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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2000年到2012 年，新兴经济体增长很快，发挥了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作用。从目前情况看，未来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可能降低。主要原因包括赶超潜力耗尽；信贷繁荣和大宗商品繁荣结束；金融体系脆弱性；国家治理问题等。未来10年，作为一个整体，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可能降低，西方国家可能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大宗商品；金融危机；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06-0044-07
一、引言
从2000年到2012年的12年中，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达到6.2%，而同期美国年均增长率仅为1.9%（见图1）。高盛公司曾预测，“金砖国家”的快速增长会持续到2050年（威尔逊和普鲁修撒曼，2003）。一种新思维由此而生，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趋同将不可避免。
[图1：美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1970—2012年）]
此前20 年，即从1981年到1999 年，新兴经济体年均增长率仅为3.6%，同期，美国年均增长率为3.4%。此间，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并没有发生经济趋同。
18世纪末，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大多数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接近，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和印度，它们拥有最多的人口（麦迪逊， 2001）。在19 世纪到20 世纪的200年中，有三种力量在发挥作用。第一种力量是良性的，即工业革命，它推动国家治理变革，形成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第二种力量是恶性的，即殖民化，它使一些国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第三种力量也是恶性的，即计划经济，它将前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推入封闭和落后。
未来，如果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国家治理结构，实行相似的经济政策，有着类似的资本和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接近，那么，经济趋同是否会再次出现？
从2000 年到2012 年的12年中，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很快，与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增长十分相似。通常认为，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既不可持续，也不能长久。不过，在世界经济史上，的确存在持续时间很长的经济周期。第一个长周期是信贷周期。克劳迪奥·博里奥（Claudio Borio，2012）估计，信贷周期持续时间约为15年到20年。第二个长周期是大宗商品周期，可能持续30年到40 年（杰克斯，2013）。第三个长周期是投资周期，也叫西蒙·库兹涅茨周期，它可能与信贷周期和大宗商品周期相关。第四个长周期是经济改革周期，它可能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同步（罗斯托，1978）。重大改革往往在危机期间发生，有时需要10年或20年的时间来启动、实施和完成。
不过，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证明这些长周期是否存在，而是要说明，假设这些长周期存在的话，新兴经济体已经接近这四个长周期的拐点。信贷周期、大宗商品周期和投资周期已经由盛而衰。
为什么说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时代可能已经结束？我有以下七点理由：一是历史上最大的信贷繁荣已经由盛而衰，目前极低的利率水平不可持续，货币政策常态化不可避免。二是大宗商品繁荣已经盛极而衰，高价格和低增长抑制了需求，还引发了供给冲击。三是投资周期或者说西蒙·库兹涅茨周期也已经接近拐点。四是新兴经济体的赶超潜力已经减弱，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五是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许多新兴经济体相继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然而，从2000年到2012年的12年间，新兴经济体很少实施新的改革。六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一些新兴经济体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和产业政策优于自由市场和私人产权，他们甚至希望进一步强化政府管制。七是较长时期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得益于发达国家不断开放市场，但很少互利互惠。于是，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倾向于地区性贸易协定，而不是普惠性安排。
下面我将集中分析七个新兴经济体，即“金砖五国”加上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选择“金砖国家”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选择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的主要原因来自德意志银行和摩根士丹利的建议，它们将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南非称为“脆弱五国”（Fragile Five）。从2010年起，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开始放缓。2012年所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均低于2011年，2013年所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均低于2012年（见图2）。
二、最大的信贷繁荣
2000—2008年，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信贷繁荣。2008—2013年，信贷繁荣又因为主要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而延长了5 年。13年之后，即从2013 年5月起，投资者突然抛弃了新兴经济体。在“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出现了经济增长率放缓、经常项目顺差减小等现象。转折点是美国的加息预期，2013年5 月，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逐步减少资产购买计划起，美国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上升135个基点，但由于美联储实际延迟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间，未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还会大幅上升。考虑到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2%，美国10年期国债的平均实际利率为3%，这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未来可能会上升到5%左右。在历史上，20世纪70年代末，美联储进入新一轮加息周期，从1977年到1981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了6.5个百分点（见图3）。
[图3：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970—2012年）]
最近金融市场发出信号，一些新兴经济体可能临近危机。德意志银行和摩根士丹利之所以把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南非称为“脆弱五国”，是因为它们在2013 年5月前后都出现了资本大量流出和本币汇率暴跌。“脆弱五国”的共同特征是都曾经有过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使其长期容忍经常项目逆差。印度和南非出现了巨额的预算赤字，巴西和印度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印度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同时，卢比升值严重影响了印度的出口竞争力。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明显放缓（见表1和图2）。 虽然新兴经济体大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但作用有限。以俄罗斯为例，1998 年俄罗斯耗尽了外汇储备，不得不削减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从而创造出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成为俄罗斯经济复苏的起点（阿斯伦德，2007 年）。相比之下，2008-2009 年俄罗斯中央银行用掉了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资金主要流向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和寡头企业，结果却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达维多娃和索科洛夫，2012）。
外汇储备可以用来做什么？如果新兴经济体用来保卫本币，外汇储备规模可能迅速减少。如果不保卫本币，资本外流有可能加速，外汇储备同样会快速减少。在本币贬值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危险增加。诚然，本币贬值会增加出口竞争力，但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遇到了瓶颈问题，比如，增加出口所需的生产和基础设施明显不足。虽然浮动汇率制度优于其他汇率安排，但它与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一样，不可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
[图4：M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2000—2012年）]
中国可能存在金融泡沫。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衡量，中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都非常高（沃尔特，2012）。2012 年中国广义货币M2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20%，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的M2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0%—80%（见图4）。当然，也需要看到以下事实：中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中国银行业有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保持在较低水平。目前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中国金融泡沫破裂的时间，它也有可能持续多年，使中国政府有时间来调整政策、解决问题。
博里奥（Borio，2012）解释了金融周期的性质。金融周期一般会持续15年到20年。逐渐积聚起来的金融繁荣可能造成政府债务负担增大，最终造成资产价格下跌，迫使政府削减开支，以修补其资产负债表。金融繁荣通常与银行危机和房地产危机相伴随。目前在西方国家艰难走出金融危机的同时，新兴经济体正在走近金融危机，因为它们依靠经济刺激计划克服了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罗伯特·阿利伯（Charles Kindleberger和Robert Aliber，2005）曾经研究了繁荣与萧条的关系。他们提出，是一些事件引发了危机，引发危机事件发生的顺序可能首先是经济快速增长，转化为经济繁荣，然后资产价格上涨，最后资产价格下跌。随着资产价格下跌可能出现金融恐慌，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崩溃。
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思·罗戈夫（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2009）分析了各种危机的冲击程度和持续时间。他们提出，“一般来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冲击程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比如，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幅度平均为35%，平均持续6年时间，股票价格暴跌的平均幅度为56%，平均持续时间为3年半。”金融危机通常包含银行危机，“银行危机的后果是产量下降和就业缩减……产量下降的平均幅度为9%以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生金融危机中，按实际价值计算，“政府债务上升的平均幅度为86%”。
三、大宗商品繁荣
我们以石油价格变化为例，来说明大宗商品周期。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石油价格一直保持低位。从1973年起，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并于1980年达到峰值。1981—1986年石油价格开始下行，1981—2003年一直在低位徘徊。从2003年起，石油价格再次大幅上涨，迅速达到每桶100 到120 美元的高位，并于2008年达到了新的峰值（见图5），仿佛是1981年的情景再现。2003—2008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快速上涨，一直持续到2012年。从2013年起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下行。
与此同时，能源生产已经经历了页岩气、致密油、深海钻探和液化天然气等技术革命，对能源供给的影响远远大于20世纪80年代（费勒格，2013）。据估计，新的非常规天然气储量是全球常规天然气储量的3—5倍。虽然高昂的生产成本仍然是一个问题，但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生产成本将会逐步下降。
图6显示了1970—2012年石油产量与消费量的变化情况，当然，这两者的变化幅度远远小于其价格的变动幅度。1979年国际石油价格翻了一番，此后，全球石油消费量持续减少至1983年。此间，尽管全球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6%，但国际石油价格一直到1993年才回到1979年的峰值。由此判断，未来10年，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处于长期下行的通道。
一些研究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经济学家发现，19世纪60年代以来，共有四个持续了30年到40年的超级长周期。当前的一些数据表明，大宗商品价格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下行周期。
四、投资率
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很快，投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当为30%—35%。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确实有这样较为理想的投资率，相比之下，中国存在过度投资（拉迪，2012）。2000年，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2009年为48%，2012年为47%。2000年中国的投资率还较为健康，从2009年到2012年高投资则存在危险（见图7）。由过度刺激而造成的高增长是无法持续的，过高的投资率也是无法持久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高投资率，中国是否能够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目前还不得而知。
近年来，中国投资占全球的比重一直较高。其他四个新兴经济体的投资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见图7）。巴西、南非、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投资率很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1%，造成其经济发展的多重瓶颈。未来全球利率水平可能上升，一些国家很难再有能力提高其投资率了。
五、赶超型增长减速与中等收入陷阱
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赶超潜力已经耗尽。从1999年到2008年俄罗斯的年均增长率为7%，显然不可持续，巴西也一样。俄罗斯和巴西都是大宗商品繁荣时期的受益者。 追赶潜力耗尽以及对国家治理的忽视可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并考虑。巴里·艾肯格林、朴东炫和康镐炫（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和Kwanho Shin，2011）提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000 美元之后，可能会经历一个经济减速期。不过，他们只进行了统计演算，并没有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
在另一项研究中，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将中等收入定义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1.2万美元至1.6万美元。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更有可能发生经济增长减速（艾拉特，2013）。他们还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了中等收入国家增长减速的原因。比如，不完善的法治、过于庞大的政府支出、不适当的政府管制等都会阻碍经济增长。同时，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也很重要，比如，资本流入总量、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政府债务水平。当然，经济结构更为重要，比如，城镇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当人口从农业转入制造业时，通常伴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库兹涅茨，1958）。
一般而言，人们是这么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可以低价、甚至免费利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政府可以轻易地调动和使用它们，人为拉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增长上限迟早会出现，然后可能出现经济减速。
为了经济长期发展，不能依靠大量使用低成本资源，而是要更集约地利用和开发资源。也就是说，我们迫切需要通过结构改革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六、改革的迫切性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新兴经济体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对拉美国家来说，由于拖欠国内债务和外国债务违约，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对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秘鲁、阿根廷和巴西来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使其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汉克和克鲁斯，2012）。1979年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加重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负担，并且引发了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后来美国通过“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有条件地注销其大笔债务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才开始复苏。再后来，拉美国家抛弃了民粹主义的通货膨胀政策、固定汇率制度和贸易保护主义，选择了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浮动汇率制度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逐步成长为开放型经济，而这一切的起点是民主制度（多恩布施和爱德华兹，1991）。
最具戏剧性的变革发生在苏东。20世纪80年代苏东经济停滞，1989—1991年苏东集团崩溃后，东欧国家快速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一时期，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也在努力推进改革。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遭受破坏，于是，它们采取了比拉美国家更为激进的经济改革。2000—2008年，这些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阿斯伦德，2012）。
与此同时，东亚之虎苏醒。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1991年印度启动改革，打击官僚主义、减少贸易保护主义。1995年土耳其与欧盟建立了关税同盟。对于整个世界而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然而，从2000年起，改革止步不前了（格沃特尼、劳森和霍尔，2013）。在我关注的七大新兴经济体中，2005年之后启动的经济改革明显减少（见图8）。
回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通常的观点是，应当对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实行不同的治理结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2003）分析了寡头社会的产权问题。他将“寡头社会”定义为“政治权力落在经济精英之手的社会”，他认为，在寡头社会中，改革初期的经济增幅很高，然后会快速下降。因为寡头社会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的成本很低，但也会使经济增长长期处在低水平上。寡头社会无法提供公平的竞争条件，限制竞争，寻租盛行。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往往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因为腐败会抵消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民主制度将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因为民主制度可以减少寻租活动，完善法治。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民主是通向繁荣之路。
[图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自由度]
虽然建立民主制度的变革可能发生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但更多是在中等收入阶段以前。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说法，只有在新加坡和一些石油生产国，出现了富裕与专制并存，大多数富裕国家都是民主政治。
不过，民主还不足以产生良好的国家治理。“金砖国家”的不良商业环境问题就十分突出。在“经商便利指数”（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中，这些国家的排名非常低：俄罗斯排在第92位，中国排在96位，巴西排在116位，印度排在134位。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透明国际（2013）在其“腐败感受指数”中对176个国家进行排名，巴西排在第69名，中国排在80名，印度排在94名，俄罗斯排在133名。在“金砖国家”中，为什么经济快速增长与其不良的商业环境并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长期内，商业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的关系；在短期内，这一相关性并不明显（格沃特尼、劳森和霍尔，2013）。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快，“金砖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没有感受到改革的迫切性，也没有进行改革。它们允许国家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盛行，从而将自己锁定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那些进行了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国家都有较好表现，比如，中东欧、智利、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等。
七、国家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
此次全球经济衰退是西方危机，主要是由西方国家错误的金融政策造成。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研究者认为，这次危机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否定，国家资本主义也许更为适宜。这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情况十分相似，当时不结盟运动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优于资本主义。目前，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始将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出路。 在对西方的批评中，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是最直言不讳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他坚持把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欧盟和美国。
普京赞扬俄罗斯的低失业率和实际工资增长，他认为，信贷扩张是俄罗斯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其实，恰恰相反，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庞大而低效的国有企业，它垄断了整个国民经济，既排斥国内私人资本又排斥外国私人企业。高利率则是因为银行贷款由少数国有银行的寡头化所致。这种情况与前苏联末期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前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通过不断地向精英集团让步，执掌国家大权直至1982年去世。在《帝国的崩溃：现代俄罗斯的教训》一书中，俄罗斯前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2007）证明了大宗商品周期是如何影响了苏联领导人。当大宗商品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下跌时，前苏联领导人毫无准备、无法应对，最终造成前苏联解体。
在经济繁荣的岁月里，新兴经济体不必做出改革的抉择。如今，这些国家精英的权力和地位都已牢固，也就不打算改革了。它们拥有庞大的国有部门，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国有企业牢牢掌握着能源、交通和银行业。无论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变动，它们都能够进行廉价融资，并从私人部门得到垄断租金。
巴西和俄罗斯正面临着增长减速。2013年4月以来，普京总统非常关注增长减速问题。然而，他的主要政策结论是进行规模更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其中涉及最腐败的一面，即为了给其基础设施项目筹集资金，他有意动用俄罗斯的国家福利基金。
在当今世界中，自由航运、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都被视为理所当然，其实我们是在“美国强权下的和平”中实现较快增长的。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为全球公共产品付费，而新兴经济体却在“搭便车”。不过，目前有许多迹象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
在《美国制造的世界》一书中，罗伯特·卡根（2012）强调，当前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是选择而成的，并非自然进化的产物。”“我们熟悉的自由市场经济是英国在19 世纪创建的，当英国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衰退时，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就崩溃了……。当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接过维持自由主义秩序的接力棒后，它才站稳脚跟……”。不过，美国和英国这么做主要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它们都从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卡根还说：“在历史上，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只有在一组条件下才有效，即一个拥有在全球称霸的海军并在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大国，这种情况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当时英国海军占尽优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再次出现，那时美国海军独霸天下”。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更像重商主义时代……那时各国政府大量积聚财富，以确保其统治地位，并为陆军和海军拨款，以便与其他国家竞争”。
卡根认为，现在美国军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明显减少了，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或印度海军将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维护公海的航运安全。
2009年以来，“金砖国家”多次召开峰会，要求“金砖国家”及其作用应当得到更大体现，而不是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叶卡捷琳堡的首次峰会呼吁“以法治协调各国行动，实现更加民主和公正的世界秩序”（潘特，2013）。2013年3月，普京提出了“俄罗斯联邦参与金砖国家的理念”。他说：“金砖国家的国际权威主要源于其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在这里，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完全不见踪影。全球经济合作止步不前，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无果而终。美国认为，是印度、巴西和中国造成了多哈谈判失败，为此，美国转而强化双边性和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八、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可能降低
未来，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可能降低。为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经济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可能低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尽管依然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
虽然目前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好于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当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和秘鲁都存在巨额预算赤字，并且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结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如今新兴经济体的通胀率都很低，预算赤字基本可控，并且大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不过，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人们对美国和欧洲也说过同样的话。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曾经经历过与现在相似的情况：全球利率上涨（无论是名义利率还是实际利率）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新兴经济体深受其害。我认为，在短期内，那些存在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大量外债、严重预算赤字、沉重公共债务负担和高通胀率的新兴经济体，更容易发生危机。接下来可能陷入危机的是大宗商品出口大国。相比之下，中国会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但由于中国存在负债过度、银行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等现象，也有可以发生金融危机。
最近美联储推迟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间，给新兴经济体提供了时间，但一些国家的宏观政策并没有改善。从目前情况看，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合理；俄罗斯、巴西、南非和土耳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存在问题。此外，2014年的民主选举可能会给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带来新的变化。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与发达经济体的较快复苏，可能引发大量资金从新兴经济体回流美国市场，就像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元汇率可能持续升值。历史上，正是美国加息和美元升值造成了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应当防止这种情形再次出现。
总之，作为一个整体，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可能降低。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已经走出危机，它们进行了财政整顿和结构改革，经济增长可能提速，虽然仍有可能低于新兴经济体。2000—2012年的经济趋同可能因此而受阻，甚至发生逆转。发达经济体的起点较高，需要新兴经济体有更快的增长速度。目前情况是，美国年均增长率可能为2%—3%，而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可能下滑2个百分点，从现在的年均6.2%下降至4%。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经济趋同可能会停滞10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2年确定的35个发达经济体，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7%（按当前汇率计算），也就是说，新兴经济体必须以1.65倍的增长速度才能赶上发达经济体，否则，西方国家可能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就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趋同已经结束，而是到了一个拐点。如果这种转折发生，它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不过，新兴经济体还有机会通过推进经济改革、完善宏观政策、整顿公共财政、提高治理质量、加快结构调整以迎头赶上。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大宗商品；金融危机；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06-0044-07
一、引言
从2000年到2012年的12年中，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达到6.2%，而同期美国年均增长率仅为1.9%（见图1）。高盛公司曾预测，“金砖国家”的快速增长会持续到2050年（威尔逊和普鲁修撒曼，2003）。一种新思维由此而生，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趋同将不可避免。
[图1：美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1970—2012年）]
此前20 年，即从1981年到1999 年，新兴经济体年均增长率仅为3.6%，同期，美国年均增长率为3.4%。此间，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并没有发生经济趋同。
18世纪末，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大多数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接近，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和印度，它们拥有最多的人口（麦迪逊， 2001）。在19 世纪到20 世纪的200年中，有三种力量在发挥作用。第一种力量是良性的，即工业革命，它推动国家治理变革，形成民主制度和经济繁荣。第二种力量是恶性的，即殖民化，它使一些国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第三种力量也是恶性的，即计划经济，它将前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推入封闭和落后。
未来，如果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国家治理结构，实行相似的经济政策，有着类似的资本和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接近，那么，经济趋同是否会再次出现？
从2000 年到2012 年的12年中，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很快，与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高速增长十分相似。通常认为，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既不可持续，也不能长久。不过，在世界经济史上，的确存在持续时间很长的经济周期。第一个长周期是信贷周期。克劳迪奥·博里奥（Claudio Borio，2012）估计，信贷周期持续时间约为15年到20年。第二个长周期是大宗商品周期，可能持续30年到40 年（杰克斯，2013）。第三个长周期是投资周期，也叫西蒙·库兹涅茨周期，它可能与信贷周期和大宗商品周期相关。第四个长周期是经济改革周期，它可能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同步（罗斯托，1978）。重大改革往往在危机期间发生，有时需要10年或20年的时间来启动、实施和完成。
不过，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证明这些长周期是否存在，而是要说明，假设这些长周期存在的话，新兴经济体已经接近这四个长周期的拐点。信贷周期、大宗商品周期和投资周期已经由盛而衰。
为什么说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时代可能已经结束？我有以下七点理由：一是历史上最大的信贷繁荣已经由盛而衰，目前极低的利率水平不可持续，货币政策常态化不可避免。二是大宗商品繁荣已经盛极而衰，高价格和低增长抑制了需求，还引发了供给冲击。三是投资周期或者说西蒙·库兹涅茨周期也已经接近拐点。四是新兴经济体的赶超潜力已经减弱，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五是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许多新兴经济体相继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然而，从2000年到2012年的12年间，新兴经济体很少实施新的改革。六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一些新兴经济体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们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和产业政策优于自由市场和私人产权，他们甚至希望进一步强化政府管制。七是较长时期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得益于发达国家不断开放市场，但很少互利互惠。于是，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倾向于地区性贸易协定，而不是普惠性安排。
下面我将集中分析七个新兴经济体，即“金砖五国”加上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选择“金砖国家”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选择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的主要原因来自德意志银行和摩根士丹利的建议，它们将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南非称为“脆弱五国”（Fragile Five）。从2010年起，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开始放缓。2012年所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均低于2011年，2013年所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均低于2012年（见图2）。
二、最大的信贷繁荣
2000—2008年，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信贷繁荣。2008—2013年，信贷繁荣又因为主要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而延长了5 年。13年之后，即从2013 年5月起，投资者突然抛弃了新兴经济体。在“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出现了经济增长率放缓、经常项目顺差减小等现象。转折点是美国的加息预期，2013年5 月，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逐步减少资产购买计划起，美国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上升135个基点，但由于美联储实际延迟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间，未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还会大幅上升。考虑到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2%，美国10年期国债的平均实际利率为3%，这样，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未来可能会上升到5%左右。在历史上，20世纪70年代末，美联储进入新一轮加息周期，从1977年到1981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了6.5个百分点（见图3）。
[图3：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970—2012年）]
最近金融市场发出信号，一些新兴经济体可能临近危机。德意志银行和摩根士丹利之所以把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南非称为“脆弱五国”，是因为它们在2013 年5月前后都出现了资本大量流出和本币汇率暴跌。“脆弱五国”的共同特征是都曾经有过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入，使其长期容忍经常项目逆差。印度和南非出现了巨额的预算赤字，巴西和印度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印度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同时，卢比升值严重影响了印度的出口竞争力。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明显放缓（见表1和图2）。 虽然新兴经济体大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但作用有限。以俄罗斯为例，1998 年俄罗斯耗尽了外汇储备，不得不削减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从而创造出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成为俄罗斯经济复苏的起点（阿斯伦德，2007 年）。相比之下，2008-2009 年俄罗斯中央银行用掉了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资金主要流向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和寡头企业，结果却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达维多娃和索科洛夫，2012）。
外汇储备可以用来做什么？如果新兴经济体用来保卫本币，外汇储备规模可能迅速减少。如果不保卫本币，资本外流有可能加速，外汇储备同样会快速减少。在本币贬值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危险增加。诚然，本币贬值会增加出口竞争力，但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遇到了瓶颈问题，比如，增加出口所需的生产和基础设施明显不足。虽然浮动汇率制度优于其他汇率安排，但它与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一样，不可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
[图4：M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2000—2012年）]
中国可能存在金融泡沫。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衡量，中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都非常高（沃尔特，2012）。2012 年中国广义货币M2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20%，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的M2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0%—80%（见图4）。当然，也需要看到以下事实：中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中国银行业有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保持在较低水平。目前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中国金融泡沫破裂的时间，它也有可能持续多年，使中国政府有时间来调整政策、解决问题。
博里奥（Borio，2012）解释了金融周期的性质。金融周期一般会持续15年到20年。逐渐积聚起来的金融繁荣可能造成政府债务负担增大，最终造成资产价格下跌，迫使政府削减开支，以修补其资产负债表。金融繁荣通常与银行危机和房地产危机相伴随。目前在西方国家艰难走出金融危机的同时，新兴经济体正在走近金融危机，因为它们依靠经济刺激计划克服了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罗伯特·阿利伯（Charles Kindleberger和Robert Aliber，2005）曾经研究了繁荣与萧条的关系。他们提出，是一些事件引发了危机，引发危机事件发生的顺序可能首先是经济快速增长，转化为经济繁荣，然后资产价格上涨，最后资产价格下跌。随着资产价格下跌可能出现金融恐慌，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崩溃。
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思·罗戈夫（Carmen Reinhart和Kenneth Rogoff，2009）分析了各种危机的冲击程度和持续时间。他们提出，“一般来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冲击程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比如，房地产价格的下跌幅度平均为35%，平均持续6年时间，股票价格暴跌的平均幅度为56%，平均持续时间为3年半。”金融危机通常包含银行危机，“银行危机的后果是产量下降和就业缩减……产量下降的平均幅度为9%以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生金融危机中，按实际价值计算，“政府债务上升的平均幅度为86%”。
三、大宗商品繁荣
我们以石油价格变化为例，来说明大宗商品周期。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石油价格一直保持低位。从1973年起，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并于1980年达到峰值。1981—1986年石油价格开始下行，1981—2003年一直在低位徘徊。从2003年起，石油价格再次大幅上涨，迅速达到每桶100 到120 美元的高位，并于2008年达到了新的峰值（见图5），仿佛是1981年的情景再现。2003—2008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快速上涨，一直持续到2012年。从2013年起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下行。
与此同时，能源生产已经经历了页岩气、致密油、深海钻探和液化天然气等技术革命，对能源供给的影响远远大于20世纪80年代（费勒格，2013）。据估计，新的非常规天然气储量是全球常规天然气储量的3—5倍。虽然高昂的生产成本仍然是一个问题，但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生产成本将会逐步下降。
图6显示了1970—2012年石油产量与消费量的变化情况，当然，这两者的变化幅度远远小于其价格的变动幅度。1979年国际石油价格翻了一番，此后，全球石油消费量持续减少至1983年。此间，尽管全球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6%，但国际石油价格一直到1993年才回到1979年的峰值。由此判断，未来10年，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处于长期下行的通道。
一些研究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经济学家发现，19世纪60年代以来，共有四个持续了30年到40年的超级长周期。当前的一些数据表明，大宗商品价格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下行周期。
四、投资率
由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很快，投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当为30%—35%。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确实有这样较为理想的投资率，相比之下，中国存在过度投资（拉迪，2012）。2000年，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2009年为48%，2012年为47%。2000年中国的投资率还较为健康，从2009年到2012年高投资则存在危险（见图7）。由过度刺激而造成的高增长是无法持续的，过高的投资率也是无法持久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高投资率，中国是否能够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目前还不得而知。
近年来，中国投资占全球的比重一直较高。其他四个新兴经济体的投资相对较少，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见图7）。巴西、南非、土耳其和俄罗斯的投资率很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1%，造成其经济发展的多重瓶颈。未来全球利率水平可能上升，一些国家很难再有能力提高其投资率了。
五、赶超型增长减速与中等收入陷阱
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赶超潜力已经耗尽。从1999年到2008年俄罗斯的年均增长率为7%，显然不可持续，巴西也一样。俄罗斯和巴西都是大宗商品繁荣时期的受益者。 追赶潜力耗尽以及对国家治理的忽视可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并考虑。巴里·艾肯格林、朴东炫和康镐炫（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和Kwanho Shin，2011）提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000 美元之后，可能会经历一个经济减速期。不过，他们只进行了统计演算，并没有讨论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
在另一项研究中，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将中等收入定义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2005年的购买力平价）1.2万美元至1.6万美元。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更有可能发生经济增长减速（艾拉特，2013）。他们还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了中等收入国家增长减速的原因。比如，不完善的法治、过于庞大的政府支出、不适当的政府管制等都会阻碍经济增长。同时，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也很重要，比如，资本流入总量、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政府债务水平。当然，经济结构更为重要，比如，城镇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当人口从农业转入制造业时，通常伴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库兹涅茨，1958）。
一般而言，人们是这么认识中等收入陷阱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可以低价、甚至免费利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政府可以轻易地调动和使用它们，人为拉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增长上限迟早会出现，然后可能出现经济减速。
为了经济长期发展，不能依靠大量使用低成本资源，而是要更集约地利用和开发资源。也就是说，我们迫切需要通过结构改革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六、改革的迫切性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新兴经济体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对拉美国家来说，由于拖欠国内债务和外国债务违约，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对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秘鲁、阿根廷和巴西来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使其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汉克和克鲁斯，2012）。1979年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加重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负担，并且引发了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后来美国通过“布雷迪计划”（Brady Plan），有条件地注销其大笔债务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才开始复苏。再后来，拉美国家抛弃了民粹主义的通货膨胀政策、固定汇率制度和贸易保护主义，选择了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浮动汇率制度和通货膨胀目标制度，逐步成长为开放型经济，而这一切的起点是民主制度（多恩布施和爱德华兹，1991）。
最具戏剧性的变革发生在苏东。20世纪80年代苏东经济停滞，1989—1991年苏东集团崩溃后，东欧国家快速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一时期，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也在努力推进改革。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遭受破坏，于是，它们采取了比拉美国家更为激进的经济改革。2000—2008年，这些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阿斯伦德，2012）。
与此同时，东亚之虎苏醒。1978年中国开始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1991年印度启动改革，打击官僚主义、减少贸易保护主义。1995年土耳其与欧盟建立了关税同盟。对于整个世界而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然而，从2000年起，改革止步不前了（格沃特尼、劳森和霍尔，2013）。在我关注的七大新兴经济体中，2005年之后启动的经济改革明显减少（见图8）。
回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通常的观点是，应当对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实行不同的治理结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2003）分析了寡头社会的产权问题。他将“寡头社会”定义为“政治权力落在经济精英之手的社会”，他认为，在寡头社会中，改革初期的经济增幅很高，然后会快速下降。因为寡头社会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的成本很低，但也会使经济增长长期处在低水平上。寡头社会无法提供公平的竞争条件，限制竞争，寻租盛行。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往往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因为腐败会抵消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民主制度将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因为民主制度可以减少寻租活动，完善法治。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民主是通向繁荣之路。
[图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自由度]
虽然建立民主制度的变革可能发生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但更多是在中等收入阶段以前。根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说法，只有在新加坡和一些石油生产国，出现了富裕与专制并存，大多数富裕国家都是民主政治。
不过，民主还不足以产生良好的国家治理。“金砖国家”的不良商业环境问题就十分突出。在“经商便利指数”（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中，这些国家的排名非常低：俄罗斯排在第92位，中国排在96位，巴西排在116位，印度排在134位。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透明国际（2013）在其“腐败感受指数”中对176个国家进行排名，巴西排在第69名，中国排在80名，印度排在94名，俄罗斯排在133名。在“金砖国家”中，为什么经济快速增长与其不良的商业环境并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长期内，商业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的关系；在短期内，这一相关性并不明显（格沃特尼、劳森和霍尔，2013）。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快，“金砖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没有感受到改革的迫切性，也没有进行改革。它们允许国家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盛行，从而将自己锁定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那些进行了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国家都有较好表现，比如，中东欧、智利、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等。
七、国家资本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
此次全球经济衰退是西方危机，主要是由西方国家错误的金融政策造成。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研究者认为，这次危机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否定，国家资本主义也许更为适宜。这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情况十分相似，当时不结盟运动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优于资本主义。目前，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始将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出路。 在对西方的批评中，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是最直言不讳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他坚持把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欧盟和美国。
普京赞扬俄罗斯的低失业率和实际工资增长，他认为，信贷扩张是俄罗斯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其实，恰恰相反，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庞大而低效的国有企业，它垄断了整个国民经济，既排斥国内私人资本又排斥外国私人企业。高利率则是因为银行贷款由少数国有银行的寡头化所致。这种情况与前苏联末期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前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通过不断地向精英集团让步，执掌国家大权直至1982年去世。在《帝国的崩溃：现代俄罗斯的教训》一书中，俄罗斯前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2007）证明了大宗商品周期是如何影响了苏联领导人。当大宗商品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下跌时，前苏联领导人毫无准备、无法应对，最终造成前苏联解体。
在经济繁荣的岁月里，新兴经济体不必做出改革的抉择。如今，这些国家精英的权力和地位都已牢固，也就不打算改革了。它们拥有庞大的国有部门，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国有企业牢牢掌握着能源、交通和银行业。无论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变动，它们都能够进行廉价融资，并从私人部门得到垄断租金。
巴西和俄罗斯正面临着增长减速。2013年4月以来，普京总统非常关注增长减速问题。然而，他的主要政策结论是进行规模更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其中涉及最腐败的一面，即为了给其基础设施项目筹集资金，他有意动用俄罗斯的国家福利基金。
在当今世界中，自由航运、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都被视为理所当然，其实我们是在“美国强权下的和平”中实现较快增长的。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为全球公共产品付费，而新兴经济体却在“搭便车”。不过，目前有许多迹象表明美国政府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
在《美国制造的世界》一书中，罗伯特·卡根（2012）强调，当前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是选择而成的，并非自然进化的产物。”“我们熟悉的自由市场经济是英国在19 世纪创建的，当英国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衰退时，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就崩溃了……。当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接过维持自由主义秩序的接力棒后，它才站稳脚跟……”。不过，美国和英国这么做主要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它们都从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卡根还说：“在历史上，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只有在一组条件下才有效，即一个拥有在全球称霸的海军并在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大国，这种情况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当时英国海军占尽优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再次出现，那时美国海军独霸天下”。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更像重商主义时代……那时各国政府大量积聚财富，以确保其统治地位，并为陆军和海军拨款，以便与其他国家竞争”。
卡根认为，现在美国军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明显减少了，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或印度海军将自觉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维护公海的航运安全。
2009年以来，“金砖国家”多次召开峰会，要求“金砖国家”及其作用应当得到更大体现，而不是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叶卡捷琳堡的首次峰会呼吁“以法治协调各国行动，实现更加民主和公正的世界秩序”（潘特，2013）。2013年3月，普京提出了“俄罗斯联邦参与金砖国家的理念”。他说：“金砖国家的国际权威主要源于其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在这里，自由和民主的理念完全不见踪影。全球经济合作止步不前，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无果而终。美国认为，是印度、巴西和中国造成了多哈谈判失败，为此，美国转而强化双边性和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及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八、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可能降低
未来，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可能降低。为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经济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可能低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尽管依然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
虽然目前新兴经济体的情况好于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当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和秘鲁都存在巨额预算赤字，并且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结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如今新兴经济体的通胀率都很低，预算赤字基本可控，并且大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不过，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人们对美国和欧洲也说过同样的话。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曾经经历过与现在相似的情况：全球利率上涨（无论是名义利率还是实际利率）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新兴经济体深受其害。我认为，在短期内，那些存在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大量外债、严重预算赤字、沉重公共债务负担和高通胀率的新兴经济体，更容易发生危机。接下来可能陷入危机的是大宗商品出口大国。相比之下，中国会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但由于中国存在负债过度、银行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等现象，也有可以发生金融危机。
最近美联储推迟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时间，给新兴经济体提供了时间，但一些国家的宏观政策并没有改善。从目前情况看，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合理；俄罗斯、巴西、南非和土耳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存在问题。此外，2014年的民主选举可能会给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带来新的变化。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与发达经济体的较快复苏，可能引发大量资金从新兴经济体回流美国市场，就像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元汇率可能持续升值。历史上，正是美国加息和美元升值造成了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应当防止这种情形再次出现。
总之，作为一个整体，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可能降低。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已经走出危机，它们进行了财政整顿和结构改革，经济增长可能提速，虽然仍有可能低于新兴经济体。2000—2012年的经济趋同可能因此而受阻，甚至发生逆转。发达经济体的起点较高，需要新兴经济体有更快的增长速度。目前情况是，美国年均增长率可能为2%—3%，而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可能下滑2个百分点，从现在的年均6.2%下降至4%。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经济趋同可能会停滞10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2年确定的35个发达经济体，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7%（按当前汇率计算），也就是说，新兴经济体必须以1.65倍的增长速度才能赶上发达经济体，否则，西方国家可能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就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趋同已经结束，而是到了一个拐点。如果这种转折发生，它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不过，新兴经济体还有机会通过推进经济改革、完善宏观政策、整顿公共财政、提高治理质量、加快结构调整以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