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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晋时期是中国书法的变革期，出现了诸多领袖书坛的大家，引导了两晋书法的潮流。其间佛道两教手写经文的传播，推动了写经书法的发展，写经书法以其祥和端正、朴拙自然的风格展现了中国书法的另一独特风格。
关键词：两晋写经;隶楷转化;书法特征;写经史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出现了手写佛经，其书法亦称为“写经体”。写经是佛教徒弘扬佛法，表达虔诚的重要方式。做为中国佛教兴盛时期的两晋，在官方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的佛经译传工作，期间众多佛经被抄写传颂。与佛教相比，道教属于本土宗教，其思想对书法的影响更为直接，除了道教典籍的抄录外，道教各种符箓的书写体现了修道者另外的一种追求。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变革时期，社会各阶层热衷于书法，涌现了索靖、卫恒、羲献父子等书法大家，引导了两晋书法的潮流。书法的热潮同时推动了佛道经文的抄录与传播，这些写经不仅仅为信徒传播了教经法义，也体现了中国书法另一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两晋写经书法的形成与特征
梵文佛经自汉明帝前后传入中国，至西晋时期，佛经的翻译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立了官方组织的佛经译场。其中鸠摩罗什在长安组织的官方译场集中了800余名高僧进行佛经的译注。之后，各种主要经论被译注出来，在两晋时期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经译高潮。佛门高僧、信徒仕子抄录了这些佛经，并予以传颂。为了使佛教的经义更广泛的传播，这个时候产生了新的职业——经生，来专门抄录经文。无论是信徒们抄录的经书，还是经生们作为谋生手段而抄录的经书，都视之以为功德，抄写的字迹工整美观，呈现给人一种自然安详、心中有佛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佛家写经体。而道家思想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中，亦以其无为淡泊、自然纯真的境界延展了书写者的思维，创新了书法的艺术表现形式。
魏晋时期，日常所用的正书体已由略带波磔的隶书向钩划明显的楷书过渡。此时的正书，无论点划、横划还是捺笔仍含有隶书蚕头燕尾的韵味，显得扁平而厚重，但更多的笔划，出现了楷书所特有的钩和撇。及至东晋，各类写经基本完成了向楷书的转化，与后世的楷書基本无异。写经人在书写中，为了提高抄经的效率，在避免草率用笔的同时，多采用尖峰起笔，收笔不做回锋，大大提高了抄录的速度。写经书法通常字迹规整有序，纵横有法，给人以虔诚恭敬的感觉。
二、两晋时期的佛教写经
佛教崇尚“四大皆空”，其思想理念不但对晋人的书学思想产生了影响，也直接影响了写经书法的发展。西晋元康元年所录《诸佛要集录》，被誉为“佛经至宝”，现其残片存于旅顺博物馆，距今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为目前已知最早的有纪年的汉文佛经，该经章法严谨，书写清晰整洁、点画匀称，行气灵活而不死板。观其字法，字的重心向左上偏斜，横划左细右粗，结构险峻。如“大”、“士”等字，横划尖峰入笔，先抑后扬，收笔仅略做顿按;“德”、“慧”等字于转折处依势而为，随意自然;捺划右轻左重，彰显燕尾之势。此外，如“豫”、“是”字等，紧密有致，由左向右规则展开，右半隶意仍存。
《道行般若经》为最早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经典，公元五世纪东晋帛氏注本《道行般若经》是手写佛经的精妙之作。经文通篇圆润华美，书写自然流畅。其横画舒展平直，呈燕尾状;左撇多作短撇，出笔急促，如“不”、“何”、“见”等字;竖笔线条短粗并向内弯曲取势，右边点画及捺笔多波磔挑出，隶书的痕迹还是较为明显的。再如西晋《法华经残卷》，是楷隶承转的象征性作品。书写者将经文的实用性和书法的艺术性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整幅作品虽是楷书，但书写迅捷，隐含行书笔意，体现了书者的主要目的是抄写经文。起笔无回锋，收笔多顿按，撇划轻盈，捺划沉稳，其竖钩之笔，皆长垂出锋。
三、两晋时期的道教写经
在佛教传承的同时，两晋时期道教也拥有众多的信徒。晋时多有抄写收藏道教经典的风尚，名家所书道教典籍更为引人注目。史学家陈寅恪在文章中谈到：“东西晋南北朝，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道家思想与书法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书写者精神层面的影响也是十分大的。写经者除了抄录道家经书外，道教的各种符箓也常常作为典籍的附录而出现。王羲之在《白云先生书诀》中述及：“天台紫真谓予曰：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可见他的书法亦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给予了写经书法一种自然真率、无为淡泊的思想境界。
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太上玄元道德经》，为西晋武帝泰始六年的写经。其布局行列整齐，书写自然朴实。横划皆尖峰起笔，顿按收笔，平直无华。撇划轻捷，捺划顿挫，与楷隶的撇捺均有区别，可以认为是处于隶楷变形期的作品。当时的道教著名人物杨羲，既是道教典籍《上清经》早期的制作者，也是书法家，他所抄录的《上清真经》为隶书版本。此外诸多书法名家也抄录了不同的道家典籍，如王羲之书写的《黄庭经》和《道德经》，至今仍为流传。
道教在写经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使用色彩，这与道家炼丹及五行的色彩有关。如《八素真经》，被称为太上隐书，采用八色彩笔书写，为致真之法，即字体有八种颜色。又如《五老宝经》字体为青绿色，凡此种种，皆说明了道家特有的写经特色。
如上述佛道写经书迹，我们可以看到两晋写经书法的共性为：书写速度迅捷，线条遒劲有力;在笔法上，横画露锋起笔，无回锋动作，落笔后顺势而就，收笔利落，多为顿按。字型往往左松右紧，略显右倾，这种失平关系的结字正是西晋书法隶楷转化的过程产物。两晋时期写经书法的楷隶相间特征，对书法由隶书向楷、行转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后世书法艺术及写经体的发展产生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涵薇.南朝写经与楷书[J].美术观察，2011年第2期：102-107页.
[2]马国俊.敦煌遗书民间书法特征研究[J].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32-35页.
[3]紫溪.由魏晋南北朝的写经看当时的书法[J].文物，1963年第5期：28-34页.
关键词：两晋写经;隶楷转化;书法特征;写经史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出现了手写佛经，其书法亦称为“写经体”。写经是佛教徒弘扬佛法，表达虔诚的重要方式。做为中国佛教兴盛时期的两晋，在官方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的佛经译传工作，期间众多佛经被抄写传颂。与佛教相比，道教属于本土宗教，其思想对书法的影响更为直接，除了道教典籍的抄录外，道教各种符箓的书写体现了修道者另外的一种追求。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变革时期，社会各阶层热衷于书法，涌现了索靖、卫恒、羲献父子等书法大家，引导了两晋书法的潮流。书法的热潮同时推动了佛道经文的抄录与传播，这些写经不仅仅为信徒传播了教经法义，也体现了中国书法另一独特的审美价值。
一、两晋写经书法的形成与特征
梵文佛经自汉明帝前后传入中国，至西晋时期，佛经的翻译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成立了官方组织的佛经译场。其中鸠摩罗什在长安组织的官方译场集中了800余名高僧进行佛经的译注。之后，各种主要经论被译注出来，在两晋时期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经译高潮。佛门高僧、信徒仕子抄录了这些佛经，并予以传颂。为了使佛教的经义更广泛的传播，这个时候产生了新的职业——经生，来专门抄录经文。无论是信徒们抄录的经书，还是经生们作为谋生手段而抄录的经书，都视之以为功德，抄写的字迹工整美观，呈现给人一种自然安详、心中有佛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佛家写经体。而道家思想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中，亦以其无为淡泊、自然纯真的境界延展了书写者的思维，创新了书法的艺术表现形式。
魏晋时期，日常所用的正书体已由略带波磔的隶书向钩划明显的楷书过渡。此时的正书，无论点划、横划还是捺笔仍含有隶书蚕头燕尾的韵味，显得扁平而厚重，但更多的笔划，出现了楷书所特有的钩和撇。及至东晋，各类写经基本完成了向楷书的转化，与后世的楷書基本无异。写经人在书写中，为了提高抄经的效率，在避免草率用笔的同时，多采用尖峰起笔，收笔不做回锋，大大提高了抄录的速度。写经书法通常字迹规整有序，纵横有法，给人以虔诚恭敬的感觉。
二、两晋时期的佛教写经
佛教崇尚“四大皆空”，其思想理念不但对晋人的书学思想产生了影响，也直接影响了写经书法的发展。西晋元康元年所录《诸佛要集录》，被誉为“佛经至宝”，现其残片存于旅顺博物馆，距今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为目前已知最早的有纪年的汉文佛经，该经章法严谨，书写清晰整洁、点画匀称，行气灵活而不死板。观其字法，字的重心向左上偏斜，横划左细右粗，结构险峻。如“大”、“士”等字，横划尖峰入笔，先抑后扬，收笔仅略做顿按;“德”、“慧”等字于转折处依势而为，随意自然;捺划右轻左重，彰显燕尾之势。此外，如“豫”、“是”字等，紧密有致，由左向右规则展开，右半隶意仍存。
《道行般若经》为最早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经典，公元五世纪东晋帛氏注本《道行般若经》是手写佛经的精妙之作。经文通篇圆润华美，书写自然流畅。其横画舒展平直，呈燕尾状;左撇多作短撇，出笔急促，如“不”、“何”、“见”等字;竖笔线条短粗并向内弯曲取势，右边点画及捺笔多波磔挑出，隶书的痕迹还是较为明显的。再如西晋《法华经残卷》，是楷隶承转的象征性作品。书写者将经文的实用性和书法的艺术性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整幅作品虽是楷书，但书写迅捷，隐含行书笔意，体现了书者的主要目的是抄写经文。起笔无回锋，收笔多顿按，撇划轻盈，捺划沉稳，其竖钩之笔，皆长垂出锋。
三、两晋时期的道教写经
在佛教传承的同时，两晋时期道教也拥有众多的信徒。晋时多有抄写收藏道教经典的风尚，名家所书道教典籍更为引人注目。史学家陈寅恪在文章中谈到：“东西晋南北朝，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道家思想与书法的关系十分密切，对书写者精神层面的影响也是十分大的。写经者除了抄录道家经书外，道教的各种符箓也常常作为典籍的附录而出现。王羲之在《白云先生书诀》中述及：“天台紫真谓予曰：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可见他的书法亦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给予了写经书法一种自然真率、无为淡泊的思想境界。
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太上玄元道德经》，为西晋武帝泰始六年的写经。其布局行列整齐，书写自然朴实。横划皆尖峰起笔，顿按收笔，平直无华。撇划轻捷，捺划顿挫，与楷隶的撇捺均有区别，可以认为是处于隶楷变形期的作品。当时的道教著名人物杨羲，既是道教典籍《上清经》早期的制作者，也是书法家，他所抄录的《上清真经》为隶书版本。此外诸多书法名家也抄录了不同的道家典籍，如王羲之书写的《黄庭经》和《道德经》，至今仍为流传。
道教在写经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使用色彩，这与道家炼丹及五行的色彩有关。如《八素真经》，被称为太上隐书，采用八色彩笔书写，为致真之法，即字体有八种颜色。又如《五老宝经》字体为青绿色，凡此种种，皆说明了道家特有的写经特色。
如上述佛道写经书迹，我们可以看到两晋写经书法的共性为：书写速度迅捷，线条遒劲有力;在笔法上，横画露锋起笔，无回锋动作，落笔后顺势而就，收笔利落，多为顿按。字型往往左松右紧，略显右倾，这种失平关系的结字正是西晋书法隶楷转化的过程产物。两晋时期写经书法的楷隶相间特征，对书法由隶书向楷、行转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后世书法艺术及写经体的发展产生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涵薇.南朝写经与楷书[J].美术观察，2011年第2期：102-107页.
[2]马国俊.敦煌遗书民间书法特征研究[J].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32-35页.
[3]紫溪.由魏晋南北朝的写经看当时的书法[J].文物，1963年第5期：28-34页.