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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为旨在探求公共服务体制作为行政职能体系与行政运作制度的重要范畴，是政府对社会有效管理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最根本的制度支持和资源保障。追求服务效率、效益是公共管理者追求的核心目标，因而必将贯穿于公共管理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是检验公共管理者的绩效目标，是检验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指标，所以，效率与效益可以作为政府服务好坏的价值判断标准。
关键词：效率；效益；公共服务；评判标准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3-0140-02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国家（政府）是人民订立契约的产物，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让渡的权利。国家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就是保障每个缔约者的人身和财富。用新制度经济学者的说法，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要界定产权，制定社会基本规则，使社会的产出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的收入，从而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也即通常所说的社会公共需要，为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各种可持续的、有作用的服务，即公共服务。可见，提供公共服务是世界各国政府最核心的行政职能，更是政府“推行善治的行政基础”。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政府公共服务体制的实践运行以及其综合绩效都表现出极大的协同性缺失问题，即在外部系统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非均衡，在内在层面与目标、组织、战略、执行整合的不协调。追求服务效率、效益是公共管理者追求的核心目标，因而必将贯穿于公共管理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是检验公共管理者的绩效目标，是检验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指标，所以，效率与效益可以作为政府服务好坏的价值判断标准，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和高效益理念下的高效率是公共服务追求的工作方向。
一、效率与效益的一致性
从普遍意义上讲，公共服务效率是质与量的结合，包括服务品质和服务规模两个方面的范畴。公共服务数量上的范畴，是指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总产出与总成本之间的比例，即所谓的狭义定义的“效率”；公共服务质量上的范畴，是指服务本身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益，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是人们基本的权利[1]。在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与以往的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同，是一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在行政改革的现实运动中出现的，在存在本质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服务价值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公共管理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活动，它以社会分群为前提，公共管理者是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所受到的是职业规范。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或创造社会福祉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公共管理的价值评价。“效率”与“效益”，虽然同样作为公共服务的评判标准，但二者各有偏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更多的只注意到二者一致之处，却忽略了二者各自侧重之处。“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一说法有正确之处。按照正常规则，在多数情况下，多数群众可以从高效率中获取高效益，效率与效益成正比。但现实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社会失灵的同时存在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效益和质量的低下。为了探寻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之道，我们需要突破在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惯性思维模式。因而如果公共管理相关行为偏离既定政策目标，将会给整个公民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负面影响就会越大，结果就会越糟糕。
二、短期性与长期行的辩证性
因为公共管理本事是复杂的、多变的，所面对的目标群体是多元的，群体数量是非单一的，其效率与效益的结果导向评定需要相当长的一段周期才能做出正确评价。有些政府行为在伊始阶段，效率很难凸显，需要经历或者是酝酿一段时间，随着公共管理生态环境的逐渐成熟，效率值会逐渐提高，效益也日益彰显，并最终达到既定目标。因而，公共服务对于效率和效益的追求，既要立足当前，还要顾及长远利益，不能为片面追求短视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发展和社会利益。政府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杜绝短期行为，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公共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创造普及的社会福祉，不能真正创造惠及公众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于公共行为的效率和效益，务必做到兼顾短期和长远的双重考量，以实现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三、以“三个有利于”为评价体系，以“人民满意”为检验尺度，探求公共服务的价值评判的根本原则
要实现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对于公共管理者而言，既定目标就是要实现以高效益为目的的高效率，以高效率为前提的高效益。判断既定目标是否实现和实现程度，结合我国现实国情，需要一套判断标准和尺度，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视察广东时曾经提出三个“有利于”价值判断标准，成为新时期人们评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而作为社会的掌舵手和导航者，公共管理者的工作得失更应以三个“有利于”来衡量，即：公共服务的价值判断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人民满意程度”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在当前，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主要矛盾仍然没有变化。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民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共服务提供规模不足以及分配不均等，但在中国现实的国力及体制环境约束下，短期内有效提升公共服务规模及实现均等化很难达到[2]。现实情况也就决定了加快发展仍是当务之急，也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通过发展，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增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以提高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成为发展大环境下的关键课题。公共服务能力就是公共服务主体能否意识到公共服务客体的需求并及时提供公共服务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如何[3]。确切地说，公共服务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公共服务主体在整个公共生活过程当中是否能够真正承担并办理好所有的公共服务事项的程度[4]。在新世纪，科学发展观成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实践标准。公共服务是否实现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人民满意程度”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公共管理者行为是否能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能增聚社会福祉，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5]。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关乎我们未来发展方向和民族复兴的“科学发展观”更是衡量公共管理中的作为和不作为的新标准，“和谐社会、与时俱进、以人为本”成为公共服务新的、科学的、更加具体的并与中国国情更加吻合的时代标准。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更加为公众负责、为公众利益服务、为社会福祉而作为的，能提供更高效率的、更令人满意的效益的政府！
参考文献：
[1]项继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目标与制度保障[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2]王伟同.中国公共服务效率评价及其影响机制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1，（5）.
[3]韩东.效率与民主：公共服务中的价值共容问题初探[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1）.
[4]滕世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中的利益表达[J].山东社会科学，2011，（4）.
[5]科学把握“群众高兴不高兴”[J].创造，2011，（05）.
关键词：效率；效益；公共服务；评判标准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3-0140-02
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国家（政府）是人民订立契约的产物，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让渡的权利。国家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就是保障每个缔约者的人身和财富。用新制度经济学者的说法，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要界定产权，制定社会基本规则，使社会的产出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的收入，从而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也即通常所说的社会公共需要，为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各种可持续的、有作用的服务，即公共服务。可见，提供公共服务是世界各国政府最核心的行政职能，更是政府“推行善治的行政基础”。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政府公共服务体制的实践运行以及其综合绩效都表现出极大的协同性缺失问题，即在外部系统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非均衡，在内在层面与目标、组织、战略、执行整合的不协调。追求服务效率、效益是公共管理者追求的核心目标，因而必将贯穿于公共管理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是检验公共管理者的绩效目标，是检验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指标，所以，效率与效益可以作为政府服务好坏的价值判断标准，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和高效益理念下的高效率是公共服务追求的工作方向。
一、效率与效益的一致性
从普遍意义上讲，公共服务效率是质与量的结合，包括服务品质和服务规模两个方面的范畴。公共服务数量上的范畴，是指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总产出与总成本之间的比例，即所谓的狭义定义的“效率”；公共服务质量上的范畴，是指服务本身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益，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是人们基本的权利[1]。在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与以往的统治型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不同，是一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在行政改革的现实运动中出现的，在存在本质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服务价值的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公共管理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活动，它以社会分群为前提，公共管理者是一个特定的职业群体，所受到的是职业规范。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或创造社会福祉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公共管理的价值评价。“效率”与“效益”，虽然同样作为公共服务的评判标准，但二者各有偏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更多的只注意到二者一致之处，却忽略了二者各自侧重之处。“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一说法有正确之处。按照正常规则，在多数情况下，多数群众可以从高效率中获取高效益，效率与效益成正比。但现实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社会失灵的同时存在造成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效益和质量的低下。为了探寻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之道，我们需要突破在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选择的惯性思维模式。因而如果公共管理相关行为偏离既定政策目标，将会给整个公民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负面影响就会越大，结果就会越糟糕。
二、短期性与长期行的辩证性
因为公共管理本事是复杂的、多变的，所面对的目标群体是多元的，群体数量是非单一的，其效率与效益的结果导向评定需要相当长的一段周期才能做出正确评价。有些政府行为在伊始阶段，效率很难凸显，需要经历或者是酝酿一段时间，随着公共管理生态环境的逐渐成熟，效率值会逐渐提高，效益也日益彰显，并最终达到既定目标。因而，公共服务对于效率和效益的追求，既要立足当前，还要顾及长远利益，不能为片面追求短视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发展和社会利益。政府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杜绝短期行为，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公共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创造普及的社会福祉，不能真正创造惠及公众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于公共行为的效率和效益，务必做到兼顾短期和长远的双重考量，以实现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三、以“三个有利于”为评价体系，以“人民满意”为检验尺度，探求公共服务的价值评判的根本原则
要实现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对于公共管理者而言，既定目标就是要实现以高效益为目的的高效率，以高效率为前提的高效益。判断既定目标是否实现和实现程度，结合我国现实国情，需要一套判断标准和尺度，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视察广东时曾经提出三个“有利于”价值判断标准，成为新时期人们评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而作为社会的掌舵手和导航者，公共管理者的工作得失更应以三个“有利于”来衡量，即：公共服务的价值判断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人民满意程度”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在当前，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主要矛盾仍然没有变化。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民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共服务提供规模不足以及分配不均等，但在中国现实的国力及体制环境约束下，短期内有效提升公共服务规模及实现均等化很难达到[2]。现实情况也就决定了加快发展仍是当务之急，也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通过发展，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增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以提高社会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成为发展大环境下的关键课题。公共服务能力就是公共服务主体能否意识到公共服务客体的需求并及时提供公共服务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如何[3]。确切地说，公共服务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公共服务主体在整个公共生活过程当中是否能够真正承担并办理好所有的公共服务事项的程度[4]。在新世纪，科学发展观成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实践标准。公共服务是否实现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人民满意程度”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公共管理者行为是否能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能增聚社会福祉，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5]。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关乎我们未来发展方向和民族复兴的“科学发展观”更是衡量公共管理中的作为和不作为的新标准，“和谐社会、与时俱进、以人为本”成为公共服务新的、科学的、更加具体的并与中国国情更加吻合的时代标准。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更加为公众负责、为公众利益服务、为社会福祉而作为的，能提供更高效率的、更令人满意的效益的政府！
参考文献：
[1]项继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目标与制度保障[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2]王伟同.中国公共服务效率评价及其影响机制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1，（5）.
[3]韩东.效率与民主：公共服务中的价值共容问题初探[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1）.
[4]滕世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中的利益表达[J].山东社会科学，2011，（4）.
[5]科学把握“群众高兴不高兴”[J].创造，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