了，你怎么了？”
他的双眼流露出忧愁，却什么也没说。
艾林把脸湊向手机屏幕，像个小狗那样皱起鼻子和双眼，晃了晃，“我爱你。”她小声说，垂下眼帘。
“我真想能抱抱你。”安东尼说。他挠挠胡须，从墙角拿起一把吉他，调了弦，边弹边唱，艾林也跟着哼唱。一曲弹完，安东尼说：“还有一首，唉，我想不起来了，好久不弹了。”他放下吉他，把镜头摆好。清了清嗓子，郑重说：“这有点仓促，艾林，对不起。真对不起。可是我想，等疫情结束，我们结婚吧。”他严肃地抱着双臂。
“你说什么？”艾林真觉得紧张又好笑，因为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抖。
安东尼看着她，也不说话。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我在向你求婚。”安东尼推开椅子，应该是跪在桌前了，从镜头里只能看见他的脑袋。“我是认真的。”他想了想，讪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觉得要跟你说，就是现在。我不想等了。”
“这也太突然了。”如果可以的话，艾林想先躲起来。她仰头看天花板，又瞅瞅镜头里的安东尼，再左右看看：左边的窗，右边的书架。她当然高兴，不过，这么仓促的求婚，真是的。“我会答复你的。”她撑不住了，说，“你知道我会说什么。”
安东尼神经质地哈哈笑。“亲爱的，谢谢你。”
“求婚也虚拟？”艾林不甘心。
“我是高风险，你知道的……这样，我们在中央公园见面。我离你两米远，再来一遍。”
艾林笑得止不住。她看他是认真的，“那就老地方见。”
“二十五分钟后。我坐地铁去。”
艾林关掉视频电话。她上过厕所，看着镜子，那里面的姑娘没化妆，圆眼睛、瘦长脸、颧骨突出，短发已经长至肩膀。三十二岁，我要结婚了？……今天可真突然，他是深思熟虑的吧。去年在急救训练课上遇见安东尼，他马上就约她。她不是没犹豫过，后来，从什么时候起她拿定了主意？还有，他们至今没有睡过，简直不可思议……
她紧张地拿错了出门的包包，又忘了戴口罩。然后她接到短信，他工作有急事，不能去了。
艾林坐在沙发上，生了一会儿闷气。她倒了一杯水，喝下去之后舒服些了。想着安东尼，她又笑了。窗外落叶铺满街道，天色暗淡下来，又是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纽约的秋天是她最爱的季节。去年的秋天，也是这个时候，他们约会后在门口吻别，她被他粗重的呼吸和体味搞得心思迷乱，但她没请他进来。如今，疫情改变了一切：工作、爱情、父母、身体……
艾林想得出了神，直到窗外滴下雨来。路灯亮了，对面临街的红砖楼房也亮起了灯光。黑色的动物沿着“之”字形的狭窄铁梯快速跑到地面。在被雨水打湿、残留着垃圾的路面上，它停下来，警惕地穿过街道。是一只野猫。
手机嗡嗡响，安东尼又发来短信：
亲爱的艾林，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确诊了。必须在家隔离。放心，我还好。
过了一会儿， 他又写道：我爱你。我说的是真的，我准备了戒指。
冬天，雪花飘落在中央公园的时候，艾林拿到一只蓝绒首饰盒。那是整理安东尼的遗物时，在他抽屉里发现的。她颤抖着手打开它，里面是一枚钻石铂金戒指，戒面不大，有些寒酸。戒环内刻着她名字的首字母“K”。
艾林把它戴在无名指上，想要微笑（他一定在某处看着她），眼中却涌出了泪的汪洋。
玛丽微微扭过头，似乎睁开眼睛看他，又似乎想着什么。他感到她在责问，心中泛起一阵微弱的惊慌，接着是一片潮水般的难过。他拍拍玛丽的手，那只手垂在椅背上，干瘦的手背上布满细碎的皱纹和暴起的青筋。今天他刚为她剪过指甲。在她左手无名指上的仍是三十五年前的那一枚戒指。他想起有一年玛丽以为这枚戒指丢了，懊悔了很久，后来又找到了。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他在玛丽身旁的椅子上坐下来，看着她，很想知道她此刻在想什么……她啊啊地呻吟几声，他推着她去厕所，尽力帮她处理一切。他还帮她换上睡衣，扶她躺在床上——搬动她实在是很费力，这些通常都是护理工来做的。今天他一丝不苟地、带着一种赎罪般的虔诚一一做完。玛丽闭上眼睛，好像睡着了。他听着她时而平静、时而粗重的呼吸，直到外面的夜色越来越浓郁，树枝随着微风和院里的灯光在窗上摇晃着细碎的影子。院外一辆公交车沉沉驶过。他最终站起来。走到门口时又回头看她，她确实睡着了。
会客室空荡荡的，红褐色光面的长排座椅上坐着一个看报纸的人。灯光也不像平时那样明亮。他走过问讯处，门窗紧闭。他看见黑红皮肤、戴着黑框眼镜的护理女工安吉尔迎面走来，礼貌地笑了一下。安吉尔热情地问东问西：“弗雷德，玛丽最近好很多，是不是？体重、血压都很稳定。昨天，对，就在昨天，她冲我笑了。那会儿你刚走。我看她比刚来时好多了，那时候……”她没有再说下去，而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弗雷德点点头。安吉尔那张被岁月沉淀了颜色的脸膛略显威严，好像她是一位小学校长而他是小学生。“她真的不错。”她想要说服他似的。弗雷德低低地说：“明天……”安吉尔说，“哎呀，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我们该怎么办呢。明天你不能来了。这真是让所有人糟心的事，不光是你，大家都很难过。噢，这真是很难！”她那化得特别粗长的睫毛总是给他一种夸张的感觉，还有她粗大的鼻孔。
弗雷德笑笑，说：“……她好多了……不过……”
“你很重要，你天天来看她，这非常重要。如果不是你……像你这么好的丈夫很难得！”安吉尔说。弗雷德不再说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下意识地一甩一甩。他想赶快离去，但也想尽可能地多待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
安吉尔说：“我知道，唉，我知道的。没有办法，我今天听说，至少有四个暴发区是在老人院。中小学无限期停课，酒吧餐馆都要关停了。”弗雷德问：“是吗，我听说餐馆还可以开。”安吉尔说：“最好少去餐馆，老人家！”说着拍拍他的手，好像他是个不服从规矩的老家伙。
“利达，就是那个护士，她说她外祖母在生下她母亲不久后就死了，西班牙流感。很可怕是吧。她母亲从没见过自己的妈妈，这太不容易了。没想到我们也碰到了，我以为我们这代人很顺利。谁知道世界变成这样？！”安吉尔正说着，有人脚步沉重地走过，她的眼神跟着那人走远了，这才回过来看弗雷德，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很担心。玛丽她很需要你。你也爱她。我看得出来，她每天都在等你来。”
弗雷德老老实实地说：“她早不认识我了。”安吉尔说：“别丧气，我感觉得到——我是说，我想说的是，她在慢慢好起来。”这些话说得弗雷德更难过起来。他告别了安吉尔，走出灯光不足的大厅。一阵尖利的风声响起，院子里新栽的树木全都倒向一个方向，他真担心那些细瘦的小树被折断了。黑暗中有些被风吹着滚动的东西叮咣作响。这一阵风过去了，几只乌鸦在路灯的阴影下啄食垃圾。门口两座陶瓷大花坛里空空如也，他想起去年春天玛丽刚住进这座老人院时，这里错杂地种着花朵，大红大黄，颜色过于鲜艳。
那天他忍着胃痛和眼泪给玛丽办完了各种手续，扶着她躺在半新不旧的单人床上，把带来的衣物一件一件挂在壁橱里，摆进衣柜抽屉;洗漱用品放进浴室柜子里。那天他头一次见到安吉尔，对她很不放心，给她一一交待各种药物：血氧饱和计，对付高血压、骨质疏松、心率失常的处方药，治疗阿尔兹海默病的多奈哌齐、卡巴拉汀和贴片艾斯能。安吉尔嘻嘻哈哈地说：“没问题，这儿的老人都吃这些药。”玛丽一直茫然地看着他，带着恍惚的微笑。她问他：“这是哪里？”他说：“这里是你的新家，以后你就住在这里了，有人会照顾你的。他们很负责的，放心吧。”他拍拍妻子的肩膀，其实他心里很难过。玛丽说：“谢谢你。”有一会儿她礼貌地笑着，有一会儿她闭上眼睛。那天她并没有问：“你是谁啊？”所以他有种感觉，她记得他是弗雷德，是她的家人，这让他有一种留在旧时光里的幸福。但是当他办理完手续，匆匆推门进屋时，玛丽骤然紧张起来。她的脸上瞬间浮起一层戒备的、冷淡的表情。
她不安地看着四周，不停地问：“这是哪儿，我在哪儿？”弗雷德一而再地回答。她仍四下看着，说：“嗯嗯，好的，好的。”但是转眼她就把答案忘在脑后，因为她根本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那时她还能缓慢地走路，他扶着她走过会客室、咨询处，穿过灰暗的长廊，到外面的小花园里散步，跟遇到的热情员工打招呼，介绍玛丽和他自己。小花园内零落摆着几把椅子，那时樱花落了一地的粉红色花瓣，玛丽抬头望着那些枯萎了的花朵，看得发了呆。他在她的眼光里看到了过去的影子。他想起他们刚结婚不久的时候，玛丽为没有买到一所种有樱花树的房子懊恼不已。后来在离开玛丽，回家之前，他坐在车里哭了。医生说得很明白，她的病到了晚期了。
从那天到今天，玛丽又变了很多。他不忍心再去细想。
车子在夜晚的高速上行驶。远处山峦的暗影顶部闪烁着零星的灯光，再往上是暗幕天空中的寥落星光。高速路穿过温哥华郊区，周围是一片既不繁华，也不冷淡的灯火。弗雷德打开收音机，几个电台都在说疫情：卫生部门三月十四日的禁令，中小学春假无限期延长，每日确诊人数及分布在哪些地区、未来预期会怎样，医院能否承担疫情的进一步暴发及什么人可以得到测试……就在上周，他琢磨的是要换一辆电车，省些汽油费（他每天开车八十公里来往家中和老人院）;他担心的是玛丽最近的便秘，新药的副作用使她情绪暴躁……忽然间，世界变了——以前的思虑只是路上让人心烦的杂草，现在要面对的是压根没有路的幽黑丛林。 六年前玛丽开始出差错，他的日子也就改变了。她找不到生抽瓶，她忘掉了女儿的生日，她不知道怎么开车去超市……这一切不知不觉发生了。他们安慰自己这些是暂时的……直到有一天她尿在裤子里，他们不得不去看医生。弗雷德听医生说，玛丽已经到了中期，他又惊讶又难过，他们怎么没想着早些去看医生？他只是以为她老得有点快，他想着增加营养，她会好起来的。他听说过这种病，但没想到这会降临到他们家里……
从明天以后，不能去探视她了。安吉尔说她每天都在等着他来……这是怎么一回事？SARS传播的那年他们有点害怕，但很快就过去了，没有谁得病，没有封闭也没有隔离。那一年他忙着一个大项目，玛丽在院里种了新品种的花，据说是杜鹃和曼陀罗。女儿离开家去纽约读大学以后，玛丽有了大把的时间。她在后院忙碌，在前院忙碌，在厨房和起居室忙碌;戴着沾满泥土的手套，浑身喷遍驱虫剂，她快乐地说又整理好一块花圃。她洗完澡，心情愉快地做意大利通心粉。他觉得很好吃，她总能把简单的食物做得美味……
弗雷德停好车，在超市买了一些饼干、两小罐牛奶、还有一些火腿。他没看到口罩，问店员，回答说全都卖光了。政府官员都说，现在不需要戴口罩。自从疫情最开始，政府就一直那么说。弗雷德还听到一种说法，华人把口罩都买回去寄到中国了。
等他回到家里，把旧丰田停在车道上，风又刮起来，扫着路灯下一些树枝，它们不停地摇晃着。一只体型不大的动物窜进前院的花圃里，可能是松鼠或者浣熊。自从玛丽住院之后，他很少关照那些植物。老人院的探访禁令会持续多久？没人知道，安吉尔安慰他很快会好起来的，可她又知道什么，她不过是个菲律宾来的护理工。省卫生厅的女卫生官亨利博士，在疫情发布会上严肃、耐心地劝说大家：留在家里，减少不必要的接触，我们要努力压平曲线。但她也不能预测未来。
弗雷德打开门，看到门下塞进一张纸条，是刚搬走的房客留下来的。说他把最后一个月的房租付给他了，电汇，让他查一下，他会在明天把剩下的东西搬走。弗雷德马上去查了账号，确定钱已到位，算是放了心。
他到现在都没吃晚饭，可他一点儿也不饿。明天他不能去老人院了，那么去超市多买一些日用品吧，消毒剂、纸巾、可以储藏的食物。有几家超市把开门头一个小时专门留给老人，算是很体谅的了。可是玛丽呢，晚期阿尔兹海默病患者，住在脆弱、陈旧的老人院，岂不是处于最大的风险之下？
他会不会真的见不到她了……他感到胃里一阵疼痛。
好吧，好吧，不会那么坏的，但愿都能挺下来。人老了，凡事要朝正面想。弗雷德和自己轻轻说着，安抚着。 他打开冰箱，放进一部分刚买的杂货。发现还有半瓶啤酒，于是就着饼干和火腿，坐在厨房的吧台边上，慢慢吃喝起来。
世界停止了。不是，不是停止，而是以非常缓慢的方式匍匐前进。会议室的嘈杂、虚假的礼貌、办公室政治都被病毒的炮火轰击消失不见了，生活的各个流程间切换的自如也消失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去，这一切都硬得像花岗岩。艾林想：我们从后现代建筑回到了现代主义那一套。
对建筑风格极为挑剔的艾林看着电梯里裂了缝的玻璃镜面，忽然想到：为什么我一直住在这儿，从没搬过家？这是位于曼哈顿西区 89街的一座老式公寓。电梯破旧，灯光灰暗。因为……因为从窗外可以看到中央公园的一角，房租也不贵。这可是在曼哈顿。随便一间上东区的公寓都要近三千块房租。这样一想，她安心了。
脚下的地面在颤抖，那是C线地铁经过所发出的轰鸣。几座红砖楼后面，中央公园外的树木透着萌萌的绿意，四月了，公园里的樱花想必也开了，艾林心中涌起一股快乐又伤感的滋味。她看着空荡荡的街道。南边过去几个街口，是约翰·列侬和大野洋子的寓所。1980年的一个晚上，列侬在某个路口死去。最早她看房的时候，房东这么说。
艾林一路走下地铁入口。熟悉的尿臊气混合着一股腐朽的味道扑鼻而来，陈旧的座椅，昏沉的灯光，机车开动的巨大的轰鸣声，不知什么部件艱难磨合的吱吱扭扭的声音……这一切都还和以往一样。不同的是整个车厢里只有三五个人，除了艾林以外，没有人戴口罩。车顶上贴着“保持安全距离”的标识。一只鸽子在车门边上泰然自若地走来走去。
地铁到站，门开了，鸽子突然醒悟过来，扑地飞出去。艾林刚想戴上耳机听音乐，手机铃声响了。是安东尼打来的。她仿佛看见他靠着床背，半睁着双眼，一只手搓着脸，张嘴冒出一个大哈欠。
“怎么样，休息好了吧？”她问。
“——太累了，永远休息不过来。”他模模糊糊地说。
“亲爱的，打起精神来。我给你送点吃的过去，我正要去买吃的。”
安东尼说了什么，大意是让她不要去。
“下一站我就到72街了，我换B线去找你。你那儿有吃的吗，我给你做早餐。”
一阵剧烈的机械摩擦声，艾林以为地铁要出轨了。她拼命把手机贴近耳边，一点声音都没有。又没有信号了。她正要挂掉，听见他的声音断断续续说：“别——那么——固执。”后面的话淹没在又一阵轰鸣中。
通话断了。安东尼给她发来短信。
别过来。你好好照顾自己，我很好。
你有吃的吗，亲爱的？艾林回复。
——我下午去便利店买点，或者订餐。
你要好好休息。
会的，昨晚上睡了六个小时！醒来我以为到了火星上！
你太辛苦了。
昨天处理了六起心脏骤停，十二个人死去。十二个家庭没了亲人。有一个女人，我们去的时候，她为她母亲做心肺复苏。急救人员抢救她母亲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已经病了几天。她们没法做新冠测试，但觉得肯定感染了病毒。弗林医生认出她，几天以前他们抢救过她的父亲，他也死了。（此时安东尼换成了语音）
她妈妈呢？
也死了。
这太难了。
她父亲还没下葬，她要同时为父母举办葬礼。可能压根没法办葬礼。 太难过了……
艾林，别哭。
安东尼，我知道，我就是这样。
那我就不说了。你别哭了吧。
艾林在噪音中听到一阵音乐声，一个墨西哥裔中年男人背着吉他弹唱，他一边唱一边看着她。这节车厢里只有五个人。别人都在看手机。艾林不再看他，那蹩脚的歌声伴随着车子的震动、轰鸣不时传入她的耳中。她继续给安东尼发短信：
告诉我，还有什么，我想听听。
我们接到的求助电话，据说比“911”那会儿还多。有一家是亚裔，我们没能救活他们的父亲。他们不相信他已经死了，不断地恳求我救救他，让我把人送到医院里去。人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他儿子还在问，为什么不能恢复他的心跳。
……艾林在想说什么。她一抬头，卖唱的墨西哥男子走到她面前来。她从口袋掏出一些零钱递给他。这个时候还来挣钱的是可怜人。她想象这人家里有老婆和一大堆孩子等着他。男子道谢后，一瘸一拐地下了车。
72街到了，艾林没有下车，她先去买了吃的，这才换地铁线，到安东尼的公寓外面。她打电话给他，说自己在楼下。她看见他的大脑袋在三楼窗口晃了晃。她一只手高高举起食物袋，给他看。
“别来，我告诉过你的。我现在谁都不该见，我是高危人群。”他在电话里说。
“你让我进楼，我把东西放在你门口。好吧，你要好好吃东西，我买了你爱吃的玛莎拉鸡。”
他犹豫了一下。“我怕我忍不住。”
“嗯？”
“忍不住要抱你。”
“亲爱的，”艾林想要流泪了，她说，“你可以从门眼里看看我，我很好，我长胖了。天天给自己做好吃的。”她一面说一面笑起来。
安东尼听到她在门外放置食物袋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他打开了门。他穿着睡衣，戴着口罩，头发长得垂到脑后了。她故意往后退了一步，他们彼此凝视着。他好像瘦了些，看起来很疲惫。她拿下口罩，冲他发出一个精致的、鼓励的微笑。他也笑了，他的眼睛弯成两个月牙。
艾林忍住眼泪，指指地上的食物袋，无声地叮嘱他好好吃饭。安东尼做出一个飞吻的姿势，一动不动地站着，甚至没有把东西搬进房间。艾林不解，他做手势让她戴上口罩。她听从了。然后明白他的意思是让她走。她只好退后，在她就要走的时候，他掏出手机给她拍照。她也给他拍了一张。她在楼梯拐角处停下来，听见他把那几个食物袋子都搬到房间里去了，这才慢慢走下楼来。
到家以后艾林收到安东尼的短信，谢谢她送来好吃的午餐，还有蔬菜水果，他吃了很多。她看看刚才拍的那张照片，照得仓促，对焦不准，他的脸模糊不清。只好下次再照。她先出去慢跑，然后回家给父亲打电话，叮嘱他注意安全，他也叮嘱她，来回说了很多遍。在她记忆里父亲很少这么紧张，即便在母亲生癌症那段时间，他也是平淡而稳定的。艾林还从来没跟父亲说过安东尼的事，总觉得介绍他们认识的时间还没到，而且，华人父母通常不喜欢女儿和深肤色的男人恋爱。他们也不例外。在纽约她是自由的，这正是离开父母的好处之一。
结束通话，艾林松了一口气。自从疫情以来和父亲的通话总让她难受。父亲非常担心母亲和她，而艾林完全无能为力。如果能做一些什么就好了，哪怕是一点点，这使她有近乎窒息的感觉……她抑制住想要和安东尼视频的冲动——他太忙了，需要多休息。
朋友发来一张第五大道的照片，那张照片把她震住了。往日摩肩接踵的地方，世界上最繁华的街道，如今没有一个人。帝国大厦威严肃穆，如同一个失去生机的垂老之人，站立在死亡的阴影下，凝固成一具无法消融的痛苦的标本。怎么会这样？谁会想到，纽约变成了这样？
两个月前，她每天挤酸臭的地铁通勤，担心晚点给老板看到。地铁不知为何停了，周围的噪音很大，她听不清广播里在说什么。大家焦躁地等待着，不知谁放了个屁，众人的表情难以描述。她讨厌极了，却也觉得好笑，同时觉得纽约没法待下去了。就是那样，让她既爱又恨的纽约，如今变成了一个老人。
半年前，她和安东尼开车去那座旧的铁路桥，那里曾经是曼哈顿岛的货运枢纽，废弃后长满了杂草。铁路橋的转角处有一座画廊，阳光穿过落地玻璃窗，在画廊的木地板上印出一块块光影。画廊墙壁上挂着一些色彩湿润、鲜艳的水彩风景。他们在外面站着，看看自己沾满泥巴的鞋子，没有走进去。她也记得他们从散场的电影院里走出来，过道的小门打开，外面烟雾缭绕。走出去，居然就在时代广场边上。他们紧紧捏着手，在魅惑的霓虹灯与红男绿女中走过，感到空虚的安心。她竟然也有那么一些喜欢纽约的喧嚣和浮华。
清晨时候下雨了，弗雷德在半梦半醒中隐约听到了雷声。睁开眼时天已亮透。他慢吞吞地起床，拉开窗帘，外面云层重叠，薄弱的阳光犹豫不决地踏入了他的卧室。他推开窗户，前院丁香花的味道扑鼻而来，这一丛丁香花和旁边的北美杜鹃都是玛丽种下的。今年雨多，花还算开得好。
早饭后弗雷德走进车库，里面沿墙壁摆着各种纸箱、塑料盒、家用电器的包装箱，一些他已忘记了来源和用处的杂物。他绕过旧丰田车。在另外一面的墙壁上挂着园艺工具，有电锯和长柄剪，角落里是锄草机。他从吊柜上找到一副园艺手套，戴上之后，他看着那些工具琢磨了一会儿，然后拿下一把长柄剪，准备修建前院的灌木。
阳光渐渐强烈起来，他的额头冒汗了，手臂也开始酸痛。一时半会修不完的，到底老了啊。他走过草地时感觉一脚高一脚低，怎么回事？他停下来看，又是该死的老鼠打洞了吗？他一步一步走来走去，仔细观察草地，感觉哪里高起来，哪里低下去。他紧紧踩着那些高起来的土块，上个月他放了鼠夹，抓住了好几只。还以为已经斩草除根了，这些讨厌的老鼠！必须好好想想，怎么才能赶走它们，真让人头疼。
快中午了，弗雷德实在累了。他进了屋，仔细洗了手，然后坐在茶几旁给老人院打电话找安吉尔。那边说安吉尔不在。谁在照顾玛丽？对，就是住在105房间的玛丽——
过了一会儿有人接起，说玛丽情况稳定。有没有出去走走？有的，我们每天推她在外面走一会儿。她今天有没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什么，你想问什么？弗雷德有点生气，说：我想跟玛丽说说话。那边说玛丽的房间有电话，可她从不接。弗雷德按捺着急躁，请她帮忙转过去。玛丽果然没有接电话。 他坐了很久，心沉到了底。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怨恨那些例行公事的答复。听到她的声音和确切的消息，这是他唯一的愿望。世界上最无力的人就是他弗雷德，也许，除了玛丽之外。自从疫情开始，他不断听到死了多少人，但那些都比不上无法见到玛丽抓狂。他想知道的，就是玛丽，她吃得好吗，睡得怎样;她眼中有没有发出一点光，好像认出他来了——就是那样，让他惊喜的一点光芒;在玛丽越来越衰弱，越来越失去作为玛丽的一切特征、甚至一个人的特征，变得像一只沉溺于睡眠的苍老的鸟儿的日子里，偶尔，她也曾返回她的躯壳。他还记得老人院的某个早晨，他们在花园里坐着，四周无人，他轻轻哼唱他们年轻时都爱听的一首歌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就在那时她眼中透出一丝光亮，在那一瞬间，他很确定。她知道她是谁，他是谁——如果玛丽不知道她是谁，那么他弗雷德是谁也变得模糊、让他困惑了。
那时他们结婚不久，去加拿大东部旅行。在班夫镇的餐馆里，昏暗的灯光下，响起这首歌的旋律。玛丽冲他使眼色。他们匆匆忙忙吃完饭，回到酒店房间，玛丽拉着他的手哼唱着，他们就围着那张床跳起来。玛丽那时一头黑油油的及肩烫发，穿着紧身裙，腰肢苗条。他看着她曼妙的身影，把手搭在她腰上。玛丽跳出汗了，仍然兴致勃勃。可是他搂住她，使她动弹不得，他们终于一起倒在床上。
那是他们最好的日子，旅行、吃喝、听音乐。每一天玛丽都给他带来惊喜。认识玛丽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马来西亚华裔女孩。那时他为了筹措学费和生活费去唐人街餐馆打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爷爷辈的亲戚资助他来加拿大学习，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答应亲戚一切学费靠自己，不给人家增添负担。但是他硕士学业不顺利，迟迟不能毕业——他遇到了一个非常挑剔的教授，他觉得他对华人有偏见。玛丽也在那个餐馆干活，但是她不读书，她打工是为了养活母亲。
在他孤单和绝望的时候，玛丽的笑容给了他温暖。他们约会了。最初他甚至不确定她好不好看，但是和她在一起很愉快。她有着实干家的专注和简单。她虽然不必为论文发愁，但知道怎样弄好吃的苹果馅饼、中式炒河粉、南瓜饼……她从餐馆大厨那里偷学了几招。他很惊奇，因为他们只是打下手，特别忙，而大厨是个粗暴的家伙。最初他还有些看不起她，她的英文和中文都不怎么流利。她在他求婚的时候很痛快地答应了，那时他既感动又有些惶惑。
后来他和教授的矛盾激化，教授威胁取消他的学籍资格。有半年多他们靠着她打工的钱度日。就那么一些钱，要租房子、买食物，留些钱给她的母亲，她都弄得有条有理。她一点儿也不埋怨，好像养着他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却非常内疚，对自己失望透顶，有一次甚至想离开。她紧紧抱住他，说：“弗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相信你。”他在她的怀抱里下定决心。后来总算他能毕业了，又是一年过去。
……电话铃声响起来，他从回忆的恍惚里走出来。是女儿打来的，问他怎么样。他问纽约怎么样，疫情好些了吗？女儿说还好。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女儿没有提起。他们又说了一些别的。女儿说：“我很想回温哥华，要能看看妈妈就好了。可是回不去。”他们都知道老人院是重灾区。他说：“不要瞎操心。她很好。我跟她说话了。”女儿说：“真的？她会说话了呀，去年回去，她就不怎么说话了。”他愣住了，丧气地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女儿说：“老人院早点开放就好了，该死的疫情。”
女儿叮嘱他出门戴口罩，少出去买菜，他一一答应了。“我在家上班，外面人人都戴口罩，没问题。最坏的情况过去了。”女儿说。前一阵子纽约是疫情最可怕的地方，他半夜醒来，担心女儿，担心妻子，一直到快天亮才睡过去。不仅担心，还有悔恨：如果去年没有送玛丽去老人院，现在就不会这样了。但是他请不起全天的护理人员到家里来……半梦半醒之中，他听到有个声音责备他：卖房子，如果卖掉房子你就有足够的钱，你是个自私的守财奴。弗雷德低声下气地对那位审判者说：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啊。谁能想到……金融危机后他买的股票亏了很多，再后来几次投资都失败了。他暗叹自己没运气、胆子太小。如果他们有多一些钱，玛丽就不必去老人院了……
女儿说了再见，弗雷德忽然想起一张旧照片。他急急忙忙打开卧室壁橱抽屉里沉重的相册，毫不费力地找到了那张照片。它比想象中更旧，是二十多年前拍的。扎着红色发卡的稚嫩的女儿端着食物盘，里面有甜甜圈、巧克力、煎饼和水果。玛丽坐在床上，伸出双手去接。那是女儿头一次在妈妈的生日里给她做早餐。他继续翻看下去，更早的照片，他们的结婚照，女儿的大学毕业照（他们多么为她骄傲）……那是他们拥有的所有的过去，所有的玛丽和女儿都在里面;有一些他淡忘了的情景，又回想起来……她生下女儿后子宫大出血，切除了子宫。对于想要几个孩子的她来说，那是一段悲伤的日子，但是玛丽以她特有的方式度过了一切。后来玛丽得了乳腺癌，所幸发现得早。他感到愧疚，他惹她生气了（因为钱的事、他们之间不同的习惯、不顺利的性关系）……他不停地看下去，一直到頭脑昏沉，在沙发上打起了盹儿。
醒来后他打起精神给自己弄了面条，煮了青菜和蘑菇放进去，打开电视一面吃一面看。吃完居然又睡过去了。醒来正在放本地新闻，温哥华疫情控制得不错，一天有二十多个新病例，但为什么还不能去老人院探访？玛丽，他想起她低垂着头，坐在轮椅上的样子，心中一阵抽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可能马上就会死去。当时送她去，是为了有人能二十四小时监控，有人能照料她洗澡、吃饭……谁也没有料到新冠疫情流行，他不能去探视、陪伴她。他越想越心痛，噢，让我见到她，上帝，让我见到她吧。
他忽然觉得不能忍受了，不能忍受就这么坐着。他必须做些什么。午后的阳光这会儿被阴云遮住了。空气闷热，也许还会下雨。还不算太晚，弗雷德这样想着，戴好口罩开车出去。半路上他在一元店停下来，只挑到几只边角不很整齐的气球，一只海豚形，一只花朵形，一只红心形，又停在花店买了一束红黄相间的玫瑰，玛丽喜欢黄玫瑰，这一束还不错，有些红玫瑰搭配着，喜庆一些。 老人院的停车场空空荡荡。他刚走进一楼大厅，马上有人叫住他，是个三十多岁的白人女子。他问能否把这束花送到105房间玛丽那里。她飞快地说：“从三月份开始就禁止探访了。”他说：“我知道的。”她有点不耐又忍耐着，跟他讲道理：“每个人都想来看家人，我们理解。你不想带病毒给你太太吧？”弗雷德捏着那束花，他说：“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女子看了看花，转而赞赏地微笑说：“你来之前应该先登记的。不过你还是不能见她，我们可以把花送过去。”
她打电话叫来了安吉尔，安吉尔戴着口罩，接过花说：“我们这里护理器材不全，大家都不安全。你该在家的。”他感到安吉尔与以前不一样。他谢过她。安吉尔凝视他一秒，说：“玛丽还好，别担心。”伸手又要接过那几只气球。他却没有递给她，鼓起勇气说：“我想看看玛丽，我在院子里，可不可以让她看看我？”
安吉尔和女子对视一眼，她说：“我去把窗户打开，玛丽刚醒来。”“她最近一天睡多久？”他问。“十几个小时，有时候她睡整个上午。”这不是个好消息，弗雷德心中一沉。安吉尔说：“弗雷德，你真是个好先生。”她在桌上找到一支笔和一张即时贴，写下什么递给他，“给我打电话，你出去就打给我，我们视频，给你看看玛丽。”
弗雷德捏着那张纸和几个气球，出了大厅，沿着小路走到停车场旁的草坪那里，他在树下停下来，玛丽的窗户就在前面。他走出了树荫，这样离得近一些，玛丽会抬起头来看他吗？他心跳加速，拿出手机，照着纸条上的号码拨给安吉尔。
艾林把碟子放进洗碗机里，将餐桌擦干净，靠着洗手池听音乐的工夫，刷过脸书、推特和Instagram。今天的天气真好。她戴好耳机，把鞋带系紧，先高抬腿跳了一阵。临走前把垃圾袋整理好，一起带到楼下去。
“纽约新闻：纽约市长白思豪昨天晚间在发布会上说，本市全天无新冠肺炎相关死亡病例，系3月14日以来首次。零死亡本来不是应当庆祝的事。不过他对所有为抗击疫情而努力的纽约人表示敬意，希望未来有更多零死亡的日子……”
艾林下楼扔掉垃圾袋，感觉浑身轻松。她顺着街道一路小跑，看见安东尼在90街的入口处站着，身穿T恤和短裤，正在低头刷手机。他看到艾林之后冲她挥手。艾林停下来，车辆在她面前次第穿过。安东尼一直看着她，他戴着口罩，看不清他的表情。终于来了红灯，艾林飞快地穿过马路，在他面前摘下耳机。她正要说话，安东尼给她一个熊抱。艾林感到柔软的温暖，闻到他熟悉的体味，一种汗味和类似迷迭香混合的味道。她兴高采烈地说：“昨天零死亡，我们总算熬过去了！”安东尼没说什么。
他们走进中央公园，沿着杰奎琳·肯尼迪水库，漫无目的地走下去。路上有不少人，母亲推着婴儿车，身后跟着蹒跚学步的小男孩;梳着脏辫的黑人青年踩着滑轮板，一闪就不见了;身穿运动胸衣的女子与狗一起慢跑……经济重启，一切似乎都在恢复正常，这里像往年夏日的中央公园那样平静、安详。
她仔细打量安东尼，从上半张脸到汗毛密布的双腿。他的络腮胡从口罩缝隙里突出来，显得有那么点滑稽。她真想拍拍他的脸。他瘦了很多——恐怕有十几磅。他太辛苦了。她心里有点感激，他是个英雄，真的。
“你说你签署了同意书。”安东尼说。
艾林点点头。她看着他，双眼一眨不眨。
“你想好了吗？”安东尼停下来，不准备走了。他看了看她身后的远方，浓眉抖动一下，“你真的想好了？艾林，你确定？”
“没什么啊，风险很小的。”艾林说。
安东尼忽然着急了，他说：“艾林……我知道你很好，你是个正直的人。不过，这事的后果没法预料。现在连药物专家也不知道。疫苗如果有严重的副作用……”
大热的天，艾林打了一个冷战，但她马上说：“我决定了，上星期我就决定了。而且我决定不再想它了。决定了就是决定了。”
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两只一模一样的卷毛狗走过，它们欢快地摇着尾巴彼此追逐，兴奋地吠叫着。艾林笑了，她说：“亲爱的，放心吧，我身体很好。人体挑战实验，这很重要的，对付COVID-19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也说过的。”
安东尼挠挠口罩边上的胡须，挑起浓眉，一字一句说：“我不希望你去。我担心。”
艾林有点急，都解释过很多遍了。 “好嘛，”她说，“总是我担心你，也让你担心一下我。”
他们停在湖边，人们从身边穿梭而过。安东尼说：“你看着这一切，几乎没法相信病毒存在，可它确实存在而且非常狡猾、狠毒。我有时候想，人是怎么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的？几乎是一瞬间，就在一瞬间。一切都变了。你没法了解那有多恐怖，直到你……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职业，你才能了解。”他有点麻木地说：“有两个同事死了，还有一个在ICU。”
“所以我很佩服你啊。”艾林说。
“不要佩服我，谁也不要佩服。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没人想死！”艾林给他吓了一跳，她看看周围，也有点急：“你说我太天真了？”安东尼摇了摇头，带着些气愤和无奈，说：“恐惧是真实的，苦难也是真实的。不要对这一切怀有幻想，不要有那些浪漫的想法，你知道吗？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克服，不要以为你是个超人，没有超人，谁都不是超人。”
安東尼是怎么啦，她当然不是个任性的孩子。“我知道啊。” 她换了个说法，“公司这么快倒闭了，我也没事可做。”安东尼继续摇头：“我的建筑师，你可以去找工作啊。”
“我知道的。”她说，“我每天看新闻。那些视频，悲惨的事都看到了。所以，所以我才要做这件事。我当然不是超人，我太普通了。可我想做点什么。”
他们在长椅上坐下来。安东尼忽然说：“我很想吻你。”艾林摘掉口罩，但他没有动。她凑上去，吻了他的头发。安东尼握住她的手，闭上双眼，又睁开。他说：“如果你真的想好了，好吧！我非常、非常敬佩你。艾林，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孩。我没想到你这么勇敢。”
艾林急切地说：“亲爱的，如果我这样的人多起来，你就不用那么辛苦、那么担忧了。我每天都担心你……我妈妈在老人院里，我爸不能探访她。疫苗更快出结果的话……每天，全世界每天都有几千人死去。早一天疫苗出成果，早一天能救很多人。”她抬起头来，湛蓝的天空中一架飞机飞过，带着标语横幅。“为我祈祷吧，亲爱的，但是我必须做这事。……我是行动派。你知道的。” “可别指望人们感激你。”安东尼嗡嗡地说。
艾林拍了拍他：“我妈妈住在温哥华的老人院，失智症。我不能回去，回去也没法看她。我爸，他是那种很严肃的人，可现在呢，他怕了。他们之间那种共生的关系……”安东尼打断她：“参加疫苗人体实验，你就更不可能回去了。”“我明白，我明白。反正我也回不去。”艾林紧紧握住安东尼的手。是时候告诉爸爸安东尼的事了。
父亲在电话里连连应着：噢，噢。然后说：“你们互相照顾吧。”他问她男朋友做什么的，多大了，哪儿来的。她没有说安东尼在急救中心，怕父亲担心。安东尼的父母是墨西哥移民，她说。父亲停了停，是不是有些失望？她等了一会儿，父亲却说：“美国很乱，游行示威，是不是啊？你千万别出去，别到外面去。”“游行主要和平的。”她说。父亲对纽约有偏见，以前觉得是花花世界，现在觉得很乱，不过以前他不会直接说出来。
她没说她失业了，更不会说参加人体实验的事。父亲绝不会同意。“我是为了你们才做这些的，你和妈妈，所有的你们。”她在心里对爸爸说。对于爸爸怎么看她，她一直没自信。她记得以前他说：艾林心眼儿好。她忘记了在哪里、他和谁这么说。他甚至都没有说过她聪明或是好看。妈妈常说她是个傻姑娘，都是笑着说的。她琢磨妈妈的话，心中不快。后来她就不去想它了。她决定要做自己。
9月，晴朗的日子就要结束，温哥华的雨季即将开始了。弗雷德看着满院的落叶，想起今天是市政收垃圾的日子，决定赶紧收拾好，市政垃圾车来了可以收走。他找到工具耙子，做得满头大汗，心想下次还是找工人来做。老了，可不敢闪了腰。这半年来他胖了五六斤。不去老人院，饭量倒增加了，不由自主想多吃些;除了做院内杂务，他也难得出去走走……那种随着没有闸的车在斜坡上慢慢下滑的沉重——就算他偶尔站在老人院的窗外看到玛丽的影子，他知道，她是不可能好起来了。
屋内响起电话铃声，他紧两步跨上台阶——感觉那是个重要电话，必须去接。忽觉右脚下松动，他心中一惊，瞬间想到这块台阶有裂缝，脱落、松动了。待要努力保持平衡，他已不可抗拒地倒下了，天旋地转。
他躺着动不了，听到电话留言：“……请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是素里长期护理院，电话778-392……”玛丽，玛丽怎么了？他胡思乱想起来，一想就停不下来。他试着挪动身体，右脚踝剧痛。出问题了，到底出问题了……玛丽，玛丽怎么了？
他冷静下来，试着缓缓挪动一下右腿，剧痛，只好找个稍微舒服点的姿势继续躺着。邻居看到，叫了911。第二天做了手术。医生说内踝打入两根钢钉，外踝缝了七针，内踝缝了五针。
一个礼拜后老友杜里开车送他回家，还说以后给他送吃的来。这样麻烦老友，他过意不去。可他总不能把女儿叫回来。她要工作，再说从美国回来很麻煩。他想吃饭可以叫外卖，别的事都可以慢慢做。右脚穿着支具套鞋，肿得厉害，他磕磕绊绊地去厕所、下楼、上床睡觉。杜里来看他，说他还行。
在医院时他打电话给老人院询问，原来探视暂时开放了，注意，是暂时。允许一周两次探视，夏季疫情稳定些了，老人们需要看到家人……这还用说吗？弗雷德又问105的玛丽怎么样，那人说要查查看。安吉尔呢，我想跟安吉尔说说。那边说不知道这个人。
回到家弗雷德又打电话去，再问玛丽，再问安吉尔。没想到那个人说：“我很抱歉，安吉尔去世了。”他连忙问怎么回事，她是一个健康开朗的人哪。那人说：“我们这里有几位染病了，当然，比其他养老院少多了，我们比较幸运……可还是有几个病例。她是我们这里第二位去世的……我们的老人也有一位去世了。但都是零星的，我们这里没有暴发，所以我们开放探访，不必担心。”
他替玛丽担心，再三问玛丽是否检测过，那人说安吉尔确诊之后，所有她服务过的老人，包括玛丽都经过检测，玛丽是阴性。而且那件事过去两个月了，玛丽没有问题的。
弗雷德为安吉尔难过。她就这么死了？她看起来比他们都小，大概五十多岁吧？那样一个天性活泼、精力旺盛、很多话的亚洲女人。最初他听说在不同老人院兼职的护工导致了老人院的新冠疫情暴发，心里还埋怨这些人。如今才知道安吉尔死了。就在三个月前，她把他手里的花送给了玛丽。
看看他自己，这算是怎么回事？医生说要休息至少一个月。玛丽熬过来了，他们一家有希望了，可是他骨折了，连自己的起居都难应付，怎么去看一个小时车程以外的玛丽，还有比这更倒霉的吗？就像快要溺水的人终于浮到水面，可是又被一阵浪打下去了。
他想，我该求谁带我去老人院？玛丽看到我这样子，会难过吗……可她已不认识我了。对她来说，到来的只是个陌生人，她甚至不一定抬眼看他。弗雷德苦笑，也许去看玛丽只是使他好受些，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可他怎能让玛丽一个人，待在那样冰冷的地方？那是给他做苹果馅饼的玛丽，那是跟着音乐一起跳舞的玛丽，那是在产房里昏迷着的玛丽……如果她的一切归于无有，那么我的一切不也归于无有吗？
老人院的人问他什么时候去探视，听到他的口气有些犹豫，说：“你妻子一定很想见你。”弗雷德苦涩地说：“我也生病了，最近没法去看她。”那人暗示，秋冬的疫情不可预测，也许将来没有机会了。弗雷德挂了电话，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后来他收到女儿的短信，说给他在网上订了一件保暖外套，过几天就送到。他决定不告诉女儿。她会很着急。他不想让她回来，从美国飞来需要十四天隔离期。女儿说她有了未婚夫，何必在这个时候拆散他们？只要她生活得好，他就放心了。
也许他可以央求一两位朋友，比如杜里，请他们送他去老人院。可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去麻烦别人。而且，他的朋友不多。还是先忍耐着，两三周后叫出租车去老人院。希望那时仍然可以探访。
可是他一想到别的老人都有家人探望，玛丽却独自一人，就浑身焦躁。她还有一点点感觉吗，她早已不认得他了，可是当他在身边的时候，她特别安静，安吉尔这么说。这么久不见他，他知道她会烦躁不安。他找到了一瓶威士忌，酒的滋味不那么好，不过他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他收到老人院的电话，说安排他与玛丽视频见面。他先是惊喜，马上担心：会不会有其他情况？为何这么急？会不会是，会不会是……
玛丽明显地更颓败了。她一直没有抬头，他叫她的名字，一直叫，她没有抬头。护工把iPad转到她的脑袋下方。她闭着眼睛，像睡着了。可是护工说她没有，她醒来了。她微微动了动眼皮，她的头发很长很凌乱，护工解释说，出于安全考虑，老人们暂时不理发了，怕理发师把病毒带来。但是基本的清洁都按时做。她给他看玛丽的手，玛丽的指甲是不久前剪过的。
他问多久可以和她见面一次，护工说一周兩次，最好你亲自来。如果弗雷德想要和玛丽单独待一会，她可以先出去。她把iPad放在桌上固定好，开门出去了。玛丽的房间里很静。他半天没有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他小声念着她的名字，她还是垂着头。他忽然流泪了，他明白，在他三月份离开老人院之后，她身上残存的那一丝玛丽，已经完全消失了。她对于他的声音没有反应，更不会把眼珠转过来看他一眼。
弗雷德心如刀绞，可他想到时间宝贵，不能就这样。眼泪给了他勇气。他试着哼唱一首歌，就是那首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Who Loves Me。他小声地、断断续续地唱，也怕护工回来难为情。玛丽一直垂着头，等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她的脑袋动了一下，然后她缓缓地、费力地抬了抬头，她好像听到了，听懂了。他看到她轻轻地睁开了眼睛，睁了一下又闭上了。
他泪流满面，继续唱着，一直唱完了那首歌。有几处歌词忘掉了。玛丽没有再睁开眼睛，可是他觉得她在听。他看到她的手指在动，然后她轻轻挪动手臂，动作很微小。他屏息唱着，希望再看到一次。
看看我，求你看看我。他一边唱着一边在心里说。可是玛丽再也没有抬眼或者挪动手臂。护工进来了，他们约定两天后再视频。他丢开手机，觉得精疲力竭。右脚踝的红肿没有好转，而且胃病又犯了。他像只困在自己家里的受伤动物。他牵挂着玛丽，可他自己也特别惨，谁来照顾他？这真是一个冰冷的世界，不是吗？这场疫情使人看明白了。可是又能怎样，除了忍耐着活下去，谁也没有别的法子。
天色已晚，外面下起了绵绵细雨。弗雷德想起很多年以前，他新工作的第一天，那天也下着这样的小雨，玛丽到公交车站去接他。她撑着一把雨伞，在半暗的天色下，仰头看着他从公交车上下来。他说，下雨，你干吗来接我啊。玛丽说，我喜欢雨，我这样在雨里走走，觉得自己很新鲜呢。那时候他笑笑，意识到她是一个浪漫的女子……就是这样，当真实的玛丽变得不可捉摸，与过去断了关系之后，有很多有关玛丽的回忆在他的脑海里，就像海上的波浪那样层出不穷。在这些明灭忽闪的回忆的波浪里，他重新发现了玛丽，那个与他共同生活三十多年的玛丽，在他的记忆中脱离了朽木般的身体，她生生不息地存在下去，甚至超过了原先他生命里的她，焕发出更多的面相;有些让他惊喜，有些让他难过。
玛丽，你不会死，不会的。他喃喃说着。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像一首歌那样永远存在？
视频电话里，艾林看到父亲半肿胀的腿。他瞒着她有一阵子了。实际上，如果他想，还可以继续瞒着她。可能他撑不住了，需要女儿的关怀——这是他变老的一个标志。一直以来，艾林对父亲的某些做法很不理解，比如他的吝啬;他似乎没有朋友——其他中国移民不是这样，他们都有社交圈（由相似背景的华人组成）。但父亲就连华人也很少交往。母亲呢，她有几个好姐妹，还想要哪一个的儿子做她的男朋友，这多么可笑。母亲说女孩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直到去纽约上大学，艾林才算清除了那些陈腐观念对她的影响。
她决定继续瞒着这件事。所幸接种疫苗或者安慰剂后她很健康，没发生任何事——她已回到家，开始找工作了。父亲会觉得这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是愚蠢、自不量力的事情。他严肃、谨小慎微、常常很负面……将来疫苗大规模实施的时候，也许那时她会提起。但也不一定。她十分确信如果母亲还正常，也会阻止她的。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老是重复新闻里听到的那些坏消息。“情况没那么糟。”她简单回应他，知道没法解释清楚。
爸爸说下周他的腿好了，就去看妈妈。希望就在眼前。艾林挂了电话，看看窗外，10月的纽约，天空堆积着大团大团的云。在东边天空的边缘，些微的阳光透下来。中央公园大道的树木开始秃顶了，风吹动着树梢，感觉一场雨快要来了。
很多事情改变了。这一年，纽约不再是那个让她感到安心的城市。怎么说呢，无论是在曼哈顿还是布鲁克林，以往纽约独树一帜的纷繁失去了魅力。正是纽约人的自由自在使得那种纷繁像春天的树一样充满生机，以至于她的脏乱也可以忍受。但自从可怕的疫情开始，大选投票日的临近，纽约人变得越来越紧张。不仅纽约成了焦虑之城，整个美国也变成让人不安的地方。这是半年前疫情初次击垮纽约时，谁都没有想到的。艾林没有投票权，但是她无法从那些推特、脸书和Instagram里看出希望，就是美国可以回到过去的美国，纽约可以是过去的纽约。即便大选之后，疫情也不可能即日消除。
但她没想过离开，一点也不。除了安东尼，还有许多别的原因，比如10月的建筑开放日;比如时代广场;比如陌生的语言，稀奇古怪的穿着和表演，各种肤色的人生……
镜头剧烈晃动着，从椅子腿到地板，就是看不到人。一会儿，长着浓密卷发的脑袋出现了。“我正在吃饭。”他说，大手捏起一片比萨，尖角对准嘴巴，两三口将比萨吃下肚去;“扑哧”打开一罐汽水，说：“你早晨找我，我正忙着。年轻人染病越来越多。这个病毒，真他妈可恨！”他又吃下去一块比萨，舔舔手指。
艾林看他吃得很香，问：“哪家的比萨？”
“石桥，东41街。”他说着吃完了第三块，靠在椅子上喝汽水。
艾林觉得他的表情有点怪，又说不上怪在哪里。她仔细打量安东尼，胡子更长了，盖住了喉结，眼睛突起。安东尼在纸盘子里捡剩下的青椒和火腿片，捏进嘴里，打了一个饱嗝。他沮丧地说：“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味道。” “番茄酱在你脸上，”艾林给他比划说，“左边，嘴旁边……还有一点，对……好了，干净了。”
安东尼俯身接近镜头，把纸碟子推向一边，一只手撑着脑袋，他浓黑的眉毛、说话时层层垒起的额头纹，甚至鼻毛都那么清楚。艾林问：“怎么了，你怎么了？”
他的双眼流露出忧愁，却什么也没说。
艾林把脸湊向手机屏幕，像个小狗那样皱起鼻子和双眼，晃了晃，“我爱你。”她小声说，垂下眼帘。
“我真想能抱抱你。”安东尼说。他挠挠胡须，从墙角拿起一把吉他，调了弦，边弹边唱，艾林也跟着哼唱。一曲弹完，安东尼说：“还有一首，唉，我想不起来了，好久不弹了。”他放下吉他，把镜头摆好。清了清嗓子，郑重说：“这有点仓促，艾林，对不起。真对不起。可是我想，等疫情结束，我们结婚吧。”他严肃地抱着双臂。
“你说什么？”艾林真觉得紧张又好笑，因为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抖。
安东尼看着她，也不说话。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我在向你求婚。”安东尼推开椅子，应该是跪在桌前了，从镜头里只能看见他的脑袋。“我是认真的。”他想了想，讪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觉得要跟你说，就是现在。我不想等了。”
“这也太突然了。”如果可以的话，艾林想先躲起来。她仰头看天花板，又瞅瞅镜头里的安东尼，再左右看看：左边的窗，右边的书架。她当然高兴，不过，这么仓促的求婚，真是的。“我会答复你的。”她撑不住了，说，“你知道我会说什么。”
安东尼神经质地哈哈笑。“亲爱的，谢谢你。”
“求婚也虚拟？”艾林不甘心。
“我是高风险，你知道的……这样，我们在中央公园见面。我离你两米远，再来一遍。”
艾林笑得止不住。她看他是认真的，“那就老地方见。”
“二十五分钟后。我坐地铁去。”
艾林关掉视频电话。她上过厕所，看着镜子，那里面的姑娘没化妆，圆眼睛、瘦长脸、颧骨突出，短发已经长至肩膀。三十二岁，我要结婚了？……今天可真突然，他是深思熟虑的吧。去年在急救训练课上遇见安东尼，他马上就约她。她不是没犹豫过，后来，从什么时候起她拿定了主意？还有，他们至今没有睡过，简直不可思议……
她紧张地拿错了出门的包包，又忘了戴口罩。然后她接到短信，他工作有急事，不能去了。
艾林坐在沙发上，生了一会儿闷气。她倒了一杯水，喝下去之后舒服些了。想着安东尼，她又笑了。窗外落叶铺满街道，天色暗淡下来，又是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纽约的秋天是她最爱的季节。去年的秋天，也是这个时候，他们约会后在门口吻别，她被他粗重的呼吸和体味搞得心思迷乱，但她没请他进来。如今，疫情改变了一切：工作、爱情、父母、身体……
艾林想得出了神，直到窗外滴下雨来。路灯亮了，对面临街的红砖楼房也亮起了灯光。黑色的动物沿着“之”字形的狭窄铁梯快速跑到地面。在被雨水打湿、残留着垃圾的路面上，它停下来，警惕地穿过街道。是一只野猫。
手机嗡嗡响，安东尼又发来短信：
亲爱的艾林，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确诊了。必须在家隔离。放心，我还好。
过了一会儿， 他又写道：我爱你。我说的是真的，我准备了戒指。
冬天，雪花飘落在中央公园的时候，艾林拿到一只蓝绒首饰盒。那是整理安东尼的遗物时，在他抽屉里发现的。她颤抖着手打开它，里面是一枚钻石铂金戒指，戒面不大，有些寒酸。戒环内刻着她名字的首字母“K”。
艾林把它戴在无名指上，想要微笑（他一定在某处看着她），眼中却涌出了泪的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